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崛起？这是一个史学界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从美国历史来看，1890年到1900年这十年堪称非常关键的十年。1890年的美国，GDP跃居世界第一，但正处于内忧外患中，红利吃尽、产能过剩、老牌列强林立、国内利益集团垄断……

“一向不关心国外事务的美国人也开始频繁谈论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恐怖时期’和‘罗马帝国的最后岁月’，仿佛要从中寻找一种历史类比。总体上看，历史学家霍夫施塔得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那就是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陷入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危机’，整个社会处于恐慌和迷惘状态，对未来的命运感到担忧。”

没有多少人会想到，这也正是美国崛起关键十年的开始。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崛起之路与过往的任何国家都不一样。

“历史上的帝国扩张基本都是领土扩张。这种扩张有两个特点：一是必须投入大扯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因为新获得的领土需要管理和保卫，而扩张越多，相应投入的资源也越多； 二是领土扩张有时会产生‘自我激发’的效果，即扩大的领土造成了军事防卫的难题，结果往往以进一步扩张来消除。而当领土扩张超过一定限度后，管理和保卫的成本将迅速超过扩张的收益，从而导致帝国衰落。这就是扩张带来的代价和风险，或者称之为扩张悖论。”

美国则不同，它的目标是“既要获得海外扩张带来的好处，又不能背上管理和控制大片殖民地的成本”，所以它没有采用西班牙的殖民模式，没有过多直接掠夺海外领土，而是通过强大的生产和贸易能力控制世界。这就使得美国只有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边界，但作为一个帝国，它的控制范围大大超越了地理边界，它的发展逻辑不是通常理解的国家逻辑，而是无孔不入的资本逻辑。

徐弃郁在《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中写道：

“美国将海外扩张的行为‘内化’到国内政治进程和社会生活中，通过改变自身来改变对外行为的方式。”

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满足多方面条件。

在制度层面：

“在每一次重大事件前后，美国各界都会以决议、公开文章或请愿等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而国会则借此推动一些提案，要求政府行动。这几乎成为美国应对外部刺激的一个标准程序。但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处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一般而言，海外扩张是一个权力与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新分配的过程。如果像美国那样选择依托海洋和贸易的扩张方式，那么其中还涉及权力与财富的迅速分散化，这对任何形式的直接控制都是一个极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挑战。历史上像俄罗斯这样的传统帝国更愿意致力领土扩张而不是海洋扩张，其中既有生产力水平、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又存在着一个制度匹配问题。相对成熟的代议制度在这方面显示出较大优势，可以将分散化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纳入到统一的国内政治程序，实现比较有效的协调和妥协。这样，美国就很好地避免了一战前德意志帝国那种‘卡特尔化’现象，即各大利益集团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结果迫使政府同时追求不同的利益和战略目标。”

在思想层面：

“19世纪的最后十年无疑是美国思想界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面前，美国国内形形色色的思潮和社会‘药方’层出不穷，而彼此之间的碰撞和汇集最终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在特纳、马汉、斯克和斯特朗等人的推动下，美国社会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心理动员和观念更新。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所谓‘天定命运’一直鼓吹要将领土‘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而此时个国家的关注点却决定性地从美洲大陆转向了大洋。海外扩张，特别是海外贸易扩张成为解决美国危机和困境的重要选择，成为一种新的‘天定命运’。”

精英群体的努力，使得危机倒逼出一个国家的潜能。徐弃郁写道：

“早在1893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精英阶层已经看到了美国面临的危险并提出警告。危机爆发后，经济与社会的可怕动荡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精英阶层。美国知识界精英都在全力思考两个问题：一是美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二是怎么办？知识界的这种骚动使19世纪的最后十年成为美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风云年代，并最终给美国指出了一个方向。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的观点也许有相当一部分需要进行批判，但必须承认，思想的力量在这一时代确实得到了充分展现，而思想、物质与机遇三者的结合则决定了美国此后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当然，还有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战争。对于美国来说，美西战争的胜利意义深远，尤其是在社会心理层面。“之前，很多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实力优势，但和西班牙的战争却将实力优势明确无误地转化为了战场上的胜势，这种对优势地位的证明极大地提振了美国的民族自信心。对精英人士来说，这场胜利不仅仅是战胜一个西班牙的问题，而且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存竞争中胜出的间题……同样重要的是，战争发生的时间正值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在胜利欢呼和经济复苏带来的期望中，由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动荡和霍夫施塔得所说的‘社会心理危机’突然得到了决定性的缓解。美国似乎一下子摆脱了‘中年危机’，重新回到了‘青年时代’。”

也就是说，美国在经过社会多层面的争论和推进之后，获得了效率更高的发展模式。1890年到1900年的十年间，美国先后经历委内瑞拉边界冲突、古巴问题、美西战争、“门户开放”照会等事件。非常难得的是，它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都处理得当，在长远角度来说都能获益。而且在这十年间，美国内部在战略贯彻上也非常坚决。

很多人说起民主，常常将之与低效等同。但这种看法显然对民主和专制的理解不够深刻，专制状态下的决策会非常快，但最终往往难以为继，因为它并不是民众的普遍意识，而民主状态下的决策必然会经过多次论证，出现各种争议，但一旦达成共识，全社会就会为之形成合力。美国的这种新型扩张模式，正是在美国社会的共识下得以推进。

19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先后经历哈里森、克利夫兰和麦金利三任总统，执政党也经历了从共和党到民主党再到共和党的交替，但政策始终有着延续性。

19世纪早期，门罗总统提出门罗主义，主张“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即美国不想欧洲列国插手美洲事务，想独霸美洲。这一策略利用了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矛盾，也体现了美国一直以来奉行的孤立主义。但随着国内工业能力的迅速增强，美国在19世纪后期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于是开启贸易扩张的国际策略，通过施行低关税政策向全球倾销。

这种转变并不意外，也与美国的国家形成一脉相承。早期来到北美新大陆的清教徒，目标是建立一个契约社会，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美国的政治理念。基于契约，美国不断修正自己的政治架构，更重要的是，契约带来的是对商业的重视，也使得商贸成为扩张手段。

这种扩张不仅仅是以商业渗透，更值得一提的是以商业利益角度衡量国际事务。比如在菲律宾问题上，美国显然是经过各种评估，意识到殖民式扩张在成本上不划算，因此及时纠偏。

也正是因为在扩张问题上的及时转型，使得美国避开了大英帝国陷阱。英国的海洋殖民带来了过度庞大的人口和领土，最终陷入扩张悖论，也使得美国后来居上。

也就是说，“美国的海外扩张很大程度上也属于内涵式扩张，即立足于自身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提升，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推动商品贸易的大规模扩张和海外战略要地的占领。强化技术和生产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居于一个逻辑起点的地位，是扩张的第一推动力。对于这类扩张，当时的国际制度不仅容纳，而且某种意义上甚至是‘鼓励’，因为这套国际制度就是由历史上占技术生产主导优势的国家（主要是英、荷）所涉及的，自然有利于此类国家的利益和权力扩展。而且，与这种内涵式的扩张相联系的往往是竞争力位次、占有市场百分比等相对的、开放的衡量标准，而不是胜者通吃或任何形式的排他性占领……使得其他感受到‘威胁’的国家缺乏足够的动力来进行联合反制，进而降低了冲突的可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超大国家扩张过程中制度相容性的一种体现。”

所以，1890年到1900年的美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地域性大国转变为一个世界性帝国，更深层的是理念转型，而这种理念的基本逻辑是商业逻辑，衡量的是成本和利益。

书名：《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

作者：徐弃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一頁folio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图源 | 网络

作者 | 叶克飞

编辑 | 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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