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地区的政治剧变使世界上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数量锐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如今苏联解体已经 20余年，但国内外在有关“苏联解体原因和后果”等问题上的争论仍十分激烈。

　　苏东剧变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为保持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有必要深入总结苏共失败的历史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共产党“掌好权”、“执好政”的经验和教训，防止重蹈苏联败亡的覆辙。20 年来，俄罗斯社会没有停止对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所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的追问与反思。近几年俄罗斯 先后出版了大量有关苏联解体的文献资料: 有政治人物的政治回忆或自传，有当事人的访谈录，有档案材料的挖掘，有历史细节的揭密，也有学者的解析，等等。为了使国内的研究者及时了解俄罗斯各界人士近些年对苏联解体的回忆和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慎明和张树华组织翻译并编辑了《苏联解体: 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一书[1]。该书属于资料集，全书约 30 万字，收集了近两三年俄罗斯出现的最新资料，如回忆录、访谈录、档案材料、研究分析资料以及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等。全书由 29 篇苏联解体过程的亲历者对苏联解体问题的回忆和反思构成。另外，书后还附了国内学者研讨苏联解体原因与教训的两篇特稿和俄罗斯最新出版有关苏联解体的文献索引。文献索引为研究者进一步了解俄罗斯的苏联解体研究状况提供了线索。

　　苏联解体 20 周年之际，该书旨在用当事人的回忆和反思来说明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及苏共领导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书中通过苏联解体亲历者的认识和反思，为读者展现了苏联解体前后令人惊心动魄的复杂历史画面。它的问世，无疑会丰富人们对苏联亡党亡国的认识，也为深入思考和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与教训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佐证。

　　资料新、介绍的观点多维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书中收录的大多数为 2009 ～2011 年苏联解体的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反思和访谈，材料很新。收录的材料中，盛赞苏联解体是“历史进步”的有之; 扼腕叹息苏联解体给国家、人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灾难和重击的亦有之。比如书中既收录了雷日科夫接受《独立报》的访谈，也收录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家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与雷日科夫的商榷文章。这种选材方式也反映了编者和译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就全书的内容来看，与苏联解体有关的各种问题在书中都有所涉及。既涉及了如何看待和评价戈尔巴乔夫及 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为什么走了一条同中国不同的改革道路的问题，也涉及了原苏联共和国领导人对苏联解体的看法、西方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问题。关于如何看待和评价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国际上包括在我国学界都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的探索者”，亦有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该书中收录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两篇访谈。在这些访谈中戈尔巴乔夫自白: “我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我应该更早些放 弃共产党”。戈尔巴乔夫谈到: “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在这种社会中融合了资本主义的经验，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利用的东西。不光是市场，还有所有制问题以及对所有制的态度。”可见，戈尔巴乔夫完全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

　　对戈尔巴乔夫时期所进行的改革，有当事人指出，戈尔巴乔夫改革推行不到两年，整个苏联社会围绕改革的方式、方法、目标和方向就已经发生了分裂。当时，在苏联社会出现了两种改革观，它们在苏共中央各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一派是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代表，在当时被称为“改革派”。他们认为，苏维埃体制功不可 没，但是它无法改革和完善，只能打碎并且应用资本主义体制取而代之。另一派以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为代表，在当时被称为“保守派”，而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取向的改革派”。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在坚持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复兴。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保守派”，坚持走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他们是当时阻碍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苏联解体道路强有力的制肘力量。戈尔巴乔夫等“改革派”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其进行施压，给他们扣上“落后”、“保守”、“守旧”的 帽子，并在两条改革路线的斗争中击败了利加乔夫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取向的改革派”，在苏联广袤的土地上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完全复辟。利加乔夫坦言: “改革是必要、可能和可行的———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如果改革换成由安德罗波夫领导，他坚定、英明、目标明确和谦逊，那么国家( 指社会主义苏联———笔者注) 会继续存在。”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家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有另外的看法。他认为雷日科夫所说的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是要把执法权和司法权全都服从于苏维埃的说法不正确。当时政治改革的主要实质在于把所有三种 权力也包括执行权从党的直接管制下解脱出来，在于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级层级的管理民主化。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政改的目的是不要用党来代替国家机构，一个党或几个党应该只能发挥政党本身的思想和政治功能。当时也不存在要消灭共产党的问题。问题在于把苏联共产党变成真正的现代政党，也就是说把党从国家权力的支柱变成一个能够施加政治影响的政治—思想机构。但这一机构不要承担管理国家的功能。

　　该书还提供一些我国国内不太提及的有关苏联解体的说法。比如，谢瓦尔德纳泽认为，苏联解体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相互敌对。还有人提出，在苏共 危急的时刻，波洛兹科夫、久加诺夫等人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借以对抗苏联的领导，因此他们的做法加速了苏共的崩溃，并因此导致苏联解体。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的文章则指出，专政到民主的有序过渡必须具备两个关键要素: 一个愿意交权的精英和另一个准备受权的精英。而俄罗斯两者皆无，部分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当政的最后几年不愿意退位和政局混乱所致。他没有帮助设计民主制度，也没有为有序的经济改革打下基础。苏联解体后，曾有人假设“如果苏联也像中国那样进行改革就不会解体”。而该书中收录的巴扎诺夫的文章 则指出，苏联的改革不可能按中国的方式进行，因为两国之间相差甚远。改革前的国情完全不同。首先国内的政治局势不同，中国社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978 年上层和下层都明显感到不能再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必须进行彻底的转变。而 1985 年的苏联仍是个超级大国，其经济仍在运转。国家在总体上保持着社会稳定、秩序和局势的可控。很多苏联领导人和普通公民意识到了改革的合理性，但认为改革应局限于现有体制框架内。两国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器运行情况也不相同。中国党政机关的权力、威信由于“文革”而受到严重破坏，不可能有组织地抵制改革; 而且许多党政机关从一开始就与 20 世纪 60 ～70 年代的现实划清了界限。而苏联机关恰恰相反，还把国家管理权牢固地掌握在手中，出于内部利益一致，它们相互团结并准备对抗任何削弱优势和习惯生活的图谋。而且两国领导改革的人的威信、经验也不相同。其次是社会经济条件不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是以农业改革带动工业及其他领域的改革。而苏联的经济支柱是军工综合体。要想改善国民经济，需要坚决削减军工生产，彻底调整产业结构。但军工系统及与其有紧密联系的整个党政机关出于自身财权和权力考虑，不愿意进行这样的 改革。农村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传统。农村和城市的官僚都仇恨改革。这些都束缚了戈尔巴乔夫的倡议。在对外政策上，中国与西方建立了紧密的军事政治联系，对抗莫斯科的扩张主义，获得了强大的外援，而苏联则无法得到国外的援助。戈尔巴乔夫一开始试图按中国的方式，先从经济上改革，但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于是他又把政治和意识形态改革放到了首位。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认为，所有那些建议他先从经济而非政治方面学习中国、进行改革的建议都是错误的。他指出: “我们的发展与中国不在同一阶段; 对我们来说，要彻底解决问题，就 不能将人民排除在外。”这样的观点是很值得深思的。与枯燥的历史文档不同，阅读此书会感到轻松而生动。这既反映了编者选材时的慧眼，也归功于译文的准确而传神。当然，由于译者众多，译文风格和水平也有差异，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比如第 55 页注释中的“泰历克苏维埃共 和 国”，应 为“捷 列 克 苏 维 埃 共 和 国 ( Терская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但这些并不影响该书所揭示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厚重与历史逻辑的真实。当然也应当指出，当事人的回忆、访谈不是历史本身，只是当事者本人事后对所亲历事件的看法，往往带有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而且有的还有为自己辩护、美化之嫌，不实之词在所难免。因此它只能作为研究的辅证，与档案材料结合使用。总之，就内容、视角、观点来看，李慎明主编、张树华副主编、粟瑞雪等翻译的《苏联解体: 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一书，无疑是国内解析苏联亡党亡国原因与教训的重要参考资料，是研究该问题的专业人士不可不读之书。我相信，每个读者一定会从该书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 李慎明、张树华主编: 《苏联解体: 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