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部2002年3月公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15岁以上人群中竟然还有8500多万人基本上不认识字。“义务教育实施这么多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文盲？”政协委员问道。

经济要发展，教育必须适度超前，首先要重视基础教育，解决九年义务教育问题。8500万文盲，这个沉甸甸的数字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是发展经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都要先行，而当务之急是“俯下身来”，目光朝下，盯住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一、农村教育的现状

农村教育现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巨大的城乡教育差异的存在，严重地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速度。据调查：2001年对江西省农村住户调查，作为核心素质的国民教育状况令人担忧：江西农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低，受国民基础教育平均年限不足九年，绝大多数未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干脆就是文盲或半文盲，现代意义上的文盲率几乎达到100%；虽然他们中有较少部分完成了高中学习，参加过高考，但未能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基本上属于受国民基础教育中质量较差的部分；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62%，比上年同期下降1.12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6.87%，增加1.89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0.52%，下降0.7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近九成的农村劳动力仅受过初等以下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且低素质的劳动力比重比上年同期上升0.78个百分点。

农村职业教育几乎是空白，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形同虚设，加上由于学费高和应用方向不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前，参加职业教育的人数极少，少许职业教育大多是打工期间的在岗教育。

江西是全国教育水平较高的省份，农村教育状况也就如此，可想象全国的农村教育的水平之低。

二、教育投入不足是根本原因

农村的儿童应该与城市的儿童一样，至少享有通过学习普通教育的课程和知识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宽厚的知识与能力基础。重视教育的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的问题被喊了几十年，却屡屡不得要领，无外乎就是是否增加教育投入这么一个简单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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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湖北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2000年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李昌平）？按照一般人头费用来算，这样一个能基本运行的乡级财政肯定要有700万元的预算才行。安排到农民头上人均约为500元，一个家庭约为2000元，农民负担在30%左右，这是我国各阶层中负担最重的。这还不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作用。农民收入本身就低，只有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的30.4%。所以，农民收入之低与农民负担之高，是明摆着的极端尖锐的矛盾。农村教育收费也就成为一块香饽饽，成为乡财政眼中的一块“肥肉”。

低水平的教育所营造的低素质的文化氛围，让那些低水平的官员也宁愿相信这样一个心照不宣的推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就是实现利润的投入产出活动，而教育是只投入不产出，所以要让教育远离中心。无形的“愚民”政策为“父母官”们心神领会。况且中国的官僚升迁体制强调1＋1＞2的数字游戏和能从小车窗户里看到的宽广马路和街道两边繁荣景象所代表的“眼前”业绩，至于教育这种“赔钱的买卖”被定性为0＋1＝0的产业，只能沦为政府工作序列中的“臭老九”，仅仅在需要沽名钓誉的时候赚一声吆呵而已。

中国只有18%的人口上到高中）19996

各级当政者每每谈及对教育的重视，完全不是基于教育是国家和民族发展根基这样一个认识，而演变成为一个道德范畴的认知。“我们财政再困难也没有拖欠教师的工资”也成了良心记者们屡屡宣扬的“主旋律”。三、农村教育的异化

年之前，农村教育承受了中央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关照。教育结构改革后，在承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同时，农村又开始又承受与城市的“教育剪刀差”：教育系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为学生上大学作准备，而农村教育资金筹集及其管理全面下放到基层，本来基础就很薄弱的农村教育开始背负上沉重的资金压力，以致于捉襟见肘不堪重负，资金和人才自然因为“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导向而流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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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的智力支持和承担的教育成本会自然从市场反哺机制中获得收益。但是市场只会跟着资金和人才走。集中人才和物力资源，以城市为中心的宏观经济政策纵容了城市在这个制度化过程中对农村的掠夺。“烛光工程”、“希望工程”、“春蕾计划”之类象征性的施舍，对于庞大的农村教育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义务教育阶段出现了受教育者平等接受教育的功能发生异化的现象。

四、对策建议

世界银行的专家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最大不平等就是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少数人占用了过多的教育资源，培育了少数尖子，但损失了全民素质。因此，要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农村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

1、必须转变观念，认识义务教育的重要性

义务教育是国民基础教育，国家法律规定，适龄儿童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必须予以保障。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但义务教育发展却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仍存在不公平现象。义务教育的不公平，破坏了社会公正，不但危及农村可持续发展，也可能危及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的确，穷国办大教育是中国的现实，也是导致许多教育问题的根源之一，但关键不是抱怨穷，而是应该转变观念，从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出发，利用有限的资源把手中的事做好。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府智囊胡鞍钢估计：近年来，中国因为腐败的损失，每年达到了1万亿人民币。朱镕基前总理在任时，了解到农村孩子因为需要交纳的费用太高，而上不起学时，非常着急，算了一笔帐：我国初中以下中小学生将近2个亿，以人均每年学杂费500元计，一年1000亿就够了，只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10万亿的1%；而我们的教育经费总额从未达到过3%，世界平均水平早已超过5%。……”按照朱总理的算法，义务教育一年拨1000亿，也就是腐败额的十分之一就够了。关键是腐败归腐败，农村义务教育仍然是重视在口头上。因此，必须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性。

2、农村的义务教育应由国家财政全额负担

78%9%11%2%87%乡镇财政已不堪教育经费的重负，多数乡镇赤字和负债严重，而税费改革将导致乡镇财政收入锐减，这个“包袱”到底扔给谁呢？教育支出就占到县级财政的50%左右，乡镇一级占到了75%左右，这样的县乡如何能够支撑起发展经济的重任？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承担的责任太少，而乡镇吃饭的人又过多。我国的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是2．6%，在120个国家的排序中位于第96名；是世界上对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如果增加1%，就能解决义务教育的全部经费。

GDP中央政府负担义务教育费用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这条宏观杠杆，调节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农村与城市、穷县与富县之间的差距，通过中央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合理公正地分配教育投入。

我国人均GDP已超过800美元,从农村、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要彻底解决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的经费，必须由国家统筹。中央政府应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当然，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能只是一个原则，要有能可以计算、可以监督的标准，最好是搞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加强监控，不能让农村教育经费在转移支付中“跑、冒、滴、漏”掉。

3、强化农村教育的“三定”

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在乡镇行政机构人满为患时，就退而求其次，不论合格与否，把一些人安排进农村教育体系中来，形成农村教育管理机构层次增加，农村学校内非教学岗位充斥，低水平的教职员工滥竽充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非常讲究质量的。人浮于事，滥竽充数，其结果只是，挤占了宝贵的农村教育经费，据估计，有超过20%的教育经费被滥用，使原本教育质量不高的农村教育更加雪上加霜。

总理在人大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乡级财政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乡级财政供养的人太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人总是要吃饭的，不把乡级财政供养的人数减下来，一时降下来的农民负担迟早会反弹上去。”因此，必须从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走出“黄宗羲定律”，强化农村教育的“三定”管理，坚决按精简的原则，按需设置农村教育机构，从严从紧配备合格的教师，坚决杜绝挤占农村教育经费的现象，有效提高农村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

4、尊师重教，关注和支持农村教育

农村教育的异化，使得原本推崇学习，尊重“斯文”的中华传统在农村的市场越来越窄。从中外发展史考察，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贡献极大，是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途径，教育的落后会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索罗残数”定则也指出：经济增长中不能由有形的、可认定的生产因素来解释的，可由知识因数来解释；通过知识，而更明智地利用其他因素。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全社会来关注和支持农村教育。即使是中央政府实施专项教育经费财政转移支付，承担了主要农村教育的投入，县乡政府也不能“洗脚上田”，袖手傍观，而是应该更加努力地为农村教育提供支持，应当也可以把改善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为已任，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校园建设、教学条件专项改造等方面的投入。而社会各界应当把尊师重教落到实处，真正对农村教育给予高度的关注和支持。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将会有较大的改观，富裕起来的农民是有条件对教育加大投入的。我们的农村学校应当以质量为本，认真教学，提高社会信誉，以吸引“眼球”，引导社会资金对农村教育的良性投入。当然，在这种投资活动中，投资人应当获得应有的、“足额”的回报。

5、运用规律，鼓励社会办学

考察各国的基础教育，几乎全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由政府提供在一个与国家实力相适应的义务教育平台，真正落实义务教育。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力量办学，通过市场调节，允许社会力量在一个更高的运行平台上举办优质的、有特色的学校。但拒绝在低水平平台上的，以经济目标为主的“掠夺”式办学。我们的农村教育也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尊重教育规律，让优质、有特色的农村教育为领头羊，建立有层次的农村教育平台，让那部分家有经济实力、有特殊兴趣的孩子享受相应的教育，以减轻农村教育面临的因投入不足，而带来的较大的经济压力。6、健全农村教育法律体系

从我国的基础教育法律体系来看，整个法律体系是较为完整、统一的。但是这却忽视了一个现实，在我国存在着城乡二元教育。二元教育的存在，导致农村教育法律体系中出现了一些空白，给农村教育带来较为严重的后果。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在分析二元教育和地区性差异后，不论是采用国家立法，还是采用地方立法的形式，或者是政府系统法规，来弥补因城乡二元教育带来的农村教育的法律空白。只有堵住了法律空白，形成严密、完整的农村教育法律体系，才有可能给弱势的农村教育撑起一片蓝天，才能有效地保证农村教育经费的安全、有效、高质量的应用。否则，种种籍口将抽走本来就贫血的农村教育的血。主要参考文献：

1.李斌/吕诺沉甸甸的8500万[L]《中国教育报》2002/03/04

2.曹林农村教育：漏斗经济下的“剪刀差”[L]人民网2003/02/22

3．《中国教育报》记者“号脉”义务教育[L]《中国教育报》2003/03/13

4．张忠宝警惕义务教育功能的异化[L]《中国教育报》2002/04/06

5．淮生关于国民教育——中国与朝鲜、伊拉克、古巴之比较农友网2003/04/13

6．中国教育报农村教育状况与教育收费改革[L]教育教学2002/01/27

长期以来，教育经费投入新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国教育的发展，这一点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显得更为突出。现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呢?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一、中职教育经费投入的目前状况

1．国家有关教育经费筹措的法律、规定和政策办法未能全面贯彻执行

近些年，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对教育的投入，但遗憾的是都未能全面贯彻实施。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下文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摘要：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计划、财政、税务等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办法，认真加以落实。”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简称《教育法》)第54条规定摘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具体比例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第55条规定摘要：“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即“三个增长”)。教育部2005年2月28日在《有关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中非凡强调摘要：“要根据当地实际，调整教育经费投入结构，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经费在本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中的比例，保证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生均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相应增长”。但是实际情况并不乐观，重点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的战略地位和实际教育经费投入缺乏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

观察下表，1998年至2002年全国落实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经费“三个增长”情况，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经费总量虽呈逐年上升趋向，但只略高于财政收入增长水平，2002年还一度低于财政收入增长水平；职业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逐年上升，但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虽有个别年份有所增长但总体却呈下降趋向(1997年为240．43元)。

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经费已显不足，假如不能按照《教育法》规定实现“三个增长”，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更加步履维艰。

2．中职投资在整个教育投资中所占比例过低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经费存在着投资比例不合理的新问题摘要：投资整体向高等教育倾斜，而在中等教育中又向普通教育倾斜，导致中职投资比例过低。

资料来源摘要：中国教育年鉴2000-2004中职投资比例过低。

2001年全国教育经费支出构成来讲，高等教育投入占26．26％，中等专业学校占6．71％，技工学校占0．57％，中学占28．60％，职业中学占3．08％，小学占28．42％，非凡教育学校占0．30％，幼儿园占1．44％，其他占4．06％。可以看出，我国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包括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只占全部教育经费的10．36％，远远低于国家、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也远远低于国家、政府对普通中学的投入比例。由于统计资料中，“中学”包括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是高中阶段教育，这个比例还不足以说明新问题，那么比较一下生均成本就一目了然了。2001年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中学为812．49(由于包括初中，高中实际生均支出大大高于这个数字)，职业中学为1400．09，仅为前者的1.7倍，而一般来说职业教育的生均成本是普通教育的2-3倍，因此这个投入显然是不够的。

3.中等职业教育对社会资金利用不够

据2003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1年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收入构成如下(见饼图)摘要：

从图可以看出，我国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经费构成中，政府拨款所占比例超过了500，单从比例来看，政府拨款和国际一般水平大体相当。然而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办学经费所占比例却很小，不到5％。这个比例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水平，如韩国高达48．5％，其他一些国家也都在10％以上。政府财力有限，假如不能很好的利用社会资金，那么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将长期面临经费短缺的困境。

我们知道，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是高素质劳动者，根据谁受益谁买单的经济原则，企业这个最大的受益者应该而且也有能力为中职发展出一份力。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简称《职业教育法》)第28条规定“企业应当承担对本单位的职工和预备录用的人员进行职业教育的费用”，从而明确了企业的职责。但是实际当中我国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微乎其微。虽然《职业教育法》第29条进一步规定摘要：“企业未按本法第20条的规定实施职业教育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收取企业应当承担的职业教育经费，用于本地区的职业教育”。但都未真正贯彻执行。国家虽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和个人捐资兴学、助学，但由于配套的政策法规迟迟未能出台，民办教育的发展尚未完全纳入正轨。1979年以来，我国开始引进教育外资，但所接受的外资只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极小一部分，和经济项目相比大为逊色。

4．中职学校教育经费利用效率不高

教育经费支出，主要包括事业费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由于基建费主要由国家单独拨款，分配给学校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事业费支出，而事业费又包括个人部分和公用部分。个人部分主要用于教职工工资和学生补助，公用部分主要用于公务业务支出(主要是教学)、设备修缮等，是最直接用于培养学生的费用。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直接影响着教育质量摘要：基建费过低不能保证学校的校舍和设备，人员经费比例过高、公用经费比例过低会使教育投资只能用于支付教职工工资，而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

以2001年为例，我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为1517.09万人，学生和教职工比例9．6，仍未达到国家要求的10以上，而且大大低于世界二些教育发达国家数据。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美国2002年高中阶段教育生师比为15，德国的同期数字为16，日本为12。而我国务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人员经费基本上都接近甚至超过了50％，平均比例为50．09％，人员经费所占比例过高而公用经费比例偏低。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普遍规模偏小，同时专任教师比例偏低。2001年我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平均在校生为852.68万人，专任教师占教职工比例平均仅为58．58％。学校平均规模偏小，造成师生比例低，而专任教师比例低说明学校机构设置庞杂、冗员过多，因而人员开支居高不下，挤占了公用经费。由于职业教育具有较强的职业性、实用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在教学过程中除了需要和普通教育一样的教学条件摘要：教室、教师及活动设施，还需要一定的实习场地、练习场地、各种设备，因此需要更高的公用经费作为支持，不然无法实现培养目标。

另外，我国大部分中职学校图书资料、实验实习仪器设备利用率很低，各学校都一味追求“大而全”、“大而详”，大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使得本来就少的教育经费更加拮据。

二、中职教育经费新问题的策略

1．促进税费改革，保证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上文中提到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比例一直未能实现《纲要》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4％目标，这个目标是经过验证的，以我国现在的国力完全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为什么迟迟未能实现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太低，而财政收入是财政性教育拨款的主要来源。我国的教育财政拨款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并不低，甚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由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太低，导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比例偏低。因此，解决新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本举措在于“税费改革”。目前，我国存在很多没有列入政府预算管理的不规范的收费，政府很难控制和管理这部分收入，而这部分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比例至少为1摘要：1。这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只有实行费改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进而确保政府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

2．把重视职业教育落到实处，加大对中职的投资比例

观察世界上其他国家教育经费模式，即是在发达国家，政府依然是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如澳大利亚来自于政府的职教经费占职教总经费的比例为50％；新西兰为70％；美国约为75％(其中45％来自地方税收)；而和我国同处亚州的韩国也占到了50％以上。对职业教育的私立办学机构，一些国家的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经费资助。而我国职业教育经费中政府拨款虽也占到了50％，但是这个比例是各级各类教育经费中由政府拨款所占比例最低的。对于一个低收入国家来说，有限的教育经费应集中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上，这不但涉及教育公平新问题，同时也符合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我们知道战后德日经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这是非常值得我国借鉴的。因此，政府要担负起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责任，就要不断加大对其投入。

3.多渠道筹措资金，形成办学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仍属发展中国家，财力十分有限，要求国家在短期内大幅度加大对中职的投入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放慢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相反我们要利用职业教育特有的优势，多方筹措资金，不断增加对中职的投入。而要想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就必须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民间资金。为此，现在迫切要做的就是调整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使之更加贴近市场的需求，同时增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的团体、个人和企业参和职业教育的办学，进而增加职教的经费总量，拓展经费的来源渠道，形成办学主体多元化的格局。

研究发现，在生均公用费的差异上，初中阶段小于小学阶段；而生均事业费的差异则是初中阶段较大。三个指标的差异性在总体上均呈扩大趋势，并且生均公用费的相对差异大于生均事业费的相对差异。

通过对经费使用结构的分解，发现在初中阶段，生均事业费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生均公用费的差异造成的；在小学阶段，生均事业费的差异主要是由生均人员费的差异引起的。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普通初中还是普通小学和小学，生均公用费正越来越显著的成为造成生均事业费差异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研究造成生均经费差异的、教育因素，发现当地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人均GDP、人均教育支出等对于差异性有显著的正向，而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对于差异性有负向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探讨了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发现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三级公共教育经费分配比例不当以及各级政府的义务教育投入责任划分不合理是造成当前这种区域差异性的体制原因。据此，本研究提出了解决经费分配差异性的对策，并重点讨论了政府间转移支付方案。通过对北京市数据的模拟，发现转移支付方案效果明显，操作简便易行。

关键词义务教育教育经费地区差异公平性转移支付

OntheEquityoftheDistributionofCompulsoryEducationalExpenditure

——ACaseStudyoftheCountiesinBeijing

Abstract

InChina,thecompulsoryeducationalfinancingsystemsarefacingsignificantchallenges,including,inparticular,thewideningdisparitiesinper-studentspendingacrossareas.Employingthreeindexes,includingbudgetaryper-studentrecurrentexpenditure(BPSRE),budgetaryper-studentpublicexpenditure(BPSPUBE)aswellastheratioofBPSPUBEtoBPSRE(ROPR),thispaperanalyzestheequityofallocationanduseofeducationalexpenditureamongthecountiesinBeijing.

ItisfoundthattheregionaldisparityofBPSPUBEinprimarylevelsislargerthanthatinjuniorsecondarylevels,whilethedisparityofBPSREislargerinthelatter.disparitiesofallthethreeindexesarewideninginrecenttenyearsandtherelativedisparityofBPSPUBEislargerthanthatofBPSRE.

BydecomposingtheusestructureofBPSRE,it’sfoundthatinjuniorsecondarylevelsthedisparityofBPSPUBEcontributesmoretothedisparityofBPSRE.,intheprimarylevels,thedisparityofbudgetaryper-studentpersonnelexpenditure(BPSPERE)hasmoreweightinthetotaldisparity.Whileinrecentyears,thedisparityofBPSPUBEhasincreasinglybecomethemajorcontributorinbothlevels.Furtheranalysisshowsthatthevarianceoflocalpercapitafinancialexpenditure,percapitaGDPandpercapitaeducationalexpenditurehave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sonthedisparitywhiletheeffort-makingdegreeoflocalgovernmenteducationalexpenditurehavenegativeimpactonit.

Basedonsuchresearch,thispaperalsoanalyzesthechallengestothecompulsoryeducationalfinancingsystem.It’sshowedthattheinadequacyofcompulsoryeducationalexpenditures,thenon-proportionateallocationofeducationalexpenditureamongthreelevelsofeducationsandtheirrationalarrangementsofeffort-makingofcompulsoryeducationalexpenditureacrossdifferentlevelsofgovernmentsarethreemajorinstitutionalfactorsresultinsuchdisparityofper-studentspending.Thispapersuggestssomecountermeasuresandanalyzesthemethodofintergovernmentalgrantsindetail.UsingthedataofthecountiesinBeijing,thesimulationoftheintergovernmentalgrantsmethodshowsthatthedisparityissignificantlynarrowed.

KeyWords:financingofcompulsoryeducation,educationalexpenditure,regionaldisparity,equity,intergovernmentalgrants

第一部分：研究目的以及说明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首先要考察清楚北京市各个郊县之间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差异性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因为只有对北京市下属各个郊县之间义务教育投资的差异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下一步才能制订正确的政策，确定补助资金的流向和数额。

其次，本研究试图找出造成北京市郊县之间义务教育投资差异的原因，以及各个原因对这种差异影响的强弱关系。仅仅认识到差异性的情况是远远不够的，隐藏在这些差异性之后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才是更重要的。由于影响教育发展状况的因素很多，有的，有经济的，有人口的，有的，出于数据选取的可行性，本研究主要采取经济、教育发展状况的数据来讨论，因为对于义务教育来说，当地经济、教育发展状况是最为重要的影响方面。

第三，在了影响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异的原因之后，本研究将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包含郊县之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异、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人均教育经费投入、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等影响因素在内的计量模型，以此来估计这些因素的变动会对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异带来何种影响。

第四，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政策的制订提出意见，也即如何从经济和教育两方面着手解决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选取

为了研究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使用的公平性状况，本文选取的衡量指标包括普通小学、普通初中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生均公用经费支出以及生均公用经费支出占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比重等指标。绝对量的指标反映了教育经费分配上的公平性，而相对量（比重）指标则反映了经费的使用结构，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教育经费的质量因素。

事业性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大块，而人员经费属于“刚性经费”，主要用于教职员工的工资开支等，在同一个市内部，各个郊县的教师工资应该差别不是很大，这可能由于有国家政策规定所致，因此各个郊县的生均人员经费差异应该比较小。而公用经费则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以及其他属于公用性质的经费支出，主要是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但是，公用经费经常会被人员经费挤占。

一般说来，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会影响教育质量。如果人员经费比重过高，公用经费比重过低，将使教育投资只能用于支付教师工资，正常的教学都难以维持。其次，使用结构还反映了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因为在教育支出中，只有教学支出才直接用于培养学生，其他支出或者间接作用于学生，或者是为教学服务，比如说管理支出，这些一般属于人员经费（王善迈，1999）。正因为如此，公用经费的多少及其在教育事业费中的比重反映了教育事业费的分配是否合理，也反映了教育经费的充裕程度。换句话说，在教育事业费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公用经费的比重如果比较大的话，则意味着“人头费”比较少，这往往是冗员较少的表现，也即经费的质量比较高。

本研究所说的北京市属郊县是指昌平县、顺义县、通县、大兴县、平谷县、怀柔县、密云县、延庆县、房山县等九个远郊区县（现在大部分县已经变成了所谓的“区”），数据来源为《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时间跨度为1994年到2003年。

（二）评价公平性的指标

现在分析区域发展差异的方法基本上都来自于发展经济学中关于收入分配的差异分析方法（杜育红，2000）。这些方法既有对绝对差异的测量，也有对相对差异的测量。所谓的绝对差异，是指某些变量偏离参照值的绝对额，所谓相对差异则是指某些变量偏离参照值的相对额。一般说来，常见的差异分析指标有标准差、极差、极差率、变异系数、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泰尔系数等，由于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需要在样本的容量比较大的时候方有意义，受样本大小所限，本研究用变异系数作为评价指标。变异系数在数值上等于某项测量指标的标准差除以其均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V即为变异系数，分子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标准差，分母则为均值。

第二部分：郊县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使用的统计描述

一、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的差异分析

（一）、经费绝对数量差异的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在有代表性的样本初期的1994年、样本中期的1999年和样本末期的2003年，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246、1.383和1.117，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098、0.731和0.474。如下图所示：

图1：北京市郊县普通初中生均公用费和生均事业费的变异系数比较

从上面两图可以清楚的看到，北京市郊县普通初中生均公用经费的相对差异始终大于生均事业经费的相对差异。如果排除1999年急剧上升这一特例的话，那么总体上看，相对差异在扩大的过程中表现出波动性。尽管生均公用费的相对差异是一直大于生均事业费相对差异的，但是这并不能判断生均事业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否是由公用经费造成的，精确的计算将在下一部分进行。如果考察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的充足性的话，那么二者的均值都是呈增长趋势的，对此可以详见附表。

（二）、经费相对比重差异的分析

这里所谓的经费相对比重，指的是生均公用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重。随着经济、教育水平的发展，生均事业费和生均公用费一般都是逐步增加的，但是其中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增长比例是不一样的。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进步，教育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从而使各种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校舍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为此的支出比重也在上升。因此，虽然人员支出的绝对量也不断增加，但是其相对比重则是下降的。此外，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投入教育的资本相对充足，即使人员支出绝对量增加，但其相对量会下降，共用支出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会上升并占有较大份额（王善迈，1999）。所以，不能只看生均公用经费的绝对数量，还要考察它所占的比例。如果某个郊县的生均事业费很多，并且这一比重指标也很高，而另一个生均事业费少的郊县比重指标也较小，那么这就会导致生均公用费的差异过大。

根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比重的均值在10年期间波动较大，总体上略微有所提高，从1994年的25.12%上升到2003年的28.63%，这是符合前面所说的教育经费发展的。代表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在总体扩大的趋势上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在样本初期的1994年、样本中期的1999年和样本末期的2003年，该比重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180、0.476和0.439。

由于生均公用费等于生均事业费乘以该比重，那么这种不断扩大的比重差异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有时生均公用费比重差异较大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该比重的差异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也即生均事业费多的比重小，生均事业费少的比重大——那么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则有可能比较平均。但是，遗憾的是，经过相关系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不存在：如果在整个10年期间计算生均事业费和生均公用费占生均事业费比重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的话，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皮尔迅相关系数(PearsonCorrelation)为0.621，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果单独计算每一年的皮尔迅相关系数，那么该系数在10年期间均很大甚至达到0.905，并且在1997年和1999－2003年期间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就充分说明，在北京市各个郊县之间，如果某县普通初中生均事业费比较大的话，则生均公用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重也比较大，那么二者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就很大；而如果某县生均事业费较少，则该比重也较小，那么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就少。通俗的说，也即“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当然这里的第一个“富”是指生均事业费充足，第二个“富”则是指生均公用费也充足。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尽管前面说过，随着教育和经济的发展，生均公用费比重会有所上升，但是那里指的是对于某个确定的区域来说，从时间序列考察，存在着生均公用费比重随着教育、经济发展而上升的趋势。而这里经过相关分析得到的“某县生均事业费多则生均公用费比重就大”的结论，则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上从横截面上考察若干个区域，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二、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的差异分析

（一）、经费绝对数量差异的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在1994年、1999年和2003年，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336、1.132和1.063，而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188、0.353和0.231。为了直观的比较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和生均公用费的差异大小，下面分别把二者的相对差异在一张图中表示出来。

从下图可以清楚的看到，北京市郊县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的相对差异始终大于生均事业经费的相对差异。两个指标的相对差异变动趋势有较大的差别：在1994－1997年期间，二者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在1997年之后，生均公用费的相对差异急剧扩大，而生均事业费的相对差异则在波动之中略有下降，这就意味着这样一个隐含的情况：在生均公用经费相对差异急剧上升的前提下，生均事业费的相对差异却稳中有降，这说明生均人员经费的分配也是极度不均等的，只不过这种不均等性和生均公用费的分配应该相反，也即生均事业费少的郊县生均人员经费相对较多，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让相对差异不断扩大的生均公用费在加上了生均人员经费之后，使得总的生均事业费的相对差异相对平稳。然而，这就意味着在生均事业费比较少的郊县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人员经费挤占公用经费的情况。如果考察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的充足性的话，那么二者的均值都是呈增长趋势的。

图2：北京市郊县普通小学生均公用费和生均事业费的变异系数比较

（二）、经费相对比重差异的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比重的均值在10年期间波动较大，总体上略微有所提高，从1994年的14.96%上升到2003年的18.41%，这小于普通初中生均公用经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重，这和教育级别提高该比重应该有所增加这一假设是吻合的。代表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在总体扩大的趋势上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在样本初期的1994年、样本中期的1999年和样本末期的2003年，该比重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243、0.673和0.717。普通小学阶段该比重的变异系数大于普通初中阶段，说明在小学阶段，事业性经费的使用结构差异性比初中阶段要严重。由于前面的分析，在这里仍然检验该比重和生均事业费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发现二者之间的皮尔迅相关系数为0.361，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个相关系数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单独计算每一年的皮尔迅相关系数，那么该系数在1998年以后都是显著正相关的，最大的相关系数达到0.836，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和前面分析普通初中时的情况时一样的——二者都是在样本后面的年份里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样本初期这种相关关系不明显。这说明，至少在最近几年里，如果某县的普通小学生均事业费比较大的话，则生均公用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重也比较大，那么二者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就很大；而如果某县生均事业费较少，则该比重也较小，那么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就少。

第三部分：北京市郊县义务经费分配使用差异的因素

按使用结构对生均事业费分配差异的分解

由于我国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分为生均人员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两个部分，人员经费是“刚性经费”，会经常挤占公用经费。一般认为，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生师比、地区工资等因素的制约，主要用作教职工工资支出的生均人员经费在一个市下辖的各个郊县之间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更大的差异应该体现在生均公用经费上。但是，这只是一种主观推论，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差异主要是由生均人员经费引起的还是由生均公用经费引起的，这个还需要进行严格的。

我们知道，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等于生均人员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二者的代数和，但是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差异并不等于这二者差异的代数和，并且，不能简单的根据二者的差异大小就得出谁对总的差异贡献大小的结论。因此，本节的目的就是按照使用结构对总的生均事业费的差异进行分解。

Shorrocks(1982)曾经提出用下列公式来分解总体经费不平等的：

其中，yk为第k项经费，并且Σyk＝y，COV(yk,y)是yk和y的协方差，VAR(y)是y的方差，而πk是第k项经费对总体经费差异的贡献份额。通过数学换算，可以得到：

其中，rk是第k项经费和总经费的相关系数，σk是第k项经费的标准差，σ是总经费的标准差。根据本节的需要，这里的y1为生均人员经费，y2为生均公用经费。

下面，首先对每一年的普通初中、普通小学、小学总体生均事业费的差异进行因素分解，然后对整个样本期间的总体差异进行因素分解。

表1：1994－2003年北京市郊县总体生均事业费差异的因素分解

年份经费

项目普通初中普通小学

rkσkπkrkσkπk

年y10.79661.3448.25%0.97381.5280.87%

y20.81664.1551.75%0.70726.4919.13%

年y10.96295.5160.19%0.980110.0768.10%

y20.91966.1439.81%0.91855.0431.90%

年y10.978205.2442.30%0.993226.7577.70%

y20.988277.0857.70%0.92769.6122.30%

年y10.946185.7735.62%0.989185.5778.89%

y20.983323.2364.38%0.87156.4421.11%

年y10.951453.2752.33%0.902163.8750.03%

y20.941417.2647.67%0.902163.6049.97%

年y10.987950.0644.48%0.901292.7853.96%

y20.9911180.6355.52%0.871258.6646.04%

年y10.903360.4539.18%0.754310.5243.78%

y20.956528.1360.82%0.828363.4656.22%

年y10.950361.7136.06%0.537313.5726.26%

y20.983620.0163.94%0.873541.7873.74%

年y10.687519.3526.27%NANANA

y20.9361069.9773.73%NANANA

年y10.739610.8425.12%0.347379.8716.41%

y20.9561407.6674.88%0.883760.4383.59%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于普通初中来说，生均公用费的差异是造成生均事业费差异的主要原因，在10年当中，仅有1995年和1998年生均人员费的贡献份额大于生均公用费的贡献份额；对于普通小学来说，生均事业费的差异主要是由生均人员费的差异引起的，在10年当中，1994－1999年期间均是生均人员费的贡献份额大于生均公用费的贡献份额。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2000－2003年），无论是普通初中还是普通小学，生均公用费的贡献份额均超过了生均人员费的贡献份额，而公用经费对于教育的进一步至关重要，那么生均公用费的贡献份额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就更会制约各个郊县教育水平的均衡发展。初中阶段生均公用费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小学阶段则是由于生均人员费的原因，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有可能是因为在初中阶段，教学活动中使用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比小学阶段要多的多，公用经费支出就多，相应占有的比重也较大，这样就会对总的事业经费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也可以从初中阶段生均公用费比重远远大于小学阶段这点看出来。

上表还显示了为何是生均公用费或者生均人员费是造成总体生均事业费差异的原因。拿普通初中阶段来说，生均公用费差异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有三：1，在普通初中阶段，生均公用费比重较小学阶段有所上升；2，生均公用费和生均事业费的相关系数要高于生均人员费和生均事业费的相关系数；3，生均公用费的标准差要高于生均人员费的标准差。

义务教育经费分配差异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知道，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投入，而政府的教育投入力度是和当地状况密切相关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有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等，如果各个郊县之间的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支出差异越大，则教育经费的差异也应该越大。

此外，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也会影响教育经费分配的公平性。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是政府投入，如果政府教育投入力度过小，那就需要从其他渠道来筹集教育经费，而从其他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能力是和各个郊县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过多的依赖其他渠道的资金来源会导致各个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差异过大。要衡量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可以选用政府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一指标。

库兹涅茨曾经提出一个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倒U型假说，也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会随着收入的增加先上升，然后到达一个顶点再趋于下降。有表明，在我国，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是有所增加的；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要大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那么，对于库兹涅茨假说进行推广，有可能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也存在这样一种倒U型趋势，也即在当前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又快速增长的阶段，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有可能是趋于增加的，直到教育和经济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之后，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才趋于下降。

综上所述，本节将选用各个郊县普通初中、普通小学的生均事业费标准差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记做LNSESAT和LNSEPAT；选用各个郊县人均GDP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LNSEAGDP）和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LNSEAFE）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变量；选用北京市人均GDP的自然对数（LNAGDP）作为衡量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的解释变量；选用北京市人均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LNBJAE）作为衡量全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选用北京市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自然对数（LNBJEI）作为衡量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的解释变量。

下面，首先将对各个郊县生均事业费和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推理上所说的那种相关关系。然后，分别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各种因素具体的影响大小。

（一）相关分析

表2：生均事业费与各种教育、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

LNSEAGDPLNSEAFELNAGDPLNBJAELNBJEI

LNSESAT0.848**0.873**0.868**0.846**-0.765*

LNSEPAT0.941**0.979**0.968**0.962**-0.899*

注：表中相关系数为皮尔迅相关系数(PearsonCorrelationIndex)

*表示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示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从上面这个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两种类型教育的生均事业费标准差的自然对数和当地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是显著正相关的，这和前面的理论推导是一致的。比较LNSEAGDP和LNSEAFE的相关系数，可见生均事业费的标准差自然对数和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的相关性更强，因此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就选用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作为解释变量。生均事业费的标准差自然对数和人均GDP以及人均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都是显著正相关的，这意味着在现阶段，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会扩大义务教育分配的不公平性，至于是否表现出倒U型趋势还需进行回归分析。此外，生均事业费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和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自然对数是显著负相关的，这就说明，如果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就会减少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性，这与义务教育阶段经费来源主体应该是政府投入这一道理是吻合的。

（二）回归分析

由于各地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对于生均事业费的标准差影响最为强烈，当人均财政支出标准差的自然对数和其他解释变量同时进入模型之后，其他解释变量立刻失去了统计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解释变量就真的没有统计意义。因此，下面的部分将分别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一元回归分析。为了描述方便，分别将关于普通初中、普通小学的回归方程称作模型1、模型2。

1、各地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性对生均事业费差异性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相关系数矩阵，我们知道各地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和生均事业费标准差的自然对数之间的相关关系最为紧密，下面就对其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在模型中包含截距项，其次进行不带截距项的拟合，拟合回归结果如下：

表3：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含截距项）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截距-1.2291.663-0.7390.488

LNSEAFE1.1730.2684.3830.005

模型截距-0.5050.532-0.9490.379

LNSEAFE0.9980.08611.6630.000

表4：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不含截距项）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1LNSEAFE0.9760.02439.9450.0000.9960.995

模型2LNSEAFE0.9180.008114.3400.0000.9990.999

可以看出，在包含截距项的拟合模型中，截距项的系数都不显著，LNSEAFE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在不含截距项的拟合模型中，LNSEAFE的系数显著为正，并且拟合优度要优于包含截距项的模型，因此选用不含截距项的模型进行拟合。从上述一元线形回归模型来看，各个郊县之间的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对生均事业费的影响是很显著的，从两个模型来看，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每增加1%，会导致相应的生均事业费标准差增加0.9%以上，这种影响关系是很显著的。

2、经济发展水平对生均事业费差异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选用北京市人均GDP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阶段，经济发展会加剧不平等性。为了检验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是否也呈现倒U型趋势，下面将进行线性和非线性两种曲线拟合。

表5：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截距-18.0785.629-3.2120.018

LNAGDP2.4740.5774.2840.005

模型截距-14.7482.146-6.8720.000

LNAGDP2.0960.2209.5190.000

表6：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LNAGDP-1.2410.594-2.0890.082

LNAGDP20.1910.0613.1350.020

模型LNAGDP-0.9460.226-4.1960.006

LNAGDP20.1570.0236.7850.001

从上面线性和非线性回归结果来看，总体上说线性模型的拟合优度更好，因此决定采用线性模型。之所以非线性模型没有截距项，是因为加上截距项之后关键的自变量就失去了统计显著性。从线性模型的结果来看，人均GDP对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性表现出很强的正向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则生均事业费差异性会增加2.10%～2.47%。两个模型的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优度良好。之所以非线性模型的拟合优度稍微差于线性模型，有可能是因为样本数据较少所致。但是，在当前阶段，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北京市各个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性呈加速扩大的情况却是与实际相吻合的。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政策目标逐渐从公平为主转向效率优先，以前对于教育的投入强调“一碗水端平”，现在则要强调发展优质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阶段是所谓的世界级水平的重点大学，在义务教育阶段则是示范性学校。所以，现在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在迅速提高，但是经济总量仍然很有限，那么在效率优先的目标约束下，教育资源的分配自然就会出现差异性扩大的现象。

3、教育发展水平对于生均事业费差异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选用北京市人均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LNBJAE）作为衡量全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下面就分别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和非线性回归。

表7：教育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1LNBJAE1.0630.03233.0740.0000.9940.993

模型2LNBJAE1.0000.01662.8630.0000.9980.998

表8：教育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LNBJAE0.4770.4511.0590.331

LNBJAE20.1020.0781.3000.241

模型LNBJAE0.5530.1753.1670.019

LNBJAE20.0780.0302.5650.043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来看，线性模型的拟合优度要好于非线性模型，并且，在非线性模型中，除了模型2以外，系数的估计值基本上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二次项的系数相当小。因此，我们选定用线性模型进行拟合。从线性模型的拟合结果来看，随着人均教育经费的增加，各个郊县之间的生均事业费分配的差异性也逐步增加，人均教育经费每增加1%，生均事业费的差异性会增加1%～1.06%。这说明在当前教育还不是很发达但是正在高速发展的阶段，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加剧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这可以从北京市总体教育高速发展与城乡之间、乡村之间的办学条件差异中体现出来：北京市到2000年全社会教育经费投入200亿元，占当年GDP的8%。小学入学率为99.95%，初中入学率为98.53%，但是，城区的生均经费支出却是农村地区的3－4倍，即使是在郊县之间，有的县的生均公用费只相当于别的县一个零头。

4、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对于生均事业费差异的影响

这里选用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自然对数（LNBJEI）作为衡量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的指标，下面就对其进行一元线性回归。

表9：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截距-3.1683.165-1.0010.356

LNBJEI-4.6401.594-2.9110.027

模型截距-2.5321.634-1.5500.172

LNBJEI-4.1410.823-5.0330.002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来看，2个模型的LNBJEI系数都是负的，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1%，生均事业费差异性会减少4.14%～4.64%左右。常数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常数项关系不大。此外，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理想。系数之所以为负，是因为如果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较小的话，那么各个郊县就得从其他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比如说农村地区的教育费附加。根据统计，在农村地区，农村教育费附加是农村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1999年通过该渠道获得的教育经费已经达到126.1亿元。而其他渠道的经费来源是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因此该比重低的话就会导致经费来源更大的依赖于社会，这就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义务教育来说，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将有效的减小地区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

第四部分：解决郊县间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使用非公平性的方法

根据前面的分析，造成北京市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不公平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各地之间经济发展程度有差异。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当地人均财政支出水平、人均GDP的绝对数量和相对差异都对这种地区间的教育经费差异性有很强的正向关系。因此，要想解决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最根本的措施在于均衡的发展各地经济。为了解决全国范围内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已经采取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搞活中部”等一系列措施。

由于经济体制决定了教育财政体制，因此，要想缓解区域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最为根本的方法是进行农村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也是解决的更为直接切实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案使得同样的经济资源可以产生更大的经济效果，那么在推行农村财政体制改革的同时，深化教育体制，或者说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将有助于减少财政体制变革对于农村教育的冲击（都阳，王美艳，2002）。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区域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首先表现在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不够。对于对基础教育的拨款数量，政府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是《教育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其次，表现在经费负担结构不合理，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主要分配给了高等教育，对于义务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从1993年到1998年期间，中国政府预算内三级教育经费的比例（高等:中等:初等）基本稳定在1:2.0:1.5，而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则是1:2.5:9.2。由此可见，中国的三级教育经费分配中对初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太小，而高等教育的支出比重则过高，三级教育经分的分配结构很不合理。

第三，在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支出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力度过小。对于各级政府究竟应该负担多大比例的义务教育经费，虽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从下列数据仍然可以看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力度过小：以1997年为例，在中国的五级财政中，乡级财政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比重最高，几乎占了本级财政支出的一半；其次是县级，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近20％；市级和省级的比重则在15％左右；而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仅有2.4%，远远低于其他四级财政的教育支出比例（孙国英，许正中，王铮，2002）。由于我国目前采取的是“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体制，具体的说，就是义务教育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广大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主要靠乡、村两级政府来办，而村一级没有财政，乡一级的财政又是各级财政中最为薄弱的，这就使得义务教育在基层地区的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并且，随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力得到加强，分权化的基础教育改革又要求基层政府承担主要的义务教育发展责任，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1998年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改变为52：48，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的财政收入日渐困难，而教育成本由于教师工资和教材等材料价格的上升而提高，许多地区单靠县乡财政已经难以承担义务教育的全部经费，贫困地区有的县乡全部财政收入还不够发放教师工资；在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乡级政府后，由于乡财政中的大部分是教师工资，容易被挪用，这样就连续出现了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2000年曾达到180亿元，有的地区拖欠达半年以上，农村教育面临着经费短缺的严重困难（谈松华，2003）。

基于以上的分析，为了解决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应当从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开始。首先，政府应当明确义务教育发展的目标。目前，我国政府只规定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种目标应该说不是很明确的。因为普及义务教育只是从入学率、升学率、辍学率等指标进行考察，是一个层次比较浅的目标。政府对于义务教育的责任不仅仅是保证其“免费实施”，还应当保证义务教育机会的公平。因此，政府应当努力让每个适龄儿童接受达到某一最低标准的义务教育。这样一来，政府在实施义务教育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公平性这个标准，才可能在具体的教育财政拨款体制中做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其次，应当确立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在公共财政中的优先地位，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拨款力度。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政府的教育拨款主要用于保证普及义务教育的资金投入和承担普通高等教育的大部分经费”，因此，要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

第三，在分税制改革背景下，明确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范围和各级政府的责任分工，各级政府合理分担义务教育经费。对于政府的教育投入范围，首先应该正确划分教育领域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将财政资源集中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特别是对于公共物品属性最为明显的义务教育来说，政府财政应该加大投入力度，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力度，切实保证每个适龄儿童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保障农村人口的基本受教育权利。对此，各级政府应该划分各自的教育职责。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比如说为义务教育提供转移支付资金；而省级政府有责任为平衡本省或本市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义务教育发展差异提供资金支持。根据研究，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更多的表现为省内不平衡而非省际不平衡，因此，省级政府对于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至关重要；县级政府作为我国目前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投入主体，应当为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岳昌君，2003）。对此，可以日本、美国的教育财政体制。在日本，中央政府负责全国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我国基层政府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支付教师工资，并且在许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连教师工资都无法足额支付，人员经费挤占公用经费的问题严重，因此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福利支出的1/2、学校基建支出的1/3到1/2，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困难学生进行补助；都道府县政府（相当于我国的省级政府）负责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和福利支出的1/2；市町村政府负责所辖义务教育学校的运营费（相当于我国的公用经费）以及基建支出的1/3到1/2。美国规定，教育主要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中小学主要由学区负责，高等教育主要由州政府负责。同时按照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各级政府法定的支出责任应与法定的财力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相一致。

第四，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这是当前缓解当前“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体制下地区之间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经费不充足的切实有效的手段。根据统计，目前在农村地区，农村教育费附加是农村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1999年通过该渠道获得的教育经费已经达到126.1亿元。由于教育费附加的专用性，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取消这项收费无疑会给农村教育融资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在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政府间转移支付尤其重要。对于这一方法，下面将详细讨论。

政府间转移支付包括上下级政府之间和同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其目的在于解决财政纵横向的不平衡问题。其中，纵向不平衡是指上下级政府之间同时出现一个有财政赤字一个有财政盈余的情况；而横向不平衡则是指在同一级政府之间，有的出现财政赤字有的则是财政盈余的情况。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般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类。前者也叫做不指定用途的转移支付，不规定使用方向，也没有附加条件；后者则有附加条件，用于特定的项目，对资金的使用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在我国，一般性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和过渡时期转移支付两部分。前者由于保持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因此对缩小地区差距作用甚微。而后者虽然可以平衡地区差异，但是由于所占比重较小，因此作用也不大。而专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校舍修复、教师教育、职业教育等经费，这些资金一般用于一次性或者临时性的项目，对于缓解经常性经费的地区差异作用也不大（杜育红，2000）。

有鉴于此，我们在涉及平衡地区间教育发展差异的转移支付制度时应当考虑如下几点：（1）转移支付的主体应该是谁？也即应当如何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出资责任；（2）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接受转移支付的对象；（3）如何确定转移支付的额度；（4）对转移支付的效果如何考察，也即采取什么激励措施来评判绩效。

根据杜育红（2000）提出的方法，这里用相对法对北京市2001年的数据进行模拟，以此来比较转移支付前后各个郊县义务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状况。

第一步，先计算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最低标准。这里各个郊县的最低标准用所有郊县平均值的一个百分比来确定，这样比较简便易行。但是百分比的确定难免带有主观性，主要靠经验估计。在这里我们采用80%和70%两个百分比分别来计算最低标准，然后从中选择一个较为合理的方案。2001年北京市各个郊县的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均值为2767.28元，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均值为2313.47元。根据80％和70％确定的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最低标准2213.82元和1937.10元；小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最低标准为1850.78元和1619.43元。

第二步，根据各个郊县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来调整上面计算的最低标准。根据2001年的数据，各个郊县预算内教育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均值为21.95%，这意味着财政支出用于预算内教育拨款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预算内教育拨款就会增加4.6个百分点。因此，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计算最低标准的调整系数T：

(1)规范化的政府管理体制。教育经费预算由地方议会或人大通过，并经立法程序法定化。同时，还注重拨款全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地方教育当局或其他拨款部门按规定标准的拨款程序，将教育经费拨付给基层学校。此外，政府拨款机构在具体拨款过程中还注重处理、协调与拨款有关的各部门、学校、家长、学生及其他相关人员之间的关系，从而使规范化的拨款体制落到实处。

(2)公平合理的测算体系与高效透明的拨款程序。各地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将公平作为政府拨款的基础，而把效率作为宏观导向的目标，从预算编制到审计评价都较好地实现了两者的平衡。

(3)统一拨款标准与追加变动余地。各国中小学拨款的主要形式基本上都是采用公式拨款，辅之以专项和基建的项目拨款。一般来说，公式拨款以统一标准为基础，项目拨款则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汇总审核拨付，并建立了严格的项目资金追加程序。

2青岛市市北区基础教育管理现状

青岛市市北区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科教兴区已成为广泛共识。与此同时，财政部门对教育经费的管理也初见成效，每年接近1/5的财政收入都用于教育事业，其中包括负担全区四千余名在职离退休人员工资、保险和规范性补贴，保证教育经费实现“三个增长”等，财政支出也呈逐年增长趋势：尽管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但是我区义务教育具有“单位多、特色少；老师多、学生少；老校多、新校少；支出多、收入少”的特点，所以财政应当结合我区教育实际情况，创新工作思路，完善管理体系，让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效益。

目前，市北区教育经费主要分成三个部分：(1)学校基本办学经费。具体拨款渠道为财政先将资金拨至教育会计核算分中心，再由分中心给各个学校拨款。(2)教体局机关本身所需经费。这部分经费直接从区会计核算中心拨给教体局。(3)教育系统专项经费，主要包含全区离退休教师保险缺口、大型基建项目经费等。

3存在的问题

(1)基本支出预算定额核定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对人员经费的测算存在未考虑因素。

(2)项目支出预算缺乏系统、完善的管理办法和评价系统。原因之一是对学校基本情况掌握不细，如对基层单位上报的政府采购项目进行审核时，缺乏学校现有设备的数据资料做参考，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学校急需解决的问题，造成一方面项目审核搞成平均主义，另一方面给基层单位留下多报多批复的印象，财政审核的严肃性大大降低。

(3)由于人大每年要到二三月份才开会审议通过预算，因此，年初全区各级单位处于无预算状态，许多资金尤其是专项资金只能按估计预拨，容易造成资金拨付前紧后松的现象，影响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4)预算周期与基层单位工作周期存在时间间隔，影响部门预算的准确性。部门预算是考虑下一年1至12月份的预计支出情况，而学校通常是以一年的9月份至下一年的8月份(其中含约3个月的假期)为一个学年，并且在一年的八九月份会有人员变动(如：吸收部分大中专毕业生)，这些因素所导致的额外支出很难在做部门预算时考虑准确。

(5)在执行预算过程中存在“严预算、宽追加”。如果事后不断追加和改变项目开支，又不经过权利部门的认真审议监督，所谓的“严预算”实为空谈。

4建议

(1)完善预算编制程序，逐步实现标准周期预算。建议在整个预算年度里把预算管理分解为四个阶段：①预算预测(1月)：对下一年度所需经费进行宏观预测，使经费需求建立在有效基础之上。②预算评议(2、3月)；对上一年度教育事业支出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了解经费支出类型、结构，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向各个基层单位下达本年预算指标。③预算管理(1月至12月)：跟踪整个预算执行过程的财务控制和监控，减少学校将定额公用经费用于专项开支、预算执行挤占混用、会计核算乱列支的状况。④预算编制(7至12月)：按照“两上两下”的预算编制程序，由财政部门汇总全区基层预算单位的各类教育经费预算，每年实行“零基预算”。

(2)编制部门预算时实行基本支出预算与专项支出预算相结合、日常拨付教育经费时实行公式拨款与专项拨款相结合。基本支出包含人员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公用支出三个部分。在对基本支出进行预算时，要按照“人员支出按标准、补助支出按规定、公用支出按定额”的原则，认真审核、严格把关。①在确定每一所学校的人员支出和补助支出时，要从人数和标准两个方面进行审核，财政局需要在本局各次调研所获取的资料基础上结合区人事局及教体局人事科掌握的最新数据确定教育系统内教师数量、在职离退休人数、担任职务，哪些教师属于财政供养范围的、哪些需由学校自己负担的，对于全区歇岗待调人员、长休人员及退养(退二线)人员应分别采取何种工资发放政策以及应如何管理、安排甚至分流这部分教师，建议由人事部门出台相关规定制定标准，财政部门遵照执行，也为将来实现教师工资统发奠定基础、做好准备工作。②对于公用支出，不能简单地用年生均公用经费定额乘以学校年平均学生数得出学校年公用经费总预算数。因为从实际情况来看，按照上述方法测算的经费数根本不能满足学校维持日常教学活动的需要，主要指办公费(正常教学用品、教师办公用品、印刷费、书报杂志费等)和业务费(教师培训费、差旅费、维修费等)。建议对各学校拨付公用经费时按照公式拨款：

专项支出可分为学校基本建设及维修支出、设备采购支出和其他项目支出。对于学校上报的项目可由教体局和财政局共同审核，项目资金可由教体局统一调度、统一拨付、统一管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及完工进度等因素予以拨付。财政部门每年只需根据财政收入情况下达全区教育系统项目总支出预算数并定期对项目资金进行抽查审核。

(3)制定教育相关经费管理办法。目前，市北区已制定出《市北区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定额管理办法》，该办法规范了区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预算、也为教育基层单位编制部门预算提供了科学细化的政策依据，提高了财政对一般预算资金分配的公平性和透明度。但是，教育经费投入除了从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中列支外，每年还有几千万的专项资金——城市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费。该部分资金作为教育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改善中小学设施和办学条件。此外，还需制定《行政事业单位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将部门预算中的项目支出预算与基本支出预算严格区分开来，明确在项目资金的申报、审核、批复、拨付、监督等流程中作为主管部门的财政局及基层部门的预算单位各自的职责和义务。防止专项经费挤占混用、会计核算科目乱列乱支、乱冲乱转等现象。

(4)加强对教育基层单位的基础信息收集管理工作。要准确掌握学校的机构、编制、教师、学生、设备、房产等情况。做到及时更新、动态管理，每年定期深入基层搜集数据信息图片等资料，分别建立人员情况、教师工资情况、学生情况及设备房产数据库等，保证部门预算真实公平合理。

(5)完善专项支出预算的管理方式。按照“事前申报、事中监督、事后评价”的原则，每年年底先由学校按类别上报下年项目预算，然后财政部门将汇总资料与教育局共同审核决定，并负责向区长办公会议汇报。对每年全区决定在教育系统要办的大事、实事，财政部门会优先安排或预留资金，确保重点项目保质保量完成。同时，还要积极推进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的试点工作，真正实现“资金申报有依据、资金审核有程序、资金使用有监督”的良好氛围。

(6)积极推进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统试点工作。通过建立教育支出的绩效目标，逐步实现从单纯注重资金投入的管理到注重资金投入效益的管理，并以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作为安排下一年度资金预算额度的重要依据。财政部门可结合对教育专项资金的管理，每年对教体局安排的项目进行抽查评价(一般不考虑基建项目)，按照细化的考评指标实施一定的工作程序。比如对体育活动经费、卫生艺术经费等项目从绩效目标完成程度、预算执行情况、财务管理状况、经济和社会效益等方面加以考核打分，从而实现优化资金配置，提高资金有效性。

1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的制定

1.1政策制定的主体

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这次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制定的主体，正因为有了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财政部、教育部等各机构的相互协调与合作，才有了农村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的具体行动可以追溯到2005年，2005年11月10日，教育部《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报告中的措词虽与现在出台的政策内容稍有不同，但也体现了政府对农村教育问题所作的努力；2005年11月16日，全球CEO领袖年会在北京举行期间，财政部部长金人庆透露，中央财政将全面支持农村明年真正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2005年12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提出了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这项政策，以及总理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决定发出《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随之，此项政策才真正在中国大地上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起来。

1.2政策制定的内容

国务院在2005年底就决定：“一是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二是根据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支出的合理需要，提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基本标准。三是建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校舍维修改造所需资金，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东部地区主要由地方承担，中央适当给予奖励性支持。四是对中西部及东部部分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经费给予支持，确保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按照国家标准及时足额发放。”

1.3政策制定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的义务教育梦可以追溯到1901年，时任大清头等专使大臣张百熙出使英国归来，被派为管学大臣。此后的百年中，一直努力贯彻义务教育“免费”的观念，只是到真正落实下去的时候，各种名目的收费源源不断，使得百姓仍旧没有享受到义务教育带给他们的优惠，更多的是需要忍受严重的剥削和贫苦的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现状仍未改变，中间虽有过基本“免费”的时期，但这种好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收取杂费”的口子固定下来，从那时到现在，杂费以各种名目在学生们的缴费单上出现，成为农村乃至城市居民的主要开支之一。所以，此项政策的出台，是一个历史的突破和创新，是新中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党和政府真正实现为民服务的思想的体现。

同时，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的制定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是党和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实事求是办的一件惠及广大农民的好事。坚持了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农民的现状和农民子女的受教育状况的现实出发，使农民真正“减负”了。更重要的是，农民的子女也有了一个公平接受教育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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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的执行

2.1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是实现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关键环节。现要改变过去教育经费由乡镇县承担大部分的现状，到现在的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改革基本原则，使得中央和省市政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使政策有力地落实下去。

其次，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是社会教育公平的体现。由于国情的原因，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导致了城乡之间、沿海和边远地区的教育水平的巨大差异，使得贫富差距和全民素质水平参差不齐，这不利于中国整体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也是十分的不公平的。再次，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是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把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新时期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国家出台了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重大决策，大幅度增加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旨在使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接着，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进一步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已经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另外，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是推进公共财政建立，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农村义务教育是最大的公共事业，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是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体现，是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方向。

最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将为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新机制建立后，农村学校公用经费将有较大提高，一些制约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广大校长和教师可以集中精力抓好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水平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将向更高水平迈进。

2.2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措施

（1）明确政府责任是关键。在教育经费的数额和用途上，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使中央地方共同负担，并加大中央财政的投入力度。实行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的分担办法，明晰了中央和地方的经费分担责任，确保由各级政府完全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

（2）经费到位。继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确定，未来五年各级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2182亿元，中央财政的预算资金到达地方后，将进入专门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而设置的专户，实行“专款专用”，地方在使用预算资金时，应先将方案上报国务院，再按照国务院的命令执行。对于地方财政需提供的新增928亿元经费预算能否如数到位，如果地方财力紧张，中央财政会通过资金调拨、转移支付等手段来保证这部分经费到位。

（3）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尤以师资队伍素质和水平的提高为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快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大力提高农村教育质量。要抓住建立新机制的有利时机，优化农村教师队伍结构，提高教师素质。

（4）坚持制止乱收费现象，强化学校的管理。新机制的建立从制度上和源头上为规范农村中小学收费行为，坚决治理乱收费提供了根本保证，并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力度。

（5）严格管理，使内部制度的程序合法化。要认真做好规划，精心制定工作方案。加强监督检查，对改革资金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确保资金专款专用。>（6）强化外部监督力度。除了有国务院的管理、人大对预算的审核批准以及政协的监督，还应呼吁全社会都参与到对这部分预算资金的使用监督当中。

2.3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目前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依然是低水平、不全面和不巩固的。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方面，仍然存在着各级政府投入责任不明确、总体保障水平偏低、农民教育负担较重等突出问题。这些都制约了农村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不仅对中央部委的相关规定置之不理，连取消教育附加费都在暗中抵制，并且，农村中小学乱收费金额已占涉农乱收费的一半，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改革迫在眉睫。

3农村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政策的评估和监控

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关系实证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影响实证研究；二是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开展实证研究，西方早于中国，较中国而言更为成熟和系统。本文旨在从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关系实证研究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

1 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的相关理论，尤其是教育先行理论已被广泛运用情况下，国内外对于经济发展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的实证研究甚少。吴开俊、黄莹于2003年通过对1993年和1997年的教育经费投入总额及生均经费状况的分析，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1]。姜春林、潘雄锋于2005年通过对1991

-2002年数据，分析了经济总量与高等教育投入总量的关系，并建构了经济总量与高等教育投入的二项式模型[2]。笔者曾在硕士论文《广西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一文中，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分别建立2001-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与教育经费投入总量关系模型、财政收入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关系模型，探讨国内生产总值对教育经费投入总量、财政收入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影响[3]。

2 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

2.1 西方学者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的实证研究历程 西方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源起于西奥多・W・舒尔茨，他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模型：Y=F(K，AL，H)（其中，K表示资本，L表示未经过教育的简单劳动力，H表示人力资本），并创立了计量教育经济效益的余数分析法，也称投资增量分析法，通过此办法，根据美国1929-1957年的统计资料，计算出期间美国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3％，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3％，完成了西方首次对教育经济收益的宏观定量分析[4]。1964年，加里・S・贝克尔提出了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提出了人力资本收益率计算公式，贝克尔还用具体数学计算和实证研究说明了高等教育收益率，同时也比较了不同教育等级之间的收益率差别[5]。美国芝加哥大学萨卡罗普洛斯于1973年出版《教育收益国际比较》一书，通过对33个国家教育投资社会效益的研究，得出几个明显带有规律性的结论，这些结论现也基本被认同和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国教育投资政策和决策，具体如下[6]：①在一般情况下，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投资的收益率，也高于通常的银行利率。研究分析表明，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一般都超过10%，超过银行利率，特别是人均国民收入在1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投资收益率。同时，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00美元的国家，教育收益率一般为19.9%，高出物质投资收益率4-5个百分点。②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一般高于发达国家教育投资收益率，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具有更大的经济意义。③研究比较分析还发现，初等教育的收益率一般高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收益率。根据33个国家比较：初等教育平均社会收益率为19.4%，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为23.7%；中等教育平均社会收益率为13.5%，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6.3%；高等教育平均社会率为11.3%，个人平均教育收益率为17.6%。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视为内生增长变量[7]。

2.2 中国学者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历程 我国关于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即定量分析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刁培萼在他主编的《教育文化学》中将教育力――各级学校教育的普及率、社会教育的水平等视为国力要素之一，并用此衡量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用定量分析法研究不同阶段的教育收益；赵人伟、李实研究了1988年中国城镇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收益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以教育年限作为投资单位，教育的平均收益率是3.8%，即每增加1年的教育可提高个人收入3.8%，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是2.7%、3.4%、3.9%、4.5%。陈晓宇、闵维方研究了1996年中国城市劳动力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按赵人伟等人同样的计算方法，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教育的平均收益率为5.3%，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教育的收益率分别为3.59%、4.19%、6.76%、4.67%、6.58%[6]。靳希斌（1997）年通过对1952-1978 年国民经济增长的测算发现，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9%[8]。赖德胜（1998）在其博士论文中也对1995年中国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了估算，其结论是教育的平均收益率为5.73%，即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个人收入可增加5.73%，与1988年相比，中国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有明显提高。叶茂林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出了教育生产函数，用以计量资本和初等教育以下、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四个层次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9]。陈用芳、邢志平基于Panel Data 模型分析，通过以1997-2005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为自变量，开展回归分析，得出基本结论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受教育人口比重每增加1%，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5012%[10]。巩海霞在其博士论文《教育投入经济效应研究――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中，利用神经网络仿真法，以1990-2007年江苏省的政府教育投入与家庭教育投入效益进行了分析，提出家庭教育投入与政府教育投入比例为1.10时，可获得最大的地方生产总值[11]。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如范明、邱敦元、黎野、文浩、李萍、孙绍荣等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总体而言，西方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分析实证研究早于我国，其不仅创立了对该领域影响深远的研究模型，对全社会经济效益、高等教育收益率、各级教育收益率、以及教育投资收益率国际比较中做了大量的研究，为国际研究教育经费投入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关于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影响实证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国家，但发展迅速，二十一世纪前的研究主要为对城镇劳动力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近年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对模型建立的关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研究对象的范围的逐步扩大的特点。

3 结语

我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投入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后的研究，任务艰巨，我们应立足于：围绕经济发展要求，合理确定全国及地方教育经费投入比例标准；根据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效益分析，建立教育经费投入考核指标体系。为政府教育经费投入金额、结构、来源等的确定提供依据。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国外实证研究方法，对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效益进行分阶段分层次分结构比较。首先，全面测算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考核经济发展效益，开展国际比较，指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优势与不足；其次，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对各层次教育经费投入效益及不同来源教育经费投入效益进行比较分析；根据比较分析提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适度比例、结构及具体配置的政策。二是建立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动态监测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对教育经费投入进行适时的调整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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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柯文静.近年来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评述[J].第三届全国农林院校教育科学类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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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巩海霞.教育投入经济效应研究[D].中国矿业大学，2009.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要求是政府确保每一位公民不论他居住在哪个地方，都能享有质量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教育作为改善和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途径，理应受到政府的重视。联合国关于教育效果的研究表明：基础教育的外溢效果最为明显，因此更需政府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保障每一个适龄学生不论在哪个地区都能得到大值相等质量的教育服务，这里的大致相等质量是指相似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环境。

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实质上是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我国的基础教育由政府负责提供。因此教育资源的重要来源是财政性教育经费。目前我国政府的教育支出分为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本建设经费两大部分。教育事业费是学校开展正常教育活动的基本保障，由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科学研究费等组成。基本建设经费一般是年度一次性拨付，主要形成学校建筑物和教学设备等固定资产。考虑到基础教育阶段的基建经费的不规律性，下文重点从教育事业经费支出角度分析我国基础教育服务的均等化状况。

一、全国范围内基础教育支出现状分析

从全国范围而言，2000年至2009年小学基础教育的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最大值的增速达20.67％；小学基础教育的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最小值的增速为25.51％。从极值角度考虑小学基础教育的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差距有变小的趋势，2000年至2005年极差比保持在10以上，均值为10.22，增速仅为0.30％，2005年至2009年极差比均值为8.87，增速为-8.01％，总体而言小学基础教育的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非均衡分配有缩小的趋势。当然这种判断仅是从绝对值的角度而言。变异系数的平均值为1.26，平均增长率2.56％。虽然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不明显，有时增长有时减少，总体而言近十年来变异系数一直保持在1以上，可见小学基础教育的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非均衡分配现象明显。

二、地区间基础教育支出现状分析

2000年至2009年东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均值达0.0389，表明东部地区教育经费不均衡分配的现象一直没有改善。中部地区泰尔指数均值0.0158，十年里持续保持增长的趋势，平均增长速度为4.40％，增速不大但这种变化趋势值得我们警惕。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一直是三个地区里最低的，平均增长率为3.63％，表明西部地区省市的教育经费的分配是全国三个地区里最均衡的，但也不能忽略西部地区教育经费绝对值是全国最低的现象。

2000年至2009年区内贡献率一直超过60％，2000年至2007年区内贡献率平均增速1.751％，2007年达最高值0.75057，表明东中西三个地区间的差异相对于各地区区内差异而言并不明显。因此区内教育资源的非均等分配状况更需加以关注。

三、城乡间基础教育支出现状分析

2000年至2007年城乡间预算内生均事业内经费的比值分别为18.90、19.05、15.41、15.48、13.97、12.49、11.65、9.64。两者之间的比值一度将近20倍，可见城乡间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分配现象十分严重。考虑到2008年以后的城市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数据无法获得进而不能了解2008年后的城乡经费差异，现有数据显示城乡之间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之比的呈现出了比较稳定的下降趋势，但近10倍的差距依旧明显。

总体而言不论是从宏观的全国范围而言还是过渡到东、中和西部地区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基础教育资源的非均衡现象均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全国范围内基础教育资源的非均衡现象有所缓解，区域内的不公平现象更加严重，城乡间教育资源的非均衡现象最严重。

四、政策建议

为推进我国基础小学教育服务均等化建设，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从教育经费来源角度，变教育附加费为教育税或是发行教育可以拓宽教育经费来源，缓解教育经费对财政拨款的依赖性；从教育经费的承担者角度，可以考虑人员经费由中央政府直接拨付，建设经费由省县(市)两级政府共同承担；从教育经费的使用角度，各级政府要严格实行教育经费零预算制度，建立一套科学的教育经费使用绩效评价系统，督促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科学、合理、有效地利用教育经费，实现教育经费的效用最大化。

参考文献：

[1][美]鲍德威，威迪逊，公共部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作好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工作都有一个基点,即前辈学者的学术积淀。只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深一步的学术探索才会避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从而取得更大的成效。”[1]关于2007年以来国内学术理论界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研究态势,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简要概括。

1.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学位论文

笔者选择万方数据中国学位全文数据库、CNKI的中国博士论文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以“题名”为检索项,以“师范生免费教育”为检索词,检索时间区间限定为2007~2009年,笔者经过认真核对两大文献数据库的检索结果,除去两大数据库重复收录的文献以及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外,2007年以来国内学术理论界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6篇(检索日期为2009年9月26日)。

2.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期刊论文

由于期刊具有的面比较广、周期比较短的特点,因此,它基本上能反映某领域研究的最新动向和热点。基于此,笔者以清华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Web)和万方数据库作为统计情报源,具体统计过程和结果分析如下:一是清华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Web)收录的文献。检索项为“篇名”,检索词为“师范生免费教育”,匹配方式为“精确”,检索时间区间限定为2007~2009年,结果为132项。二是万方数据库收录的文献。选择高级检索模式(具体设置如下:标题中包含“师范生免费教育”,关键词中包含“师范生”和“免费教育”,摘要中包含“师范生”和“免费教育”,发表/出版日期限定为2007~2009年,文献类型选择“期刊”,排序选择“相关度优先”),检索结果72项。剔除两数据库重复、一稿多发、主题不相关的论文,符合本研究主题的有效文献为78篇。

3.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相关专著及科研信息

一是相关专著方面。笔者以中国国家馆藏目录为准,以“师范生免费教育”为检索词,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的多库目录检索系统进行题目检索,发现国内目前还没有专门论述师范生免费教育问题的专著。二是科研信息方面。为了对2007年以来国内学术理论界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科研项目有一个详细了解,笔者主要是通过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科研基金检索”查询、网络搜索以及整理师范生免费教育研究期刊文献这三个途径来进行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研究的科研信息的检索,检索结果如下:(1)教育部2008年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科教兴国战略视角下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效应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对陕西师范大学的调查(项目编号:08JA88004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青年基金项目:师范生免费教育的跟踪调查与政策建议(项目编号:07JC880023)。(3)2007年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重点课题:师范生免费教育若干问题研究。

二、2007年以来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关于2007年以来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研究中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五个主要方面。

1.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回归的意义研究

黎婉勤指出,在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新的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提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有利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第二,师范生免费教育将进一步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第三,师范生免费教育是全面持续提升中小学教育质量的重要保障;第四,师范生免费教育将为广大贫困家庭的学生带来希望和动力。[2]郭虹君认为,师范教育免费的意义体现为四个方面,即: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教育公平;师范生免费教育是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师范生免费教育是缓解贫困生入学及就业压力的需要;师范生免费教育是与先进国家缩小差距的需要。[3]李志杰指出,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对于解决贫困师范生的就学问题、保障基础教育师资质量、促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4]陆道坤认为,师范生免费教育对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宏观层面来看:其一,赋予了教师教育体现社会公平的使命,提高了教师教育的社会地位;其二,师范生免费教育为教师教育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并为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其三,协议服务期办法的试行对以后推广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有着深远的意义。微观层面:其一,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的实施从入口和出口两端优化了职前教师教育;其二,各校在免费师范教育培养模式和管理方法上的摸索促进了教师教育的改革,有益于免费师范教育制度的成熟。[5]

2.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实施的背景研究

任何一项政策的提出,都是基于特定的背景解决相关的问题,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也不例外。张彤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背景:人力资源开发及社会调控模式变迁是其时代背景;均衡发展及财政经济策略转变是其政府背景;招生就业挑战及教师教育演变是其机构背景。[6]徐献红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角度论述了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重新兴起的背景。[7]方增泉和孟大虎指出,当前我国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的现实约束条件已截然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典型的转轨经济时期;第二,我国整体上正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第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第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选择的自由应当得到相应保障。[8]

3.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实施的原因研究

朱旭东认为,教师教育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师范教育的免费性。[9]金子祺从社会分层的视角,探讨此次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推行的社会原因。[10]刘桂芳认为,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复归的原因有三个方面,即:外在原因是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引导从教观。直接原因是提升教师职业待遇,吸引优秀人才从教。内在原因是树立教师职业权威,提高师资质量。[11]秦克铸和庞云凤[12]、周伟[13]从“师范生免费教育”后带来的冲击这一客观事实上论证了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必要性。朱武卫认为,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有四个方面的理由,即:师范生免费教育是优化师范生源,提高教师素质的迫切需要;师范生免费教育是体现教育公益性,落实师范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师范生免费教育是追求教育公平性、均等性,缓解大学生贫困现象的有效措施;师范生免费教育是体现教育继承性,秉持师范教育优良传统的明智之举。[14]

4.关于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研究

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是国家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但在其实施过程中将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政策、理论和操作问题。郭文美和邓相花两位研究者指出:首先,从招生环节上看,招生机制如何确保所招学生就是有志于教育事业、适合从教的人还值得探索;其次,培养过程和就业结果如何确保协议落实还是个未知数;第三,培养模式的制定缺乏对农村中小学的针对性。[15]叶怀凡认为,当前师范生免费教育在录取制度、培养制度和就业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实践中的困惑。[16]李志杰认为,可能出现新的问题是:第一,对非部属师范院校会产生新的不公平;第二,真正热爱教育事业的师范生不一定能享受政策优惠;第三,落实免费师范毕业生的职后保障成本太高;第四,免费师范生的学习动力、培养质量难以保证等。[17]周伟指出,随着该政策的推行,还会存在以下的问题:免费师范生课程的设置要关注贫困地区教育的具体需要;要加强免费师范生的基本功培训;要培养免费师范生开发当地教育资源的能力;免费师范生的“退出”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18]张玲和陈静指出,“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在免费教育的学生入学、从教的选择、起点、过程与结果、农村与城市、东部与西部教育和权义方面引发的新不公平问题。[19]谭涛、李良和蒙指出,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是实施范围狭窄、培养层次单一、缺乏质量保障体系和缺乏激励机制。[20]

5.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实施策略研究

方增泉、孟大虎和魏书亮认为,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要做到:处理好经费使用中国家宏观调控与高校自主办学的关系,鼓励高校探索教师教育新模式;处理好师范生进口的意向选择和出口的就业选择的关系,把好“进口”与“出口”;处理好不同层次师范生培养的关系,做到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同步设计;处理好政府、学校、银行和学生的关系,建立完善的经费资助和追偿机制。政府要为中西部地区教师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21]黎婉勤指出,为了提高师范生免费教育的效果,同一所招收师范生的院校应该同时提供免费和收费两种选择;今后师范生免费教育的重点应该是非重点师范院校。[22]练玉春认为,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设计要先行,他从招生制度、培养制度和就业制度这三个方面论述了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制度设计,并指出地方师范别成制度盲点。[3]孙锦明指出,有必要从教育政策学的视角就政策目标定位、政策方案设计、政策试点实施等方面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设计加以更多思考并提出相应建议。[24]李志杰认为,应该把提高我国教师的待遇、增强师范生的学习动机、注重免费师范生的培养质量和积极探索师范教育免费制度的多种模式作为切入点。[25]王新颖和许颖提出四点建议,即:科学宣传,合理定位;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经济待遇;扩展政策范围,惠及地方师范院校;完善政策设计方案,调整支教政策。[26]陆道坤指出,应该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健全约束机制,以增加违约成本遏制违约行为;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从情感上留住优质人;加强对服务期限的研究,制定细分化的服务时间段,更好发挥服务期制度的作用。[27]

三、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深入研究的思考与建议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与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理论界在这一课题上的确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对今后该专题的深入研究起到了借鉴和启发作用,但同时既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研究者必须重视的问题,比如:第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意识薄弱。第二,研究成果的质量不高,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132篇文献中,核心期刊收录的论文仅有19篇。第三,师范生免费教育问题研究的作者分布比较离散,核心作者不明显,系统研究的力度不够。为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双重变奏和双向互动,笔者试就如何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深化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研究提出三点建议。

1.必须强化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意识

实施和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其实践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政策、理论和操作问题。笔者建议:在今后这一专题的研究中,研究者一定要树立并强化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意识,在研究过程中切忌不分主次地平均用力,切忌从理论角度泛泛而谈,一定要抓住研究课题中与现实师范生免费教育实践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例如: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的部属师范大学自身发展与协调问题,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下地方师范院校的师范教育的发展空间问题,免费师范生的培养和就业等具体制度构建与完善问题,社会、家庭、学生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认识与引导等问题。

2.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应当多样化

目前国内学术理论界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研究之所以出现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的状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单一。笔者认为,不仅可以从教育学学科的视角进行探讨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也可以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不仅可以从定性的角度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进行研究,也可以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剖析。不仅可以从国家、社会等宏观层面上进行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分析与设计,而且也可以从学校、学生、家庭等微观层面上来进行研究。只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真正实现了多样化,才可能有效地避免研究内容的低层次重复和研究视角的单一性这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研究指导原则,进而增强理论成果的针对性、应用性和现实感。

3.加强系统研究的力度

这一课题专著检索结果为零的状况表明:目前国内学术理论界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理论研究体系尚未形成,当然这一状况也与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周期还不够长有一定的关系。师范生免费教育问题作为新世纪党和国家提出的重大方针政策,其涉及面十分广泛,是一个比较宏大的系统工程。基于此笔者认为,国内学术理论界不仅要大力解读、宣传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同时更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系统性地探讨和研究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力争尽早出现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系统性较强的研究报告或者专著,从而最终实现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这一根本价值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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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对此课题研究现状，田民政（2013）采用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影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实证因素。胡瑞文、王红（2014）进行细致研究，揭示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投入保障条件和经费投入的关系。徐瑾辉（2009）认为，国家教育发展的好与否在很大长度上取决于我国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是否充足。本文采用面板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进行分析影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因素，更进一步分析各相关因素对教育经费的作用。

三、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问题的描述性分析及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对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因素包括，教育经费、GDP、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总计、人口、居民消费价格以及每十万人口平均在校生数等。研究问题覆盖面全面，能够清晰的反映出影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实证影响因素，并得出结论及可行性建议。

（一）近年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增长趋势

自2004年开始，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呈现不断增加的态势，增长速度加快。由2004年的72425989万元增长到2012年的303647200万元，增幅为319%。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逐年上升。

（二）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情况

将我国每年的教育经费投入除以GDP，观察其所占GDP的比重是否到达4%。对于教育经费投入是否达到GDP的4%，还需作进一步考量。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4-2013年随着我国GDP的快速增长，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量也随之增加。由2004年最初始的2.79%增长到2011年的3.93%，直到2012年才达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的目标。截止2013年达到4.3%。结合现状，西方发达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占该国GDP的比重都高于4%。例如2013年，美国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达7.3%，而我国只有4.30%。这表明，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相差甚远。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存在不足。

（三）研究方法

本论文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结合计量经济学中修正Frisch法进行分析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并加以修正。以及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作回归估计，得出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教育经费的影响程度并得出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四、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数据及变量选择

本文对我国教育经费投入问题进行计量分析，共选取以下变量。被解释变量Y是教育经费投入， X[1]为GDP， X[2]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总计， X[3]为人口， X[4]为居民消费价格， X[5]为每十万人口平均在校生数。

（二）模型选择

在一元选择模型中，当X[i]发生变化时，按照一定规律影响另一变量Y[i]，而Y[i]的变化并不影响X[i]。亦即X[i]的变化是Y[i]变化的原因，X[i]与Y[i]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又因为模型中只有一个解释变量，变量间的关系又是线性关系，正符合此论文研究的问题。所以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i=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μi]进行分析。用[Yi]代表被解释变量，[X]表示解释变量，[β]为待定系数，[μi]为随机误差项。

（三）回归结果分析

1、数据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是研究随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对于[X1；X；2X3；X4；X5]是否对[Yi]存在相关关系，需做进一步的验证。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用相关系数[r]来描述。我们借助EViews8进行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1的相关系数矩阵显示，[Y]和[X1；X2；X3]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9，接近于1，由此可以确定变量之间存在正向高度相关关系。[Y]和[X4]的相关系数为0.33，有理由认为[Y]和[X4]之间存在低度相关的关系。[Y]和[X5]的相关系数为-0.04，[r

2、修正Frisch法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参数估计量的标准差较大，从而使参数的显著性[t]检验增加了接受零假设的可能性，而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借助逐步回归法进行修正，增加分析问题的准确性。我们借助EViews8软件对数据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由表2可知：

[Y∧=-216.2928+0.007199X1+0.002382X2+0.075918X3+0.009974X4+0.010634X5]

（-1.43） （2.14） （0.47） （4.93） （2.38） （1.77）

[R2=0.958]，[R2=0.949] ，[DW=1.741]，[F=113.493]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是[t]值。给定显著水平[α=0.05]，回归系数估计值都没有显著性。查[F]分布表，得临界值为[F0.05（5，25）=2.60]，故[F=113.493>2.60]，回归方程显著。分别计算[X1；X2；X3；X4；X5]的两两相关系数，得[r12=0.943]， [r13=0.852]， [r14=0.422]， [r15=-0.174]，[r23=0.804]，[r24=0.517]，[r25=-0.188]，[r34=0.0329]，[r35=0.099]， [r45=-0.609]可见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为了检验和处理多重共线性，采用修正Fisch法。首先，对[Y]分别关于[X1；X2；X3；X4；X5]作最小二乘回归， 根据经济理论分析和回归结果，易知GDP[X1]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所以选取第一个回归方程为基本回归方程。同理，依次加入[X2]，[X4]，[X5]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经分析可知，拟合优度[R2]和[R2]均有所增加，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在模型中[X1；X2；X3；X4；X5]都要保留。该模型中系数均显著且符号正确，所以该模型是较好的回归方程。

五、结论及提高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对策

（一）结论

从拟合好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可以得出，当GDP每增加1个单位时，对教育经费投入的影响将增加0.07个单位；当人口数每增加1个单位时，对教育经费投入将增加0.08个单位；当平均在校生总数每增加1个单位时，教育经费的投入将增加0.01个单位。上述结论充分表明，在伴随着我国GDP增长的同时，为提高我国教育质量，促进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决不能忽视教育经费投入。

（二）提高我国教育经费投入的对策

1、强化教育经费投入法制建设

我国《教育法》明确指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并且，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所以 “健全教育经费投入立法机制，规范立法程序，确保教育经费投入法规的权威性”。

2、加强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创新

（一）以追求文凭为论文联盟目的的考研属于个人教育高消费的范畴

教育消费是社会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消费是一种文化消费、投资性消费、投资主体有基本要求的消费，是贯穿消费者一生的消费。但对于教育消费切忌不要盲目冲动，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教育盲目性的消费心理表现最多的就是消费动机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更多的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考研热”和盲目考研的行为都属于这种现象。追求文凭以加大自己在未来就业市场的砝码是许多女性考研的社会性考研动机之一，这时个人对于考研付出的一切教育消费都属于个人教育高消费。

（二）“女性考研群体”是否能实现考研消费效用的最大化

我们在购买一个商品的时候，尤其是昂贵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在对商品的性能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购买，因为我们要把这种昂贵商品的效能最大化，以避免消费的浪费。从教育消费的效用来看，近期的效用表现为知识的获得，远期的效用表现为就业，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这一美好愿望。首先，在决定考研之前，你们要了解研究生教育是一种追求能力与潜力及综合素质更高层次培养的教育，而不是单纯获得文凭的教育。其次，在决定考研之后，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考研这种消费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随着我国研究生数量的不断增加，未来的就业市场会有更大的挑战，女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是考查考研消费效用是否最大化的时候，我们积极倡导“理性教育消费行为”。

二、从“入学选择理论”角度出发对“女性考研群体”进行分析

在教育经济学理论中，“入学选择理论”把学生入学选择行为纳入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选择理论的一部分。我们把教育作为一种商品作进一步探讨，研究个人在教育项目中如何选择。因为入学选择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特点，所以要坚持以下两项原则：首先，每个人吸收、理解和应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时需要相应的能力。其次，在入学选择时应关注自己的实际需求情况。

有些人为了考上研究生而不计专业，不计学校，不计地区。近几年，跨专业考研的队伍愈发壮大，许多考生不仅跨考相关专业，甚至还有人进行文理科间的“大转行”。例如，笔者身边不缺乏考几年换几个专业，结果都均无功而返的实际例子。

对于“女性考研群体”来说，首先，是要认清形势，认清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而且目标一定是可行的，不要一味的追求当前的热门学科，要从长远出发，选择自己喜欢的并愿为之奋斗的专业。其次，要对考研的艰巨性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持之以恒，善始善终。再次，要有良好的身心素质。要注意张弛有度，在紧张中懂得放松自己，切不可搞疲劳战术，以身体为代价。

三、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出发对“女性考研群体”进行分析

研究生接受教育的成本一般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直接成本支出，主要是读研期间为接受研究生教育而花费的一切有形成本，诸如学杂费、教学设备使用折旧费、教师的工资等等。其二是间接成本支出，又叫研究生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它包括的是研究生因在读研期间接受教育而放弃了直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机会而损失的收入。研究生教育的收益就是研究生教育投资者接受研究生教育比不接受研究生教育所多得的收入。建议“女性考研群体”以自己的实际情况并结合人力资本理论来估算自己的研究生教育收益。如果将来所创造的教育收益不明显，就说明研究生教育的收益率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又因为未来的就业市场是不可估计的，所以，提高研究生教育收益率或者是降低个人教育投资风险的唯一方法是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