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国反对“禁运、封锁”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首先，突破了美国及其追随国的“禁运、封锁”，对外贸易额逐年迅速增长(见表7)。

其次，进口了大批生产资料，出口商品中工矿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比重增加，进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体现出对外贸易适应了我国工业化的需要，促进了国内工业水平的提高，挫败了帝国主义国家扼制我国经济向建立独立自主工业体系发展的企图(见表8、表9)。

再次，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建立是反对“禁运、封锁”斗争胜利的一个标志。

最后，“禁运、封锁”政策受到世界各国的抵制，以失败告终。

1957年5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宣布英国决定放宽对外贸易管制。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业国家在一个月内陆续表态，放宽对我国的贸易限制。挪威、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联邦德国、日本都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其中联邦德国政府宣布在禁运单上的400项中去掉200项，包括汽车、轮胎和一些类型的机器。

西欧各国逐渐无视“禁运”，运用“例外条款”向中国输出所谓战略物资。这不能不影响到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小工商业者进一步注意中国市场，反对“禁运、封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极力推行的“禁运、封锁”政策已经完全陷于困境。进入60年代后，我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关系有了广泛的发展。l971年，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西方国家纷纷同我国建交，相互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进一步正常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了《上海公报》，打破了20多年来中美两国政治、经济、贸易关系的僵持局面，中美直接贸易逐步得到恢复和正常发展。至此，50年代初开始对我国实行的“禁运、封锁”以失败告终。

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商品的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存在“比较差异”，因此，在正常、平等的贸易条件下，贸易双方就可能通过国际交换，实现以较少的劳动耗费获得较多的劳动产品，从而节约社会劳动获取经济利益。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国际交换，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社会劳动，获得更多的新价值，从而能够发挥本国的优势或相对优势，使本国的社会劳动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发展对外贸易既可互通有无，获取绝对利益；又可以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获取比较利益。自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以来，各国通过国际分工这根纽带在经济上密切结合在一起，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通过对外贸易等方式参加国际分工，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上，英国超过荷兰，美国和德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都是与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紧密相连的。在当代世界经济生活中，国际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禁运、封锁”、“贸易歧视”等做法势必缩小产品市场，减少竞争机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历史经验已经和必将一再证明，制定和实行这种政策的当权者缺乏远见和明智，其结果必然遭到本国和他国人民的不满，“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难以持久维系。

至于对我国这样的大国实施“禁运、封锁”、“制裁”等霸权主义行径，则必将事与愿违。首先，当今世界早已不是一国称霸、为所欲为的时代，世界贸易是不可能封死的；其次，我国疆域辽阔，有1．1万多公里的海岸线，陆路、海运多处通道，“禁运”堵不住所有通道；再次，我国的资源和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有巨大的引力和潜力。50年代的“禁运、封锁”虽然给新中国建设带来一些局部的困难，如1951—1952年进口物资价格上涨，我国在同苏联和东欧部分国家的贸易中在价格上吃了些亏，有些商品的进出口结构不尽如人意等。但另一方面，它也增强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决心，促使新中国更快地变半殖民地经济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正是在“禁运、封锁”期间，中国扭转了73年(1877—1950年)贸易人超的局面，并且对外贸易额逐年有所增长。正如美国国民钢铁公司董事长埃内斯特威尔1954年3月在一篇演说中谈到的：“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人口太多，以致在世界事务中在任何时期都不能忽视……贸易也是一桩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而不能无限期地加以限制的事”，“不自然的事情(指禁运)与自然的事情(指正常贸易)相互对立着，自然的事情迟早必定要占优势”。50年代我国外贸工作的实践则胜于雄辩地证实了周恩来于l956年在中共八大报告中所预见的：“禁运是彻底违反各国人民利益的政策，已经遭到各方面日益强烈地反对，这个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迟早是会被扫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