《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冯天瑜，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摘要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字、词是语言自由运用的最基本单位，人们在语言实践中致力字、词的知识考古，在古与今、中与外的意义世界寻觅异同、探究因革，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这恰与当下流行的概念史研究、词与物研究相贯通。这门兴味无穷的学问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故可命名“历史文化语义学”，它脱胎于中华历史悠久的训诂学，是从训诂这一劲拔的老干上生发出的生气盎然的新枝。

　　关键词

　　名；字词；道；文化；语义学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文化的创造物，却非先天具有，需要通过后天习得。可略举例证：自幼被野兽带走，脱离社会的“狼孩”“豹孩”没有语言能力；明成祖朱棣夺取侄儿建文帝皇位后，把建文帝的两岁儿子朱文圭禁锢后宫，不许与人沟通，55年后，明英宗方将其释放，完全脱离人群生活的57岁的朱文圭不会讲话，没有社会意识。于此可见，语言问题（尤其是语义问题）主要不能求解于体质人类学，而须追究于文化人类学。

　　语言与思维二者之间互相依存。语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必要条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具有思维能力、组成社会的人，又可以同时兼称为“社会动物”“语言动物”和“符号动物”。在人类文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三个要素，三者当中，词汇的意义（语义）尤其具有历史运动性和延展性。对语义的考究，传统中国称之“训诂”，今日可命名“历史文化语义学”。

　　一、词语昭示意义世界

　　荀子曾对无机物与有机物加以区别，进而陈列有机物内部的植物、动物与人类的分野：“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尊为“天下贵”的人类，何以能够做到“有知且有义”呢？有论者将其归因于人具有感知能力，这样的看法仅仅只是揭示了人的动物性特征，尚不足以概括人类的优势。有的动物尽管感知力超强，但它们并不知“义”，没有上升到理性高度，原因在于其缺乏思维力，生命活动限定在本能阶段。唯有人类，在感知能力基础上升华出“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2］（P24）。惟因如此，人类才能赢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自觉意识。

　　人类何以能够进行思维，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呢？其原因在于，唯有人类才形成了具有概括力和普适性的概念。爱因斯坦曾指出：“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3］（P409）通过运用概念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实现人际间的理性沟通，并进而组成社会，创造文明。然而概念并非只是悬浮于空际，还须通过命名（或曰词化）以进入语用实践当中，并最终达成思维。在这一意义上，人类之所以区别并超越动物，乃在于人类掌握了“名”，成为“语言动物”。

　　作为概念物化和思维工具的词（即“名”），是语言中能够昭示文化意义和自由运作的最小单位。《左传·桓公二年》中有“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的说法，《国语·晋语四》中也说“正名育类”。只有有了词（“名”）的创制之后，人才能够进入意义世界，并由此对实在的万物进行意义上的归类。

　　俗语云“一词一世界”，通过字、词这一语言的窗口，可以透见背后的意义层面，并由此进入“文化史”之广袤天地。

　　二、考词作史的文化史研究理路

　　中国传统学术历来重视“名”（字词为其具象）的研究，此即所谓“循名而责实”。近代以来将字（词）义的考辨明确导入文化史研究的，则是梁启超、陈寅恪二先生。梁启超指出，开展国学研究主要有两条大路：其一为文献的学问，即通过运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对国学进行研究；其二则是德性的学问，即通过使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进行研究。前者便是民国时期兴盛一时的“整理国故”，而从国故学研究而言，古典的“一字句都有极可宝贵的史料”，须从汉字辨析入手。梁启超1923年在东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

　　我们的单音文字，每一个都含有许多学问意味在里头。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新说文解字》，可以当作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4］（P19）

　　陈寅恪所指示的方法也与此类似。1936年2月21日，沈兼士写成《“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后寄示陈寅恪。陈先生阅毕，于1936年4月18日致函沈氏说：

　　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5］（P60）

　　从内容上看，沈氏所作之文并没有满足于“鬼”字的流行义，而是一路向上追溯其原义，从考察概念的“起源”入手，沿着“鬼”字的甲骨文一路向下，追寻其在中国文化典籍中语义的演变，以求得“本质上”的理解。他的这一研究思路表明，只有探讨字（词）义的起源与发展，才能避免望文生义、浅尝辄止等情形，从中窥见某一领域的文化史真相。与之类似，前于沈氏的乾嘉考据学家，如阎若璩、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阮元等，也多有相似撰著，以“求字”之理路，探讨文化史之实。而至近代以后，类似为学路径已不多见，因此陈寅恪予以特别提倡。后来钱钟书撰写《管锥编》，运用古今中西法，对中国古典进行缜密考疏，也都是由一字之义的考索，以透见文化史奥处，进而树立诠释学法式［6］。

　　用于表达概念的词（字），不但是语言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微观世界，同时也是文献、文化的缩影［7］（P12）。笔者曾先后撰写《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等著，遵循“解释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理路，通过释字、解词、析句等不同方式，考辨字词在古今中外语际间旅行过程中意义演进的历史脉络，以此迎接“文化史研究读词时代”的降临。相较于传统训诂之学，考索之对象多为近代以降生成的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其语义变迁的历史文化语境则多涉及古今中外的多维场域。

　　由关键概念辨析切入以探讨文化史演变的奥义，为中外学人研究之共同路径。20世纪初，为纪念新世纪到来，多国学者联手编纂26卷本《社会科学行动科学国际百科辞典》，每个词条释文在5000个英文单词左右［8］（P16-17）。此一宏巨成果，昭显出现代学科中词语、概念研究的蓬勃之势。从汉字文化圈的情形来看，这样的研究同样方兴未艾。以笔者的《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而言，“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勉为选取30个关键词（多为原起古典，历经演绎，至明清之际以及清民之际在中外文化接触中逐渐生成、演变、定格的近代新名），按照这些关键词生成机制的不同，将他们主要分为古典引申、新名创制、语义假借、侨词来归、借形赋意、名实错位等六类，追索词语的来路与去向，以揭示近代以降中国文化演变的历史脉络及其主要内涵。

　　由考析概念之语义变迁而探讨文化史之进路，不仅为史家所识，亦为科学研究者所体悟。物理学家杨振宁认为，只有当我们反复学习前人研究的各种思想和概念，并且将这些思想融会贯通之后，才能够看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9］（P320）。由此而言，每一概念所指示现代意义的准确内涵，须通过对其生成、演变、定格的历史过程予以认知，方能真实地把握。在此背景下，汉字文化在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坚韧、稳定的主体性，涵泳万方、宏达开放的包容性，以及行健不息的生命力，也或许可以让研究者在此过程中洞若观火。

　　三、训诂学传统与历史文化语义学之展开

　　现代西方概念史研究自成一路，蓬勃发展。吾友祖慰兄曾叙述其大致情形，指出自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语言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起点和基础。英、德、法史学界受此启迪，将语言中的“概念”视为历史积淀的重要载体。史学家通过对语言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主导概念”和“基本概念”展开分析，揭示历史变迁，诞生了从概念史入手的新史学［10］（P54-57）。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1966年）中亦曾指出，“语言”不再是直接与所命名之物相似，而是通过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而成为启示的场所，从而使自身包含在真理既被宣明又被表达的空间当中，语言与世界二者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类推关系。这些在西学哲学、史学研究中影响广泛的观点，对当代汉语学界同样颇有影响，有人认为当下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完全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在笔者看来，我们正在拓殖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固然获得了西学的启迪，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训诂学的影响。从训诂学到历史文化语义学，其内在理路一脉相承。

　　祖慰兄曾经询问：您是否因西学的启迪方走进概念史研究？我略加反顾后答道：鄙人步入历史文化语义学领城，并非自阅览西书始，较早并主要是受到传统的考据学—训诂学引导，中青年即形成考辨概念的习惯，至晚近才开始涉猎“语言学转向”的前卫论著（如《词与物》）。在此一为学之路上，中西学术的影响很自然地融为一体。

　　语言所具有的意义的形成和演化，通过概念的词化而最终得以实现。考析词语意义及其演变的学问，通常被称为“语义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则被称为“训诂学”，又或是称之为“训故”或者“故训”［11］。章黄学派代表学者之一黄侃即曾指出：“盖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意即“训诂”就是“解释”。诠释学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不宜简单认作舶来品。从汉迄清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学术的主干之一是经学，而经学以小学（主要内容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等）为羽翼，尤其是与训诂学互相应援。这种治学方式兴起于汉，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至清代以后大盛，对汉字文化圈诸国的学术都影响匪浅。中国确乎是诠释学的祖国之一。吾少时即从先父庭训中略知许慎《说文解字》的释字方法，又翻阅《匡谬正俗》《说文解字注》《癸巳类稿》等训诂学著作，养成了凡是遇到重要字词就不禁要对其考证一番的习惯。在几十年治学过程中，尤服膺清代学者戴震的名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之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2］（P57）戴震的“求道”之路从识字开始，而“识字”须以“六书”观照，进而求得形上之义。在同文中，戴震又将文字的训诂与经籍的诠释二者贯通一气，认为学者唯有对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等展开详细考辨，才能做到“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此外，他还曾引述桐城派学者叶书山的说法，告诫学者应防止不良的为学倾向：“学者莫病于株守旧闻，而不复能造新意；莫病于好立异说，不深求之语言之间以至其精微之所存。”［12］（P60）在他看来，只有从语文训诂入手，方可“通道”，探寻精微之所存。

　　受先哲教言启发，笔者从1980年代开始先后撰写《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等书，对“中华”“文明”“文化”“民主”“共和”“自由”“经济”“元典”“封建”等概念之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等情形加以详细探究。后受邀赴日本讲学，结识了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中岛敏夫、沟口雄三、柳父章、加加美光行、荒川清秀、铃木贞美等贤达，此外又与史有为、孙江、黄兴涛、方维规等学者论学交游，浏览日本出版的几十种以一个词著称成一本书的“口袋书”，从中领悟了概念史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汉字文化重要概念的实证考析当中，先后撰写了《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等著作，关注核心概念在中、西、日间的互动、迁徙情形，同时致力于核心术语和关键概念的纠谬返正。

　　四、借词辨析与新语生成的历史文化语义学考察

　　近代以降，从训诂走向历史文化语义学，面临最突出的新形势之一是“借词”的巨量涌现。借词作为语言发展的重要形式，在中外语言演变过程中概莫例外。从汉语演变的历史来看，其间曾经历几次较为剧烈的变化，其中之一是晋唐以下汉语系统大量借用来自南亚的佛教语汇，而自近代以降，欧美日本语汇大量输入，其规模及影响之深巨更是空前。修辞学家陈望道将语言分为“内发语”和“外来语”，从生成路径来看，前者为本民族语言内部的创造，后者则是从外路输入，而伴随其间的是新知识、新事物、新势力的输入［13］（P146）。汉语作为一种开放的语言系统，在几千年发展演变过程中，既不乏对外输送词语的情形，同时又存在广为采借外来语的现象，即所谓的“借词”。历史文化语义学重在讨论词义演化，因而所涉“借词”也多为意译词。

　　“借词”是语言作跨文化旅行的表现。借词以新名的形式进入借方词汇和文化当中，通过增加借入方的词汇数量，丰富其表现力。“借词”的出现，常常通过翻译的形式而得以实现，究其实质，乃是以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一思想，其立足点是不同文化之间概念的普世性和通约性。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再现被译文本的思想，而不是为了重演原文的语音，因此“借词”除了音译（如德律风、盘尼西林、阿司匹林、沙发、苏维埃、英格兰等）之外，更多时候都采用意译的方式。德国汉学家李博曾将汉语借用外来概念的方式归纳为四种：第一种为音位借用，第二种为借助汉语语素来表述外来词，第三种为前二种方式的混用，第四种为字形借用。而常用的是第二和第四种方式［14］（P4-5）。本文所说的“借词”，也大多出此二法。

　　汉语系统借词于域外世界，与中外文化交通史同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凿空”西域的汉唐时期，主要是从中亚、西亚诸国借词，其间产生的新语大多属于形而下的器物名称，如葡萄、胡萝卜、核桃、苜蓿、胡瓜、胡琴、石榴、唢呐、琵琶等。第二个阶段则是两汉以降佛教进入中国的数百年间，期间出于翻译佛典的需要，用于表述佛学思想的汉字佛词大量涌现。例如，丁福保1921年编《佛学大辞典》，总共收词三万条；日本学者望月信亨编《佛教大辞典》，收录佛教相关的名相达到三万五千余语。其中大多数都属于形而上的名目，如当下仍然在中国语文中普遍使用的现在、世界、真谛、觉悟、因果等语汇，都是出自于佛典。佛典当中出现的仅用于表述“短时间”的梵语汉字译名，迄今仍为人们所习用的就有弹指、须臾、瞬间、刹那等。此外还有像当头棒喝、天女散花、借花献佛等成语，也都是最早出现在佛教典籍而沿用至今。第三个阶段是从近代以降的中国学术现代化时期，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外士人借助于汉字将数量丰富的西学术语和概念“词化”，创制了大量的汉字新名。对于此一现象，语言学家王力曾指出：“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15］（P525）虽然都属于新语创制，近代以降西学术语的数量要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一汉字新语大量出现的情形，也为我们由考辨词语的源流探讨历史文化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思想内容。

　　自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输入西学，至晚清来华传教士带来西方近代科学、文化，随着西学东渐的渐次展开，以表达新思想、新观念为旨归的“借词”规模渐增，其来路复杂，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各呈现不同情状：其一，明末清初，由利玛窦、艾儒略等入华耶稣会士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士人合作译制的新名。其二，清代中叶，由入华的新教传教士翻译和创制，魏源、徐继畬等中国经世派学者所纂集的新名。其三，清代晚期，依托于西学出版机构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翻译、创制的新名，其中如来华传教士艾约瑟、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中国士人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贡献尤大。其四，清末民初，日本译制的汉字新名输入中国。此后则进入主要由国人（如严复等）作为主体的翻译、创制新名阶段，日本所创制的汉字新名虽然逐渐较少入华，但仍继续发挥影响。

　　汉字具有强劲的表意性，不但具有稳定的义位，并且大多数往往是一字多义。相比较而言，意译词能够较大程度地发挥汉字所特有的表意性，并由此昭示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蕴。同时又有音译＋意译的方式，如卡片、啤酒、芭蕾舞、绷带、坦克车、霓虹灯等；有时连音译也取音意兼顾的组合方式，如俱乐部、逻辑、维他命、可口可乐、拖拉机、迷你裙、托福、保龄球、黑客、奔驰等，在表音的同时，也包含了意义的暗示。严复翻译Utopia一词，取汉语“乌托邦”三字，在与之进行对音之外，也有“乌有寄托之乡”的联想，昭示空想主义意蕴。钱玄同1918年3月在《新青年》发文，把“乌托邦”释为“乌有寄托”，也深得严译之旨。

　　通过借词创制新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语言现象。王国维20世纪初评价新学语的借取说：“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16］（P1-5）语言学家陈原也认为，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都不会害怕同别的语言进行接触，也不可避免地会借入自己语言中所没有而出于社会生活发展所需要非有不可的语汇，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向外出借别的语言没有而出于某些需要不得不使用的语汇［17］（P287）。作为一种跨文化现象，借词的产生既包含了跨文化适应，即出借方和借入方二者之间的彼此涵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跨文化传播阻力，甚至相互间发生跨文化错觉或者跨文化曲解［18］（P2，168，226）的情形。以上两种情形，均是历史文化语义学需要探讨的问题。

　　近代以降，与西学东渐的不断推进互为呼应，汉语系统通过借词以创制新语的现象颇为普遍，诸多学科领域的核心概念也往往由西洋或东洋引入，成为表达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指征。对这一轮规模空前的外来语输入，国人的反应表现得颇为矛盾：一种看法认为，其出现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他们看来，西方自近代以后学术先进，中国的发展需仰赖于西方现代思想、技术的推动，因而对于其思想、观念和术语应当大量汲取，惟此才能有望取得进步，从而踏上现代化的快车道。而想要采纳西学思想和现代化经验，就必须要吸收其概念和术语，仿效其语文表述。此即语文的西化合理论。与之相反的看法则认为，中国语文的西化乃是一种背弃祖宗的行为，必须加以反拨。他们主张应当以中国固有的范畴系统，如道器、有无、阴阳、自然、体用、形神之类等，取代沿用百年西学范畴系统，如本质、位置、关系、空间、时间等。这种看法，可以被称之为语文表达的回归国故论。上述两种看法当然都自有道理，体现出基于不同文化发展路径的思考和选择，然而如果只是坚执其中一端，不免失之偏颇。参照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可行的路向和做法是——中外交融，也就是在用外来语文去“格义”本土语文的同时，又以本土语文对外来语文进行“格义”，最终达成内外语文在概念、意义等层面的逐渐涵化，在建设“融会中外”“守先待后”词群的基础上，实现表述日益丰富的新文化、新思想的目的。

　　中外格义的前提，是借入方文化主体要有深厚的底蕴。在这一点上，反是外国学人更有较深体悟，如19世纪以中文译介西学最有成绩者之一的来华传教士丁韪良，总结自己用中文翻译《星轺指掌》《万国公法》的成功经验，就曾明确指出，渊博的中国文化学养是他能够成功翻译的重要原因。他赞叹中国文化说：“除了希伯来人之外，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曾经从古人那儿继承过这么珍贵的遗产。”［19］（P32）自1850-1855年间，丁韪良学习了大量的儒家经典，正是由于对中华元典的谙熟，让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得到巨大提升，为他在翻译过程中实现中西语汇的相互格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五、历史文化语义学视域下日制汉字新语的重新检视

　　谈到“借词”域外以及近代以降中外语文逐渐涵化的情形，就需要对中日语文互动的复杂状况进行深入讨论和辨析。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都以汉字作为其文化表达的媒介，因而其文化发展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切影响。古典时期汉语词汇的流向是中→日，近代前期也仍然是中→日，到了近代后期才开始转为日→中。日本创制的汉字词大量输入中国，主要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清末民初（1896-1919年）。这一时期日本凭借学习西方而步入现代化的快车道，并在与古老中华帝国的较量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在此背景下，打上了日本印记的汉字新名大量产生，并向中国广泛传播。然而其间情形又并非只是简单输入，而是呈现复杂的状态，须作细致辨析。其中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近代中国所用的新名词有“七成”来自日本，如果去除了这些“日源词”，国人便难以说话作文。这一看法长期以来广泛传播，耸动视听，需要我们仔细考量，以辨明真伪。

　　日本创制的汉字新名清末民初大量涌入中国，曾被称为“日本名词”“东人之新名词”“东洋派之新名词”“日语借词”等名［20］（P3-6）。这些日制汉字词及与之相关联的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在输入中国之后，对近代中国影响甚大，形成了所谓“东文入华”的泱泱大势，一时之间引发了国人中国语文行将灭亡的担忧。然而对其在新名中所占的比例，则不能信口言说，而是需要诉诸具体的统计。以学界颇具影响的几种辞典和研究著作为例，至少可以形成以下两点认识：

　　其一，入华日制汉语的规模有限，并非构成古今外来语的主体。刘正埮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外来词万余条，其中日本汉字借词800多个，占一成左右，在近代新名中占比约为二成；岑麒祥所编《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汉语外来词4370条，其中日本汉字借词占比与刘氏等人所编辞典大体相当。陈力卫统计近代新名中日源词所占的比重，得出的结论也大约是在二成左右，其中比例最高的政治、法律、经济等类的日语借词，也只有三成左右［21］（P475，477）。此外还有中国、日本、欧洲等国学者，也都曾就相关词汇作过类似统计，其看法也与上述观点类似。

　　其二，入华日制汉语的影响甚大，是构成现代表达的重要内容，却也并非失之便不能言，且其渊源与古典汉语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两种《汉语外来词词典》以及《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所列800多个“日本借词”略加辨析，便不难发现，其中有将近200个借词事实上为中国文献所固有，另外有差不多500个借词，则是赋予了新义的中国古典词，或是借用的明清时期中国翻译西洋概念所创制的汉字词，而真正属于日本创制的汉字新词则仅有100个左右。又如有学者对《新青年》出现的中日同形字词进行研究，发现在总共2912个词当中，有2165个都有中国古代汉语的出典；此外有179个词有中国古汉语的出典，但同时产生了新义；没有中国古代汉语出典的则有420个［22］（P35）。虽然只是个案研究，却可以从中看出，认为中国近代汉字新名多半来自于日本的说法乃是误识。

　　近乎于夸张的“近代新名多半来自日本”看法之所以会流行一时，甚至迄今仍屡见于学者表述，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数典忘祖。其二，轻忽自身的文化新创。明末清初和清代中叶两个时期出现的汉文西书，曾经一度走在非欧各国的前列，虽然遭国人无视，却因此而让西方汉学家称赞中国是“在近代曾是欧洲之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伟大文明古国”［23］（P67-68）。19世纪中叶中国先进士人以及京师同文馆等译书机构对西学的编纂评介，在同一时期的东亚也堪称先进。这些晚清早期产生于中国的汉文西书，对当时的汉文化圈诸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幕末明治初期日本接受西学，即曾予以大量采借。然而由于制度性的缺陷，明清时期颇受冷落的汉文西书，在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却得到大量翻印，从皇室到武士都竞相阅读。与此相联系，前近代和近代早期在中国涌现的大批学术新名也大多在本国遭到轻忽，却在日本江户、明治时期得到普遍使用，被用于对译西语，形成了新名学科系统，反在清末民初输入中国之后被视作日制新语。清民之际由日本入华的大量汉字新名，如自由、社会、代表、单位、发明、范畴、讲师、标本、规则、传播、数学、教授、博士、物理、解剖等，追根溯源，大多在中国古典中都有其踪迹可寻，在意义上也并非完全割裂，因而不应当以“日源词”视之。

　　近代日本人在译介西学概念时，还曾大量借用汉译佛词，如世界、真理等。其他如以“意识”译consciousness，以“功德”译beneficence，以“自觉”译apperception，以“世界”译cosmos，以“化身”译avatar，等等。如果我们不仅仅只是把汉字视为中国所独有的语言系统的话，这样的新语创制实际上与今日所说的“日源”有着很大不同。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这些出现于日本的汉字新语，仍然处在“汉源”词语发展的脉络之上，其用于翻译西语的词汇为汉字固有词汇，而并非出于创制。这类词语，往往是将古汉语义、梵语义、西语义及日语义等互相综汇融贯，笼统称之为“日源词”并不妥当，称为“古典翻新”或者“侨词来归”更接近词语生成、演变的实态。

　　诸多今日通用的反映近代学科概念的汉字新名，一度曾被误以为是“日源词”，实为明清之际和清中后叶中西士人合作创制的汉字新语。出现这些新名的载籍都是在中国得到刊印，笔者称之为“早期汉文西书”（明清之际成书）与“晚期汉文西书”（清中末叶成书）［24］（P7-168）。将这两批汉字新名称“日源词”，并不恰当。“早期汉文西书”是指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输入的汉文西学著作，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艾儒略《职方外纪》等。这些早期的汉文西学著作，是日本江户幕府时期研习西学、以汉字新名译介西学的主要来源之一。“晚期汉文西书”是指晚清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译出的西学著作，同样也曾被幕末明初日本人广为采借，成为他们翻译西学的重要参考。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译制的汉字新语“公会”、“魁首领”（总统）、“拿破戾翁”（拿破仑）、“国政公会”（简称“国会”）、“华盛顿”、“炊气船”（蒸气机推动的轮船）、“经纬度”、“新闻纸”（报纸）、“新闻”，等等，在幕末明治初年被日本所借取，成为对译西学概念的重要语汇，有的虽被他词取代，但从中可以看到相互间的亲缘关系，有的到了今天仍被使用［25］。同时期或稍后参与《六合丛谈》著译的中外人士有艾约瑟、慕维廉、王韬等，共同译创了许多科技类、法政类汉字新名。根据学者研究，《六合丛谈》中中日都有共同出处的600余个汉字新词当中，属于中国典籍固有而后传入日本的共有200余条，来自于中国早期汉文西书共有60条左右，如纬度、海峡等［26］（P130-160）。佐藤氏根据《六合丛谈》所作的考释，在晚清早期的汉文西书研究中虽然只是个例，却足以证明19世纪中叶来自中国的晚期汉文西书对日本语汇所具有的广泛影响。这些著作，曾是东亚汉文化圈诸国早期输入西学、开启现代智慧的重要参考。而通常被研究者认为的所谓“日源词”，其中有不少就出自于早期汉文西书和晚期汉文西书。

　　入华欧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翻译西书的高潮集中于1860-1895年，此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期间。这一时期，来自中国的汉译西书是日本学人研习西学的重要来源。日本学者对此有详细论述［27］（P3-7，147-149）。日本学者荒川清秀对刘正埮等《汉语外来词词典》的一些误判曾予以驳正。如《汉语外来词词典》认为是日源词的“热带”，经过荒川教授研究，发现其首次出现是在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与中国人合作出版的世界地图上，因此特撰文证明包括“热带”在内的一系列地理类汉字术语均源于中国。他曾撰《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用语为中心》一书考订地理、气象类汉字新名，指出它们大多为早期汉文西书中出现的新名，在幕末时期传入日本。

　　综合来看，上述所论几类汉字词，有的并不是由日本学人创制的“新语”，而是属于“旧词复兴”，或者可以称之为“古典新变”；有的也并不是“日词入华”，而属于“侨词来归”，经历了中日之间的文化环流。这些新名的产地都在中华，而并非是在日本。将其一概视作“日语借词”，并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其间存在着“中国首创”“翻新古典”“回归侨词”等情形，并非只是“日制汉语入华”。恢复中国语文进程的本来面目，是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关注现代汉字新语生成、演变的基础。

　　六、历史文化语义学视域下概念误植的辨析

　　在古今中西视域中推进训诂学及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同时还肩负着另一项任务，即保持汉语语文的纯洁性。由于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往往牵涉文化的时代性进步与民族性因革，因而往往会出现名实错位和误植的情形，由此而出现“误植词”。社会学家陶履恭曾指出：“世人用语……转相沿袭，不假思索，非全失原语之真义，即被以新旨，而非原语之所诂，此必然之势也。”［28］（P1）由此必然会造成语文“谬错”的情形，如我们所知的娃娃鱼、章鱼、鲸鱼等，因生活于水中，而被命名为“鱼”，这是由直观导致的错误命名。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其实这三种动物皆非鱼类，而分别是两栖动物、软体动物、哺乳动物。不同语文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如果译介时不求甚解，便很难避免发生名实之间的错位。例如，20世纪的西方哲学研究在创造和使用概念时，往往会用本民族传统理念去曲解西哲的理论和概念，造成“理性”“实践”“科学”“自由”等概念的误读［29］。拙著《“封建”考论》曾对“封建”做过专门论述［30］。对于同一概念取得一致的认识，即罗素所说的“同意”，是人际间思想交流的必要前提。概念误植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往往超越语言学范围之外，而直达广大的思想文化层面。由此而言，今日作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理应揭示误植词发生偏差的机制，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

　　反观中华文化几千年发展历程，生生不已的汉字文化，既不固守语文民族本位，拒斥外来概念的良法美意；但同时也决不截断文化渊源，任由外邦行使话语霸权，丧失民族文化立场和自信；更不应当自乱阵脚，任由某些关键词误植，遗祸后世。保持词语的规范化、纯洁化、精确化，避免被污染、陷入紊乱和退化，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收揽异域英华，进而确保文化健康发展所急需的一项守望—前行工作。愚意以为，此项工作可致力处至少有二：其一，将词语古典义的追溯与近代义的伸发并重，追索汉字文化的演化轨迹，以此探知新名的由来有自与变异所据；其二，开放门户，博观外来概念与本民族自有概念的联系性和差异性，考究新名在古今演绎、中西涵化过程中的生成机制。

　　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历史文化语义学承担着不可推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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