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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农村和北方农村是不一样的。南方农村结成的是“血缘共同体”，北方农村结成的是“关系共同体”。

2. 受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不断减弱，不仅“身体不在村”，而且“人心不在村”，全国各地的农村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从“熟人社会”转型为“去熟人社会”。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杨华教授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曾跑遍大半个中国，寻访了上千个农户，在农村蹲点超过800个工作日，写了几百万字的报告、著作。

关于本书

《陌生的熟人》是杨华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论文合集。作者在书中用了一半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转型前的传统社会是什么样的：由于中国地域广阔，“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农村和北方农村是不一样的。南方农村结成的是“血缘共同体”，北方农村结成的是“关系共同体”。随后，作者介绍了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受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外出经商打工，对村庄的归属感不断减弱，不仅“身体不在村”，而且“人心不在村”，村民之间不再知根知底，成了“陌生的熟人”。

核心内容

第一部分，21世纪以前，南北方的“熟人社会”有什么区别？

第二部分，21世纪以后，农村和农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

提到“乡土中国”这个词，你可能会想到费孝通先生写的同名社会学名著。《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的，到现在已经有80年左右的时间了。在这80年里，中国先后经历了战争的破坏、社会秩序重建、市场经济冲击，今天的中国农村跟8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陌生的熟人》，关注的正是21世纪“乡土中国”的变迁。本书作者杨华教授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曾跑遍大半个中国，寻访了上千个农户，在农村蹲点超过800个工作日，写了几百万字的报告、著作。这本《陌生的熟人》就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论文合集。

杨华教授首先在书中用了一半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转型前的传统社会是什么样的。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地域广阔，“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农村和北方农村是不一样的。南方农村结成的是“血缘共同体”，北方农村结成的是“关系共同体”。随后，作者介绍了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受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全国各地的农村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农民外出经商打工，对村庄的归属感不断减弱，不仅“身体不在村”，而且“人心不在村”，村民之间不再知根知底，成了“陌生的熟人”。

下面，我们走进本书的具体内容：21世纪以前，南北方的“熟人社会”有什么区别？21世纪以后，农村和农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看转型前的农村社会。关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费孝通先生曾用“熟人社会”这个词进行概括，本书作者在“熟人社会”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作者认为，南方村落大多是单姓聚居，村落共同体的联结依靠的是血缘，比如，这个村的人都姓黄、那个村的人都姓徐，最终形成一个宗族性的社会结构，作者称之为“血缘共同体”。而北方的村落，一个村子里往往不止一个姓、一个家族，村落共同体的连接靠的不是血缘纽带，而是家族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家族关系会直接影响村落共同体的存在状态、治理模式以及人们的行动逻辑，所以，作者把北方的传统村落称作“关系共同体”。

为什么南北方会形成不同的村落共同体呢？

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南北方村落在形成之初，面临的问题不同。

在传统社会，生活在南方的居民，最需要应对的是“生存”问题。我国南方地区整体来说水热条件要优于北方，不过，地形方面以丘陵山地为主，交通不便，而且大多数地区被森林覆盖，开发成本高，在那个靠种地为生的年代，一个地方能养活的人很有限。随着人口逐渐增多，一部分人就得搬出村子，去别的地方开垦土地。

离开村子另谋出路的人，可能是一个夫妻小家庭，也可能是几个兄弟各自带着自己的小家庭。如果是一对夫妇的话，他们可以找一个狭窄的山坳、山窝作为自己的安身之所，这里足以养活他们。如果是几户兄弟带着家庭一起谋生，那就需要找更大一点的地方。作者提到，南方村落在最初形成时，一般都是几户人家，彼此多为兄弟关系。由于这些村落依山傍水，取水打柴比较方便，生活不需要更多人的协作，所以南方的村落常常只有一个姓氏，村落规模也不会太大，人数不会超过千人。一旦超过千人，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说的村落分割的现象，不定期地有小家庭搬走到外地安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方村落在社会组织方面也呈现出特有的面貌。

在南方村落，一个姓氏占据一块适合居住、耕作的地方，村民之间彼此有血缘关系，属于同一个“宗族”。作者认为，在宗族性村落里，血缘是维持秩序的核心力量。在这样的村落里，大家对村落共同体认可度很高，人们特别强调长幼有序、兄友弟恭，是秩序井然的一家人。

除了实际的生活，在大家的观念里，血脉的时间轴还能继续拉伸，一方面格外注重对祖先的追思，铭记村落的光辉历史；另一方面深感“传宗接代”的重要性，千方百计生儿子，把祖宗的血脉传下去。即使后来村落过大，一些人离开另谋生路，他们也负背着道德包袱，要记得未来回馈宗族。所以，南方的村落看起来就像一棵树，每一个枝杈都有义务发新芽、开新花，让这棵大树长得更加枝繁叶茂。

你看，在传统的南方村落，为了应对“生存”问题，拧成一股绳、向内抱团的意识非常强。相应地，对外就会产生发自内心的排斥。作者提到，外姓人几乎无法在一个南方村落里长期生存。即使外姓人生活了很久，由于血脉不通，也没法对村落产生情感。用作者的话说，南方村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内外有别”心理。拥有共同祖先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构成紧密团结的排他性血缘共同体。无论是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还是地方性共识、规范和伦理取向，都要强调自身的独立性、独特性。所以，我们在南方地区，隔一个村子，婚丧嫁娶的仪式就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这当然有交通不便、沟通有限造成的原因，但更多的其实是，每个村子都在刻意强调本宗族的独一无二。

由于血缘太重要了，在南方地区，村落这个地缘因素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宗族地区，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地域上的靠近与否是血缘亲疏的一种反映。地缘是血缘化的空间。你看，在南方农村，地缘固然重要，但离开血缘的统合意义，它的价值只不过是块居住的场所。

总之，在南方宗族性村落，血缘是村落社会结构的韧带和黏合剂。血液流淌之处形成一个天然的共同体，血缘是划分你我的唯一依据。

南方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动力，源自应对耕地匮乏引发的生存问题，而在北方农村，防御是第一要务，村民首先要面对的是盗贼、流寇、土匪等的侵扰，保障生命与财产的安全。

作者所说的北方，主要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华北地区，也就是今天河北、河南、山东一带。这些地区的地势要比南方平缓得多，在黄河等河流的冲刷下，出现了面积广阔的平原，耕地资源丰富，适合于农业种植。华北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聚居地。作者提到，即使到现在，华北地区人均可耕地面积也至少比南方高两倍。所以，一直以来，北方人找一块能种的土地不是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人地矛盾并不像南方那么突出。

但也正因为华北地区人口密集，流动性大，平原地带道路平坦，没有天然障碍，流寇、窃贼、土匪出没作案就变得非常方便。面对有备而来的盗贼土匪，一家一户是没法抵挡的，只有大家要联合起来才能共同保全性命。所以，组建村落的时候，北方就不像南方那样把血缘作为唯一标准，而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寻求互助联合，使更多的人聚居在一块，形成一个紧密的联合体，共同抵抗外界入侵。正因为这样，在大多数的北方农村，往往有多个姓氏、多个家族。而且，村落也会允许新的家族加入，进一步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不过，有个问题会随之出现。南方的农村以血缘为纽带，村民彼此之间互为亲人，关系比较单纯。但在北方，一个村落有多个姓氏，这样的村落应该依照什么秩序运转呢？

作者提到，因为北方村落基本上都是多姓氏农村，所以内部关系要比南方村落复杂得多。北方的农民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血缘这条路上走，应对家族内部问题；一条腿在族际这条路上走，也就是应对不同家族之间的问题。

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时候，跟南方村落类似，遇到事情论辈分高低、论血缘关系远近就够了。而要处理家族之间的关系，北方的村民就要多花点心思。如果各家族间能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就能很好地推动村落的生产、生活，比如兴修道路、水利，开办农村教育，发展农村医疗、公共卫生、娱乐生活等。但我们前面说过，家族之间是有排他性的，不同家族之间必然出现竞争，这涉及财富积累、村庄权力等各个方面。这个时候，为了应对共同的对手，家族内部会变得更加团结，但从村庄的角度看，社会关系会变得很紧张。

作者提到，不同家族之间会彼此合纵连横、明争暗斗，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村庄内部某个家族独大，能够制衡其他家族，村庄内部就表现得较为团结，治理得较好。第二种情况是，各派力量相当，彼此达成妥协，村庄政治相对缓和，治理也较为有序。比较麻烦的是出现第三种情况，村中各家族彼此竞争，矛盾激化，最终分化为两股针锋相对的势力，谁都扳不倒谁。那这个村的治理就有可能无法展开。

所以，作者把北方的村落称为“关系共同体”。如何平衡家族之间的关系，让总体利益最大化，这是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如果问题解决得好，村落就会进入良性循环：恶性竞争消失，人们生活在村庄里就会有安全感，有安全感就会对这个共同体产生认同感，家族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融洽。家族间的关系融洽了，就会产生进一步的一致行动能力，使村落在满足人们共同需求的功能上更加完善。

作者在书中提到一个有意思的发现，与南方村民相比，“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村民似乎更喜欢看《新闻联播》。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北方方言更接近普通话，南方人掌握普通话更吃力一点等等。不过，作者特别从“血缘共同体”和“关系共同体”的角度解释了这个现象，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作者提出的理论。

作者是这样解释的：北方村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关系共同体”，家族内部有一套宗法秩序，但家族之间缺乏一致的行动能力，所以必须诉求于家族之上的公共力量，比如村委会、乡镇机关。总之，北方农村更愿意接受公共力量的介入和调和。而《新闻联播》代表的是国家的声音，当然更值得信赖和依靠。 也就是说，北方农民观看新闻，不仅是想获得一种心理的安全感，更在于寻找村庄中不能找到的诉求和期待对象。

而南方不一样，南方村落是“血缘共同体”，南方村落最重要的标志是有一个高大雄伟的宗祠，这是村落历史和宗族主体感的体现。在人们看来，一个没有宗祠的村落就像一个没有脸面的人，会被其他村落瞧不起。宗族祠堂并不只是象征，它还有非常实际的功用，村落的公共事务，比如举办红白喜事、召开村民大会，都是在宗祠进行的。你看，宗族祠堂就已经为农民提供了安全感和秩序感，所以，不会像北方农民那么热切期盼着远方的温暖。

第二部分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南北方传统农村的情况，21世纪的中国农村又会呈现什么面貌呢？

书中序言提到，21世纪的中国农村正在从“熟人社会”转向“去熟人社会”。

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从信息上说，村民低头不见抬头见，互相知根知底。从规则上说，大家都遵循共同的规范。在熟人社会遇上事情，面对自己人，面对外人，各有一套处理办法。这就导致，熟人社会出现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差序格局”。 简单说，“差序格局”好比一个圈子，每个人都是圈子的中心，圈子内的人，是自己人，圈子外的人，就是外人。自己人办事，一切好商量；外人办事，得按程序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往小了说，农民对自己的村庄，产生较强的归属感；往大了说，在古代的话就是“皇权不下县”，意思是，朝廷管事只要管到县一级就行了，一般的日常事务，农村自己可以解决。

不过，改革开放以来，熟人社会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农村已经不再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个小的社会单元，而是被道路、商贸、电子通信连接起来。人们对世界的原有认知被打破了，原本很多人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现在很多人离开了农村，到城里寻找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熟人社会”的结构不再牢固。从信息层面讲，许多人去城市务工，只有过年的时候回家见个面，同村人之间不再知根知底。从规则层面说，农民之间即使相互熟悉，但在交往中不再遵照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不再讲究人情面子，不再讲究血亲情谊，也就是交往规则变了。

“去熟人社会”这个词，强调的是一种进行状态，传统的熟人社会在瓦解，但新的社会结构没有完全形成。既然是进行状态，就会有快慢的区别，全国不同地区的农村的进程是不一样的。

原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便是对全国不同地区农民分化现象的分析。

作者提到，全国多数地区的农民处于“低度分化状态”。在很多山区村庄，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主要分为两部分，收入的六成是年轻人在外打工获得的，还有四成是父辈们在家务农获得的，家家户户的情况差不多。虽然农村也有分化，但程度比较低。还有的地方，经济分化其实是很严重的，有人经商赚钱变得非常富有。但由于当地宗族传统比较浓厚，这时，首先富起来的农户会带动其他农户共同致富，所以，当地农民的分化程度也比较低。比如，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江西安义的铝合金生意、湖南怀化的印刷业务，这些业务能成为当地的名片，实现全民致富，正得益于传统血缘力量的影响功。

不过，在有的地区，农民分化是比较明显的。作者认为，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安徽等地的农民就属于中度分化。一些富起来的农户，会搬出村庄，在城市安家落户，事实上脱离了农民身份。留在村子里的人，虽然差距没那么大，但毕竟受到率先致富者的影响，所以农户之间会出现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怎么竞争呢？作者提到，主要是面子上的竞争。比如，摩托车、电视、冰箱、空调是不是一应俱全？家里有没有盖楼房，楼房是在村里还是镇上？家里的小孩在村小上，还是县里上？闲暇娱乐生活，你是在村里打麻将，还是去县城垂钓、旅游、喝茶？总而言之，这种分化带来的竞争，是比较稳定的，是有活力的。

我们宏观地了解了转型时期不同地区农村的状况，再来看两个特写镜头。

作者提到，“去熟人社会”有一个标志性现象，这就是在农村传统礼仪中，“管事”这个职务后继无人了。

“管事”，说白了就是农村红白事的司仪。我们以丧葬礼仪为例，这是农村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在活动中，“管事”是绝对的主导角色，他们不仅要接待前来吊唁的宾客，还要负责与鬼神对话，推进仪式有条不紊地进行。 我们前面说过，传统家族具有排他性，为了体现家族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常常要立一些独有的规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里不同俗，四里改规矩”，不同村庄往往有不同的丧葬习俗，为了避免闹出麻烦或笑话，“管事”在接待外来的吊丧者时，需要陪在左右，一项项地告知具体的规矩。丧葬场合尤其不能出现漏洞，出了漏洞，被围观者笑话倒是小事，关键是原本严肃而沉重的场面会因此变得轻薄，这是对鬼神、祖先、亡灵的亵渎，也是对主家的不敬。

作者特别提到，因为丧葬仪式烦琐、禁忌颇多，主持仪式这个角色非一般人能够承担得起，许多主持人要经过5到8年的正规训练才能担当重任。 正因为这样，“管事”被作者认为是农村传统文化、伦理、精神的象征和载体，是农村传统的“活化石”。

但作者在河南农村调查的时候发现，近些年，红白事的主持出现了严重青黄不接的现象，“管事”这个工作没人接了。一项仪式的背后包含着众多含义，“管事”这个身份被忽视，不仅意味着具体的仪式被人忘记，也反映了仪式背后的价值观也在迅速凋零。

礼仪更多地展示了表象，深入观察你会发现，村民关系也在发生剧烈变化。

作者在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05年，一对30多岁的李姓夫妇跟父母住在同一个宅子，媳妇嫌弃公婆，经常因为小事闹矛盾，说他们不爱干净、头发脏，还常常将他们与别人家的公婆比较。有次媳妇竟然扭扯婆婆的头发，将她往院子里撵，最后竟然把两位60多岁的老人赶到外地打工去了，两年未回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庄里人竟然很平常地跟这对儿子、媳妇来往，似乎他们家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可以想到，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传统社会，这对小夫妻不仅会被别人背地里耻笑，如果遇到那些心直口快的人，免不了被指着鼻子骂。但为什么到后来，大家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呢？

先来说个现象。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里，有种人很讨厌，就是那种特别喜欢说闲话的，今天说张三偷看了李四的媳妇，明天说王五家姑嫂不合，后天又说老张头半夜偷摸进了刘寡妇家的门。

这种人的确很让我们讨厌，但这种人在传统社会却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发挥着一个重要功能，这就是通过舆论力量来维持原有秩序。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骂街”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特有现象。 以前，人们严厉地指责本族人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有宗族规范的支持。因为，在宗族范围内，大家彼此都是“自己人”。“骂街”不仅能迅速帮助族人悬崖勒马，避免本族利益受损，也能体现“骂街”者的热心、淳朴和率真，这些品质在农村社会很重要。 如果被人责骂了，犯错的个人只能服从，并痛哭流涕甘愿接受责罚，乞求悔改的机会。如果他使性子，不接受批评，麻烦事儿就会陆续找上门，他会被看作异类，被孤立，以后盖新房，没人来帮忙；缺少米面，没人来救济，严重的话，甚至还有可能被逐出村落。而离开村子，在传统社会无异于被判处死刑。

但随着熟人社会瓦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失去大家族的庇护，小家庭也能独立生存。因为，家里的经济收入靠的不是在村里种几亩地，可能是在城里打工。换句话说，农民可以把命运从家族手里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时，家族原有的功能就消失了，地位也丧失了。

请注意，当人们不再敢大胆地当面责骂、当街破骂，说明“自己人”的认同圈在减小。原来，整个大家族内部都算作自己人，当面直说不用担心会承担责任，但现在，即使是亲兄弟之间，有事儿也懒得说，因为怕对方“生气”。 的确，这是在尊重彼此，给对方留下足够的私人空间，但与此同时，原来的“熟人社会”已经变得生疏，曾经一起长大的熟悉伙伴，如今已经成为“陌生的熟人”。

结语

到这儿，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发展，传统的褪色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拥抱变化。不过，有个话题值得我们思考一下，在今天，残留在农村的传统仪式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看到这样的桥段，举办葬礼的时候，亲朋好友前来悼念，这时“主事”会在旁边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作者在书中指出，这里面有错误，准确地说辞应该是“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延续传统、保护传统，只是在照猫画虎，只是按照现代人的理解截取一些片段，对于仪式背后的意义，往往不怎么花功夫去琢磨，去理解。

传统社会的人重视礼仪，不只是畏惧鬼神，怕得罪了神灵，引来晦气。更重要的是，仪式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就像是时间给个人生命打下的节拍。在年复一年的播种和收割中，挤一点时间出来，参加一次仪式，如同完成一次精神洗礼。因为，除此以外，忙碌的庄稼人再没有任何时间可以暂停体力的消耗，静下心来，开启感受器官，肃穆地体会生命的诞生、成年、成熟与逝去。

当传统的仪式，只是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下来，成为一种标本，被我们远远观看，确实是有点可惜。正如作者所说：“人，总需要有所敬畏，无论是对生命，还是对神灵、对大自然。传统礼仪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给予了人们这三重敬畏，也给予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对未来的预期。”

好，以上就是这本书的解读，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文和脑图，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它分享给朋友们。恭喜你，今天又听完了一本书。

撰稿、讲述：裴鹏程

脑图：刘艳导图工坊

来源：https://deda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