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对人类健康和生命产生严重危害,尽管化疗、放疗及靶向治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肺癌的疗效仍不够理想。近年来，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为代表的免疫治疗，给肺癌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ICIs是针对机体免疫检查点的单克隆抗体，可以阻断T细胞负性共刺激信号通路，恢复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应答，促进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清除。常见的ICIs有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抑制剂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PD-L1）抑制剂Atezolizumab和Durvalumab及细胞毒T细胞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4,CTLA-4）抑制剂Ipilimumab和Tremelimumab。

多项临床试验结果显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ICIs一线单药治疗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为27.2%~44.8%，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为5.4~10.3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为16.4~30.0个月[1,2]；ICIs二线单药治疗的ORR为14%~20%，中位PFS为2.3~5.2个月，中位OS为9.2~15.8个月[3,4,5]。不可手术切除的Ⅲ期NSCLC同步放化疗后ICIs治疗的中位PFS为17.0~17.2个月，中位OS未达到[6]。目前Nivolumab、Pembrolizumab、Durvalumab以及Atezolizumb已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肺癌。2018年6月我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Nivolumab用于治疗标准化疗方案失败的晚期NSCLC患者，2019年3月又批准Pembrolizumab与培美曲塞和铂类联合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或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 ALK）突变阴性的转移性非鳞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我国多个自主研发的ICIs也正在进行临床研究或在审批中。

随着ICIs在肺癌中的广泛应用，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多项大型临床试验报道irAE的发生率为60%~80%[7,8,9,10]。不同ICIs的irAE的发生率有所不同[11]，免疫联合治疗与免疫单药治疗相比irAE的发生率升高[11]。irAE可发生于任何器官和组织，主要累及皮肤、胃肠道、内分泌器官、肝脏和肺等[12,13]。irAE多为轻度至中度，但也会出现一些严重的不良反应，如免疫相关性肺炎、免疫间质性肾炎及免疫相关性心肌炎等，有时会危及患者的生命。

ICIs相关肺炎（checkpoint inhibitor pneumonitis, CIP）是一种由ICIs引起的临床、影像和病理表现各异的肺损伤，是引起ICIs相关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次报道发生CIP为3例接受Nivolumab单药或与Ipilimumab联合治疗的黑色素瘤患者[14]，随着ICIs的广泛应用，CIP的报道逐渐增多。CIP常见于PD-1或PD-L1抑制剂治疗，在CTLA-4抑制剂治疗时也有发生[11]。Meta分析结果显示，肺癌患者CIP的总发生率及重度CIP的发生率均高于其他肿瘤患者[15,16]。致死性CIP的发生率为0.2%~0.5%，CIP是免疫治疗相关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17,18]。CIP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表现，且尚无统一的诊断标准及流程，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需引起临床医生的关注与重视。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癌学组针对CIP的诊治进行研讨并形成专家共识。

多项临床试验结果显示，ICIs单药治疗时CIP的发生率8周。

6．大剂量激素治疗期间可预防性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及补充钙剂。

7．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每天观察症状和体征，监测血氧饱和度、血压及血糖水平、血常规、血生化、感染指标、凝血指标及动脉血气；48~72 h后行床旁X线胸片，如果病情允许可行胸部CT检查。

8．如果病情进展可考虑加用免疫球蛋白和（或）免疫抑制剂治疗。

9．如果不能排除合并感染，建议加用抗感染治疗。

目前关于CIP治疗中激素以及免疫抑制剂的剂量与疗程尚缺乏大规模研究结果证实，应根据患者的基础疾病、合并症、不良反应严重程度及激素耐受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以降低产生潜在并发症的风险。

大多数轻度及中度CIP患者的预后良好，超过2/3的CIP患者可通过停用ICIs或使用激素治疗得到缓解或治愈[22,26]，对激素反应不佳的患者预后较差。多项研究结果显示CIP治愈后再次使用ICIs治疗的复发率为25%~30%[38]。曾发生过重度CIP的患者可考虑永久停用ICIs，发生过中度CIP且得到缓解或治愈的患者应充分权衡利弊，再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免疫治疗。再次使用ICIs时需密切监测不良反应，如果再次发生CIP，建议永久停用ICIs。

CIP是肺癌免疫治疗中相对严重的不良反应，其发生率随瘤种、药物及治疗方案的不同略有差异。目前，CIP的危险因素尚未完全明确，因此治疗前要对患者进行详细评估，并告知治疗相关风险。由于CIP的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缺乏特异性，CIP的诊断作为排除性诊断，需要临床医生结合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影像学及实验室检查等综合判断，支气管镜检查及肺组织活检在鉴别诊断方面具有一定意义。CIP的严重程度评估及分级治疗至关重要，大部分CIP可通过停用ICIs或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得到缓解或治愈。此外，由于免疫反应的滞后性和持续性，CIP可能出现较晚甚至在停药后出现，对不良反应的识别、监测和随访应贯穿全程。

组长：陈良安（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副组长（按拼音顺序）：胡成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李为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张艰（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周建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指导专家（按拼音顺序）：白春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代华平（中日友好医院），钱桂生（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佘丹阳（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专家组成员（按拼音顺序）：白莉（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付秀华（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蓓莉（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韩宝惠（上海市胸科医院)，韩一平（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何勇（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洪群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胡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黄建安（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姜丽岩（上海市胸科医院），蒋延文（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金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施焕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施敏骅（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宋勇（东部战区总医院），唐华平（青岛市市立医院），王静（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王孟昭（北京协和医院），王琪（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王晓平（中日友好医院），谢宝松（福建省立医院），徐淑凤（秦皇岛市第一医院），徐小嫚（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徐兴祥（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杨拴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应颂敏（浙江大学医学院），张捷（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张力（北京协和医院），张晓菊（河南省人民医院），张予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赵微（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钟殿胜（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周承志（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周向东（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燕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执笔人：许阳、赵微（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