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科一个特殊的分支学科，是大陆学界推动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21年，大陆学界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台湾史研究论著，有助于推动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的发展。本文拟按具体研究领域，对2021年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成果做一简要介绍，以便学界对台湾史学科的发展状况有个基本的了解。

　　一、 台湾史综论

　　2021年台湾史学科建设最重要的成果，是学术期刊《台湾历史研究》正式创刊。这是大陆学界台湾史学科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个学术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协办，是大陆学界第一份台湾史专业学术期刊。该刊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导向和学术导向，刊载台湾历史研究领域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服务国家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办刊宗旨，对于推动大陆学界的台湾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李细珠在《台湾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有关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的理论文章，明确提出台湾史的理论建构问题。该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服务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台湾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指出台湾史“三大体系”内部结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学科体系是基本框架，学术体系是核心内容，话语体系是表现形式，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台湾史研究体系。加强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和创新，可以推动台湾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并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台湾史观，为“反独促统”建言献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台湾史“三大体系”建设及理论建构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厘清错误史观，树立正确史观。陈支平、刘慧钦对“台独”势力歪曲利用学界有关“南岛语族”的研究成果，鼓吹所谓“台湾南岛语族原乡论”，从学术角度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有力辩驳。该文指出，“南岛语族”问题原本只是纯粹的学术探讨，关于其起源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基本源自中国大陆，但“台独”势力为构建“去中国化”的“台独”史观，通过极力渲染台湾为“南岛语族”的核心区域，预设前提，歪曲利用研究成果。对此，该文在揭示“台湾南岛语族”不过是一个证据不足的炒作命题的同时，强调“南岛语族”起源问题是个学术问题，应让其回归学术界的理性对话，避免舆情发酵和政治声张。陈孔立则对20世纪90年代“台独”学者的台湾历史书写进行了梳理，进而揭示其歪曲历史的面目与分裂主义的本质。该文指出，这一时期是台湾当局以公权力介入“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建构的初级阶段，但“台独”学者将“台湾文化”“台湾民族”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切割的意图，在实际研究中无法自圆其说，陷入难题。

　　学术史回顾方面，邓孔昭撰文介绍了厦门大学台湾史专家陈在正个人的台湾史研究以及其对厦门大学台湾研究的重要贡献，指出他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二、 台湾政治史

　　政治史一直是大陆台湾史学界较为关注的领域，2021年相关研究成果依然较为突出。关于早期台湾史，徐晓望对晚明海盗林道乾在台湾的活动及其涉及的港口区域进行了考证研究，指出林道乾在嘉靖四十五年至万历六年间曾多次往来台湾，并考察了台湾多个港口，寻找定居之处，台湾的北港或因其驻扎之后而出名。徐鑫从荷兰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认知的视角，考察荷兰人占领台湾的背景与过程，指出荷兰人进入亚洲后，仍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视为其最重要的对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则缺乏了解。为了获得与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荷兰人一度意图占领澳门、澎湖，入据台湾则是这一企图失败后的暂时选择。

　　关于清政府的理台政策，2021年有多篇成果发表。李细珠通过系统研究清政府在台湾实行的严格的移民管理政策，指出清政府推行相关政策的目的，在于有效管理对台移民，而非有意限制对台移民，以往学界据此认为清前期“消极治台”，难以立论。该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大陆移民禁而不止的主要原因及其对台湾开发的贡献，指出伴随着台湾开发进程，台湾与大陆逐渐实现一体化，清代台湾移垦社会经历的是一个逐渐形成并定型的过程，不存在学界此前争论的“内地化”“土著化”等转型问题。卢树鑫深入分析了清前期围绕在台湾筹设土司制度的历次讨论，指出贯穿康雍乾三朝的相关讨论，是在清代为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强调边疆内地一体化治理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有关筹设土司制度讨论与最终放弃的过程，显示清政府对于台湾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治理策略，并非基于“消极治台”，而是考虑到边疆治理的行政成本与区域社会的历史、人群、风俗等多重因素，最终做出的务实的选择。同样围绕清代的少数民族政策，李细珠进行了较长时段的贯通式研究，从清前期的汉“番”隔离政策，到晚清的开山抚“番”，做了细致的梳理与剖析，认为清政府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治理政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制宜地进行了适当调整，这种调整背后反映出清政府对台湾的重视程度以及对理台政策的慎重程度是一贯的，并不存在前期“消极”、后期“积极”之分，清前期“消极治台”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有关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学界也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探讨。针对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的缘由与目的，汪小义在运用日本官方档案基础上，对日本政府从谋划出兵到最终签订中日《北京专条》过程中的种种考量做了梳理，认为日本的出兵意图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动态过程，其本质是为了缓解国内情势展开的带有对外殖民意图的军事侵略。张继木则围绕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新闻舆论传播及其影响展开分析与讨论，指出日本侵台论从1872年开始就已在国际社会传播，并曾引起西方外交使团的集体干涉，清政府对此虽有所关注，却未引起足够重视，至日本发动侵台战争后，清政府更缺乏掌握可靠信息来源的能力以及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声的能力。

　　日据时期台湾政治史方面，本年度大陆学界主要围绕台籍志士的抗日复台努力展开。赵一顺对宋斐如的抗日复台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宋斐如一直为台湾重回祖国而努力，全面抗战爆发后，其复台活动更趋积极，曾利用自身影响力积极促进台湾各革命团体的联合，并透过政党和自身职务，为台湾光复做了大量组织动员工作。宋斐如还发挥身为报人的特长，在报纸杂志发表有关台湾的文章，引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刘鑫则将全面抗战时期活跃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两支来自殖民地的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和朝鲜义勇队放在一起，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在指出两支队伍都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贡献的同时，认为两支队伍也存在差异，如和朝鲜义勇队相比，台湾义勇队不仅追求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还以回归祖国为主要奋斗目标。另外，李理、赵国辉围绕日据时期台湾鸦片政策的确立及其相关领域进行了研究，包括鸦片渐禁政策的出台及其实质、鸦片的研究与生产、日本的国家贩毒本质以及台湾人民展开的反对运动等，指出殖民政府的鸦片政策充满种族歧视及差别待遇，其本质是经济榨取台湾，进而以鸦片作为侵略东亚的隐形武器。

　　关于战后台湾政治，邓孔昭通过林献堂、许寿裳、吴新荣、陈逸松等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资料，一方面部分再现光复初期激烈变化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探讨当时的人们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受。田燕飞对光复初期台湾省训练团的干部训练及“去殖民化”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训练团培养了大量本省干部，有助于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是国民政府在台人事工作中“去殖民化”的尝试。宋帮强探讨败退台湾后国民党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重点考察国民党组织规模、社会构成以及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力量分布和影响力，其党内组织、动员结构，以及党务情况等，并全面分析导致国民党结构变动的多元因素，进而探讨和揭示国民党政权结构性兴衰的根源。郭满对光复前后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和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关系变迁进行了研究，认为光复后两组织之间表面上是抗战时期关系的承继，实则是岛内矛盾的呈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关切成为大陆学界台湾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透过《新青年》杂志刊发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台籍党员许乃昌撰写的《黎明期的台湾》一文，以及文后瞿秋白以“记者附注”方式所作的回应，陈小冲对瞿秋白和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涉台论述进行了研究，指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台湾论述虽还不成熟，但足以显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关切由来已久。褚静涛也围绕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与台湾地区的渊源进行了梳理，指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很早就关心台湾问题，相关历史不应被忽视。中国共产党关心台湾革命事业，还具体表现在帮助与指导台籍革命者建立革命组织，宋帮强即围绕20世纪20年代中共对台共建党的帮助与指导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共为台共建党工作付出了巨大心血和各种努力。另外，罗燕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梳理，分析了中共对台政策的转变，以及有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一主张的来源。

　　三、 台湾经济史

　　2021年大陆学界有关台湾经济史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杨彦杰从在台大陆商人视角，分析荷据时期大陆商人如何从跨海贸易走向在台经营，并对其在台主要经营活动以及跨领域的多元投资经营策略做了深入研究，指出大陆商人在台湾的发展导致在台闽南人社会迅速成长，台湾社会的内附趋势因而越来越明显。在另一篇文章中，杨彦杰对荷据时期台湾汉人的“公司仔”和“公司”形态进行了探讨，指出台湾汉人的“公司”最早产生于闽南人的海上贸易领域，并逐渐扩展到蔗糖生产以及贌税承包等领域。透过研究荷据时期的“公司仔”，可以看出当时台湾汉人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模式深受闽南人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本年度有关清代台湾经济的两篇论文均涉及盐场及地方社会的内在脉络。叶育伦对乾隆年间台湾滨海海埔地产权纠纷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的生计模式与利益关系，造成清代台湾滨海人群对于海埔地使用上的认知差异，而清代台湾滨海滩涂的产权归属，取决于当地复杂的人际网络与利益分配关系。李晓龙对光绪年间台湾新竹县地方官员处理盐场私盐事件的原委进行了梳理，结合制度与区域社会，探讨私盐治理与地方行政之间的互动关系，透过台湾新竹地区县官与盐官的行政博弈，指出“私盐”政策成为当地官民博弈之下地方行政的重要手段，被利用来实现盐场地方的社会治理。

　　日据和战后台湾经济史方面，苏颂深入研究了日据时期台湾银行第二代总裁柳生一义与该行金融扩张性格之间的关系，指出柳生一义在掌舵台银15年期间，运用个人权威推行扩张政策，使台银以殖民地台湾为据点，不断向华南及长江流域、南洋、欧美等地扩张，台银不仅成为日本在海外日资银行的代表，更成为日本向华南和南洋等地展开侵略的协力者和工具。劳建科对新世纪以来大陆学界的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史研究状况做了大致梳理，指出大陆学界在光复初期台湾经济政策、农业史、善后救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不少领域有待深化。程朝云研究了迁台前后美援机构农复会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的演变，指出农复会早期与国民党当局关系颇为疏离，迁台后由于美国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的变化以及农复会在美国援外机构中的地位上升、自主性提高，其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趋于密切，至1953年7月“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改组成立后，农复会逐渐承担起台湾地区农林事务主管机关的部分职能。

　　四、 两岸关系与台湾“涉外关系”

　　两岸关系和台湾“涉外关系”是大陆台湾史学界非常关注的领域。两岸关系方面，刘雄运用方志和地方文史资料，对明代及之前闽东与台湾的交流交往情况进行了考证研究，认为早在三国之前，闽东与台湾之间就有人员往来，明末闽东出现劳动人口季节性过剩，两地进入文化交流的新阶段。日据时期，日本殖民政府试图隔断两岸之间的联系，洪送胜通过分析1910年代三种赴台考察文本，包括施景琛《鲲瀛日记》、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学生的三篇《台湾旅行记》和张遵旭《台湾游记》，研究考察人员对台湾的认识，并由此展现两岸之间割舍不断的血脉关系。“台湾籍民”是日据时期连结两岸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林真对全面抗战爆发前“台湾籍民”依据“国籍法”回复祖国国籍的情况及原因进行了梳理分析，指出抗战前台民回复国籍与抗战期间和光复后的回复（恢复）国籍不同，具有主动性、阶段性和地域性等特点，人员结构上则呈现以文教医界占多数和以青壮年为主的状况，至于回复国籍的原因，既有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也有自身利益的现实考虑。周雪香对厦门的“台湾籍民”群体及其在厦台经贸交流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研究，指出厦门的“台湾籍民”以从事商业活动为主，亦有部分在厦台之间进行走私活动。台湾光复后，福建由于与台湾之间特殊的历史、地理、血缘和文化等关系，成为国民政府接收台湾重要的人才来源地，吴永宁对光复初期福建赴台群体进行了研究，指出光复初期该群体以行政人员、军警宪特、教职人员、技术文化人员等为主，并具有人数占比高、人才类型多样、文化水平较高等特征。

　　台湾“涉外关系”一直是大陆台湾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尤其是围绕战后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中美关系下的台湾问题等更是成果突出。

　　美、日是影响台海两岸关系的重要外部因素，陶文钊等就1949年以来60余年间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美台关系、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日台关系以及日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等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台湾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由60余年间的历史可以看出，每当各方力量发生重大变化，或者一方内部发生重大变化，又或者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日美关系及美台关系等都会受到影响。

　　冯琳就1950年代的美台关系发表了多种论著。《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是多年来难得的一部有关美台关系研究的专著，作者通过多方征引、深入解读各种档案资料，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对1949—1958年间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博弈与分歧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指出随着中国内战和冷战局势的发展，1949—1958年间台美关系度过了一个不稳定的磨合期，两个貌似亲密的“盟友”背后，实则存在着诸多分歧与不信任。冯琳还就美台围绕国民党当局军队政工制度重建的分歧与妥协进行了研究，指出针对美国对政工制度的疑虑，蒋氏父子特别是蒋经国在坚持自身底线的同时，也做了耐心、诚恳的沟通工作以及必要的妥协，美国方面则在对台政策调整、以及适应和接收台湾当局逐步形成的政治生态背景下，最终对该制度采取了包容态度。在另一篇文章中，针对有研究将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政府“解除台湾中立化”声明视为美国对台政策的一次转变，冯琳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该声明只是美国因形势发展，企图震慑、牵制中共的举措，表面上有“放蒋出笼”之势，内里却没有“放蒋出笼”之实，美台之间依然存在种种分歧。

　　沈惠平研究了美援时期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公共外交”，指出美国主要通过驻台“美国新闻处”展开“公共外交”，包括宣传美国政策，输入和宣扬美国文化，展开对台教育、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等，从而使台湾民众深受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并在美援停止后，对台湾政治与社会发展乃至两岸关系等持续产生负面影响。沈燕清、刘悦对台湾当局通过美援“侨生教育计划”争取印尼侨生赴台升学进行了考察，指出美台为了阻止海外侨生前往中国大陆升学，出台了该计划，印尼因为其地缘战略位置和地区影响力，成为该计划重点争取的地区，台湾当局争取的印尼侨生在数量上较为有限，但其政治影响则不容忽视。

　　进入1970年代后，随着国际冷战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对台政策发生改变。围绕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丁志远梳理了美国和台湾当局相关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指出美台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经历了一段环环相扣的交涉和博弈过程，并都曾有所妥协，而台湾当局迫于形势，最终不得不对美方提出的“复合双重代表案”采取消极默认态度。钟厚涛对1949年以来美国的三次“弃台论”思潮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不同阶段的民意支撑、提出主体以及影响，指出“弃台论”声音在美国不断出现，说明美国既谋求以台湾问题为筹码来“以台制华”，又不愿被台湾当局捆绑，导致与中国大陆的大规模冲突。王梦、郭永虎对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在台协会”的涉台活动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指出“美国在台协会”作为中美建交和美台“断交”的产物，极力维护美国在台利益，维持“不统不独”立场，其涉台活动是对中国台湾事务的干涉，有违中美建交公报确立的原则精神。杨建国分析了1979—2018年中美建交近40年间美国的涉台政策，认为这期间美国的涉台政策始终具有“两面性”特征，即外在“嬗变”，会依据当时所处的历史大势和内外环境不断进行灵活调整；内在一以贯之的则是“不变”，始终围绕中美关系大局的基本稳定，并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基本利益。在另一篇文章中，杨建国对里根政府的涉台政策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里根政府的涉台政策使后任美国政府继续保留对台海事务的介入和干预权，尤其是为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及军用装备的政策提供了所谓法理与制度上的保证，对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造成了长期的消极影响。陶文钊分析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台政策，指出中美在涉台问题上的严峻斗争是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该时期美国出台的提升美台关系的立法和提出的各种法案、决议远远多于往届政府，一系列做法严重冲撞了一个中国政策的底线。

　　围绕钓鱼岛等领土问题，张海鹏指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甲午战争中，日本通过非法、无效手段窃取钓鱼岛，和“琉球处分”一样违反国际法，而战后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争执与美国的立场有很大关系，1971年留美学生发起的海外保钓运动是爱国主义行动，其成功的希望主要在中国大陆，也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中美的折冲趋势关系到钓鱼岛的未来。李理则肯定了国民党当局1956年重返太平岛驻守对于中国维护南沙群岛主权的意义，指出国民党当局派海军陆战队在该岛担任守备，并制定各种措施开发太平岛，使中国在南沙群岛有了稳定的基地，为中国主张拥有南海诸岛提供了现实保障。

　　除涉及和美国、日本的关系外，有关台湾当局和英国的关系，宋良、张超考察了1972年英国撤销驻台湾淡水“领事馆”的背景、相关决策及其执行情况，以及后续影响等，指出20世纪60年代英国曾两次考虑撤馆，但受冷战格局影响未予实施，进入70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英国最终决定撤馆以推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建交。在撤馆的漫长决策过程背后，体现出英美同盟关系的复杂性。钟乐瑜对1960年代初英国大幅削减台湾地区棉纺织品进口配额进行了研究，指出相关政策呈现渐进性特点。

　　五、 台湾社会文化史、思想史

　　社会文化史、思想史也是大陆台湾史学界较为热门的研究领域，因为有多学科研究者的涉足，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多。

　　针对清代台湾士绅与文教事业发展，李晓頔对清代台湾历经17次的拔贡生考选、任用情况及其主要社会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拔贡生不仅扮演了传统“士绅”在文教方面的作用，还对内开垦土地、建设台湾，对外抗击敌匪、御敌保家，是文教与武功并举。郑雨竹、赖清颖考察了宗族士绅阶层对清代台湾文教事业发展的影响，认为其通过积极捐资或自己兴建书院、学堂，以及直接投身教育、教导子弟、编纂方志等方式，推动了清代台湾地方社会的稳定，对于促进儒学传播和中华文化的传承，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宗教与民间信仰方面，谢贵文运用清代台湾方志资料，以保生大帝庙、三山国王庙为案例，探讨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指出地方官员虽对民间信仰是否正统有不同看法，但在实际处理中，大都尊重原有的信仰习惯，同时，国家是影响地方官员看待民间信仰的上位因素，祖籍与族群意识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教育史、学术史方面，欧阳月姣以台湾总督府首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在台湾施行的“国语”政策及教育活动为线索，探讨早于日本本土的台湾“国语科”的口语化特征及其对“言文一致”理念的尝试，并通过分析伊泽修二与日本“国语之父”上田万年在排斥还是利用汉字/汉文上的分歧，考察东亚殖民主义背景下“国语意识形态”在台湾的特殊展开方式，指出日据初期台湾的“国语”教育，既是早于日本本土的一场“言文一致”的实验，也是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其整备时期的一次预演。汤晓蒙、刘晖对二战期间台北帝国大学在海南岛从事的学术调查进行了研究，指出台北帝大的海南岛学术调查分为参与其他机构调查、独立调查和设立海南岛实验所三个部分，作为日本“南进政策”之“国策大学”，台北帝大的海南岛学术调查具有典型的殖民地学术特征，是学术屈从于强权政治的典型。曹曦、胡文亮以台湾大学图书馆为例，考察美援对战后台湾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作用，指出美援奠定了台湾大学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基础，引导重建了战后台湾图书馆学体系，客观上对中华文化的保存与传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促使“美式”意识形态在台湾社会全面渗透。

　　思想文化方面，陈思细致研究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明郑知识分子的海岛迁徙经历及其认知，指出包括依附明郑的明朝文人遗臣和郑氏父子在内，明郑知识分子在承受身、家、国的异位之殇的同时，还经历着群体内部的分歧之痛，他们中许多人带着迷茫、孤独的心态，在明亡清兴的大变局下勉力挣扎。但在个体的悲剧命运之外，作为明郑知识分子精神底蕴的儒家忠义观念，最终发展出影响台湾人民乃至全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成为明郑知识分子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陈忠纯对1920年代以来两岸革命者在“民族自决”论启发下的革命认知与革命论述进行了梳理与辨析，指出到全面抗战爆发，两岸革命知识分子已明确将“台湾革命”纳入“国民革命”之中，使“台湾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两岸同胞共同为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而奋斗。围绕战后台湾统“独”思想，彭韬从历史、政治与文化三个方面，对台湾统派人士胡秋原创办的《中华杂志》的反“台独”论述与主张进行了梳理，肯定了以胡秋原为代表的《中华杂志》学人群体为国家统一作出的重要贡献，指出在党派纠葛与国家利益之间，《中华杂志》始终将中华民族与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刘海波、王运华则围绕世纪之交台湾的一场“皇民文学”论战，梳理了统“独”双方的代表性言论，指出论战是世纪之交台湾社会“日本情结”弥漫并在文学领域不断膨胀的一种表现，而台湾社会的“日本情结”对两岸关系健康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都造成严重困扰。

　　群体记忆与认同问题是台湾思想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玉国分析了大陆同乡会墓园的筹建、运营情况及其承载的集体记忆，认为同乡会墓园是台湾地区大陆同乡会的“记忆之场”，不仅见证了两岸关系从对峙走向交流的历史变迁，更承载和传承了迁台人士及其后代对大陆家乡和中华文化的集体记忆。包亚兄、石义彬透过湖北旅台同乡的同乡会活动和出版的刊物，观察其如何建构对家乡的记忆，以及如何在不同代际间将这种家乡认同予以传承，通过对湖北旅台同乡地方记忆和地方认同的分析，指出情感和政治对建构地方记忆具有重要作用，并发现湖北旅台同乡建立两岸历史文化联结的行为，不仅起到了对抗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的作用，而且为增强台湾同胞的“中国认同”提供了方向。

　　另外，肖魁伟研究了日据时期日本旅行者前往台湾少数民族居住地后写下的旅行经历，认为在长达50余年的时间里，日本旅行者的相关旅行书写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其有关台湾少数民族的观察与认知，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印记，显示日据时期日本旅行者的台湾书写本身与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受殖民主义影响，也透过文本传播殖民主义话语，进而沦为殖民主义话语的表征工具。寇淑婷、曹顺庆对日本文学中的郑成功形象变迁及其特征进行了研究，指出日据时期日本文人在将郑成功打造为“日本人的英雄”的同时，宣传郑成功既是“台湾人的英雄”，也是“日本人的英雄”，将郑成功纳入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话语体系，生产、强化台湾民众与日本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瞿亮、詹楚翰则对中华民族的郑成功形象塑造进行了历史分析，认为郑成功的形象塑造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清初官方“愚忠”和民间“开山祖”形象的二重对立，到近代“反帝反清”形象的确立，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保国护土”身份的塑造与转换，总体而言，郑成功是以民族英雄的形象在两岸传颂。

　　六、 结语

　　综观2021年大陆学界的台湾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成果的形式以论文为主，专著数量很少，这与当前专著出版审稿流程过长不无关联。其二，以研究时段而言，荷据到清前期台湾史以及战后台湾史成果较多，晚清和日据时期台湾史成果则较少。荷据和清前期台湾史是大陆台湾史学界较早深耕的领域，得益于新史料以及新视角的引入，近年来重新焕发生机；战后台湾史则是此前相对研究较少的领域，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其三，以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来说，政治史、“涉外关系”史、思想文化史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多，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则偏少。其中，又以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和美台关系研究成果非常突出。这既是台湾史研究在时段上后延的客观结果，也是大陆台湾史学界的现实关怀在学术研究中的主观体现。另外，由于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关切也成为大陆台湾史学界的研究热点。2021年台湾史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台湾史的理论建构问题，虽然成果数量不多，但或可说明作为新兴学科的台湾史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

　　（作者程朝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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