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恩光口述实录

　　人物简介：谢恩光，男，1933年2月12日出生于浙江镇海，1954年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1956年春到复旦新闻系摄影教学小组工作，组织筹建全国高校文科第一个黑白摄影实验室。初为坐班制职员，80年代升为讲师，任摄影实验室主任，又主持建立全国高校文科第一个彩色摄影实验室。画册《复旦》于1978年出版。摄影作品多次入选上海市影展，1979年作品《老教授-郭绍虞》获得“上海在前进”影赛二等奖。1994年退休。

图片说明：新闻学院创建90周年主题活动中谢恩光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合影

　　零基础入职摄影教学小组

　　抗战前我父母双亡，在镇海的孤儿院度过了两年，后来在上海姨妈的养育下长大，也跟随姨妈信仰了基督教，并改名“谢恩光”，我原名叫“谢宝兴”。

图片说明：谢恩光（后排右一）在姨妈（前排右二）的养育下长大　谢恩光供图

　　我并不是新闻系培养的学生。我1954年考进的是复旦化学系，记得是在一家邮局借来的一份《解放日报》上看到自己被录取的。

　　我因身体原因于1956年主动申请了退学。在办理退学时，复旦学生科的陈科长安排我到新闻系工作。她之所以介绍我去新闻系，可能是因为知道我爱好文艺。我一向兴趣广泛，画画、指挥、唱歌都学过，对机械、水电也都感兴趣，还喜欢看科学书籍，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我在浦东高桥中学读高中时就参加了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一个“新歌合唱团”，录取名单在1951年《新民晚报》上刊登过。大学里也参加了很多社团，我加入的“讲故事组”，很受同学欢迎。

　　我1956年4月到新闻系报到时，接待我的是新闻系党支部书记朱永嘉。他安排我加入成立不久的摄影教学小组（以下简称“摄影组”）。摄影组是在舒宗侨的牵头下于1955年秋组建的，目的是开设独立的摄影必修课，我来时成员已有郑北渭和马棣麟。复旦早在50年代初就开了摄影方面的课，但不是一门独立的课，而是《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课的一个部分，叫“新闻摄影与图片编辑”，由舒宗侨讲授。舒宗侨30年代毕业于复旦新闻系，曾在塔斯社、美新处(《联合画报》)等处工作，有丰富的新闻图片编辑经验，曾与曹聚仁合编《中国抗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和舒宗侨编著的另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都曾在远东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上被用作物证资料。郑北渭50年代初因母亲去世从美国回来奔丧，留在上海华东师大教语文，后因其兄郑南渭的关系，经舒宗侨引介到复旦新闻系工作，起初教新闻写作。马棣麟原来应该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学生，做过派克金笔商店的店员，院系调整后，并入复旦新闻系，算1951级的学生，1955年毕业后留系任教。50年代初新闻系算是全校最小的系，教师特别少，顶多只有七八个人。系里就从 1955年毕业的学生中留下十几个人，来充实教师力量，这和王中调入新闻系有一定的关系。我是大专学历，到摄影组后成为坐班制职员。在我来之后不久，摄影组又来了一位助理员曹宠，他曾经是朝鲜战争中的战地摄影记者。

图片说明：青年时代的谢恩光　谢恩光供图

　　舒（宗侨）老壮志未酬

　　1956年12月，舒老去北京参加“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摄影团体。学会主席为石少华，副主席为张印泉。舒老被选为会员、常务理事。在他的引荐下，郑北渭老师也当选为学会会员。

　　舒老回上海不久，也就是大约五个月后，因各种原因，不能上台讲课，只能做收集和编辑新闻图片等工作，供教学使用。摄影教学小组的组长改由郑北渭担任。舒老根据我们讲课的需要从摄影刊物中找资料做剪报，按人物、风光、肖像、花卉等做好分类。我们拍摄好照片，底片都交给他，由他编资料、存档案，他弄了四五个本子，贴满照片，编号、分类做得很认真、很细致。

　　改革开放后，舒老重回教学岗位，开始参加一些翻译工作，主讲外国新闻史。到80年代他也带研究生，我还看过他用称重量的方式来比较中外报纸，蛮有趣的。

　　舒老退休后，有一次，他的台湾朋友告诉他，他之前出版的《中国抗战画史》等书被台湾的出版社盗版，隐去作者重新出版了。后来，台湾那边过来赔礼道歉，补偿他四万美金。他将其中一部分分给了写文字的曹聚仁。不久他和夫人在学校餐厅宴请了全系领导和教职工，高高兴兴庆祝了一番。

图片说明：新闻学院创建90周年活动中谢恩光与舒宗侨的两个女儿合影

　　今年新闻学院90周年主题活动，我在文献展上遇到舒老的两个女儿，一起亲切地合了影，她们说爸爸在世时一直说谢老师对他非常好。

　　自学成才

　　进入新闻系不久，马棣麟将摄影组的保险箱钥匙交给我保管，我以为里面放置着整齐的新相机，打开后发现是七、八架型号参差不齐的旧相机。有的相机还无法打开，但我并没放弃，能修就尽量修好。

　　当时的摄影组还处在起步阶段，没有走上正轨。承担《新闻摄影》必修课的主要是郑北渭老师，我和马棣麟、曹宠随堂听课。郑北渭有一定的摄影基础，能够拍照，但摄影理论涉猎不多。这时的上课内容比较简单，我记得郑北渭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展示过他从美国带回来的一架老式的四寸新闻镜箱，同学们可以看，但不能摸。

图片说明：80年代初新闻系接待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一行，从左至右为：林帆、丁淦林、王中、施拉姆、陈韵昭、郑北渭、舒宗侨、余也鲁　新闻学院供图

　　有些同学对摄影这门课非常感兴趣，经常跑来办公室问这问那。但我的摄影是零基础，一开始对同学们提的问题往往一问三不知。我感到非常惭愧，因此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学掌握摄影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技能。

　　我在图书馆找到两本书：一本是张印泉著作的《摄影原理与实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8月版），一本是魏南昌著作的《暗室技术》（新华通讯社新闻摄影部，1954年3月版）。张印泉和魏南昌两位都是新华社摄影部研究员。张印泉在北方摄影界很有地位，当时有南郎（郎静山）北张的说法。我把这两本书借回来反复阅读。我原本是学化学的，也上过大学物理，因此看懂这两本书并不困难。同时，我可以一边对照着书，一边操作教研室的几架旧相机，从而能真正理解书中的内容。这两本书可以说把我领进了摄影世界的天堂。从此以后，同学们再有什么摄影方面的问题来问我，我都能解答清楚。

　　记得有位1952级学生叫谢德和，有一次他拿来一个自拍机，让我教他如何使用。那个时候家里有相机的不多，谢同学应该是家境比较殷实的。使用这个自拍器必须要有一根快门线，把照相机和自拍器连接起来。我就一步一步示范给谢同学看，解答了他的问题。他很高兴，觉得受益匪浅。

　　受生物系画师绘画细胞图辅助教学的启发，我凭借自己的绘画功底，动手画了几十张供摄影组教学用的大型挂图：不同型号的照相机；照相机的各个零件；镜头的结构；非球面透镜等成像的原理；光线的方向与造型与曝光的关系；运动的物体的方向与快门速度的关系；镜头的焦距与视角……每次郑北渭老师上摄影课时，必定先翻挂图，找出自己需要的。上课时，把挂图往黑板上一挂，学生就很容易明白相机的结构和原理。

　　我把掌握的摄影理论和技术应用在实际工作中，拍摄任务越来越多，整天乐在其中。1957年的一天，《解放日报》直接打电话给我，请我去拍摄工人出身、自学成才的复旦电光源专家蔡祖泉的照片，后来我拍的这张六寸照刊登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标题是《蔡祖泉制造真空扩散泵成功》。

图片说明：蔡祖泉　谢恩光摄

　　1958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筹备了“上海高校教学成果展览会”，学校把我调到校部，去拍摄各系的教学成果。每个系都派联络员组成一个展览会工作组，由校办金冲及领导。他布置各系版面，我配合为各系拍照，从早上一直拍到下班，拍完后，我还需要去暗房冲洗，晚上还需要放大照片，所以晚饭都是由校办送来给我吃。我在暗房里放12寸照片，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接下来又去拍一整天照片，就这样夜以继日持续了十天左右，睡眠时间少得可怜。幸好我当时还年轻，能够坚持下去。

　　1962年上海市高教局又要举办一个全市高校教育成果展览会，计划在展览会入口处放置一张《毛主席去安源》大幅照片，要求照片长3米，宽2米。高教局跑遍上海，都找不到能放这样大照片的照相馆。后来他们到复旦校长办公室求助，校办一个电话打给我，把任务交给了我。我想尽了千方百计:安装活动自如的放大机、拼接感光纸、采取“间断曝光”反复试验获得正确曝光数据、把地面当冲洗盆、用拖把浸洗影药水拼命用力来回拖……最后定影，圆满成功。展览会开幕时，毛主席照片成功地挂出！

　　除了摄影教学，我们摄影组也负责给新闻系的老师翻拍资料图片，比如宁树藩老师，他原来是研究革命史的，后来转而研究新闻史，需要我们帮忙翻拍原版的报纸，有时在学校里拍，有时需要到校外的徐家汇藏书楼拍。去外地无法带翻拍架，我就向学校申请购买了两架相机，分别是康泰克斯S和蔡司·依康双镜头反光。记得去杭州翻拍新闻史资料时，天气闷热难耐，我就干脆睡到西湖边过夜，那个时代还没有空调。

　　我还记得陈望道先生每年4月都派校长办公室的喻蘅、总务处的金则人和我一起去李登辉老校长的墓前扫墓，以寄哀思，我负责拍照留档。

　　校长办公室喻蘅曾和我一起编辑过一本复旦大学画册，把复旦在大跃进期间各系的照片都纳入其中。喻蘅负责图片与英汉对照说明，我负责照片。这个画册有三大特点：是解放以来复旦大学的第一本画册；内有黑白照片300多张；英汉对照说明，送给来复旦的外宾用。

　　1978年，复旦大学为了对外宣传，喻蘅再次和我协商，出第二本复旦大学宣传画册，照片由我负责拍摄，文字由他负责，附带中英文翻译。复旦党委书记夏征农看了样稿后，非常满意，同意刊印。我每天去上海美术印刷厂参与纠正、修改彩色照片的颜色，直到色彩完全正确后，才开始上机刊印。后来这本画册刊印了上千本并顺利发行。这是上海高校最早以彩色形式介绍大学学校的画册。

　　七八十年代复旦所有大小重要会议和内外宾接待活动，比如李政道、杨振宁、华罗庚到复旦访问、讲座，我都参与了拍摄工作。1980年法国总统德斯坦到复旦访问、演讲，人山人海，我虽然没有好的照相机，也圆满完成了拍摄任务。

图片说明：李政道　谢恩光摄

　　组建高校文科第一个摄影实验室

　　我们在1956年的下半年，向学校申请建立黑白摄影实验室。总务处批给我们三间房间，是原来化学系放置天平的实验室，我策划设计了图纸。其中的一大一小两个房间可以容纳五十人同时进行冲洗、放大影像等一系列实验活动，另一个小房间也能容纳10多人，可以配置药水、冲洗底片。实验室在1956年年末正式建成。这也是复旦新闻系乃至全国高校文科中的第一个实验室。

　　为了改变学生只能观摩、不能亲手操作相机的局面，1958年后，我们又通过教材设备科审批购买了上海牌58II型相机和海鸥A型双镜头反光相机各10架。1963年，当我得知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要撤销，马上与该校摄影系主任、电影摄影界的老摄影家冯四知联系，得到他的大力支持。这样电影专科学校又支援了我们10架上海牌58II型相机。后来我又申请购买了海鸥4A双镜头反光相机10架，这样新闻系学生可以操作的相机共有40架。

　　当我看到电影专科学校还有不少石膏像时，觉得这是练习静物拍摄的好道具，便又向冯四知主任提出支援我们石膏像，再次得到满意答复。我马上赶回复旦，借用学校买菜的大卡车，及时把一批石膏像运回学校。这些石膏像中，有头部像罗马凯撒王，有半身像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刘胡兰、维纳斯，还有1米多高的全身像威尼斯女神。当摄影教研组里摆满了石膏像时，气氛立刻变得大不一样，充满了浓郁的艺术氛围。

　　70年代我把黑白放大机改造为黑白、彩色两用的放大机。我把改造的图纸介绍给海鸥照相器材商店经理朱国栋，他就按照我的方法，指导工厂间加工生产，结果生产出黑白、彩色两用的放大机，供应市场，复旦也买了5台。

图片说明：谢恩光70年代初将黑白放大机设计改造做成黑白彩色两用机，用加色法彩色原理放大制作以自己为模特的教学示范照片　谢恩光供图

　　70年代我还创建了全国高校文科最早的彩色摄影实验室。80年代，我升为讲师，任摄影实验室主任，新闻系的实验室也纳入到复旦校级实验室管理序列，享受了和理科实验室同等的待遇。有了充足经费后，我们又建立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实验室，如灯光人像实验室、彩色冲洗实验室和彩色扩印室等。

　　80年代初，为了减轻系里老师的备课负担，我们还成立了服务全系老师教学用的复印室。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我们就用照相机拍摄教学用的文章和报纸，再用硒板作为感光片，把文章投影在硒板上，用墨粉显示出文章来，然后用白纸复上，文章的影像就到了白纸上面，最后烘干后，就可以提供给老师们用于教学。这个“照相复印机”在学院大受欢迎，老师们从辛苦的手工抄写中解放出来了。

图片说明：周谷城教授在指导研究生　谢恩光摄

　　1982年，复旦文科大楼落成，所有的文科都集中到这个大楼办公。学校把文科大楼二层全部批给我们作实验室用，由我负责去具体安排设计、施工。这样就结束了过去新闻系实验室分散、凌乱的局面，全部集中整合在文科二楼。我们实验室也便成为全国领先的、一应俱全的实验室，接待过多次外国来宾和摄影家协会的参观。

　　摄影采风羡煞旁人

　　六、七十年代，有了充足的相机以后，我们把相机发到学生手上，直到课程结束，才要求归还。在那个年代，我们还不可能做到让学生人手保管一架相机，因此，我们定下了一个分配方案：每四人为一组，其中甲和乙合用一架上海牌58II型135相机，丙和丁合用一架海鸥A型双镜头反光120相机，然后甲乙与丙丁互换。这样，今后同学们遇到任何相机，基本上都能上手操作。

　　摄影课每周只有两节，排课老师很聪明，在摄影课那天只排了第一、二节，后面不再排任何课程。这样上完一二节课后，学生有整段的时间用于拍摄实践。摄影课占用了学生们大量的课余时间，但他们乐此不疲。

　　我们给学生安排的摄影实践是循序渐进的，比如，第一次拍石膏像，第二次拍复旦校园景观，第三次拍外滩建筑群，第四次拍化学系、生物系的实验室，第五次拍叶家花园（今肺病疗养医院），第六次拍学校运动会，第七次拍人像。光是外滩，我们就需要开介绍信提前联系好四个拍摄点，最后一个拍摄点是到河滨大楼顶部，拍摄整个苏州河到外白渡桥的开阔景色。不同的高度产生的画面的结构不同，景别就不同。

图片说明：新闻系摄影组曹宠以谢恩光为模特拍摄的人像　谢恩光供图

　　在出门的时候，我要求学生一定要把相机挂在脖子上，“因为头不会掉，相机也不会丢”。在此之前曾经发生过相机被偷事件：一个学生蹲下身子系鞋带，把相机放在石凳上，等系完鞋带，相机就不翼而飞。

　　最近学院学生采访1972级校友、原央视台长赵化勇的文章里写道，“学生们三三两两一组分到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也时常外出摄影。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新奇的黑盒子和大上海的景色深深吸引了这群年轻人。”这段话正是七十年代初复旦新闻系摄影课的真实写照。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新闻系学生的摄影采风，一直都是校园里的“一抹独特的风景线”。新闻系的学生拿着一架相机在校园内外四处采风，特别神气，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

　　记得大约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学生们在练习人像摄影时，有同学不打招呼就直奔校长室拍摄苏步青校长，苏步青校长也不介意，非常高兴地连声说“好好好”，还摆出各种姿势配合学生的拍摄。

图片说明：苏步青（右二）与杨振宁（左二）　谢恩光摄

　　1977级的学生于起翔对摄影课特别感兴趣，我的一个选修课，他听了三遍。他毕业四十年后回校时，拉着我的手说：“谢老师，谢谢你！我毕业后分到广西的报社，采访时背上相机，回来后把照片冲洗放大，连同文章一起交上，领导惊喜地问，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本事这样大？”那个时候，一般的新闻系毕业生还做不到既写文章又拍照片。据说他后来成为业务骨干，一直做到广西日报总编辑。

　　我最感动的是，1977届、1978届毕业生回校时，拿出他们当时的摄影习作，上面还有我手写的评语。他们保存了四十年，完好无损，这是他们给我珍贵的礼物。

图片说明：新闻学院创建90周年主题活动中谢恩光（右一）等众多老教授接受学生献花

　　(本文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口述史项目系列口述实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