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石油会战: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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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石油会战: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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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庆石油会战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饱含艰难困苦的伟大斗争,铁人王进喜就是在这个伟大斗争中孕育的英雄模范。大庆石油会战那段光辉的历史,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编者

 

    ■赵洪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富有朝气的年轻共和国刚刚建立就面临着国内石油短缺、西方石油禁运的问题。1952年,朱德在与新任命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康世恩谈话时忧心忡忡地讲:“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啊!我要求产一吨钢铁,就产一吨油,一点不能少。”195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地质部长李四光时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转不动。”

 

    新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是拥有的石油资源少得可怜。1952年,全国石油总产量为43.5万吨,其中天然油19.5万吨。1957年,石油工业没有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一五”计划的单位。

 

    大庆石油会战以及地质学家李四光、铁人王进喜等人就是在新中国遭受严峻挑战的时刻迈上历史舞台的。

 

    向“中国贫油”论发起挑战

 

    直到19世纪中叶,在洋务运动中,我国近代的石油工业才开始出现。它从诞生起,就受到外国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制,惨淡经营,步履维艰。据史料记载:1867年,即清同治六年,中国海关就有了“洋油”进口的记录。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清政府进口“洋油”24万吨,耗银800万两,外流的白银用于进口石油的数额仅次于进口鸦片的数额。

 

    与中国脆弱的石油工业相伴随的,是一个西方石油地质界强加于我国的“中国贫油”理论。这种理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1864年,加拿大著名石油地质学家亨特第一次提出了石油成因理论。他详细阐明了低等海洋生物可能是石油的原始母质,在北美古代岩石中,曾产生沥青的有机物质,或是由海洋植物衍生而来,或是由动物的残余物衍生而来。此后,绝大多数西方石油地质学家都认为,几乎所有石油都产生于海相沉积物中。这种海相生油的理论就把中国划在了贫油的圈子里。由于中国大地构造大都属于陆相沉积,于是许多西方学者便认定中国的陆相沉积环境不可能形成大油田。

 

    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真的没有石油吗?石油真的都踩在外国人的脚底下吗?一批中国的地质学家偏偏“不信邪”,用自己的科学实践开始向“中国贫油”理论发起挑战。

 

    1923年,中国石油地质学家王竹泉去陕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他根据采到的鱼化石,纠正了美国地质师马栋臣对中国地层划分的错误。1928年,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批驳了“陆相无油”和“中国贫油”理论,他说:“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出油希望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以后,他又提出了“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的‘摸索’工作是值得进行的”,“通过深钻和地震的方法,可以揭露出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等观点。

 

    195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地质部长李四光询问中国石油的发展前景。李四光根据新华夏系沉降带理论,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好地质勘探工作。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谈到同李四光谈话的情况时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

 

    中国地质学家经过艰苦的努力初步提出了陆相生油的机理和石油分布的规律,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能够真正推翻中国贫油的结论。直到1950年美国出版的《石油事实与数据》统计中,还把我国同日本、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国,一并列为石油远景最差的国家。

 

    中国是否贫油,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成为了一个实践问题。只有找出巨大的石油储量并最终从地下生产出大量的石油,中国人才能真正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

 

    沉睡在中国地下的油龙终于惊醒

 

    1959年9月26日,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好日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将十周年之际,东北松辽盆地上,“松基三井”终于喷出了工业油流。久久沉睡在中国地下的油龙终于惊醒,这口井的喷油标志着大庆油田的发现,也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960年1月7日,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问他:“余秋里同志,你那里有没有一点好消息啊?”余秋里回答说:“从目前勘探情况看,松辽有大油田!我刚从黑龙江回来,留有余地地说,有可能找到大油田;如果不留余地,大胆地说,大油田已经找到了。我们正在加紧勘探,半年左右就有眉目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哇!有可能的。能在半年内找到也好啊!”

 

    1960年,国内国际形势严峻,国家对石油及其产品的需求量超过1000万吨,国内最大的生产能力是500万吨,缺口巨大。而当时西方国家对我们实施经济封锁,中苏关系恶化,进口石油非常困难。国内到处都喊缺油,就连北京的公共汽车也背上了煤气包,空军训练和执勤的飞机也因为油料紧张不能正常起飞。从2月1日起,石油工业部连续8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余秋里在会上说:“现在国家迫切需要石油,松辽资源又比较可靠,地质情况也搞得比较清楚,改变石油工业落后面貌在此一举。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尽快拿下这个大油田。”

 

    2月13日,石油工业部党组给中央写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上报中央。报告中说:“整个大庆地区,从地质材料上看,是一个很大的适于储油的构造带,面积达2000余平方公里。现在拿到手的这块油田,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边界尚未摸到。”“我们打算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会战。”

 

    仅仅过了7天,中央就批复了这个报告。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石油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翻开大庆石油会战的史册,最响亮、最动人、最不朽的名字就是铁人王进喜。他是大庆石油会战中优秀工人的代表和典型。

 

    1923年10月8日,王进喜出生在甘肃省玉门县赤金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38年,从小挖过石油的他进了玉门油矿。《玉门油矿史》记载说:“后来成为著名劳动模范的王进喜同志,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为逃避地主的迫害而到油矿做小工的。”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经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钻井工人。

 

    1960年3月,王进喜主动请缨从甘肃玉门油矿来参加大庆石油会战。

 

    大庆石油会战面临着许多困难,王进喜带领他的1205钻井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靠人拉肩扛,35吨重的钻机设备安装就位;3天3夜,将38米高22吨重的井架矗立荒原;1960年4月19日,王进喜5天5夜不下“火线”,带领全队打出了会战开始后的第一口油井,打出了中国石油工人的威风和志气。

 

    1960年4月29日,在大庆石油会战“誓师大会”上,铁人披红戴花,骑上高头大马,绕场一周。余秋里部长在会场带头高呼:“向铁人学习!人人争做铁人!”,会战指挥部号召参战的全体职工都要向铁人王进喜学习。在这次会议发言时,王进喜郑重地对着万人宣誓:“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当1205队打第二口油井时,因地处油田高压区,油井突然发生了井喷。当时井场上没有重晶石粉,王进喜就和工人们商量往泥浆池里加黄土和水泥提高比重压井喷。水泥加到泥浆里不融合,又没有搅拌机,在万分紧急的关头,王进喜跳进泥浆池里,用带伤的身体搅拌泥浆。经过一番战斗,王进喜带领大家压住了井喷,保住了设备和油井。而王进喜的身体却被含有多种药剂、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血疱。1966年10月,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给青年演员李光复写完“五讲”题词后,李光复问他:“王进喜同志,为什么要带伤跳泥浆池呢,不跳不行吗?”王进喜说:“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跳国家就要受很大的损失。”

 

    铁人曾被人们称为“钻井工人中的哲学家”,在火热的生产生活中提出过许多朴素却又传播广泛的话语:“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早日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检查”“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

 

    会战交出可喜答卷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战,铁人王进喜和会战的战友们交出了可喜的答卷。1963年底,大庆已开发建设了146平方公里的油田,建成年产原油生产能力600多万吨,当年生产原油450万吨,对我国实现石油的基本自给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63年12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向世界庄严宣告:“由于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建成,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需用的石油,过去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不管是在数量上或者在品种上,都已经基本自给了。”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学习大庆经验,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记者袁木、范荣康写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配发的编后语《崇高的榜样》中讲到:“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这种精神,这种人,就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

 

    1970年11月15日,年仅47岁的王进喜积劳成疾,因病逝世。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

 

    当年,王进喜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9年4月,他出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甘愿为党为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的王进喜从不居功自傲,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永远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在笔记本上曾这样写道:“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参考材料:《工业学大庆始末》《大庆石油会战》《《铁人精神:从文化现象到民族遗产》《时代精神民族脊梁:铁人精神的历史内涵与创新发展》《大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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