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拯救了他的生命丨《钢琴家》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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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拯救了他的生命丨《钢琴家》背后的故事

2024-07-17 14:07|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钢琴家》The Pianist 剧照▲

斯皮尔曼天赋异禀,他看谱就像普通人读报纸一样简单。他在脑海中能够背诵乐谱,这样做只是为了锻炼大脑,保持头脑清醒。这让他在战后尽可能地快速回归到巡演和录音之中去,尽管他五年没有练琴了,可他仍有非凡的钢琴技巧。

在柏林的时候,他是阿图尔•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的学生,在这之前,他是Józef Śmidowicz和亚历山大•米哈沃夫斯基(Aleksander Michałowski)的学生,而他们是李斯特或肖邦本人第二代、第三代的学生,所以他们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斯皮尔曼是公认的杰出肖邦音乐演奏者。

音乐实际上拯救了斯皮尔曼的生命?

一个场景描述,斯皮尔曼、斯皮尔曼弟弟还有父亲错过了宵禁,被德国巡逻队扣住了,但是当其中一个德国士兵了解到他们是音乐家后便放了他们。他说道:“我也是一个音乐家。”

▲在火车站与家人永诀的斯皮尔曼▲

电影中最震撼人心的一个片段,是在钢琴家的磨难即将结束时,为了打开一个罐头,在火炉旁被德国军官发现。

当军官得知自己面前这个瘦弱无助的犹太人是钢琴家时,便请他弹点什么。钢琴家略微迟疑了一阵,似乎是惊魂未定。沉着下来后,他弹奏了肖邦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

▲《钢琴家》片段 《g小调第一叙事曲》▲

引子里的拿坡里六和弦用短短几个小节就铺开了宏达而悲怆的氛围;充满叙事性与发展张力的第一主题和柔美洁净的第二主题在变奏曲式的安排下交织出令人充满遐想的故事性;而最后一次重现的第一主题上发展出的那段精彩绝伦的“带火的急板”更是将作品的英雄性与悲剧性都推向了一个高峰。

这位军官显然是个懂音乐的人,斯皮尔曼因此获救。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多次回来,给斯皮尔曼带来面包和大衣,直到德军撤退。

▲终于等到苏联军队到来的斯皮尔曼▲

可是为什么他在重要关头思考许久选了这首曲子?

《g小调第一号叙事曲》是肖邦在同乡诗人亚当·密茨凯维支的叙事诗《康拉德·华伦洛德》的影响下创作的。

该史诗讲述的是十四世纪时立陶宛人反抗日耳曼武士团的斗争。

倭尔特幼年时被俘虏,在日耳曼武士团的抚养下长大。同样被俘的民间歌手哈尔班,暗中以爱国思想感化倭尔特,酝酿着复仇的大志。后来倭尔特被立陶宛人俘虏,娶了立陶宛大公的女儿阿尔多娜,并且双双决定为国献身。阿尔多娜自愿以修女的身份,关在尖塔上的小屋,直至死去。倭尔特则改名康拉德·华伦洛德,并立下战功后掌握敌人大权, 却最终因事情败露以叛逆罪被处死,他和尖塔上的阿尔多娜作了悲惨的诀别。

那些国仇家恨的挣扎、儿女情长的断舍,隐忍与暴发,荣誉与毁灭一切都交织到了一起。此时此刻直指听者心灵,这绝非语言所能企及。

▲《g小调第一号叙事曲》乐谱▲

在斯皮尔曼那样的健康状况下,何以演奏肖邦叙事曲中相对粗犷的作品呢?

其实,肖邦的音乐对于饱受饥饿与疾病折磨的斯皮尔曼来说,在体力上是个最完美的选择。因为同为波兰钢琴作曲家的肖邦,自从得了肺病之后身体一直非常虚弱,甚至无力到连正常的强音(forte)都弹不出来。

他病后在巴黎的演奏都是双臂紧贴着身体,完全只用手指弹琴;他的惊叹的控制力让他在无限层次的极弱音(pianissimo)里头穿梭变换,以至于一个正常的中强音(mezzo forte)都让听众觉得响亮无比。

有人说钢琴家演奏肖邦并不需要力量,这个断言并不仅仅是因为曲子本身所要求的精细与敏感,也源于作曲家本人作为演奏家的身体条件的限制。

音乐不仅救了钢琴家,更拯救了战争中需要温暖的人。

拯救斯皮尔曼的德国军官名叫维尔姆·霍桑菲尔德。事实上,他救斯皮尔曼不仅仅是因为斯皮尔曼在他面前演奏肖邦。这位德国人拯救了许多生命,包括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所以他自然也会救斯皮尔曼。

年轻的维尔姆喜欢唱歌、郊游、森林、营火。他为能够参与祖国的复兴而心醉,根本没有想到第三帝国即将带来的灭顶之灾。在这期间,他对德国军队在波兰的使命逐渐产生了怀疑。1940年冬的一天,他看到一群德国兵毒打一个波兰孩子,因为怀疑他偷了干草。这件事又一次深深触动了他,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的所有热情都熄灭了。看到我们的人在波兰的所作所为,作为一个德国军人,我感到羞耻。”

他的生活虽未能完全摆脱兽性,对于他来说,听音乐就像呼吸一样重要。在这一刻他需要听音乐来忍受这一切,来支撑他活下去,恰巧斯皮尔曼能够提供音乐。某种程度上,音乐拯救了德国军官维尔姆,给了他活下去的力量。

▲真实的维尔姆·霍桑菲尔德上尉,在苏联狱中7年而死▲

波兰斯基在这个场景之前,已经通过音乐为这位德国军官是个什么样的人作了巧妙铺垫。当时钢琴家发现有德国人回来,便抱着罐头躲进阁楼里。这时,楼下隐约飘来贝多芬《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的琴声,德国军官将这段音乐弹奏得清冷悠怨,充满了人情,弥漫着惆怅和无奈,即暗示了他心有音乐灵犀、是一个艺术的欣赏者和同情者,又暗示了他骨子里没用其他德国刽子手那种凶残本性。

战后,斯皮尔曼的许多朋友——作曲家、指挥、演员、歌手——都来过他家。Malinowska-Lewicka、Andrzej Bogucki和他的妻子Janina Godlewska、Czesław Lewicki、Helena Malinowska-Lewicka、Władyslaw Bartoszewski ,他们和Eugenia Umińska一起组织了一场音乐会来支持斯皮尔曼。他们不期望得到回报或者感谢,他们帮助斯皮尔曼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有必要这样做。这些音乐家、还有音乐——都有一个共同点——拯救了他的生命。

1957年,斯皮尔曼的第一次国外音乐会在德国举办,他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维尔姆的遗孀安娜玛丽·霍桑菲尔德。劫后余生的钢琴家宁愿跟孩子们谈论他敬仰的巴赫,还有战前德国的300部歌剧。他说:“不能憎恨整个民族。”

音乐在困难时期能够抚慰人心,斯皮尔曼在心情低落时会拉上几个小时的小提琴,这能帮助他走出战争的恐惧,继续生活。

这些“诞生”在 二战”的音乐,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了音乐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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