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一门通过调查、发掘和分析人类古代遗存认识文化与社会的进步历程的科学。中国考古学是从西方引入的。按照通常的观点，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省仰韶村是近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学在中国的开始，20世纪20年代末，李济、梁思永等从海外学成归国，在带回了当时国外较为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开始了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历程。当时蒙特柳斯关于类型学的经典作品出现了多个中文译本，其中最有名的是藤固译定的《先史方法论》，而李济对西阴村和殷墟出土文物的分析以及苏秉琦对宝鸡斗鸡台出土瓦鬲的分类排比是类型学在中国的早期尝试，梁思永确定后冈遗址仰韶、龙山和殷墟文化的三叠层，表明中国考古学家掌握了考古发掘的地层学。抗战以前，中国考古学家的发掘主要是在殷墟，因为那里发现了甲骨文并且可以和《史记·殷本纪》相比较，有希望揭开早期中国历史的许多谜底。

解放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考古发掘逐渐增多，到80年代中期，苏秉琦先生以长达半个世纪对类型学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和推广，最终以区系类型学说从实践和方法上证明了类型学在中国的成功，以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的两大文化系统和六大文化分区演变的概括，建立起中国大部分地区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并在碳十四等技术的协助下，草绘了中国各地区古代特别是史前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和演变谱系。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张光直先生所说的“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新时代，许多学者站在区系类型学说的基础上，开始思考中国文明起源等深层次问题，进行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外的思考与探索，尝试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等工作，同时不少学者再次把目光面向国外，寻求了解隔绝了半个世纪以后国际考古学的最新进展和前沿动向，翻译或编译介绍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因此，有人把20世纪80和90年代成为中国考古学第二次西学东渐的阶段。

在即将步入21世纪之时，多学科合作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从古代遗存中提取更全面、细致的古代文化、社会和古人的行为信息，成为中国考古学界比较流行的做法，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开始比较系统地考虑时空框架以外的史前文化演变规律、聚落布局、商品交换、玉器铜器等的技术传播和材料来源以及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国文明起源以及史前社会复杂化的机制与原因等比较复杂和具有国际性意义的重大学术问题，并很快建立起具有广泛影响的如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聚落考古学、科技考古等以新技术、新方法为特征的一批新兴边缘学科。

在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考古学家已引领着人们穿越成千上万个世纪，将中国文化的根源追溯到上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现在，传统文献记载相当模糊的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脉络已经基本清楚，三代之前的龙山文化时代、仰韶文化时代乃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及其文化的演变序列、时空布局和发展水平等基本明确，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龙的传人言之凿凿。

具体说来，中国考古学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萌芽与诞生

中国在北宋以来就形成了对古代遗物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的金石学传统，它之对于中国考古学，就象西方古物学之于近代考古学一样，是一个积淀丰厚的历史的基础，也是一个源源不断的知识与智慧的源泉。但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出现，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结果，也是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与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

五四运动之后，在西方科学思潮向中国的传播的过程中，诞生已经半个多世纪的近代考古学作为认识人类的重要的知识来源当然也在其中。在19世纪末期译介西方科学与思想文化的潮流中，即有学者开始宣传西方考古学的思想和观念，国学大师梁启超曾经介绍了欧洲考古学家对于古物的石器、铜器、铁器的三期划分法，并将中国古史传说按这三个时代进行了比附。另外，当时很多外国探险家、传教士和学者比如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等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形形色色的考察和探险活动，也对考古学向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他们既给中国人带来了考古的观念，而考察、探险做出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和丰富的收获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些与古代文献记载有关的重要发现更进一步激起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由出土实物遗存和甲骨卜辞、金文、简帛佚籍探索古代历史的热情。比如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有字甲骨以及王国维等人对其进行的释读研究，证实了《史记·殷本纪》对商王世系记载的可信性，引起中国古史研究界的极大轰动，由此产生了专门的甲骨学并成为后来中国学者对殷墟进行长期发掘的直接动因；1900年，敦煌石窟发现了收藏大量古代写本文书的藏经洞，导致了敦煌学的发轫。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十分悠久深厚，中国学者十分重视新的史料的获得和考证，这些发现对当时的中国古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地下发见之新材料考证补充历史文献的记载成为当时的史学潮流，站在时代前沿的古史学家纷纷预流。

从1920年起，北洋政府开始主动聘请外国学者和国外学术团体进行联合考古工作，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都是在此前后来到中国的。安特生发现了北京周口店人类化石地点和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接着在甘肃和青海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并出版了《甘肃考古记》、《黄土的儿女》、《中华远古之文化》等著作，提出中国文明西来说。由于他的工作影响最大，因此仰韶村的发掘被认为是中国科学的田野考古学的开端。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中也有了主持田野发掘的考古学家，1926年从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是中国人开展的第一次考古田野发掘。

在西学东渐、科学救国、重整古史的时代潮流中，中国最早的考古学术团体也开始建立起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1922年就成立了考古学研究室，由金石学家马衡任主任兼导师。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又设立了考古学会。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并设立考古学组。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田野发掘经验的学者，担任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首次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和发掘，希望以科学发掘的资料深入认识甲骨文及其有关商代历史问题，这是中国考古学术机构独立进行的首次科学发掘。同时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也分别成立了考古组，前者主持了进行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后者也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开展考古工作。安阳殷墟和周口店的发掘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被迫停止。

二、发展与成熟

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陆续建立的各考古研究机构都展开了积极的工作，田野发掘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1929年由裴文中主持的周口店发掘中，发现第一具北京人头骨化石，之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周口店的一系列发现使其成为当时全世界早期人类遗存最为丰富的地点，对推进人类起源的研究与认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于1928～1937年间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发现了王室墓葬和宫殿、祭祀遗迹以及大量的甲骨卜辞，其间梁思永等在安阳后岗首次从地层上判定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早晚年代，是考古地层学在中国首次成功的运用，成为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标志。1930～1931年间，由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山东城子崖遗址，并编撰《城子崖》发掘报告，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其他单位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如：北平研究院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中国历史博物馆调查与试掘燕下都遗址，杭州西湖博物馆1933～1936年发现余杭良渚遗址；华西大学博物馆1932年发掘广汉月亮湾遗址等，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中外合作的考察也有一些收获，如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1934～1937年间发掘了高昌、交河故城和汉代烽燧遗址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全国性的考古机构被迫转移到后方并继续开展工作，云南大理古代遗址、四川彭县汉代崖墓、成都前蜀王建墓的发掘，都是这期间开展的考古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长期的战乱环境，为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1950年在原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成为中国考古学新的学术中心。

50年代初，中断了12年的周口店洞穴遗址发掘得到了恢复，中断了13年的殷墟发掘也重新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设立工作站，从事长期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一直到现在仍在继续，后续发现接连不断，成为中国考古学持续不断发展的一个独特的历史性窗口。

同时，中央与各地一些相关的学术机构与管理机构也陆续建立，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内设古人类研究室，主要研究人类起源和旧石器考古等课题。中央在文化部设立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管全国的考古发掘、博物馆展览与文物保护工作。各省区也先后建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或文物局，负责各地的文物考古博物馆工作，同时也担负着配合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任务。有的省区也建立了专门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象河南、陕西、江苏这样的中国传统文明发达地区，50、60年代就已经设立了地方性的考古学研究所（或工作队），它们担负起一些重点地区的调查发掘科研工作和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

从50年代开始，考古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受到高度重视。从1952年起，文化部文物局联合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连续4年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选拔各地优秀的青年学子，以速成的方式进行考古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造就了大批各地文物考古工作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后来大多在地方文物工作中担任重要职务，为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贡献了青春乃至奋斗了一生。同时，北京大学设立了考古专业，开设考古学课程，开始系统地培养考古专业人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著名考古学家。此后，西北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安徽大学等10多所综合性大学中都相继设立了考古专业，进行中国考古学课程的教学，培养本科生、研究生等不同层次的考古学研究队伍并从事重点课题的考古学研究。

由于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及专业人员队伍的迅速扩充，这期间的田野考古工作有了较大规模发展，很多发掘在国家的组织下由多个单位甚至是全国的考古学家协同发掘、共同研究。其中黄河流域作为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在50年代进行了多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任务十分繁重，因此，这里开展的考古工作最多，研究最深入。如在三门峡黄河水库的建设中，就集中全国主要的专业力量开展对水库淹没区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发掘，发现一批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和墓葬，命名了不少新的考古学文化，深化了对中国早期文化特别是仰韶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期调查、勘探或发掘的许多遗址比如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青铜时代的郑州商城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遗址、侯马晋城遗址以及秦汉以后的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等以及编写的相关调查发掘报告，都已载入中国考古学的史册。196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夏鼐先生主持下编写《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对上述发现与研究进行了初步总结。1965年，苏秉琦先生发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一次运用类型学方法对分布于黄河流域当时中国发现遗址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大的仰韶文化进行了阶段和类型划分。另外，梁思永、夏鼐先生分别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文集。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使得考古工作基本停顿下来，但由于在极其封闭的国际环境下，政府发现考古发现和文物展览可以作为宣传国家文化成就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对外交流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在这场浩劫的中后期文物考古研究已受到空前重视。1972年《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三大专业杂志在全国停办的众多学术刊物中率先复刊，各学术机构纷纷恢复中断了的田野考古工作。“文革”期间的考古发现如马王堆汉墓、临沂汉墓、姜寨遗址、大河村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圩墩遗址、石峡遗址、新乐遗址、二里头宫殿基址、小屯南地甲骨遗存、琉璃河燕国墓地等成为当时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状态下重要的精神食粮，曾经引起过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并为中国考古学走上成熟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之后，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中心，配合大型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迅速增加，同时中国考古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经验积累，开始具有更加明确的学术目标，也主动开展一些学术性发掘和课题性研究。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宣告正式成立，一些地方省区也相继成立了考古学会，同时有不少相关的学术团体也陆续建立，学术气氛趋于活跃。地方的文物考古机构也纷纷从博物馆系统独立出来，更多的省区都建立了专门的文物考古研究所，规划领导并实际地进行着各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考古工作手册》(1982年)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1984年)的发行和颁布，使考古工作更加科学化和规范化，田野发掘水平普遍提高。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受到广泛重视，推动了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1972年中国公布了首批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其他断代、分析、鉴定技术也开始普遍应用，孢粉分析、兽骨鉴定和体质人类学研究在开始在综合性考古研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考古研究为中心的多学科协作在一些特殊的研究领域已经开始进行尝试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比如地震、水文、音乐、艺术、建筑史等方面的研究，都与考古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大大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领域。

这一阶段，在原有的“三大杂志”以外，又陆续出现了《考古与文物》、《史前研究》（现已停刊）、《华夏考古》、《江汉考古》、《中原文物》、《南方文物》、《北方文物》、《东南文化》、《文物春秋》、《文物季刊》（先已改名为《文物世界》）、《文博》、《文物天地》、《中国文物报》等20多种专门或者经常发表考古发现消息、简报和研究文章的专业报刊。从1984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年鉴》（目前已经出版到2001年），总结每一年考古发掘、研究的进展，记录考古学界的大事。

这一期间出版了大批考古发掘报告和考古学专著，推动了区域考古学文化研究和专题考古研究的纵深发展，如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982），《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1984），《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1984），《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1985），俞伟超先生的《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1985），《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1987），严文明先生的《仰韶文化研究》（1989），佟柱臣先生的《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1989），张忠培先生的《中国北方考古文集》（1990）等以及苏秉琦先生主编的《考古学文化论集》（1987年起，已出4集），童恩正先生主编的《南方民族考古》（1987起，已出5集），俞伟超先生主编的《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1989）， 都是十分扎实的奠基性著述。

在区域与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也产生了一些综合研究的尝试，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198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的《中国远古人类》（1989），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1985），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1984），杨堃的《原始社会发展史》（1986），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的《中国原始社会史》，都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一些学者特别是大学老师开始进行撰写考古学一般教科书的尝试，比如易漫白的《考古学概论》（1985），孙英民、李友谋的《中国考古学通论》（1990），都受到学生们比较广泛的欢迎。

1981年，苏秉琦先生等通过大量资料积累和对考古发现的详尽的分层次的类型学研究，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率先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学说，以典型器物、典型遗迹单位、典型遗址的分析关联，把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1）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2）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3）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4）以山东及其邻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5）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这一划分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演进大致的时空框架。20世纪的80和9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以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为指导有意识地开展工作，很快建立起各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框架和演变谱系，为中华民族、中国文明和中国国家的起源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使得比较深入地探讨诸如人类的起源、食物生产文化的起源、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国青铜器文化、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等课题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三、开放与多元

史前文化时空框架的确立，使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了坚实的基础，加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思想解放，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学术探索的空气异常活跃，20世纪9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反思和理论多元化的新时期。考古学是一门缺憾性极强的学科，考古发掘同时也是对古代遗址的破坏，因此，考古发掘应该如何充分提取古代遗存的信息？除了构建区域性的古代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考古学还应该目标明确地开展什么样的研究？如何开展研究？成为考古学家普遍关心的问题。

首先是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中国考古学开始受国外一些考古学思潮的冲击，不少青年学者感到传统考古学有一种发展危机，思考并寻求新的出路，他们大量翻译介绍国外新近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编辑出版了《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方法》（1991）、《当代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1996）等书，各地不断举行理论研讨，进行理论探索。部分思维敏捷的资深考古学家也开始反思考古学的历史，评估考古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新的见解。数年内，相关报刊发表了许多探索性文章，内容设计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基本理论与方法、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考古学研究的操作程序等，对考古学史的反思、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追寻成为学术风气，先后出版俞伟超的《什么是考古学》、张忠培的《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严文明的《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1921-1949）》等，都是这一时期反思和探索的产物。

其次是开展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系统地引进自然科学观念与方法，扩大考古学家提取古代遗存的信息含量和分析建立古代行为与文化的能力。1991年，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等单位，首次在河南渑池班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实施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探索在新理论的指导下，采用考古、古环境、古动物、古植物、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及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现场共同收集资料、提取样品、整理资料、分析资料，探索获得关于人类文化与行为的具体认识的途径与经验。项目聘请相关学科的著名专家单位指导，甚至聘请国外著名考古学家担任顾问。这样的合作增进了相关学科的相互了解和渗透，丰富了考古发现的信息含量，开拓了考古学研究过去涉及不多和未曾涉及的领域。此后，多学科合作发掘与研究很快形成一种热潮，先后出版《舞阳贾湖》、《驻马店杨庄》、《龙虬庄》等一批包含丰富的自然与人类遗存信息、综合多学科发掘与研究成果的考古报告，为开展更深入的学术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超越了传统的研究领域的研究专著，比如李文杰的《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1996），严文明先生的《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俞伟超的《古史的考古学探索》（2002），周昆叔的《花粉分析与环境考古》（2002）等。

1991年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涉外管理办法》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内蒙古、辽宁、河南、山东、湖北、四川、宁夏、新疆等省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先后同日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相应学术团体合作在中国境内开展考古研究项目。在这样的合作中交流了思想，促进了技术手段的进步，提高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程度和认识水平，有的已取得明显成绩。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黑龙江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和一些个人还走出国门，到国外进行或参加考古发掘，开展与中国考古学的比较研究，极大地开阔了中国考古学家的眼界。

在这一阶段，虽然考古学家探索问题的视野和能力空前提高，但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则成为考古发掘的主要任务，经济建设中对古代遗址的破坏、古遗址古墓葬的盗掘等使古代遗存面临危机，一方面，考古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研究更加深入；另一方面，考古资源面临枯竭，考古学必须在一个迅速变动世界中为自己重新定位。考古学家更加注意考古与社会、与大众的关系，注意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注意向公众宣传考古发现的重要性和普及考古知识。苏秉琦先生最后的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6），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总结了毕生研究所得，被他自称为“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是向大众的一个交代；吴汝康的《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000年）被收入“名家讲演录”的科普系列书系，向公众介绍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方面的知识；李伯谦、徐天进先生主编《考古探秘》，许多大考古学家撰写小文章，讲述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的真知灼见；王仁湘先生主编的“华夏文明探秘”系列丛书，一共出了40余本，并且获得国家图书奖；朱启新先生主编《考古人手记》，让考古学家讲述自己的故事。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等从1990年开始，联合举行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并编辑出版《十年百大中国考古新发现（1990-1999）》。还有考古学家以深入系统的研究为基础，参与大遗址保护规划制定和保护工作的实施。考古学与文物保护、与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及当代文化建设事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公众考古、公共考古渐成气候。

在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开始呈现一种全新的面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主力军更加年轻化，他们受过系统的发掘与科学研究训练，为中国考古学注入了新鲜的有生力量，同时也带来新的观念和工作方式。他们关心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注重当代最新的科技手段在考古学上的应用，强调合作，关心考古学的社会责任与生存状况。环境考古学、聚落考古学、数学与计算机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考古学的分枝学科被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而NDA分析、古食谱分析、石器与陶器的微痕观察、浮选等新方法也开始被加以应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了科技考古学分会并编辑《科技考古论丛》（已出版3集），中国第四纪研究会成立了环境考古学委员会并编辑出版《环境考古研究》（已出版2集）。频频开展的大范围的学术交流与研讨，打破了信息和资料的封锁，增进了相互了解，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并加快了中国考古学的世界化进程。国家适时地组织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国文明探源预研究”这样的跨学科、多单位、大规模的协同研究项目，极大地推进了多学科合作研究的规范化和纵深发展。在传统的年代序列与文化变化的基础上，考古学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生产技术、产品交流、社会组织、聚落形态、观念信仰乃至人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等，都已开始成为主流的研究课题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中国文明的起源等重大的传统课题的研究也逐步超越了从概念到概念或以现象的罗列代替具体的论证的简单模式，开始触及到文化与社会的本质以及变化的动态过程，从而具有了更高的视点与深度。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也开始关注诸如人类的起源与扩散、食物生产的起源及其机制、复杂社会的起源及其进程等世界考古的前沿课题，用中国丰富的材料对世界考古的发展做出贡献。

 四、未来的展望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从旧石器时代直到文明社会，人类活动绵延不绝，文化自成体系，特别是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从形成以来一直存续到现在的古老文明，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和中国考古学存在与继续发展的最坚实的基础。

未来的中国考古首先仍然要集中精力于学科体系的建设、理论方法的完善及中国国家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以及由这个过程所决定的它的本质与特点等问题的探索。现在，中国考古学中文明的各构成因素诸如城址、大型聚落、公共建筑、青铜器、文字、不同等级的墓葬、各种精美的手工艺产品等一再发现，其发展脉络也已基本澄清，从形态完善、发展成熟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上溯，直到仰韶文化和前仰韶文化，中原等华夏文明的主要地区近万年的文化演变过程已基本清楚，破解这个过程及其包含的文明密码的时日已经不远。

同时，未来的中国考古应该对认识世界历史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对世界考古学最为关注的人类自身的起源与扩散、食物生产的起源与发展、复杂社会的发生和演进，中国都是资料十分丰富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虽然已有人开始大量地运用中国的考古材料，但可以说中国考古学（至少是中国的考古学界）是基本上没有参与其中的。中国考古学应该加强与世界同行资料与思想的共享，更多地开展世界范围的比较研究。

此外，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材料，有丰富的现代族群和多样性的文化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可以作为考古学认识的参照与补充，可以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提供产生难得的启示。中国考古作为重要追寻自身民族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学科，对于古代遗产在今天的保护、利用、传承以及文化的创新发展，完全可以生产有别于西方考古的新认识。

可以预言，二十一世纪的考古学中，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将起十分关键的作用。

（说明：此文原名《中国考古的百年历程》，成文于2002年5月，英文稿曾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会申报文本第二部分提交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成功申报其以“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为主题、于2009年7月在昆明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中文稿后经修改刊登于《四川文物》2003年5期）

主要参考文献：

王仁湘：《二十世纪的中国考古》，2000年12月31日第5版。

知原主编：《面向大地的求索：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文物出版社，199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资料中心：《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文物出版社，2001年。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1921-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曹兵武：《中国考古学的反思与前瞻》，《文物季刊》199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