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此文是曹明伦教授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之邀为该社引进的《翻译研究》（第三版）英文版再版而撰写的中文导读。该书将于近日面世。征得曹明伦教授同意，在此先将“导读”贴出，以飨读者。

巴斯内特《翻译研究》（第三版）导读①

曹 明 伦

一

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 1945— ）是英国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资深教授，曾任该校副校长、原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②主任，早年在欧洲多国接受过教育，掌握多门语言并了解多种文化，在意大利开始其学术生涯，到沃里克大学任教前曾在美国短期工作。巴斯内特教授学术兴趣广泛，从莎士比亚到西尔维亚·普拉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后殖民时期的印度，都在她的视域之内；她的研究范围包括：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英国文化、拉美文学、戏剧作品、女性作品和后殖民时期的翻译现象等等。从1969年翻译出版意大利艺术评论家阿尔甘（G.C. Argan,1909—1992）的《复兴之城》（The Renaissance City），到2009年出版与别尔萨博士合著的《全球化时代的新闻翻译》（Translation in Global News），巴斯内特已出版专著、编著和译著共30余种，其中包括翻译界熟知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1980）、《比较文学批评导论》（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93）、《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1990, 与勒菲弗尔合编）、《构建文化》（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s, 1998, 与勒菲弗尔合著）、《后殖民翻译》（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1999, 与特里维蒂合编）和《作为作者的译者》（The Translator as Writer, 2006, 与彼得·布什合编）等。巴斯内特教授还是位诗人，她最近的一本诗集《交换生命》（Exchanging Lives: Poems and Translations）③于2002年出版。

《翻译研究》是巴斯内特的成名作，也是她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作为一门学科，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这个名称早在1972年就由霍姆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提出，当时霍姆斯向会议的翻译论坛提交了名为《翻译研究之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文。该文用三分之一的篇幅为翻译学科正名，指出名称不统一是学科发展的障碍，建议用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这个学术领域的统一名称，把该学科定性为一门经验性学科（empirical discipline），并为之设计了学科框架，拟定了研究范围。[1] 但在其后的数年中，这门学科并没有完全成型，依然“在语言学和比较文学之间进退维谷”[2]，正如巴斯内特后来所回顾的那样，那时候的“翻译研究要么在应用语言学的屋檐下躲躲雨，要么在文学研究的墙根下避避风，在新兴的文化研究领域里根本没有涉足之地。”[3]124 1976年4月，来自以色列、荷兰、比利时和欧洲其它一些国家的翻译学者参加了在比利时卢万天主教大学召开的“文学与翻译”学术讨论会，勒菲弗尔在这次会议上领受了拟定翻译研究之学科目标的任务。卢万会议的论文集于1978年出版，勒菲弗尔在收入该集附录的《翻译研究：学科目标》一文中认为这门学科的目标是“关注译本生成和译本描述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创立一套能用作译本生成之指导原则的综合理论”。[4] 学科目标之确定，为《翻译研究》的问世奠定了基础，此书于1980年问世，此后分别于1991年和2002年出修订版和第三版。30年来，这本书广为流传，成了英语国家和地区翻译研究的入门教材，被列入各国翻译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二

第三版《翻译研究》的正文仍分为三章，正文前有作者自撰的“第三版序”和“引言”，正文后有“结语”。

当《翻译研究》于1980年初版时，作者还在为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担心，还觉得她“必须为正在做的翻译方面的工作进行一番辩护”[5]xviii，而当此书于1991年出修订版时，作者在其序言开篇就豪迈地宣称“在本书初版以来的10年间，翻译研究已凭借自身实力牢牢地确立了作为一门严肃学科的地位。”[5]xi作者在修订版“序”中对翻译研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不断迅猛向前发展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之历程进行了一番回顾，概要评述了那10年间陆续涌现的“多元系统论”、“改写调控论”、“女性翻译观”、“食人主义翻译观”、“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以及“文本行为研究”和“翻译历史研究”等新的理论和研究领域。

此书第三版之刊行距修订版之问世又过了11年，故“第三版序”对翻译研究的回顾视野更为开阔，作者在此序中指出学科的发展“必然流派纷呈、趋势各异。因此我们不必惊于人们早年对翻译研究达成的共识在上世纪90年代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延续至今且充满活力的翻译研究的多样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格特的关联理论、赖斯和弗米尔的目的论、以及图里对伪译的研究就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而在90年代，莫娜·贝克发起的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为持续繁荣的翻译探索开辟了若干条清晰的线路。实际上，在计算机翻译研究看上去已崩溃的一段时期之后，④翻译与新科技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已日渐凸现，并显示出在未来会越来越重要的种种迹象。然而，虽说研究方法和途径各不相同，但这门学科的大多数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强调翻译的文化方面，强调翻译赖以生存的语境。”[6]2与“修订版序”相比，“第三版序”显然更多了几分客观和理性。虽然新“序”用较多篇幅评述了“描述翻译研究”、“译者主体性”、“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及其他一些跨学科翻译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但作者也充分肯定了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的翻译研究。新“序”曰：

当翻译研究正在形成学科的那些年，主张从文化历史视角研究翻译的学者站在与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相对立的立场，批评语言学派没有注意到更为广阔的语境维度，而文艺学派则沉迷于不得要领的价值评判。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让翻译研究离开比较文学或应用语言学的屋檐，因此在当时，为争取翻译研究之独立学科地位的激烈辩论非常普遍。有趣的是，这种狂热的立场似乎已过时，如今的翻译研究更为自在从容，更能从其他学科借鉴研究方法，同时向其他学科提供研究方法。一批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学者，如比较为人所知的莫娜·贝克、罗杰·贝尔、巴兹尔·哈蒂姆、伊恩·梅森、K.马尔姆克雅、以及赖斯、弗米尔和威尔斯等等，他们的重要著作为打破学科界线起了极大的作用，使翻译研究摆脱了成为其他学科对立面的可能性。我们也不该忘了卡特福德、韩礼德、纽马克和奈达这些人物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在翻译研究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所做的翻译研究工作为后来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6]3

总而言之，作者在“第三版序”中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羽翼渐丰的翻译研究巩固其学科地位的10年，90年代则是翻译研究最终成为一门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并向全球扩张的10年。如今人们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翻译研究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翻译实践活动的增多而不断发展。而随着政治、地理、文化边界的更加开放，随着人们在各个领域的交往更加频繁，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扩展延伸，随着电子翻译越来越复杂，翻译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三

作者“序”概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成因、现状和前景，为读者提供了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而“引言”为读者提供的主要是此书的要旨和纲要。“第三版引言”与“修订版引言”一字不差，作者开宗明义地宣称：“本书试图勾勒出这门学科的范畴，标示出迄今为止所做的某些同类工作，并提供若干本学科进一步研究所需的指导说明。最重要的是，本书试图证明：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本独立学科。它绝不只是比较文学的一个次要分支，也不是语言学的一个特殊支系，而是一个本身就有许多分支的广泛综合的领域。”[6]11简而言之：“本书之目的不是要呈现作者本人的理论，而是要展示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6]19

作者在“引言”中提醒读者：“目前翻译研究正在探索新的领域，正在弥合这门学科与文体学、文学史、语言学、符号学以及美学之间的隔阂，但与此同时我们决不能忘记：翻译研究是一门牢牢植根于实际运用的学科。当年勒菲弗尔试图为翻译研究厘定学科目标时指出：其目标是‘创立一套能用作译本生成之指导原则的综合理论’，尽管有人会质疑这个说法的具体所指，但不容争辩的是，勒菲弗尔明确表达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向。对翻译进行系统研究的必要性直接产生于实际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在翻译研究这个领域中，将实践经验纳入理论探讨与将不断获得的理论认知用于文本翻译同样重要。如果像有些学科那样将理论与实践分开，让学者和译者对立，那将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悲剧。”[6]16

“引言”在上述前提下简要追述了西方翻译概念的变化、译者地位的变化、翻译评价标准的差异和变化，以及翻译研究领域发生的其他变化。尽管作者宣称她并非要呈现自己的理论，但她对翻译研究的创新性思考从这篇引言就开始呈现。作者在引言中把翻译研究划分为四个范畴：一、翻译史（History of Translation）；二、目标语文化中的译本（Translation in TL culture）；三、翻译和语言学（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四、翻译与诗学（Translation and Poetics）。此处需要中国读者注意的是，巴斯内特对翻译研究学科范畴的划分显然不同于霍姆斯当年的划分[1]。由此可见，Translation Studies这个能指之所指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并不尽然相同，甚至在本书作者心目中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如作者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认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被视为学科，而应该被看作研究文学的方法。” [7]作者对她划分的四个范畴描述如下：

一、翻译史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该部分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时期的翻译理论、评论界对译作的反应、译作从授权到出版的实际过程、译作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翻译方法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迄今为止最常见的一种研究——分析单个译者的译作。

二、研究目标语文化中的译作从研究单个的文本或作者开始延伸，包括文本、作者或某种文学体裁对目标语文化的影响、译作文本规范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的吸收与同化，以及在该系统中发挥作用的文本选择原则。

三、翻译和语言学范畴的研究包括把重点放在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语言要素（语音、词素、词汇、语段和句法层面）的排列对比研究，同时也研究语言等值问题、意义受限于语言的问题、语言之不可译问题、机器翻译问题，以及非文学文本的翻译问题。

四、翻译与诗学的研究范畴包括从理论到实践的整个文学翻译，此范畴既可研究宏观的文学翻译，又可研究某一体裁的作品翻译，包括诗歌翻译、戏剧翻译和歌剧剧本翻译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以及影视翻译（无论是配音还是字幕）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此范畴还可研究某个翻译家的诗学理念或比较多位翻译家的诗学理念，研究诗学理念的形成问题，研究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的相互关系问题，研究作者、译者和读者的相互关系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此范畴还要研究如何形成一套文学翻译理论的问题。

作者特别强调：“对翻译方向的学生而言，哪怕只是在研究某个自己感兴趣的具体范畴时，也应该想到上述四个范畴，以免出现思路错乱的情况。”[6]17在上述四个范畴外，作者接着又补述了翻译批评问题，并说明此书主要侧重于文学翻译的讨论。

引言最后宣称：“本书对翻译的讨论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翻译过程中存在一些基本原则，不论我们翻译哪种语言，都可以在‘从文本到理论再到文本’这个循环过程中确定、划分并运用这些原则。”[6]20

四

《翻译研究》的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名为《主要问题》，分为七节，依次讨论了翻译研究涉及的七个主要问题：1、语言与文化，2、翻译类型，3、解码与编码，4、对等问题，5、得失问题，6、不可译性，7、科学性或‘次生行为’。

第一节“语言与文化”讨论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指出：不浸润于文化语境之中，任何语言都不可能继续存在；而失去了作为其核心的自然语言结构，文化也就不成其为文化。所以译者若脱离文化语境去处理文本就会担风险。

第二节“翻译类型”讨论了雅各布森区分的翻译的三种类型：语内翻译（用同一语言中的其他语言符号来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语际翻译（用一种语言的符号来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和符际翻译（用非语言符号系统的符号来解释语言符号）。

第三节“解码与编码”承续上节提出的“符号”概念，用图表展现了“源语文本—→分析—→转换—→重构—→目标语文本”这一解码和编码的过程。作者用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之间互译的实例说明，由于语言技巧、文化习俗和交际语境之不同，加之翻译关注的总是目标语的读者或听众，因此译者必须对源语文本进行处理，以确保目标语译文能与源语文本基本一致。作者指出：“试图将源语文化中的价值体系强加于目标语文化是非常危险的。有一派学者声称可凭文本自足之原则决定作者的原始意图，可译者不应该受其诱导。译者不可能成为原文作者，但作为译文的作者，译者对目标语读者具有一种明显的道义责任。”[6]30

第四节“对等问题”用习语翻译和隐喻翻译的情况为例，说明“翻译所涉及的远远不仅是词项和语法项的替代”问题，因为两种语言之间并不存在同一性。作者通过比较波波维奇、纽伯特、奈达、霍姆斯、杜瑞森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学者对“对等”问题的论述，认为“翻译中的对等不是要寻求同一性”，我们可像纽伯特那样“把对等看成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内部及其周围的符号和结构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

第五节“得失问题”的讨论以第四节为前提，既然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同一性，人们就可能研究翻译过程中的得失问题。作者在此指出了人们讨论得失问题的一种倾向：花大量时间对从源语文本转换为目标语文本过程中之所失进行讨论，但往往却忽略了作为这一过程之直接结果的所得——译者对源语文本的丰富或阐明。

第六节“不可译性”综述了卡特福德、波波维奇、穆南、列维等学者分别从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对“不可译性”的论述。虽是客观综述，但从综述的内容和顺序来看，作者似乎更倾向于穆南的观点，穆南认为翻译是一个只能相对成功的辩证过程，既然如此，与其花过多精力去关注不可译性，不如更多地关注实际翻译中需要处理的问题。

第七节“科学性或‘次生行为’”，这个标题的原文Science or ‘secondary activity’容易被人误读，有中国学者以为与Science 和secondary activity相对应的是同一个概念，于是把这个标题翻译成“是科学还是‘次生行为’”。其实，这里的“科学性”是针对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而言，“次生行为”则针对“翻译行为”（translating）而论。这里须提醒读者的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此类误读并不鲜见，如有人把A translation will be any target language text which is presented or regarded as such within the target system itself, on whatever grounds误读成“翻译是在译语系统中，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作为或者是被人视为是翻译的所有译语文本。” ⑤ 再如有人把本书“引言”第一段中的the problems raised by the produc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ranslations误读成“翻译的生成与描写提出的问题”。因此本书的中国读者（尤其是高校翻译方向的学生）应特别注意不要把translation、a translation、translations和translating都读成“翻译”，应结合语境确定其所指到底是“翻译过程”、“翻译行为”还是“译本”。第七节的要点是要证明：一、关于有没有一门翻译学科的讨论已经过时，翻译研究这门颇具科学性的严肃学科已经存在；二、翻译行为并非一种次生行为，而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原生行为。作者为第二个结论提供的论据包括墨西哥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在其《翻译：文学与实用主义》一书中的这段话：“每一个文本都是唯一的文本，同时也都是另一个文本的译本。任何文本都不是纯粹的原创，因就其本质而言，语言本身已经是一种译本：首先，语言是非语言领域的译本；其次，每一个符号和短语都是另一个符号或短语的译本。这种观点反过来说也不会失其正确性：所有的文本都是原创，因为所有的译本都各不相同。从某种程度上讲，每一个译本都是一种创造，因此它构成的是独一无二的文本。”[8]

五

《翻译研究》第二章名为“翻译理论史”，但正如作者所言：“对翻译理论史这样一项复杂而宏大的工作，用一整本书来描述也远远不够，更别说用这区区一章。在这有限的篇幅内，作者能做的只是对欧美文化不同时期出现的探讨翻译的基本理路进行一番回顾，并对翻译的作用和功能之变化情况进行一番思考。”[6]45所以第二章实际上是在追述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相当于一份西方翻译理论史纲。

作者在本章第一节“分期研究问题”中评述了斯坦纳在其《通天塔之后》根据文献类别把西方翻译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的得失，并将其与勒菲弗尔在特定的时间框架内追溯德国翻译传统的方法进行了对比。最后作者决定按松散的年代顺序来回顾并考察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于是在第一节之后，本章其余12节依序为：2、罗马时期，3、圣经翻译时期，4、语言训练与本国化时期，5、早期理论家，6、文艺复兴时期，7、十七世纪、8、十八世纪，9、浪漫主义时期，10、后浪漫主义时期，11、维多利亚时代，12、拟古时期，13、二十世纪。作者声称这样分节是“为了确定翻译探索的发展轨迹……而这样划分章节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提出问题，而非解答问题；是为了揭示那些可进一步研究的领域，而并非试图成就一部权威性的翻译理论史。”[6]48

的确，本章只有两万字，其内容并未超出任何一部西方翻译史，但作为一份浓缩的史纲，有助于读者清晰地了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从而去思考并解答一些问题：为什么从古罗马时期就提出的如何界定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会贯穿各个时期，直到今天仍然是争论的焦点？为什么中世纪的圣经翻译会演变成教派争斗和政治冲突的武器？为什么在各个时期都有人把翻译作为语言训练或提升本国语言地位的工具？ 为什么西方的早期翻译理论家要求“译者以学者般的严谨对源语文本进行敏锐的评价，并能预知译文在目标语系统中将居于何种地位”？为什么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有评论家认为怀亚特爵士和萨里伯爵翻译的诗歌是“改写文本”？他俩的诗歌翻译对英语诗歌形式的构建有什么影响和意义？为什么本书作者得出“从德莱顿到泰特勒，翻译理论始终关注对艺术作品之精神、灵魂或本质的再创造”之结论？菲茨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在英语世界大受欢迎，可他的文本到底是译本、改写本还是改编本？

作者希望本章简略的概述能使读者“清楚地看到不同的历史时期流行着不同的翻译观念，而且译者的作用和角色也一直在改变。对这些变化的解释属于文化历史范畴，但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翻译观念之不断变化对翻译行为本身的影响将会使研究者们鲜有暇日……翻译研究的历史应该被视为当代翻译理论家要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6]77-78最后作者建议，为了避免视角的狭隘和方法的僵化，可以把意大利作家加达为系统下的那个定义用于对翻译研究史的研究。加达在其随笔集《米兰沉思录》中说：“我们把每个系统都看成一个巨大的编织物，一团难以解开的乱麻，或是一张复杂的关系网。[9]

六

第三章名为“文学翻译的具体问题”。作者在这章引言部分再次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关系，她把重实践轻理论的译者比作只会开车却不懂汽车工作原理的驾驶员，把重理论轻实践的学者比作一辈子只研究汽车工作原理但却不会开车的机械师。所以她建议“通过仔细分析实例来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不是要对译本做出评价，而是要说明不同译者选择不同翻译标准会怎样产生具体的翻译问题”。[6]79

此章分为四节：1、“结构问题”，2、“诗歌翻译”，3、“散文体作品翻译”，4、“戏剧作品翻译”。

第一节“结构问题”提醒文学作品的译者不能只从语言层面上关注作品结构，还应该从历史文化的层面关注作品的“文学动态结构”（dynamic structures of literature）。译者首先是读者，因此其翻译过程也是其解读过程。语际翻译注定会反映出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创造性解读。正如罗兰·巴特所说：“不应把读者作为文本的消费者，而应作为文本的创造者。”译者对源语文本的形式、音韵、声调和语域等的重构既决定于目标语系统，又决定于源语系统，而且还决定于译本的功能。

第二节“诗歌翻译”首先指出“诗歌翻译研究很少不从经验实证的角度来讨论翻译方法问题，而这种类型的研究恰好是最有价值、最有必要的研究。勒菲弗尔就根据英国翻译家们译卡图卢斯《歌集》第64首所用的不同方法总结出了诗歌翻译的七种策略。”[6]83作者接着对比分析了包括本·琼森在内的三位英国译者翻译的卡图卢斯《歌集》第13首，认为三种译文在形式上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但都保持了原诗的“恒定内核”（invariant core）。此后作者的论述也一直采用“经验实证的角度”，先后对比分析了庞德等人翻译的古英语诗《水手》、汤姆林森等人翻译的意大利诗人翁加雷蒂的《荒谷》，以及怀亚特爵士和萨里伯爵翻译的彼特拉克《歌集》第140首。

第三节“散文体作品翻译”首先指出：相对于对诗歌翻译的研究，西方学者对散文体作品翻译中出现的问题还研究得太少，原因是人们错误地认为小说结构比诗歌结构简单，因此更容易翻译，结果许多小说翻译家都关注目标语文本的可读性，避免因模仿源语文本的句法结构而造成的不自然，但却完全没考虑如何让单个句子成为整体结构的组成部分。作者用散文大师贝洛克为散文体作品翻译制定的六条原则为参照，用英国译者洛-波特翻译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片断和G.大卫和E.莫斯巴赫合译的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丰塔玛拉》片断为例，对散文体作品的翻译进行了分析评述。本节还讨论了俄语人名和法语专用名的英译问题。最后作者重复了列维在其《论翻译的决策过程》（1967）一文中针对散文体作品译者提出的三个问题：“1、效用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不同的文体手段以及在不同的文学类型中保存这些手段？2、何谓语言学上的标准和不同文学类性之风格的相对重要性？3、对不同时代以及翻译不同类型作品的译者而言，假定的读者定量分布应该是什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的引文略去了列维对第3问的补充：“对当代翻译家而言，被他们的译本证实的假定的读者定量分布可以同对读者实际偏好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对比。”[10]

第四节“戏剧作品翻译”指出：剧本翻译是最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个领域。根据戏剧符号学，语言系统只是构成“戏剧演出”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系统中的一个，戏剧文本的潜在意义只有在演出中才能充分展示，因此译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是把剧本翻译成纯文学文本，还是将其翻译成那个更完整的系统中的一个部分？针对这个问题，作者对比了不同时期的英语译者翻译拉辛剧作的情况：梅斯菲尔德翻译的《爱丝苔尔》和《贝蕾妮丝》说明剧本可以为纯阅读而翻译，而鲍斯韦尔翻译的《菲德拉》则说明剧本可以纯然为演出而翻译；但即便都为演出而翻译，约翰·克朗于1674年翻译的《安德洛玛刻》遭到失败，而菲利普斯30多年后的译本却大获成功。作者随后比较了英国当代诗人托尼·哈里森和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翻译的《菲德拉》片断，并由此得出结论，为演出而翻译剧本和为阅读而翻译剧本之间的差别，在20世纪变得愈发明显。关于戏剧翻译，作者在《依然困于迷宫：关于戏剧翻译的再思考》一文中讨论得更为充分，该文告诉我们，布拉格派戏剧理论家费尔特拉斯基（Jiří Veltrusky）认为，并非所有的剧本都为演出而创作，而其他类型的文本则常常被搬上舞台。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译者应明确自己的任务，“别指望独自包揽一切。有条件的情况下，译者可以和把剧本搬上舞台的剧组合作，如果没有这种理想条件，人们就不该期望译者译出基于假设的演出文本。”[3]106

本章关于诗歌、小说和戏剧翻译的具体问题探讨，为前两章的讨论提供了具体例证。

七

作者在“结语”中坦言，本书有许多问题没有论及，如机器翻译的主要发展历程、电影文本翻译以及相关的字幕翻译、以及口译问题等等，但她解释说这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让读者了解那些讨论得最为广泛的翻译问题”。作者强调说“翻译研究这门学科还处在其初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若要列出需进一步研究的项目，千万别忘了两个要点：一是学科本身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二是翻译研究和实践之间依然紧密的互动关系。”[6]132-133

综观全书，我们会发现如下特点：一是研究目的明确（展示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⑥ ；二是研究基点稳固（从直接产生于实际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出发）；三是研究视野开阔（研究任何具体问题时都想到翻译研究的四大范畴）；四是研究方法具体（始终结合文本、注重实证考据）。或许正是这些特点使此书一版再版，确立了它在众多翻译研究入门书中的经典地位。此书的另一特点是在书末分章罗列了134个注释，并为读者的延伸阅读开列了一份由290本（篇）英文理论著作（文章）构成的书（篇）目（非英文著作的信息包括在注释中），这一方面表明了作者治学之严谨，另一方面也为读者（尤其是高校翻译方向的学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上述特点可以说也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共同特点，当然也是其优点。我们经常说要学西方翻译理论的条分缕析、科学推理，可条分缕析得有材料，科学推理得有论据，如图里的描写理论用了对犹太翻译家们15年间译成的希伯来语文本进行定量分析的材料，韦努蒂的异化理论用了自己统计的各国译作出版数据作为论据，勒菲弗尔“改写论”所依据的有从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忒》到卡图卢斯《歌集》、从各种版本的《安妮日记》到毕希纳《丹东之死》的文本考证，而巴斯内特在这本《翻译研究》中使用的材料之丰富，单从这篇导读提到的作家、译家及文献就可见一斑。我们学习西方翻译理论，不仅要了解其新的视角和新的观念，更重要的是要借鉴其研究方法。因此，我们也应该像图里们、韦努蒂们、勒菲弗尔们和巴斯内特们一样，自己去阅读文本，自己去发现问题，自己去调查数据，自己去积累资料，自己去采录论据，自己去进行论证，从而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建构并完善我们自己的翻译理论。

如果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点，《翻译研究》在中国的再版将会更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翻译研究。

注释：

① 本文是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之邀为该社引进的《翻译研究》（第三版）英文版再版而撰写的中文导读。

② 由巴斯内特教授于上世纪80年代在沃里克大学创建的 “翻译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于2009年9月30日正式撤消，中心部分研究生教育项目终止，其余项目经审查后分别并入该校德文系和英文与比较文学研究系。

③《交换生命》由巴斯内特自己写的诗和她翻译的阿根廷女诗人皮萨尼科（Alejandra Pizarnik, 1936—1972）的诗合辑而成，两位诗人的诗在诗集中形成了两位女性跨越时空的生命对话。

④ 作者在1998年谈及机器翻译时曾说：“历史证明它自己就是那种机器中的幽灵，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那种机器已经崩溃。”[3]1

⑤ 见《中国翻译》2001年第2期第63页。

⑥ 巴斯内特还说过：“我翻译之目的是为了架设语言文化之间的桥梁，我研究翻译之目的是为了了解桥梁建设的过程。”（参见http://www.contemporarywriters.com/authors/?p=authC2D9C28A1123b1B723mUn17D7D53）

参考文献：

[1]  James Holmes.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M]. Amsterdam: Rodopi B. V., 1988: 67—71.

[2]  St-Pierre, Paul and Prafulla C. In Translation: Reflections, Refractions, Transformation [C]. Delhi: Pencraft International, 2005: ix.

[3]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Goal of the Discipline [C]// James Holmes, Jose Lambert & Raymond van den Broek.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Louvain: ACCO, 1978: 234—235.

[5]  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Revised Edi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6]  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i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7]  Susan Bassnett.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 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 2006 iii, (1-2): 6.

[8]  Octavio paz. Traducción: literatura y literalidad [M]. Barcelona: Tusquets Editor, 1971: 9.

[9]  Carlo Emiio Gadda, In meditazione Milanese [M]. Turin: Einaudi, 1974: 229.

[10] Jiří Levý.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C]//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