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3年进入商务印书馆正式从事编辑工作，到1931年进入开明书店，再到1950年出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的身上鲜明地嵌刻着“编辑”的印记——“如果有人问我的职业，我会说，我的第一职业是编辑”(注：吴泰昌：《叶圣老的心没离开过教育》，《新观察》1982年第4期。)。

　　一、身份的变化

　　1949年前，叶圣陶在从事编辑工作外，有两个重要的身份——教师和作家。

　　1949年后，叶圣陶的身份发生了变化。1949年4月，他出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1950年12月，他以出版总署副署长的身份出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4年10月，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并兼任人教社社长和总编辑，以主管全国教材编写工作的主政者身份从事教科书编辑工作，对于编辑个人而言，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教科书编辑理念的发展

　　主政者的身份，对于叶圣陶而言，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其受到政权意识的浸渗，思想政治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有更大的能力和更多的资源，去实践和发展自己的编辑理念。具体来说，叶圣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编辑理念有四点发展。

　　(一)教科书编辑的政治意识大大增强

　　1932年，在开明书店任职的叶圣陶编写了一部《开明国语课本》，这是叶氏编著的诸多教科书中最重要的一部，近年来围绕这套教材兴起的民国教材热可见其受社会认可的程度。叶圣陶在谈到这套教材的编写观点时，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度。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注：叶圣陶：《我和儿童文学》，《叶圣陶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学习兴趣和语文能力，是叶圣陶此时编写教材的主要思想。我们以《开明国语课本》第一册篇目为例。

　　作为教科书，当然会有像《国庆日》《我们的国旗》《国庆歌》这样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篇目，但全书突出的仍是儿童的天然兴趣和日常认知能力。如开篇以儿童入学的姿态来呈现，“先生早/小朋友早”(《先生早》)，“先生说/小朋友/坐下来(《我讲话》)，“先生说/我讲话/小朋友听/坐下来”(《坐下来》)；课本主要内容则围绕儿童对事物的好奇和认知着手，“晚上/弟弟说/哥哥/太阳出来”(《晚上》)，“这个是月亮/不是太阳/太阳早上出/月亮晚上出”(《这个是月亮》)，“北风吹/白雪飞/太阳哪里去了/树上的叶子哪里去了/地上的青草哪里去了”(《北风吹》)，“窗外雪花飞满天/弟弟说它好像糖/妹妹说它好像盐/不是糖不是盐/雪花不甜也不咸”(《雪人》)。

　　1949年后，叶圣陶对教科书的编辑理念明显有了政治化的倾向。1949年8月，叶圣陶在亲自草拟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中写道：“通过语言文字的学习，从感性的认识出发，在学生的情操和意志方面，培养他们对劳动跟劳动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无限忠诚、随时准备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决心和勇气以及服从公共纪律爱护公共财物的集体主义精神。”(注：1949年8月叶圣陶草拟《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供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内部交流。1980年，北京《中学语文教学》征得叶圣陶同意，在同年第6期发表该文。)

　　1950年，叶圣陶主持编写新中国第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在初中语文的《编辑大意》中对课程特别是语文课程，有了更具体的政治认识：“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这个任务在语文学科就显得更重要。要通过语文科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不能单靠几篇说理的论文。一种思想内容或一个政治道理，可以用一个说理的论文来表达，也可以用一篇小说，一首诗，一个历史故事，或者一个自然科学故事来表达。”

　　同样是一年级入学课本，我们可以看看1950年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一册篇目。这套教材也从儿童的视角出发，但强调的是劳动意识，特别是工农的劳动，家庭成员和日常生活也都带有工农的特点，充满新时代的风尚。“一个人/有两只手”(《一人两手》)，“工人/做工”(《做工》)，“农人/种地”(《种地》)，“哥哥/是工人/在工厂/做工”(《哥哥》)，“爸爸/是农人/在地里/种庄稼”(《爸爸》)，“一家人/有吃有穿/人人都有事做/人人都快活”(《人人有事做》)。除了《升国旗》这样的爱国教育篇目，课本里政治及意识形态教育的意图比《开明国语课本》明显加强，“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还光亮/照着你照着我/大家拍手来歌唱”(《毛主席》)，“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分土地/人人有地种/家家都欢喜”(《分土地》)，“新儿童/新儿童/要学习/要劳动/人人都学毛泽东”(《新儿童》)。

　　(二)教科书编写经验的获得由个体经历向座谈、实验和调研发展

　　1949年前，教师的经历为叶圣陶编写教科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叶圣陶在《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里提及自己编写教材“依据的只是编者往日教学的经验和个人的信念”。1949年后这种个体性的经验获得途径发展为座谈、实验、调研等更为客观、科学的方式。

　　1950年，叶圣陶在编写新中国第一套教科书过程中，通过座谈的方式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写致教师信，请审读我局所编初中语文本第一册。相烦者语文教师十数人而已，不能多。俟彼等提出意见，尚须开一座谈会，然后再加修改。其他教本亦复如是。集思广益，以前所未有也。”(1950年5月5日日记)“下午又为座谈会，讨论田世英之高中地理课本稿之二章。此为天文地理与自然地理，来客所提意见均胜，如以往之数次座谈。”(1950年6月5日日记)

　　这种“以前所未有也”的方式不仅限于座谈，主政者的身份为叶圣陶开展教材实验同样提供了可能。叶圣陶以当时中宣部主办的景山学校、教育部主办的二龙路学校、国务院文教办主办的丰盛学校等学校为教学基地，将编写的语文教材进行教学实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对教材试教这个“新鲜事”印象深刻：“人教社当时有件新鲜事，让编辑带着自己编写的课本到学校里试教……父亲当作一回事干的，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接洽了不满十个中学和小学，有城里的，有郊区农村的。每个学校挑一两个班，每个班只试教一门课。请学校的教师一同备课，参加听课后一同做总结；用教学的实践，印证课本是否适用。”(注：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70页。)20世纪60年代担任丰盛学校校长的陈秀云回忆了叶圣陶亲力亲为的实验精神：“新十二年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为了编好这套教材，主持编写工作的叶圣陶先生、张志公先生以及人教社编辑亲临学校听课。叶圣陶先生还亲自试教，与教师研讨，听取学生意见。这种深入实际、认真细致的作风令人钦佩。这套教材删去了重复繁杂内容，适当提高了程度，通过试用，教师们一致认为可行。”(注：柯小卫：《当代北京教育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另外，叶圣陶还通过人教社的组织形式开展广泛的调研。人教社的老编辑王宏志回忆了该社注重“调查研究”的传统：“那时编书提倡调查研究……‘文革’前，社里让我参加过三次调查。一次当时的副总编辑叶立群带队去成都，分别在一所中、小学蹲点，长达三个月……实际上那次调查我们安排得非常紧张，白天去学校听课，与老师、学生座谈，晚上去家访，回来还要整理调查资料，经常搞到深夜，星期天也不休息。……第二次调查是副社长刘松涛带队去河南许昌农村，小语室专家袁微子是副领队，我们主要去了解耕读学校的有关情况，以更好地为其编写教材。还有一次是袁微子先生带队去山东曲阜农村。”(注：王宏志：《优良的社风是鞭策，也是动力——回顾初来人教社的岁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五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内部资料)，2005年版，第67～68页。)

　　(三)教科书编写方式由个人编写为主发展为集体统稿

　　1949年以前，无论是叶圣陶自己独立编写，还是与人合编，具体到教材某一部分的内容，体现出的是个人化编写的倾向。“在一九三二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注：叶圣陶：《我和儿童文学》，《叶圣陶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24页。)在开明书店为《少年国语读本》发的广告中，也专门提到了叶圣陶个人编写课本的经历：“十几年前，我们出版小学各科教本，其中初小高小的国语，都由叶先生亲自撰作，绝不采用现成课文，当时很得到某些好评。两种比较起来，高小用的一种，尤其受人欢迎。”

　　叶圣陶对自己这种个人化的编写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和夏丏尊合作《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前言中提到自己的苦心和忧虑：“本书在编辑上自信是极认真的，仅仅每课文话话题的写作，就费去了不少时间。本书预订一百零八课，每课各说述文章上的一个项目。哪些项目需要，哪些项目可略，颇费推敲。至于前后的排列，也大费过心思……叫青年只读我们一二人的写作，究竟嫌太单调。”

　　1949年后，教材编写个人化的色彩被集体编写的印记抹去，编写方式发展为集体统稿。“我社的书从开始规划到定稿，要经过社内外许多人的斟酌研究，不是责任编辑个人的事情，也不是编辑室内几位同志的事情。……写到第二章的时候第一章就得在编辑室内传观，写到某一段落的时候要送给谁审读。”(注：叶圣陶：《编辑施工计划》，《叶圣陶集》第17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页。)

　　叶圣陶在1949年5月2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建功来，读课文半日，仅通过六七篇。余旧作大鼓词《景阳冈》经集体改作，胜过以前多多，居然切合声调矣。”《景阳冈》是叶圣陶编撰《儿童国语课本读本》(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中的旧作，经过集体统稿后，才重新编入当时新编的《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一册。

　　不仅是自己的旧作被“集体改作”，所有的课文都要经过集体统稿。“早上仲仁来言，初中语文课本经数人看过，各有修改意见，最后集三位原编者共同通读，定其然否。余以为可，即请三君来余室，外加助编一人，仲仁亦参加。从第一篇起，由余朗读其课文，并及注释、提示。遇有可商处，即停止而细商之。此稿余已看过数回，今在通读中，又颇发现其未安。集思广益之效，诚足深信。”(1952年3月18日日记)人教版语文教材中的经典课文《最后一课》也是集体统稿的例证。作为课文，原作的中文译文不够理想，叶圣陶召集副总编辑、散文家吴伯箫，编辑室主任、语言学家张志公，文学史家张毕来，中语室主任王微，小语室主任蒋仲仁，年轻的语文编辑刘国正和一位法文编辑，对这篇译文字斟句酌，逐行、逐段推敲、编译。《最后一课》不过3000多字，而这些专家聚在一起，连续工作了几日，才定下理想的译稿。(注：仁教：《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编写纪实》，《北京出版史志》第12辑，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四)教科书编辑领域由语文学科向多学科扩展

　　1949年前，叶圣陶编辑的教科书，如《开明国语课本》《开明国文讲义》《国文百八课》等，都属于语文学科范畴。1949年以后，叶圣陶的编辑领域向语文外的诸多学科扩展。“有人以为他只管语文，其实不然，数理化他也管，也参与定选题，改稿件，看校样，尤其是生物课本，花的力气不小。”(注：叶至善：《叶圣陶和编辑工作》，《我是编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花的力气不小”的不仅是生物课本，叶圣陶对诸多学科教材都倾尽了自己的精力。他的日记里，留下了自己在忙碌的领导工作外修改历史、地理、生物、物理、自然、生理卫生等教科书的记录：“上午看晓先之稿，至太平天国结束止。又看田世英之稿，渠编高中地理，以天文地理始”(1950年4月13日日记)，“下午改植物教本……夜间尚须叙谈改组事，余缺席自归。灯下仍改植物教本”(1950年10月31日日记)，“看许南溟所编初中物理，盖与陈同新合编者。二人之作以苏联之本为蓝本，切于实用，余以为颇佳”(1951年2月13日日记)，“看方宗熙所改写之植物教本一课……改晓先之高小历史两课”(1951年9月26日日记)，“夜间，与至善续改自然课本，至十点过，毕其第四册。此册凡一十八课，计费三个夜工，半个日工，合两人之力为之”(1951年10月17日日记)，“看方宗熙生理卫生稿，并修改之。得二十页”(1951年12月12日日记)，“除作零星杂事外，仅改初中化学稿十三页，至夜十点过方止”(1952年4月18日日记)，“两点过到社，看小学算术第二册稿”(1952年9月24日日记)。

　　叶圣陶对非语文学科的编辑重点是教材语言，即语言文字是否顺畅、明了、得体。这在1961年叶圣陶审阅、编辑《平面几何》初稿后的批示中，有明确的说明：读完这第一册，虽外行亦觉其好。……我动笔改动，注意以下几点。(一)使说法、用词、用语、用语前后一致。(二)说得更明白些。(三)带做一些校对工作。(四)排版图画方面的事项。

　　我提的意见以及改动的部分一定有对的，也有错的。我自己觉得看得还粗疏，一定还有遗漏的地方。同志们发现错的和遗漏的，请即告知。

　　我的大愿，乃在使同志们得到些参考的实例，在今后改稿和统稿的工作中稍微起一些作用。人教社物理学科的老编辑董振邦的回忆，也印证了叶圣陶修改其他学科教科书的意图。“大约是1962年九、十月间的一天，刚刚上班，总编室的同志来电话让物理组的编辑都去叶老的办公室。谁都不知道让我们去干什么。到了叶老办公室后才知道，他老人家把1962年秋开始试教的十二年制初中物理上册课文从头到尾改了一遍，找我们去是讲改了哪些地方和为什么改。上午下班铃响了约半个小时，讲解才结束。”(注：董振邦：《在人教社成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五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内部资料)，2005年版，第38页。)

　　三、深远的影响

　　一个单纯的编辑家，也许只是一个编辑家；一个单纯的教育家，也许只是一个教育家。当编辑家、教育家被赋予政权色彩，则意味着他的理念不再仅仅停留在思想和稿纸上，也不仅仅局限于低层次的实践活动。

　　叶圣陶在民国时代的教科书编辑经历，表现出为以开明书店为支撑力量，以文化同人为编写团队，具有明显启蒙色彩的特点。新政权建立后，作为编辑家、教育家的叶圣陶获得了政权强有力的支持和广泛的资源。“在一次讨论教育工作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十分关切地问起，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多少编辑？参加会的负责同志回答：三十个。毛主席立即指出：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毛主席指示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大批得力干部编出较好的教材。”(注：人民教育出版社理论小组：《毛主席十分重视中小学的教材改革》，《光明日报》1977年10月8日。)仅从最高领导人亲自过问并批示充实人教社编辑队伍一事，即可体会到作为人教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叶圣陶运筹新政权教科书编写工作时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广阔格局和重大责任。

　　可以说，主政者的身份赋予了叶圣陶承担新中国教科书奠基者的使命，而叶圣陶也在这个身份提供的平台上发展、丰富了自己的教科书编辑理念，使之更适应编写全国通用教科书的需要——确保其具有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在限定的客观条件下最大程度地提高教科书编写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无论什么课本，广义地说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所有的课本都是政治课本，一是所有课本都是语文课本；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等都是一个样。说都是政治课本，因为各种课本都要体现教育方针、体现政策、培育新人。所有的课本都要为这个总的目标服务。……审查课本的人一般注重大的方面，看课文的政治思想是否正确；对表达是否到家，很少提出意见。我们做编辑的得负起责任来，同时注意小的方面：看到不明白的地方，就把它改明白，看到不周密的地方，就把它改周密，一句话一个字也不能放过。”(注：叶圣陶：《关于编教材》，《叶圣陶集》第1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148页。)

　　叶圣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期间所主张的教科书编辑理念，为新中国教科书的编写和编辑工作提供了范例。作为的教科书编写的“国家队”，人民教育出版社至今秉持着注重政治立场、重视实验调研、强调集体统稿和注意各学科衔接的优良的教科书编写编辑作风。

　　(作者：韩涵，原载《中小学教材研究》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