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东西方缓和与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为了扭转美国在对外贸易、投资与国际金融领域的颓势，制约日本的经济扩张及其对美国的经济挑战，美国开始对对日政策做全面调整。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冷战时期存在的美日贸易、金融、科技、安全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而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泥潭。 　　[关键词]美国对日战略；日美关系；日本经济；长期衰退 　　[中图分类号]Ｋ３１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７－０１２６－０６ 　　刘自强（１９６８―），男，湘潭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亚太经济关系和东亚现代化。（湖南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本文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界体系与日本经济的兴衰”（项目编号：０９ＹＢＢ３７６）、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世界体系转型与日本‘失去的２０年’”（项目编号：１１Ａ１２６）和湘潭大学科研启动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美国的庇护与支持。为了将日本变成反共“堡垒”，“美国向日本提供了安全保障和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充分获得美国的市场、技术和物资”[１]（Ｐ３９）。罗伯特・吉尔平认为，整个六、七十年代，对于日本向美国市场的渗透，美国表现出的是一种“仁慈的疏忽”，美国在处理美日经济争端时继续以维持联盟为出发点[２]（Ｐ２５５－２５６）。“美国通过为日本培育一个有利于日本既实行贸易保护又能够促进出口的国际环境，从而对日本奇迹作出了贡献”[３]（Ｐ９）。然而，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东西方缓和与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为了彻底扭转美国在外贸、投资与国际金融领域的颓势，制约日本对美国的经济挑战，美国开始进行对日政策全面调整，从而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泥潭①。本文拟从金融战略、贸易战略、科技战略、安全战略等几个角度对此做一些探讨。 　　 　　一、美国对日金融政策的调整 　　 　　金融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重要工具。１９８３年９月，在国际竞争中屡次败给日本小松制作所的美国卡特彼勒公司的总裁李・摩根联合斯坦福大学教授索罗门、华盛顿霍雷・西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戴维・马金松等３人共同起草了题为“美元与日元不平衡发展及其对策”的“摩根报告”。其核心是，迫使日本实现“金融自由化、日元的国际化”，从而彻底地“排除抑制日元需求的人为的措施”[４]（Ｐ７）。此后，美国政府对日本高压式的货币谈判就是以这份报告为基础展开的。克林顿入主白宫后，设立了“国家经济会议”(ＮＥＣ)，与“国家安全会议”(ＮＳＥ)并列，将对日金融政策提升到国家经济战略的高度来实施[５]（Ｐ１２１）。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敦促日本实行金融自由化。８０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美日两国先后在金融领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自由化措施。然而，“美国对日本金融自由化的迟疑深感不满”，“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为美国资本进入日本提供平等机会”[６]（Ｐ１８８－１８９）。在此背景下，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美国财政部长里甘致函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正式提议美日双方就美元和日元的问题建立一个协商谈判的机制。同年１１月，正在日本访问的里根总统与日本首相中曾根举行了会谈，两国首脑同意共同建立“美元日元委员会”。 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９日，美国副总统专程访日与日本首相中曾根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了日美金融协定，即《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在该报告书中，美国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执行利率自由化，促进日元国际化以及推动日元升值。此后，在定期召开的日美双边会谈中，美国均以此该报告书来衡量日本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的进展状况，对日本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监督和控制。这样，“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在美国的压力下不断得到强化”[７]（Ｐ３４）。 　　８０年代后期，尽管日本金融市场逐步开放，但美国继续对日施压。１９８８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列出了金融报复条款，并依此对日本在美国的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限制。１９９１年，美国国会重新审议新的金融报复条款，迫使日本等国进一步撤销金融方面的限制措施。１９９２年４月，美国国会开始审议《金融服务公正法》，规定不对美国金融机构开放金融市场的国家，它的金融机构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经济与金融活动也将受到限制。１９９３年，在美日达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中，明确规定美国可以对日本的金融制度提出改革要求。“为了回应西方的压力，桥本首相在１９９６年４月宣布了一项‘大爆炸’放松金融管制方案”[８]（Ｐ１５２）。对于美国持续不断地强迫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动机，日本前财政部长惊呼，美国华尔街和伦敦金融界不断提出要求，强迫日本政府取消金融市场管制，实际上意味着日本输入外国的“金融艾滋病”[９]（Ｐ５５－５６）。日本学者竹内宏甚至认为“日本持续１０年的经济衰退即导因于此”[１０]。 　　二是压日元升值。 ８０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对日贸易赤字的陡增，一些美国官员，如美国驻日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Ｍｉｋｅ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就认为“大约一半左右的美国贸易赤字与美元的高汇率相关”[１１]（Ｐ１９７）。“由于日本经常项目盈余居世界第一，美国政府便以日元兑美元汇率为重心，通过抬高日元来减少贸易赤字”[１２]（Ｐ１５）。１９８５年９月，在美国主导下，西方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签订“广场协议”。“广场协议”是美国与日、德、法、英五个发达国家之间政策协调的产物。以此为开端，日元开始大幅度升值。１９８５年末日元汇率上升到１美元兑换２００日元左右，而到１９９５年４月份日元汇率突破了１美元兑换８０日元的历史大关。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战略汇率政策，是“由于美国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向来自主决定货币政策，无需考虑其他国家对外汇市场的官方干预”[１３]（Ｐ２１４）。“紧随广场协议而来的美元贬值，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使市场向美国公司开放的美国单边主义战略的手段，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日本”[１４]（Ｐ３２）。“政策协调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元价格降下来，使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再次具有竞争力”[１５]（Ｐ１７９），然而它却给日本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三是要求日本参与国际利率协调。广场协议签订后，为了预防“日元升值萧条”，日本央行下调再贴现率至２．５％。到１９８７年中，日本经济开始复苏，日本央行本来应该考虑加息。然而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日美国股市大泻，出现“黑色星期一”。在此情况下，美国与西方主要国家达成了“卢浮宫协议”，通过使其他国家利率低于美国利率来稳定美元汇率，避免美元过度贬值。日本央行积极配合“国际”协调，将２．５％的超低利率维持了２年零３个月。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日本经济体系内到处充斥着廉价资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急剧膨胀。美国政府还逼迫日本实行超低利率。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签署后，“美国财政部对日本央行施压，要求它降低利率放宽信贷”[１６]（Ｐ２７）。到１９９３年，日本已将公定利率降到了１．７５％。１９９４年４月降至１．０％，同年９月降到０．５％，而且从１９９９年２月开始还实行了零利率。日本之所以长期执行超低利率政策与美国对日本的施压分不开。“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在日本低利率、零利率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７]（Ｐ２２７）在日本经济衰退已陷入谷底，虽然没有走上经济回升，但也有了景气恢复的迹象时，日本政府曾希望略微提高其过度的超低利率，但鲁宾却呵斥日本政府，“在景气恢复还不顺利的现在，提高利率是完全错误的”[１７]（Ｐ２２８），从而在日本继续实行超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中发挥了指导性作用。２０００年夏，日本银行总裁速水优多次指出已经到了可以废除零利率的时候了，但在冲绳首脑会议上，美国还是说动其他国家，在共同宣言中表示“日本应该继续实行积极的经济政策和零利率”[１７]（Ｐ２２９），其目的就是将日本的资金继续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四是限制日本金融机构对外融资能力。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日本金融机构开始大肆向美欧金融市场扩张，从而引起了美欧金融界的恐慌。１９８８年７月，在美国主导下，西方十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制定了“巴塞尔协议”。协议规定为了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到１９９３年各国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须达到８％以上。在美、英的联合压力下，日本被迫做出妥协。从全球范围看，美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接近这一比例。１９８８年，美国银行这一比例为５．９％，欧洲约为５．７％。因而“这一规定给日本的银行带来最不利的影响，因为它们的资本充足率仅仅只有３％”[１８]（Ｐ１３３）。为了达到自有资本比例不低于８％的标准，日本各银行不得不收缩其资产，在国际融资中采取谨慎态度，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日元的融资比例急剧下降，１９８７年为１０．８％，１９８８年为５．６％，１９９０年仅为１．８％[１９]（Ｐ７８）。由此可见，美欧金融资本通过设置高门槛削弱了日本金融机构的实力，限制了日本金融的外向扩张。 　　美国对日金融战略调整对日本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一是诱发了日本的泡沫经济。８０年代中期前后，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之下，“日本开始踏着其他先进国家的步伐，放开金融管制”，放弃战后成功的政府干预政策，取消产业政策指导和金融投资管制，结果金融自由化不但“加剧了日本金融体系的竞争，削弱了现有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２０]（Ｐ２２），而且导致日本银行将投资重点从生产和工业领域转向国内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１９６５年，日本１５０家最大银行的贷款中，仅有６％投向了金融等非生产领域。到１９８５年，贷款投向的比重则完全颠倒过来，至１９９０年生产领域贷款所占比重下降为２５％，而非生产领域的贷款比重则上升３７％[２１]，结果催生了股市、房市泡沫。与此同时，“广场协议”的签订导致大量的国际热钱涌入日本，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是导致日本银行体系陷入危机之中。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日本的银行对建筑和商业性的不动产投资比例的急剧上升。然而，泡沫经济崩溃后，这些贷款无法收回，变成了银行的呆账坏账。“日本的银行危机出现在９０年代初的泡沫经济崩溃后，经过整个９０年代的努力，银行体系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究其原因是金融自由化破坏了原有的银行监管体系，而没有形成新的监管架构，在追求金融效率的同时失去了金融稳定”[２２]（Ｐ８１）。 　　三是导致日本资金大量外流。美国通过强迫日本长期实行超低利率，非常成功地诱导了约达１ ２００万亿日元的巨额日本资金为了避开超低利率，纷纷流向了利率相对较高的美国[１７]（Ｐ２２８）。其中从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开始日本资金大量流出（主要是从９月份开始，到１２月日本资金净流出高达７７ ２９２亿日元，而在１９９８年４月进行金融自由化后，头十天就净流出资金２００亿美元）[２３]（Ｐ２２０），投入到美国金融市场。另外，以对冲基金为首的美国资本也以超低利率从日本借入了大量资金，并在美国国内及世界各地进行金融投机，捞取了巨大的利益。 　　四是导致日本对美投资遭到重大损失，日本的美元储备大幅缩水。由于美元对日元贬值，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日本投资者的对外投资收益几乎被完全抵消[２４]。据日本机构的统计，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期间，“广场协议”导致的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损失累计约为３．５万亿日元[２５]（Ｐ８８－８９）。从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初期，日本在美国的投资大约损失了７ ０００亿美元左右，大致相当于整个８０年代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之和[２６]（Ｐ７９）。 　　 　　二、美国对日贸易政策的调整 　　 　　从二战后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考虑到日本的战略价值，“美国领导人容忍着与欧洲和日本的非对称关系……美国对日本的壁垒降低了，可日本对外国商品和投资加上了种种限制，美国对此也加以容忍”[２７]（Ｐ６３）。然而，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以及对苏军事冷战的胜利，美国开始对外贸政策进行全面调整。特别是克林顿政府上台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对日本施压的力度，从而对日本的对外贸易带来严重挑战。 　　首先，对日本实施以结果为导向的贸易政策。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放弃自由贸易政策，改用以结果为取向的贸易政策。这次新政策补充了保护主义的内容，“过去美国迫使日本接受出口自动限制，现在以结果为取向的贸易政策则以进口自动扩大为特色”[２８]（Ｐ２３１），目标是打开日本市场。美国通过设置“数值指标”划定在日本市场的份额，并以制裁相威胁，要求日本予以接受。所谓“数值指标”就是要使某个产品(或服务)领域的外国产品（或服务）在日本市场上所占的比例达到一定的目标[２９]。这些具体领域包括电讯、微电子、医疗设备、制药和林业产品，其中的焦点是半导体。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之下，１９８６年初秋，日美两国签订了为期５年的“半导体协议”。 在一份“秘密”附件中，日本同意占有它２０％的市场份额是美国芯片工业合理的“目标”。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劳拉・泰森认为，这个协议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胜利”，因为它稳定了美国在世界芯片市场上的份额，为硅谷的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２８]（Ｐ２３３）。除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以外，还签订了日美纺织品贸易协定、日美钢铁协定、日美彩电协定、日美汽车及其零部件贸易协定、日美移动电话协议，等等。就这些协定的内容来看，美国都有精确的数量指标，并以答应或不答应这种两难选择来要求日本，促使日本最终接受美国的要求。罗伯特・吉尔平将这些协定看成是“隐形的保护主义”[３０]（Ｐ１６０），相当于日本作出“自动扩大进口”的让步。 　　其次，以“公平贸易”为幌子，对日本实行“侵略性单边主义”的贸易政策。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开始实施“公平贸易政策”。“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法案”便是公平贸易在法律上的体现。该法对１９７４年贸易法中的３０１条作了重要修改，新的３０１条款包括“特别３０１条款”和“超级３０１条款”，前者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后者是针对其他国家“不正当”歧视美国产品措施的。该法案还采取反补贴、反倾销等措施，以限制进口。冷战结束后，在美国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３０１条款、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等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一般３０１条款和特别３０１条款已获得永久性法律地位，超级３０１条款在１９９７年延伸进美国总统行政命令中。１９９５年春，日本已被克林顿政府定为进行贸易制裁的国家，日本贸易官员向世界贸易组织激烈地抱怨美国正在实行管理贸易[３１]（ＰⅣ）。在１９９９年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上，“美国政府拒绝讨论日本和其他国家所痛恨的美国广泛滥用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条款作为保护主义手段的行径”[２８]（Ｐ９）。美国商务部（ＵＳＴＲ）１９９９年４月３０日发表了“超级３０１”适用对象的年度报告。在“超级３０１”中将日本的钢铁、汽车、汽车配件、平板玻璃、保险列为“担心对象”，即日本如果不收敛自己的行为，美国将对日本挥舞制裁大棒[３２]（Ｐ１７５）。有学者认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误入歧途，严重依赖单方面的经济制裁来惩罚那些政策与我们不协调的国家，并无视我们的传统盟友和贸易伙伴的反对意见”[３３]（Ｐ２１７）。也有学者认为，“９０年代克林顿政府贸易政策的贸易保护主义超过了６５年前的赫伯特・胡佛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日本和欧盟甚至宣称１９９５年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回到了２０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 [３１]（ＰⅣ）。 　　最后，通过设立产品标准，限制日本的市场进入能力。９０年代以来，美国还通过设立有利于本国企业的技术标准，间接限制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在家用电器方面，日本只有资格制定手提摄像机一种产品的标准，而彩电、微波炉、音响等大部分产品还是由美国制定行业标准。例如，日本从７０年代中期便开始高清晰度电视技术的研究，到８０年代中期已取得很大的成就，日本希望其生产高清晰度电视机的生产技术成为世界标准制式。然而，美国通过高清电视技术标准的重新设定，巧妙地从日本电子公司手中赢得了主动权。到９０年代，美国公司利用新技术和自己设定产品标准的方式，通过将电脑技术、信息和广播文娱事业引入家用电器，终于击败了日本的松下、索尼等电子巨头。 　　总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对日贸易战略调整导致日本对美出口增长缓慢，对美出口额和对美出口在日本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下降。１９８５年日本对美出口额为１５５ ８３０亿日元，占出口总额的３７．１４％，１９９０年分别下降为１３０ ５７０亿日元和３１．４９％，１９９５年再下降为１１３ ３３０亿日元和２７．２８％，直到２０００年始终没有恢复到１９８５年的历史水平，这年日本对美出口为１５３ ５６０亿日元，占出口总额的２９．７２％。而在汽车及汽车配件方面，甚至出现负增长，日本对美汽车出口由１９９０年的３３ ２６４亿日元下降到１９９８年的３２ ５９７亿日元，对美汽车配件出口由７ ７１８亿日元下降到７ ６６５亿日元，日本要想在美国继续扩大出口已相当困难。 　　 　　三、美国对日科技政策的调整 　　 　　二战结束以来，由于美国联合日本对付苏联的需要，“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日本重建经济，使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崛起成为一个对抗共产主义的强大堡垒。它积极鼓励美国公司向日本转移技术并进口日本的零部件”[３４]（Ｐ２４２）。杜鲁门总统在１９４９年１月的就职]讲中指出，“美国在所有工业和科学技术开发的国家中是杰出的一个。我们能提供给其他国家的物质资源和援助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无法估量的技术知识资源常常是取之不尽并在增加。我认为我们应该使爱好和平的人们从我们提供大量的技术知识中获得益处，以帮助他们实现生活得更美好的愿望”。特别是１９５１年日美安全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对于日本这个盟友更是关怀备至，不惜向日本军方人士公开美国军事技术的研究设施。与此同时，“美国公司愿意向日本出售技术，因为他们没有把日本制造商视为竞争威胁。大多数公司更乐于接受许可和专利使用费，而不是试图直接销售产品或在日本设立制造厂”[３４]（Ｐ２４３）。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对日本进行支持，使日本得以顺利从美国引进大批技术。据统计，在日本，大约６０％的技术是从美国引进的。同时，由于美国将大量的经费投入军备竞赛，使日本得以在民用技术领域迅速地夺取竞争优势。到８０年代，“在世界市场上，日本制造商在高科技以及电视和汽车等方面已优于它的美国竞争对手”[３４]（Ｐ２３９）。 　　然而，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东西方缓和、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苏联对美国的科技威胁不复存在，而此时日本已由美国技术的引进者变成为对美国科技霸权的挑战者，从而迫使美国对对日科技战略进行调整。早在１９８３年，美国商务部认定，“对美国科技的挑战主要来自日本，目前虽仅限少数的高技术领域，但预计将来这种挑战将涉及更大的范围”，“维持及保护美国的科技基础，才是国家安全保障政策上生死攸关的重要因素”。以后，美国就开始在高技术方面对日本采取防范措施。苏联解体后，美国更加不愿意为了政治战略而牺牲经济和科技利益。美国政府在１９９５年秋制定了第一部《美国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战略》，将国家安全的概念扩展到了经济和科技领域。为此，在追求本国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同时，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技术运用、学习采取了种种限制。美国进一步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限制外国人参加某些科技方面的活动，排斥外国公司参与某些带有机密性的科技活动；限制尖端技术向外国传播等。美国政府还援用《国家安全法》干预日本企业对美国高技术公司的购并活动。因此，美国对日科技战略的调整，无疑使日本难以从美国获得新的技术。 　　 　　四、美国对日安全政策的调整 　　 　　冷战时期，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使日本能够从低国防预算中受益。直到８０年代中期，日本的军事开支才超过ＧＮＰ的１％。日本强大的经济与弱小的防务开支，使“日本政府从防卫开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将其资源及能源全部投入到经济发展当中”。 　　然而，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开始吸取霸权国家衰落的教训，开始让西方各大国和中等盟国分担责任与负担，共同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经济繁荣的成本。美国强烈要求日本扩大防务费用（从占国民收入比重的１％提高到３％）。自１９９１年开始，美国国防部开始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法、德、英等主要国家的军费开支也大幅下降。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冷战后日本军费不降反增。１９９５年日本的军费开支为４３６．３亿美元，相当于日本以外亚洲１４个国家军费开支总额的４２．１％，是中国、朝鲜、韩国、台湾、印度等五个国家与地区军费开支总额的５５．５％。显然，冷战结束后日本军费的逆势上涨，势必给日本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东西方缓和以及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为了制约日本对美国的经济挑战，重振美国的经济霸权，美国开始从金融、贸易、科技、安全等方面对对日政策进行全面调整，从而使冷战时期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冷战条件”趋于消失。美国对日政策调整率先从金融领域启动，美国通过强迫日本推进金融自由化、日元升值，就很快将日本经济推入泡沫经济之中；而国际利率协调以及自由资本比率的制定，一方面导致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另一方面制约了日本金融的对外扩张能力。美国对日贸易政策调整，一方面导致日本被迫按照美国的要求对自身的经济体制进行“自由化”改造，从而为外国商品进入日本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导致日本对美出口增长缓慢，难以发挥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美国对日科技政策的调整使日本难以像冷战时期那样顺利地从美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加之日本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从而使日本的科技竞争力和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力急剧下降。美国对日安全政策的调整使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军费开支不降反升，削弱了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总之，正是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导致曾经支撑过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冷战条件”急剧消失，从而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泥潭。 　　 　　注释： 　　①关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研究现状，参阅笔者《９０年代国际产业竞争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载《东北亚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２７页。 　　 　　[参考文献] 　　[１]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ｐｏｗｅ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ｅｅ Ｋｒａｕｓｓ，Ｅｌｌｉｓ Ｓ．;Ｐｅｍｐｅｌ，Ｔ． Ｊ．ｅｄ．，Ｂｅｙｏｎｄ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Ｕ．Ｓ．－Ｊａｐ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２](英)威廉・Ｒ．奈斯特． 日本经济霸权[Ｍ]．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３]Ａａｒｏｎ Ｆｏｒｓｂｅｒｇ．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ｖａｌ，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４]蔡林海，翟锋． 前车之鉴：日本的经济泡沫与失去的十年[Ｍ]．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５]薛君度，陆忠伟． 颠簸的日本[Ｍ]． 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１． 　　[６]学文，俞宜国，张威． 日本金融政策与金融大国[Ｍ]． 北京：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４． 　　[７](日)吉田和男．金融大海啸：日本经济的重创[Ｍ]．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 　　[８]Ｔｈｏｍａｓ Ｃ．Ｆｉｓｃｈｅｒ，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ｌｌｉｅｓ 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ｉｅｓ?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Ｃｏｎｎ．:Ｑｕｏｒｕｍ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０． 　　[９]杨斌．软战争：美国经济军事霸权挑战中国[Ｍ]．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０](日)竹内宏著．日本金融败战[Ｍ]．彭晋璋，译．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１] Ｆｕｊｉｗａｒａ Ｓａｄａｏ，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Ｊａｐａｎ，Ｓｅｅ Ｔ．Ｍｏｒｒｉｓ－Ｓｕｚｕｋｉ， Ｔａｋｕｒｏ Ｓｅｉｙａｍ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５: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 Ｓｈａｒｐｅ，Ｉｎｃ．，１９８９． 　　[１２]Ｒｏｎａｌｄ Ｍｃｋｉｎｎｏｎ ＆Ｋｅｎｉｃｈｉ Ｏｈｎｏ，Ｄｏｌｌａｒ ａｎｄ Ｙｅｎ: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ＭＡ: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 　　[１３]自许军． 巨大的反差：２０世纪末的美国经济与日本经济[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１４]Ｊｏｓｅｐｈ ｈａｌｅｖｉ ＆ Ｂｉｌｌ Ｌｕｃａｒｅｌｌｉ，Ｊａｐａｎ＇ｓ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ｉｓ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Ｆｅｂ．２００２， Ｖｏｌ． ５３ Ｉｓｓｕｅ ９． 　　[１５](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Ｍ]．杨宇光，等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６]郎咸平． 郎咸平说：金融超限战[Ｍ]． 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７] (日)林直道． 危机与萧条的经济理论：对日美及东亚经济衰退的剖析[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８]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Ｋａｔｓｕｚｏ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Ｔｈｅ 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ｅｅ Ｇｌｅｎｎ Ｄ．Ｈｏｏｋ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Ｗｅｉｎ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ｐ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２． 　　[１９](日)吉川元忠． 金融战败：发自经济大国受挫后的诤言[Ｍ]．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０] Ｍａｓａｈａｒｕ Ｈａｎａｚａｋｉ ａｎｄ Ａｋｉｙｏｓｈｉ Ｈｏｒｉｕｃｈｉ，Ｃａ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ｅ Ｆａｎ，Ｊｏｓｅｐｈ Ｐ．Ｈ．; Ｈａｎａｚａ-ｋｉ， Ｍａｓａｈａｒｕ．ｅｔｃ，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４． 　　[２１]李新中．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对当代世界的影响[Ｊ]．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２００２，（３）． 　　[２２]裴桂芬．国际金融动荡研究[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３]朱文晖． 日本：又一次失败[Ｍ]．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４](美)迪帕尔・拉尔． 日本慢慢衰退中的美国因素[Ｊ]． 龚伟同，译．商务周刊， ２００３，(６)． 　　[２５]王伟旭，曾秋根． 警惕美国的第二次阴谋――中日经济比较[Ｍ]．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６]黄卫平，朱文晖． 走向全球化[Ｍ]． 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７] (美)斯蒂芬・Ｄ．克莱斯勒． 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Ｍ]．李小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８](美)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２１世纪的世界经济[Ｍ]． 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９]冯昭奎．数值目标――美日贸易摩擦的新焦点[Ｊ]． 百科知识， １９９４， (７)． 　　[３０](美)普赖尔． 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Ｍ]． 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１]Ｅｄｗａｒｄ Ｓ．Ｋａｐｌ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３２]田中景． 日本经济：过去・现状・未来[Ｍ]．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３]Ａｒｃｈｉｅ Ｗ．Ｄｕｎｈａｍ，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ｏｌ Ｗｈｏｓｅ Ｔｉｍｅ Ｈａｓ Ｐａｓｓｅｄ， Ｓｅｅ Ｂｏｒｅｎ，Ｄａｖｉｄ，ｅｄ．，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Ｎｏｒｍ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９． 　　[３４]Ｓｔｅｖｅｎ Ｋ． Ｖｏｇｅｌ ｅｄ．，Ｕ．Ｓ．－Ｊａｐ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责任编辑：薛华】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4/view-1037835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