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黄永玉先生子女黄黑蛮、黄黑妮、李洁琴携孙黄香、黄田今日敬告：

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二O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三时四十三分离去。我们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仪式。

黄永玉先生，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1924年7月9日（农历）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城，土家族人，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艺术家。

黄永玉可能是最有趣的老头。90岁时，他出版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这部书是黄永玉从2009年开始“奋笔疾书”写就的。其中除了能看到许多黄永玉的手绘插画新作，还能再次领略到他风趣幽默的独特文笔。黄永玉曾感叹，“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黄永玉 1924年7月9日出生于常德县，祖籍湘西凤凰，土家族人，中国画家。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16岁开始以画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其代表作包括《比我老的老头》、《一路唱回故乡》等。新京报资料图片，摄影/秦斌

黄永玉曾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提到死后碑上刻“爱，怜悯，感恩”，这是他对生死豁达的态度。今天这篇推送中，访谈部分采写于2013年，黄永玉出版了《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首卷，我们的记者采访了黄永玉先生；2016年我们再次采访了黄永玉以及他身边的亲朋，彼时黄永玉出版了《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中）》。在这些言谈中，黄永玉豁达、有趣的形象跃然纸上。今天我们重温这两次采访，在阅读中，我们一起缅怀这位远去的“老顽童”。

撰文及采访｜孔雪  姜妍

文学行当

在时代阴影里晒阳光

“我为文以小鸟作比，飞在空中，管什么人走的道路！自小捡拾路边残剩度日，谈不上挑食忌口，有过程，无章法；既是局限，也算特点。” 黄永玉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系列的首卷《朱雀城》中写道。

“无愁河”，没有忧愁的河流。黄永玉家乡的上游有一条“无伤河”。他改成“无愁河”，借河写“我经历到的、看到的、体验到的”，不是历史，没有编年。他不精挑细选人物和结构，不选择或舍弃所有的经历，落笔却是精妙的布局。

“黄永玉对待生活有一种态度：不拒绝，不选择。所有的事物和经历都会成为滋养他的东西”，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说。在与黄永玉相识三十多年的作家、记者李辉看来，黄永玉一直在以雕刻和绘画“养”他艺术生涯中排第一的文学行当，他的美术修养和画面感也化入其中，“一个人活在当下却在写现代文学的小说”。

“看黄永玉的书会发现一个人一直活在大时代的阴影下，还能晒自己的阳光”，李辉说。黄永玉曾有句自白，“悲伤很误时间，有人因此送掉半辈子光阴；把悲伤当成诗，那会好过点”。

他写过不少诗。在“文革”期间，他在“牛棚”里给妻子写《老婆呀，不要哭》——“你带着惺忪的喜悦，像个阿拉伯女孩，拥着被子只露出两眼，和我一起分享收获的恩赐”。可当自己读到巴尔蒙特的诗句，“我来到这世界是为了看见太阳”，想起过往的黄永玉蒙起被子号啕大哭。哭完，还是要写记忆里闪亮的事。

这或许归于“文革”期间，同样受到批斗的表叔沈从文在街上与他擦身而过时的嘱咐：“要从容”。此外，还要有一些执拗和任性。

就像他将文比鸟，他也喜欢画飞在空中的动物。他从百科全书看到一只猫头鹰一年可食约一千只老鼠，为人类节约一吨粮食，便画了不少猫头鹰，还根据所画数量题上“一吨”、“五吨”。然而，在1966年和1973年，他因偏爱猫头鹰两度引火烧身。当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被过度解读为“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证明。

四五十年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惹是非，只是猫头鹰的习性，而黄永玉依然爱猫头鹰。并非纯真，只是抗得过打磨。他画过的那些猫头鹰活过了那个时代，此刻正在福建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

再归故乡：

别轻蔑少年时的感动

2016年，黄永玉92岁。他记性好，还能回忆起泉州小伙伴们、和之后结识的那群“老头”们十几岁时的光影，那些关于第一幅画或是某封木刻毛笔信的往事，都是六、七、八十年前的事了。

这些老头们陆续离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图景也随人去而落幕。2012年黄苗子去世，他写悼文，第一句是“苗子兄死了”，但“凝重了几秒钟，想了想他温暖微笑的样子”。

不避讳世俗的吃喝拉撒，也不避讳“他妈的”和“乳沟”，他也不避讳谈生死：“意大利、西班牙那方面的人死了，送葬行列肃立鼓掌欢送，赞美他一辈子活得有声有色”。可黄永玉觉得苗子兄有“一件大事”没有做：那就是写一本厚厚的、细细的回忆录。“串在一起的大事，零零碎碎的小事……这会是一部多么有用的书，多么惹人喜欢的书！多么厚厚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当“我们这帮老家伙剩下不多了”，黄永玉开始洋洋洒洒地写。八十年前，少年黄永玉在安溪、德化、泉州老城区的六年“浪荡”岁月仍鲜活地常在“老家伙”心中。从老泉州到如今福建第三大中心城市泉州市，嵌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这颗明珠已经历了建制、风土、人情的变迁。今天在这曾经叫做刺桐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一棵刺桐了。

这是中国大多数当下城市难以避免的失落。在黄永玉现居的北京，他的另一位好游艺的老玩伴王世襄，早已失去了在芳嘉园胡同住了80年的小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京城里，黄苗子、郁风夫妇、张光宇、启功和沈从文、黄永玉叔侄常在此相互借书、谈诗画，而今往事如风。

这番相互成全，是对世界不计较的老人对第二故乡的一点“计较”，全因他大半生难舍的回忆。

在1982年，黄永玉曾劝阔别凤凰多年的表叔沈从文回故乡，原因是“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鸣叫，哪儿都不想去”。而对于泉州这个故乡，黄永玉也在90多岁时以文学的方式回来了，原因或是他一幅漫画中的信念。那是一个稚气的小男孩坐在一块石头上，仰望星空，题词是，“别轻蔑少年时期感动过的东西”。

忆童年

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

新京报：你的小说从狗狗也就是你本人两岁开始写，一个孩子两岁多的事情怎么还能记得那么清楚？

黄永玉:我跟你讲，我不是两岁多才有感觉，我妈妈刚生下我时，我不晓得几个月，双十节灯会，做很多灯笼。女学生们晚上提灯笼的时候抱着我游行，我就能感觉到那个灯。另外提着灯笼要坐木船过河，我也有害怕的感觉，这两个感觉一直留到现在。

《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套装），黄永玉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从两岁多开始写起？

黄永玉：印象深，那么安静的一个环境，老房子的空气这么凝重，年轻人都去上课去了，我跟两个老太太在一起，我的婆（奶奶）和太婆。如果你抽烟，那个烟都是直的，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到现在我都印象这么深，觉得这么有意思……

新京报：这么平静的环境，随着太婆去世被打破了？

黄永玉：她是在大风大浪里稳定的陀螺仪，不停地旋转。老人家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一个陀螺仪。家庭起了变化，大概就是两个原因，老人家不在了或是老人家经济上供应不上了。太婆更有政治的感觉，她也没有钱，讲一句话可没什么特别的，但她在和不在可不一样。爷爷从外面赚钱回来养家，那是经济问题。

新京报：太婆去世，你第一次到了外婆家，那是不是你第一次接触全新的环境？

黄永玉：都是新鲜的，以前从来没有碰到的各种事情。我祖母也是小脚，但是没有让我看到过，但是外婆洗脚我看到，吓了一跳，怎么小脚是那个样子的。晚上睡觉我们头对脚，她的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到现在还在探索，对每一件事情都感到有兴趣。

观生死

小时候看杀头太多了

新京报：沈从文笔下也有很多土匪杀人的故事，你小时候对生死的观念会不会和别的地方成长起来的孩子不太一样？

黄永玉：看杀头看得太多了。小学一听到吹号，全校都跑去看杀头了，真的杀头就是一刀砍下去。到了黄昏放学，尸体都臭了，身体让狗咬了，头还在那里。我们把耳朵拎起来，扔到你身上。拿着耳朵的时候，耳朵烂了，头就掉了。当时对生死感觉很正常。抗战8年，又是轰炸，肠子粘在墙上，这种生活。解放以后到了“文革”我还怕什么？我才不怕呢！住到牛棚，有机会就出来玩。生死有什么了不起！

新京报：因为小时候看得太多？

黄永玉：我并不是说生死没什么了不起，而是我习惯了，对人生理解、对死亡理解的程度不一样。看死人看得太多了，这是社会性的杀戮。另外一种是风俗性的，我们那里把一个死人放到山上盖个房子，在尸体外面扣棺材，套四五个棺材，多少年以后就不臭了。我们下了学从棺材缝里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到了战争时候，抬伤兵来来往往，就不是很紧张，生死的界限不是太明确了。

新京报：“文革”的时候你怎么出去玩？

黄永玉：“文革”的时候我医疗本上全是病，全是假的，医生帮我签的。一签就有一个月的病假，我就在家里做烟斗啊，写生啊，去玩啊。还碰到过有些没有进牛棚的先生们，他们吓坏了。颐和园的谐趣园，我搭个帐篷，我们家都在那里。有个国画界的同志来玩，吓坏了，他沿着湖走过来叫我。“什么事？”“你回去不要说你在颐和园碰见我。”他没事也怕。我说“我什么时候到过颐和园？”

论写作

希望反映丰富多彩的时代

新京报：你这部小说容纳了太多东西，自己有考虑结构的问题吗？

黄永玉：我没有结构，按照年份写。现在正在写什么呢？写到学校，先碰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很有意思，一直到“文革”过后我们还有联系，懒洋洋的，对什么事都无所谓，是个印尼华侨，见谁谁都讨厌。他讨厌人家，人家也讨厌他。人家一生气，他就说“那那那我请客，小巴黎。”有的人不买账，请客也不理。就这么一个人。到了学校之后他不考试，在学校玩了一年多。跟我同班，比我大3、4岁。考试时脚都跷在课桌上，光脚，一边抠脚一边答题。老师说“你这个同学脚不要跷在桌子上考试。”十几分钟他就交卷了，什么都先交卷，最后看榜，他考第一。

新京报：后来还有联系吗？

黄永玉：到了解放后，他在侨委工作，讲话还是讲风凉话，到我家说“我没有办法啦，你现在当教授了。”有一次说要请我和我爱人吃饭，快走到餐厅时，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不想吃东西。”我说“你这个混蛋。”“文革”后他又说请我吃饭，说这次真的请客。我找了7、8个他不认识的朋友，狠狠的，什么菜都叫，满满一桌。他吃一半站起来说“我这个人真无聊，请你们这帮无聊的人，花我这么多钱。”九几年在香港见，他又那个样子，说风凉话。所谓人性，他是个好人。这个人写完了，现在写另外一个。我也没有提纲，有提纲就限制了。

整个来讲，我希望反映一个时代，丰富多彩的。不是说这个是革命者，这个是落后的。

叹故乡

凤凰那种漂亮风格没有了

新京报：你的小说里也有很鲜明的时代背景，比如写到了村里人对照相的看法，对孩子喝牛奶的议论。

黄永玉：外面传来一些文明的事情，大家就很惊奇。两节手电筒照不远，买个四节的，白天也照。后来有六节电池，能打到山顶上的庙里头。很多东西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感觉，我们有我们的感觉。比如一大清早，河边都是雾，几百妇女在河边洗衣服，太阳从山上出来……城墙、城门楼子、老远的桥、山上的雾，这些城里的孩子看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不懂得把感觉标示出来，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受到浸润。汽车都没有见过，老远一个点子，像一座房子一样。坐汽车的时候，上面走了，下面没有走，这是乡下人的感觉。个人有个人吸收的方式。

新京报：发布会上，你也提到了凤凰子弟的一些好传统。

黄永玉：到1950年我回去了也是这个状况，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带几个香港朋友到凤凰。当时正好过年，我们到山坡上的一家做客，那个人家给每个客人做一碗酒酿加鸡蛋，客人放了红包。我们告别下山，那个老太太拿着红包追下山来，“掉了东西，里头有钱！”“就是给你的。”“那怎么行，不要不要。”然后半路有个客人说帽子不知道丢到哪儿。我说总会有人拿来的。果然一个骑车的人追上来问“你们的帽子是不是？”当时是这样好的，现在你再去看看……

新京报：完全不一样了。

黄永玉：所以我现在都不想谈我家乡的事，老百姓自己并不喜欢这种风气，一进城要收费。我说我不敢回去，把我作为老百姓的黑后台，我不能表态。当年那种漂亮的风格都没有了。

自谈终极

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对身外之物并不在意，那你在意的是什么？

黄永玉：工作嘛，我干活有个特点，画到快完总觉得遗憾，没有画好，到了下张又发现有点问题，整个过程就是个遗憾的过程。我不是故意谦虚，就是很老实地创作。但是写文章，我可是尽了力了，一个字一个字，写文章比我画画认真得多，好费力，所以也快乐，反复雕琢。

新京报：刚才谈到你对生死的看法，那你怎么看自己的终极问题？

黄永玉：我死了以后，不要骨灰，也不要盒，烧完了，家里人就回来了，不要带东西回来。跟很多没有家的老百姓骨灰一样，混在一起。我在农场的时候，去火葬场搬骨灰，那骨灰有火燃烧的磷脂味道，然后倒在水田里面，那个稻子长得特别好。我死了以后，骨灰倒在稻田里，也不要江河湖海，不要搞这个，死的终极就是这样的。那么打块碑，就刻上“爱，怜悯，感恩。”爱所有的人；怜悯世界上做这么蠢这么残忍的事情；感恩，多谢前辈对你这么好，多谢朋友的爱。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死了。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用得着吗？把我送到火葬场，朋友们回到我的家喝杯咖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