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关键词】 国际传播；外宣翻译；特点探析

【摘要】 外宣翻译的特点在于它是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国际传播，必须承担传递信息、澄清事实、开展舆论战的多重功能，所载形式、节目内容都代表国家的形象和利益。然而，国际传播实践中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误区，以为把中文材料翻译成英文等外文就是外宣翻译了，其实不然。外宣翻译具有严肃性、准确性和灵活性等特点，需要外宣译者在对外传播的翻译过程中将这些多元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国际传播的交际效果。

【全文】

中华民族要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了解世界，同时让世界了解自己。要让国人了解世界就需要将外文信息转换成中文，要让世界了解自己则需要将中文信息转换成外文。然而，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走多远？怎样走？可以说，外宣翻译关系到国家形象问题，担负着维护国家利益、反映我国真实发展情况和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使命。

一、何谓外宣翻译

顾名思义，外宣翻译是以完成那些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任务为基本内容的翻译实践活动的总称。外宣翻译的特殊性在于“外宣”二字。其中，“外”指的是外宣翻译活动的目的地，“宣”指的是外宣翻译活动的传播方式。外宣翻译是以“外宣”为方式和手段，来发挥其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功能，从而实现其翻译目的。

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各类外籍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的交际活动。在遵循翻译的共性原则的前提下，外宣翻译可以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广义的外宣翻译包罗万象，几乎涵盖所有的翻译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级部门从事对外宣传有关的翻译活动，即人们常说的“大外宣”的翻译概念。狭义的外宣翻译包括各种媒体报道、政府文件公告、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介绍、公示语、信息资料等实用文体的翻译{1}。

二、外宣翻译的意义

外宣翻译的意义在于促进文化的传播，在于让外国读者了解我国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外宣翻译工作日益显出其重要性。对整个国家而言，外宣翻译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对一个地区、城市而言，外宣翻译的质量往大处讲可能影响到本地的投资环境，往小处讲可能影响到一个招商项目能否成功。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人约有100万人次，但从比例上来说却不到世界人口的万分之二。因此，只靠外国人访华不能解决了解中国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对外译介中国的力度。在当前形势下，推介中国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增强外宣翻译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外宣翻译工作的好坏将关系到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大问题。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综合实力的提高，对外宣传的地位会愈发显得重要，它不仅能在中国进行科学、公正、完美的国际形象塑造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将为新世纪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巨大的作用。

简言之，外宣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为中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在改革开放中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是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一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2}1“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要改革开放，就要对外宣传与翻译，而且必须不断得到加强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宣传与翻译是朝阳事业，而且永远不会成为夕阳事业。

三、外宣翻译的特点

做好外宣翻译，重要的是要了解和把握国外受众的思维特点，处理好实事求是与传播艺术的关系。同时，外宣译者必须掌握外宣翻译的基本原则，熟悉外宣翻译的特点，懂得如何融入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传播领域。然而，在外宣翻译的具体环节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普遍的误区，就是以为把中文材料翻译成外文就是外宣翻译了，其实不然。中外双方的文化传统不一样，思想观念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自然存在着诸多差别，需要外宣译者在国际传播过程予以细心观察与高度关注。

外宣翻译的特点在于它是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传播，必须承担传递信息、澄清事实、开展舆论战的多重功能，所载形式、节目内容都代表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因而中国的对外传播就不能是单纯的文字翻译。这就要求外宣译者等广大对外传播从业人员必须有一个相当高度的认识判断能力，既要思路开阔，立场坚定，又要有沉着冷静的应变能力。外宣翻译人才需要培养外交官般敏锐的前瞻性思维和严密的分辨能力，以便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传播大环境下，运用全球观点和批判性思维，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抓住事物的根本要害。

宏观而言，外宣翻译工作必须坚持“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统领外宣工作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3}。坚持“二贴近”，努力增强外宣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换言之，合乎要求的外宣翻译就是要学会“以国际的表达方式，站在中国的立场”{2}159，遵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事实说话，把我们的立场、观点寓于对事实的客观表达之中，达到用事实说服人、引导人的目标。

微观而言，外宣翻译工作不是一般意义的翻译，还要去掉或尽量减少“翻译味”，使外文稿读起来像是直接用外文写的，并进行必要的外文编辑加工，使外文稿易被外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外国受众不准备、也不喜欢去阅读或收听“翻译稿件”，他们要看或要听的是地道的外文—内容和形式都十分适合他们的外文。具体操作上，外宣翻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敏感话语的严肃性

外宣翻译最鲜明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严肃性，这在处理某些敏感话语时尤为明显。在涉及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等原则性问题上，译者必须十分敏感，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在对外宣传时译者经常会遇到国家统一、大陆、台湾等词的英译。其中，“国家统一”须英译为“national reunification”，而不是西方媒体中所常用的“national unification” ,因为中国自秦朝时期就已经统一了，这正如“家庭聚会”应译为“family reunion”一样。另外，中国大陆应当译为“the mainland of China”或“China’ smainland”，有时也可简译为“the mainland”，但绝不可翻译成西方媒体所惯用的“mainland China”，因为后者的意思是大陆中国，其言外之意就是还有一个“台湾中国”，从本质上讲，也就是“两个中国”。这是目前国内各种英文媒体上，最泛滥、影响也最为消极的政治性误译，实在要不得{4}。再者，译者还应当排除西方反华话语与霸权话语的干扰，严格将“大陆与台湾”译为“mainland and Taiwan ”，而不是“China and Taiwan”，否则又会译出个“一中一台”。如果译者对这些最起码的知识都不了解，稍不留神定会译出个“两个中国”。因此，在翻译这类敏感词语时，译者必须保持清醒敏锐的政治头脑，谨防政治陷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率尔操觚，也不可盲目轻信境外英语媒体上相关表达，更不能不加甄别，拿过来就“为我所用”，否则将会犯下政治误译，贻害无穷。

外宣翻译的严肃性要求国际传播从业人员在翻译涉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等敏感话题时应仔细推敲，慎之又慎，不可走样。例如，我们在对外宣传“南沙群岛”时，就不宜将其翻译成西方人所称的“the Spratly Islands”或“the Spratlys”，而应该以“theNansha Islands”的音译形式来表明中国的国家主权利益。同理，我国南海上的黄岩岛，也应该音译为“the Huangyan Island”，而不是英美媒体惯用的“theScarborough Shoal ”，更不是菲律宾政府所称谓的“Pantag Shoal”。那么，外宣翻译为何需要坚持用拼音而不用所谓的“地道”英文表述呢？拼音译法保留了中国特征，同时是讲政治，是在宣示主权。

外宣翻译的严肃性还要求译者必须注意掌握用词的政治含义和政治分寸{5}，否则译者稍不留意可能就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联合王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里的“交还”显然不能翻译成“return ”，因为中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所以，对外传播过程中可以将其翻译成“restore”，其基本语义相当于“bring back（a previous right，practice，custom，orsituation）；give（something previously stolen，takenaway，or lost）back to the original owner orrecipient”{6}。因此，原句的译文是：“ TheGovernment of the U. K， declares that it will restoreHong Ko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effect from 1 July, 1997.”又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声称将对窝藏恐怖分子的国家发动一场反恐战争。当时中方对美方的表态是：“中国政府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以恐怖主义进行政治斗争。同时，我们也反对借口打击恐怖主义对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进行侵犯。”当时，最后一句被译为“At the same time, we are against theencroachment upon the territory of a sovereign stateunder the pretext of striking terrorism.”随即，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向我驻美大使提出：“ pretext”一词是对美国的污蔑，意味着美国反恐的理由是虚构的，似乎美国说了谎，中国是迄今在这个问题上用词最重的国家。此处的“借口”其实可以译成“on theexcuse of”。所谓“excuse”相当于“an explanationoffered in defense of some fault or offensive behaviouror as a reason for not fulfilling an obligation；thereason，whether true or untrue，given when asking tohe　forgiven　for　absence，wrong　behavior,faul t，etc.”{7}。

此外，若涉及可能有损中国国际形象的内容，外宣译者可以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省略不译或弱化处理。例如，对于“中国‘和平崛起’”，不宜译为“peaceful rise”，这对中国的形象容易产生负面影响，被国外媒体误认为“中国威胁论”，可以考虑改译为“peaceful development”，这样译有助于消除外国读者的“杞人忧天”{8}。

简言之，外宣翻译过程中对敏感词语的选择不仅关系到价值判断，而且也关乎对外传播的成败得失，在“择语”上应该慎之又慎。外宣译者不仅要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行为，不能篡改原话原意，不能随心所欲瞎写、瞎译，不能随个人好恶而有所改变和取舍，也不能偷工减料、随意删改。

（二）传播语言的准确性

毫无疑问，国际传播的基本要求是准确性。外宣翻译当然也必须强调这一要求。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外宣译者必须熟悉英语并且视之为一种语言工具。怎样更好地使用这个工具为对外传播服务，以达到外宣翻译的准确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外宣翻译的准确性，不仅要求对外传播的事实准确无误，也要求传播语言的准确性，因为语言虽是为内容服务的，但语言失误会引起受众误解，甚至还会无意中导致政治思想性错误。例如，有的机构部门，为了关心并帮助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为他们（她们）介绍对象，充当“红娘”。“红娘”源出《西厢记》，在汉语中已广泛地作为形象性词语使用。中文报纸上时有相关报道。但是，在对外传播时不宜按字硬译，倘若简单化地英译为“ matchmaker”（媒人），那就破坏了原文的形象性，难以引起国外受众的兴趣。《中国日报》在报道这条新闻时，处理得十分恰当，借用了罗马神话中的爱神丘比特（Cupid）表达了“红娘”，这样就恰当地使用了英语中一个家喻户晓的典故，达到了对外传播的目的{9}。可见，翻译最要避免的毛病就是刻板。“以一当十”，即不顾条件场合的变化，总是用一种译文来对付，对于提高翻译的质量是不利的。要提高英译的质量，外宣译者绝对不能忘记这样一条：对现成的英语对应，有时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作必要的修改或变通。

外宣翻译还经常涉及中国特有的某些概念或表达，译成英语时一不小心会造成误译。例如，笔者曾在某涉外媒体见到这样的翻译：领导干部要讲政治。→Cadres should talk about politics．这个译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它给人的印象似乎是领导干部要在口头上大谈政治，或者是要把政治挂在嘴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里“讲政治”的“讲”从字面上来说，与“talk about”完全是两码事。这个“讲”是“强调”“重视”“注意”等意思。那么，如下的另三种译法是否可以接受呢？

1．Cadres must emphasize politics.

2. Cadres must give prominence to politics.

3. Cadres should attach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politics.

以上三种译法虽然都可以接受，但似乎还没有将原意完全表达出来。严格意义上说，此处的讲政治，既非口头政治，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强调、重视或注意政治，而是说领导干部要有政治头脑，要有政治全局观念和政治敏感性等。因此，“领导干部要讲政治”可进一步改译成如下三句：

1. Cadres should be politically minded.

2. Cadres should be politically aware.

3. Cadres should be politically conscious.

这样译，虽貌离，但神却合[10]。可见，对外传播中有关中国政治或政策的语言和术语的英译要相当谨慎，力求传播语言的准确性。

以上分析说明，外宣翻译时要正确理解原文的含义。如一般国际组织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等，但APEC的成员中有地区经济体，如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等。有些人在谈到APEC组织的成员时会不假思索地谈到“APEC国家”，这样的提法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必须十分敏感，将其译为“APEC members”或“APEC economies”，而不是“APEC countries”．

此外，用词规范性的问题也值得重视。如中国政府在推行国有企业改革时曾提出反对“平均主义”。这里“平均主义”不宜翻译成“egalitarianism”，因为这个词在英文中是褒义词，是指政治、经济、法律地位均等的意思，否则国外会以为中国主张两极分化，拉大贫富之间的距离。因此对外报道时“平均主义”可译为“leveling-out”。

简言之，以英语作为外宣翻译的工具时，必须熟悉其性能特点，因为这工具对我们来说，毕竟是外来的，我们对此难于完全熟悉。唯一的办法只有一条，还是一句老话，熟能生巧。在外宣翻译的实践中，事实的准确性和语言的准确性的关系极为密切。力求语言工具的准确性，实在是再怎么强调也不太过分的事。

（三）语言转换的灵活性

众所周知，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都有其特殊的基本情况、背景和时间，中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处理国际问题、制定具体外交政策时既坚持原则性，又讲究灵活性。英国传播学家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形象地将传播比拟成鲤鱼。他认为，传播学者不仅应研究鲤鱼本身的结构和形态，还应了解鲤鱼所处的自然环境。外宣翻译也是一种传播行为，翻译的环境也对翻译策略产生影响。

目前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影响力有限，美英等西方媒体运用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在国际传播领域里大搞“一言堂”，有时甚至使中国处于有理无处说的尴尬境地。在国际传播这种“西强我弱”的局面下，我国的对外传播是在以西方舆论为中心的不平等的实体间进行的。与英语相比，汉语属弱势语言，因此我们在外宣翻译中有时不得不有所变通，有时还需屈从于强迫性的转型，以期充分考虑译文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外宣翻译的语言有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时婉转含蓄，具有一定的伸缩性。

外宣翻译既要译得出又要译得好，才能有效传递原语信息，使译语读者愿意看，乐于听，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外宣译者应发挥主体性意识，在忠诚于原文精神的前提下，在了解受众阅读习惯，接受心理以及审美倾向的基础上，灵活地构建译文话语，最大化地实现对外传播的交际效果。外宣翻译不是简单的两种语言的转换，而是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有着自己独特的翻译环境。评判外宣翻译的传播效果，受众是最有话语权的。外宣翻译若需赢得认可，必须满足读者的需要。无论什么类型的翻译，读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翻译时按照汉语的字面意思和语序结构，用“对号入座”和“亦步亦趋”的方法进行生硬的“套译”，其结果只能产生大量不规范英语，引起歧义{11}。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大量政治类新词汇，包括旧词新义、流行语、外来语等。实际上一些原本看来中国味很浓的译文都已被英美人所接受，如paper tiger（纸老虎）, One Country, Two System（一国两制）。他们往往乐意接受这些“中国味很浓”的外来词。因此处理这些“中国特产”时一般可大胆予以直译，或在直译的基础上略作增益，而不必换上“洋气”十足的译文。如“一带一路”（the Belt andRoad　Initiative）、“三个代表”（the ThreeRepresents）、“四个全面”（the Four Comprehensives）等。这种“中色英语”（China English）不仅没有违背英语语法规则、修辞规则和语义逻辑，还保持了中国文化特色，因此它完全不同于“中式英语”（Chinglish）。当然，对于文化政治背景过于浓厚的词语，外宣翻译时则应当更加灵活。如“又红又专”不宜翻译成“both red and expert”，因为这不符合英语国家民族的习惯，在西方“red”一词往往与“恐怖”“暴力”联系在一起。

有时，中文媒体喜欢用一些夸张的比喻。譬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白衣战士”“扶贫攻坚战”“中国军团”等措辞时见报端。若加以忠实的直译，甚至逐字硬译死译，很容易给人留下中国好战的印象，无意中为西方媒体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不言而喻，外宣翻译处于硝烟弥漫的语境，只会加深国际受众的预存偏见。因此外宣翻译时不宜使用“a smokeless battle”“white-coatedsoldier”“poverty-relief battle”“Chinese armygroup”这种战争色彩浓厚的译文，而应从革命心态转到理智心态，去掉火药味，使译文尽量平实、自然、朴素，建议分别改为“invisible efforts”“medicalworker”“poverty-relief campaign”“Chinese team”。

无论是增加有效信息或者删除不必要的信息，既是加强文化信息的传递，同时也是出于交际的需要，其中一定的灵活度是必需的。唯有让输出语言的风格与语言文化在输入语文化中找到某个立足点，外宣翻译才能达到其传播效果。但对灵活性应当有清楚的认识，这种灵活的处理手段多限于那些带有鲜明中国文化特点、与中国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术语。

要而言之，外宣翻译是一门艺术，一门跨文化的传播艺术，一门让异国受众了解中国、接受中国的艺术，它更是严肃性、准确性与灵活性的多元关系的统一体。无论“择语”有多艰难，外宣翻译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严肃性、准确性放在首位，但又必须有适当的灵活性。鉴于此，外宣翻译还需处理好准确与流畅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准确与流畅，即忠实与通顺，是一对矛盾，既相辅相成，又相得益彰。准确是目标，通顺是手段。当译文与原文发生矛盾时，便不得不灵活地变通一下，但变通又不是任意为之，而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文，表达原文的意义。这样，才能适应外国人的口味，也才能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12}。故翻译既需要忠实，又需要通顺，有时还需要灵活变通，变则通，通则达。外宣翻译尤为如是，旨在以艺术的、文化的方式向外国人介绍一个真实、进步、开放的中国，不断增强针对性、亲和力、说服力，做到可听、可看、可信。

【注释】 基金项目：上海市I类高峰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成果“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的外宣翻译策略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精品课程建设项目“新闻编译”（XCXJ20130101）

作者简介：张健（1962），男，上海黄浦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参考文献】 {1}张健．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宣翻译“变通”策略刍议[J]．外国语言文学，2013,（1）:19-27.

{2}刘洪潮．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3}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 :24 - 27.

{4}张立蓉，孟祥春．对外宣传翻译：译“名”更要译“实”—政治性误译举隅与应对策略[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29-132.

{5}过家鼎．注意外交用词的政治含义[J]．中国翻译，2002（6） :56-59.

{6}PEARSALL, J. et al. The New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809.

{7}艾迪生•维斯理•朗文出版公司辞典部．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11

{8}张健．外宣翻译导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27.

{9}钱维蕃．英语对外宣传的准确性[J]．对外报道，1990,（1）:23-25.

{10}张健．传媒新词英译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90.

{11}丁衡祁．对外宣传中的英语质量亟待提高[J].中国翻译，2002,（4）:5.

{12}张桂珍．中国对外传播[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81.　

【期刊名称】《西南政法学报学报》【期刊年份】 2016年 【期号】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