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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着屈辱的血泪史，在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统治下，中国饱受列强侵略，用血的教训，证明了“弱国无外交”这一道理。然而，旧中国的外交史上，却有着这样一个例外，那就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改写了中国弱国无外交这一历史，他是第一个，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的人，当时的情况究竟有多紧张？顾维钧此举，又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点个关注马上开讲！

顾维钧从小天资聪颖，1904年，他赴美留学，次年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方向正是国际法和外交。由于领导组织能力强，顾维钧在美国时期，一直是中国留美学生会的会长。正是这段时期的经历，让顾维钧对中西方的教育文化差异有了深刻的理解。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上任，顾维钧在唐绍仪的推荐下，担任了总统办公室秘书、国务总理秘书和外交参事三个职位。

任职期间，顾维钧搜集了大量中国曾经被迫签下的，不平等条约的相关资料。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顾维钧第一次有了接触到山东问题的机会。在当时，日本因为害怕自己的野心被西方列强干预，于是禁止北洋政府把条约内容透露出去，但顾维钧是清楚的，如果只靠中国当时的力量，是完全无法和日本叫板的，于是，他偷偷把消息透露给了英国和美国，对日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1916年，由于有赴美留学的经验，袁世凯将顾维钧任命为驻美公使，而此时，顾维钧年仅28岁，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一时间风光无限。驻美任职期间，顾维钧坚定地认为，中国想要抵制日本的侵略，必须与美国交好。北洋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同意了他的意见，但事实证明，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美国并没有成为中国强有力的后援。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正式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画下句点，这场全人类的灾难结束了，但中国所要承受的苦难，却还没有结束。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召开，参会的中方代表团共有五人，分别是广州政府代表王正廷、外交部秘书长魏宸组、驻英公使施肇基、外交总长陆征祥，以及资历最浅的顾维钧。作为战胜国的一员，中国本应享受到战胜国的福利，因此，顾维钧总结了中方的草案，准备向和会提出三条要求：

“第一，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第二，取消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第三，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归还中国。”

本以为中国第一次打了胜仗，终于能拿回属于自己的权益了，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中方代表团的预期。

1919年1月27日上午，英、法、美、日、意五国代表召开了十人会议，在会议中，日本代表先发制人，要求继承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美国特使给顾维钧打来电话，提醒中国代表团就山东问题讨论出一个结果。在这样危急的时刻，中国代表团在干什么呢？事实上，代表团的五名成员到达巴黎后，就身份名次的问题吵个没完，根本没有闲暇顾及山东问题，直到27日下午，都还没商议出一个结果。

眼看着会议即将召开，总长陆征祥却称病不愿参加，施肇基也以不熟悉山东问题为由，拒绝参加议会。就在成员们互相推卸责任的时候，顾维钧站了出来，他说：

“我们应该赴会表明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立场，这是我们神圣不可放弃的权利，如果放弃这个权利，代表团还有何颜面回去见国人？”

就这样，只有顾维钧和王正廷两人参加了会议，而王正廷也称自己对山东问题不熟悉，维权的重担落到了顾维钧一个人身上。会议开始只剩下20分钟的时候，顾维钧二人才匆匆赶到。而会议刚开始，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就极为傲慢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以二十一条为依据，坚称中国早已将山东权益交给了日本，并且，日本也已经从德国手中，得到了其在山东的租借地。面对牧野伸显得咄咄逼人，顾维钧没有退让，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蓝辛坚持给他一点准备时间，就这样，会议暂停，于次日上午复会。

1919年1月28日上午，顾维钧就山东问题发表了演讲，虽然准备时间很短，但他准备得很充分，甚至没拿演讲稿。面对列强，顾维钧毫无惧色，他说：

“山东是中华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犹如西方的耶路撒冷，中国不能失去山东，犹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这个比喻堪称完美，顾维钧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牧野伸显见状，开始指责中国没有为一战的胜利作出贡献，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他企图以这样的方式扳回局面。然而，顾维钧早就料到了这一出，他拿出一张照片，指着照片上在法国战场上的华工墓地，孔武有力地说：

“像这样的墓地在法国和欧洲还有几十处。中国派到欧洲的14万劳工，绝大多数都是山东人，他们历尽艰辛、远渡重洋到达欧洲‘以工代兵’，在享受不到战士待遇的情况下，仍然无怨无悔、奋不顾身地在对德战场周围抬担架、救死扶伤……”

事实胜于雄辩，顾维钧有理有据的一番话，狠狠粉碎了牧野伸显得诬陷。最后，顾维钧痛陈利弊，表示：

“我们深信和会在考虑胶州湾租借地和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时，必会郑重顾及中国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权益，以及中国力谋世界和平的热忱。”

会议结束后，各国首脑皆对顾维钧的演讲发表了高度评价，法国总统更是认为，顾维钧于牧野伸显，就像是猫之于老鼠，有着压倒性的优势。然而，演讲再精彩，在悬殊的国力面前，依旧是以卵击石。

1919年1月29日，顾维钧过了一个记忆深刻的31周岁生日，英法美等国家的报纸，争相报道了他在前一天的精彩演讲，尤其是将山东比作耶路撒冷的名言，更是被多家报社写到了最显眼的位置，顾维钧也因此名扬中外。但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日本始终不愿意放弃山东的权益，还与英法签下密约，得到了列强的支持，而代表团最倚仗的是美国，也只是表面上支持中国，背地里早已和其他国家达成了共识。到了这一刻，中国能依靠的只剩下了自己。

在各国巨大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致电中国代表团：

“对于此项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应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

然而，列强并没有给中国保留意见的权利，无奈之下，北京政府再次下令：

“如保留意见难办到，只能签字。”

中方代表团此刻面临的决定，是艰难的，当他们陷入泥沼的时候，山东问题也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1919年4月30日，林长民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将巴黎和会上列强的丑陋行径一一揭露。此事一出，北京大学联合其他实际做大中专学校，展开了示威游行活动，并发表演讲：

“中国国土不可断送，中国人民不可低头。”

在北大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从学生人群扩张到了工农阶层，波及了20多个省的200多座城市。在全国人民的力量之下，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个卖国贼，而巴黎这边，顾维钧也作出了决定。

6月28日，《对德和约》正式签字的日子，顾维钧违抗北京政府的命令，拒绝出席仪式，拒绝在山东问题上做出丝毫让步。这，正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次敢于对西方列强说“不”。

随后，顾维钧代表中国签署了《对奥和约》，成为了中国第一次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性时刻，还让中国第一次获得了国际的认可，成功进入了国际联盟的一员。细数中国近代的屈辱史，无一不是政府秉承着为了大局而放弃局部利益作出的让步，但顾维钧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并不认为外交谈判只有输赢两种结局，他曾说：

“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局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作是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

正是因为顾维钧这种进退自如的外交策略，才真正改写了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历史，也让李鸿章一味让步的外交方式成为了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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