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1986年5月9日,一位身背“破”吉他、农民般一高一低卷着裤腿儿的年轻人,直楞楞地走上北京首都体育馆的舞台,用似乎“喊哑”了的嗓子吼出《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顿时,全场傻了,被从未听到过的“陌生”与从未领略过的“能量”震撼住了,雷动,欢声! 

　　歌者是当时25岁的崔健,他唱的这首《一无所有》,被看作摇滚乐第一次在中国公开演出的第一首歌曲,标志着中国摇滚时代的开始! 

　　中国内地的摇滚乐伴生于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飞速发展,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的时代变迁,也在许多摇滚音乐作品中得到互动,找到回声,不断关注并表现社会问题、种种关系、内心世界的方方面面。 

　　而摇滚乐在中国也是一种颇受争议的艺术形式,其发展受到自身和外界的一些限制,一直在理解与偏见中寻找自己的方向,试图为自己的成长进行反思和总结,观察家则将它作为一个文化、社会现象而加以解读和研究。 

　　从“一无所有”开始 

　　“自从有了崔健的《一无所有》,中国流行音乐将不再是一无所有。”当年《北京青年报》刊发的一篇乐评如是说。 

　　据一位乐评人回忆,“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个时代终于来了——唱别人的歌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终于有了一首自己的歌,能唱出自己感觉的歌!” 

　　许多人解读出这首中国摇滚开山之作的诸多“划时代意义”。比如,“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声音,它也是开放了的中国青年人观念发生变化的一个具体体现。” 

　　其实,《一无所有》原本只是一首情歌,那时崔健的女朋友就总是笑他“一无所有”。而演出时的装扮更是无意的:尽管他和自己的乐队成员都想穿得不一样,但又都没想好到底穿啥,大家带了一堆衣服,崔健挑了半天没合适的,便随手拿起著名歌手王迪父亲的一件冬天套棉袄的对襟大马褂一披就上场了,他更是完全没注意到自己有一只裤腿是挽着没放下来的…… 

　　不过,《一无所有》石破天惊的背后,也确实反映出摇滚与中国结缘的价值与“必然”。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经历了多年封闭隔绝的中国人,逐渐接触、了解到包括摇滚乐在内的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形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引发了内心的困惑和思想冲撞。因为摇滚,“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有了安放自己青春、激情和理想的一个载体,从中思考和领悟生命的本质与真实、感受和体验生命与“真我”的释放与力量。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音乐人侯牧人到北京工人体育场去看足球比赛,中国国家队先0:2落后,最终 以4:2获胜,全场群情激奋,然后前往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大家相互拥抱,认识的不认识的,他们唱歌,唱歌唱人民领袖毛泽东的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歌儿了。“当时我想,中国的作曲家都死绝了吗?　我要找一种音乐,在广场上、在这种时候能唱。”侯牧人说,他不知道这样的音乐叫什么,但坚信世界上肯定有,“有一种东西开始在我心里冒了,后来我知道,这个是摇滚……” 

　　对“新音乐”的寻找从当晚回家就开始了。睡不着觉的侯牧人找了自己所供职的中央歌舞团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商议,对他们说,“一定要把这种音乐找出来,是找,不是写,因为我觉得我们本身就应该有。”大家都感到,中国需要一种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音乐,能够给人带来力量和振奋。他们去过很多大的文艺院团,甚至询问中国古代,唐朝、宋代有没有这样的音乐,遭到诸多异样的眼光,团里有人甚至觉得他们是一群神经病。侯牧人还带着面包馒头,去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翻了1个多月,还是没有找到,“我们干脆自己做乐器,自己演出。”经过一年的摸索,他们终于做出一套可以演奏的乐器,包括在当时的中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爵士鼓,这很可能是国内自制的第一套爵士鼓。侯牧人和伙伴们组建了“中央歌舞团男声四重唱”,这是中国内地摇滚乐队的雏形之一。排练到可以演出的程度,侯牧人给北京几乎所有的高校学生会写信:“你们要演出吗?不要钱,组织学生来就好。”舞台上的乐器有吉他、贝斯、爵士鼓,绝大多数观众都是第一次看这样的演出。“来回演了几次,疯了!北京大学最典型……”侯牧人在台上主持,说“中国音乐类型太少了,我们一定要让中国音乐现代化起来。”演出的成功让他更坚定地走上摇滚乐的道路,一发不可收。 

　　“那个时候我和中国早期很多摇滚人一样,都在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　(William　Manchester)　写的著作《光荣与梦想》(The　Glory　and　the　dream:　a　narrative　history　of　America,　1932—1976),这些极为有限的资料带我们进入了摇滚乐的世界。”资深摇滚音乐活动策划人黄燎原说,“当时看了以后就特别激动,那些人骑着摩托车,光着膀子拿着花儿什么的,去抗议越战,然后集会,找舞台唱歌。你突然明白,摇滚乐实际上是一个和平的音乐,是一个为人们争取自由和平等的一个音乐,看得人热血沸腾,有一种垦荒者的那种乐趣,觉得真好,然后就这么着开始喜欢。” 

　　作为一种完全外来的音乐,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摇滚乐,在形成的早期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用来直接抒发感情的,具有很强的大众性,被认为是反映时代文化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理想主义与叛逆精神从此与摇滚结缘。目前所知、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是1979年4位年轻人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的以各自的姓而命名的“万李马王”,以翻唱Beatles、BeeGees和Paul　Simon等的作品为主,并没有几次真正意义上的演出。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中国摇滚乐,都近似于这种状态,成员大都是学外语的学生,与来华的外国人有交往,在使馆区、西餐厅演出,或混北京的Party这种民间的音乐爱好交流圈子。 

　　1984年,崔健开始接触摇滚乐。这一年,他还和北京歌舞团的几个年轻人组建了一个乐队,并发行了一张翻唱美国民谣歌曲的专辑。但不到一年,乐队就被有关部门遣散——“你们搞这种音乐,要干什么?” 

　　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一些人对流行音乐总体上是不能接受甚至是排斥的。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刊物《人民音乐》杂志出过一本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批判流行音乐的“靡靡之音”。 

　　在1986年年初,崔健参加了首届“全国通俗歌曲大奖赛”,那时候,他的唱法还很难为评委们所接受,第一轮角逐就被淘汰出局。 

　　这一年,正值国际和平年。此前,围绕这个主题,迈克尔•杰克逊领众星演唱了《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罗大佑等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几十位歌星也联合演绎了《明天会更好》,渴望“进入世界”的中国内地音乐人则举办了“国际和平年”百多名歌星专题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 

　　除了属于演出主办方东方歌舞团的歌手坐团里派的车去首都体育馆之外,其他演员多数都是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过去的,在他们合唱之后,崔健登场了。是在流行乐界已有名气的王迪推荐了他。而一开始,东方歌舞团团长、威望很高的人民歌唱家王昆并不同意,担心崔健的唱法会带来麻烦——就算她自己愿意,也得考虑“全局”。但听完《一无所有》的排练后,王昆顶住压力,拍板了,同意崔健上场。 

　　于是,《一无所有》让公演的1986年被认作中国内地摇滚乐的诞生元年。不过,这是一个“追认”的结果,因为,直到1989年,崔健把自己的首个个人专辑以摇滚命名,才令国人知道崔健他们唱的是摇滚乐。这一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专辑也成为中国内地有史以来的第一盘原创摇滚乐专辑。 

　　“我们是中国第一代自由创作的音乐家,我们处在的正好是那个时候。”崔健曾结合自己的音乐表达对摇滚乐的理解:它反对一切让人们丢失了自己的东西,可能是钱,可能是观念、法律……甚至可能是赞扬,是恭维,是个人崇拜,等等。“有一天我可能会反对机会,因为人们看重机会;可能会反对毒品,因为有些人吸毒;可能会反对知识,因为有些人自命高深。也许我要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要反对什么。这就是摇滚乐,是我理解的摇滚乐。” 

　　很显然,摇滚乐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定义。崔健也提出过有关摇滚的“自信、自由、自然”这样的哲学口号。有人说,崔健在摇滚乐中变得深邃了,把自己玩成了一位弹吉他的哲人。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眼里来,崔健前期主要是表达对旧理想崩溃时期人的迷惘,反对的是虚假;后期主要表达商业化环境下理想的缺失,人的孤独和无奈,反对的是平庸。“他的主题始终是生命的真实,寻求一种真实的活法。他的作品具有让人反省的力量。”这位写过“一本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热血青年的书”《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的作者还指出,崔健的作品在内容上与其说是社会批判,不如说是人生探索;在风格上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最直接的表达。 

　　“作为摇滚乐的一个创造者,一个艺术家,必须首先具备批判精神。”北京摇滚的后起之秀、知名乐队“二手玫瑰”主唱梁龙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摇滚乐创作者必须永远提出置疑和问题。” 

　　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田壮壮在1988年拍了一部名为《摇滚青年》的影片,讲述的故事却与音乐没啥关系,而是一个霹雳舞少年的抗争。在那个年代,一些敢于冲破桎梏的行为,都算“摇滚”。 

　　此时,“摇滚”这个词开始与“精神”搭配在一起,而直到今天,仍然是“音乐派”和“精神派”们争论的主题。 

　　但无论如何,“听到摇滚的时候,那一代人被震住了,原来真话可以这么说出来,以如此简单的方式,只不过这个简单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甚至在我们还没有想的时候已经被禁锢住了。”音乐研究学者、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常务副主席、秘书长金兆钧表示。 

　　“摇滚乐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全新的,这样带有强烈的节奏感,给人身心放纵感的音乐,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吉林艺术学院艺术教育学院范宇在论文中写道,“在渴望寻求精神解放的呼喊,崇尚个性与自我,崇尚反叛与时尚的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摇滚乐开始走红。” 

　　如今,中国内地第一代摇滚人的侯牧人已60多岁了,在其看来,摇滚就是“活着”。2009年,他患上脑梗,不能说话不能写字,手术后丧失了许多生活技能,乃至要重新开始数数儿、学算术、记拼音字母……本能的求生欲望和生命的坚韧,令其奇迹般地恢复康复着。一位朋友笑曰:“你在病床上背ABCD时候,太他娘的摇滚了!”侯牧人本人则指出,正是当年摇滚乐激发他身上的肾上腺素,才支撑着自己重新开启人生。 

　　拥有吉他时 

　　现年55岁的“弹吉他的哲人”崔健,21岁时写了自己的第一首歌,就叫《我心爱的吉他》,这却是受一部影片影响,即理查德·哈里斯、索菲亚·罗兰等巨星参演的《卡桑德拉大桥》(The　Cassandra　Crossing)中音乐的影响,尽管它不是摇滚乐,而是口琴吹的Blues,“乡村味的那种,太好听了,找到一种亲近的感觉。” 

　　上世纪80年代,刚刚受惠于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往往通过公映或“内部参考”的外国电影儿接触西方文化,包括音乐。而一旦接触,便开始进入一种拼命学习的状态。具体到中国的摇滚人,他们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疯狂地吸收、吞食并模仿,与艺术界、文学界、学术界同时发生的情形非常相像。那样一个新时代,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全中国,人们对新生事物的向往和追逐如饥似渴。单一的艺术表述,已经无法满足众多年轻人内心的种种冲动,摇滚乐则让他们找到了宣泄激情、张扬个性、释放自我、面对内心、叩问现实、表达梦想的渠道与途径。而大家往往是被一把吉他带入摇滚之门的,或者说,想“玩”就至少应该“必备”一把吉他。 

　　生于1962年,日后曾任赫赫有名的摇滚乐队“黑豹”主唱、组建“唐朝”再任主唱和节奏吉他手的丁武,1976年开始接触吉他,同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在北京的防震棚里,有个小孩老在弹吉他,让丁武觉得“挺好玩儿”。又过了几年,每次走到王府井的琴行,他都会至少待半个小时,因为那有一把国产电吉他,“现在扔给谁都不要”,但当时北京市只有这一把。那年头,吉他大都需要用外汇从国外带回来。 

　　由于物以稀为贵,国内吉他的价格自然很贵,而人们挣的工资很少,于是从小学画儿的丁武不得不靠画风筝、小人书插图还有广告,才最终把那把吉他“请”回了家。经过这样的两年多,“我们把(乐队的)这点家底都攒齐了:两把吉他,一个贝斯,两个音箱,一套鼓,若干功放。” 

　　在攒齐乐器的同时,丁武常常“扒”国外摇滚音乐的带子,一首歌要扒两周到一个月,完全靠自己俩耳朵,一小节一个音符地听,一个音符有可能听一晚上,因为听不准。“不是我一个人,上世纪80年代玩摇滚的都那样,而且没有资料,都是自己摸索。” 

　　当时,北京每年都会有新的摇滚乐队出生,人们也不时可以看到一些留着长发、背着吉他、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穿行于大街小巷。而这些摇滚人也常常要为没有固定的排练场地东奔西走。1983年辞去美术老师职务专心与朋友搞乐队的丁武,则先是在自己家的楼顶上排练,自然,一定引起邻居们的不满;后来托朋友帮忙,在一家工厂找到还算理想的“排练场”——一个大车间,每天与轰鸣的机器声来几场“交响”音乐会。 

　　可在不少人眼里,摇滚人是一群不务正业者。为了不引起“注意”和不扰民,据黄燎原举例,如1989乐队,大夏天的用所有的大被子,把门、窗都围上,然后就在这种完全是一个暖房里面,蒸桑拿一样,所有人穿一小裤衩乃至全裸地练琴、排练。在北京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村庄“树村”,也曾经有大量的摇滚乐队在那里排练和生活,直到树村被拆除。 

　　尽管每天艰苦地排练,但大部分摇滚乐队都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便是没有专门的演出机会,只能在一些西餐厅或小型聚会上,才可能演一下摇滚乐。因此,随着一些演出团体巡回、用吉他等演奏一些观众熟悉的曲子,是摇滚人们为数不多的谋生手段之一。可收入比较少,“可能一年有一两次,弹20、10多天吉他,挣个几百块人民币。”丁武回忆道。 

　　一包方便面吃一天,没什么可吃了,冲几勺奶粉充饥,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回父母家呆两天……这些是诸多摇滚人雷同而“并不新鲜”的故事。去年娶电影明星“国际章”章子怡为妻的摇滚歌星汪峰,当初搞摇滚的时候,其母顾月珍证实,也是养不活自己,吃住都非常困难。“他爸也跟他说,你流行还是摇滚,这一点要慎重考虑。”经过10多年小提琴训练、4年中央音乐学院古典音乐熏陶的汪峰回答:“摇滚也是音乐,也是古典音乐的一种(后来他才‘透露’,这种说法是‘蒙’父母的),我要坚持,相信坚持就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