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建筑师在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创作轨迹（1927

摘要：1927至1937年这一近代中国的“黄金十年”，孕育了中国建筑师群体探索民族形式建筑的高潮期。这批留学归国或本土培养的建筑师，在政府认定资质的机构中从事建筑活动，标志着现代化、正规化、学理化的中国职业建筑师出现。南京国民政府充满党派色彩与民族国家符号的文化、政治诉求，又促使在南京探索民族形式建筑的建筑师，主创公署类，教科研与社会服务类，体育场与纪念类等可以美化政治、传达党国权威的建筑类型。他们除了开设自营建筑设计机构以外，还积极投身建筑施工、行政管理和建筑教育领域。与此同时，政治中心南京的特殊性，变动的时局与建筑师不断自我修正的创作观念，也造成其创作高峰期，因人、因时而异。关键词：黄金十年、民国建筑师、南京、民族形式建筑、创作轨迹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定都南京宣言》，同年6月1日南京市政厅改为南京特别市政府，当时的《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报》第一期（宣言）称：“努力造成革命的新南京，与欧美首都并驾齐驱……学习英、法、美、德、奥、比、瑞、日等国诸首都管理……欲于最短期间实现社会化的新都市”。[1]新都建设的需要，吸引了一大批留学欧、美、日建筑工程与土木工程专业的文化精英，归国参加城市建设，并在定都南京前后至1937年南京沦陷的十余载，组织、发展了以上海市建筑协会和中国建筑师学会为代表的建筑师群体专业组织，自主创办了华盖、基泰为代表的联合型建筑师事务所，确立了民国建筑师的职业地位。

在这个以南京为首都，上海为经济中心，各项现代化制度初具雏形，整个国民经济呈快速上升趋势的近代中国黄金十年[2]，复兴“中国固有形式”的民族形式建筑运动，成为最贴合政治伦理型文化内涵，传承历史文脉与地域特色的时代浪潮。从建筑师的推动因素来看，在西方新型建筑营造机构与外籍建筑师垄断大型市政、商业项目，以及本土建筑师职业地位刚刚确立的时代背景下，黄金十年的首都建设需求，为受教于西方学院派布扎教育的首批留学归国建筑师，在首都民族形式建筑项目中施展才华，立足南京赢得建筑行业的市场份额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由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和曾经任职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先生，出资兴办的中国营造学社，通过毕业于宾大和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梁思成、刘敦桢等建筑师，以及国立中央研究院众学者，他们调查、实测中国古建筑，整理、考订古建筑典籍等学术活动，响应了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的国民政府文化政策；通过参加、主持建筑设计方案的评选，编撰《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寻求了中国古代建筑文法、词汇，同西方折衷主义建筑构图、要素的对应关系，“从结构理性主义的角度说明，中国传统建筑的框架结构原理，与西方的古典和哥特建筑有着共同的特点”，旨在用“‘翻译’或‘点缀’手法设计‘中国风格’建筑”，[3]从而，在建筑创作环节，通过组合形式要素，传达国家与民族，政治与权威的象征涵义。

一、建筑师及其主创建筑类型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一批建筑师群体以南京为基地，催生了1927至1937年持续十年的民族形式建筑创作热潮。在此，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整理这期间设计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建筑师执业情况：1、基于功能分区规划理念是科学城市规划设计的要义，并依据《首都计划》及其相关配套法规、条例将建筑纳入各个功能区进行固有之形式的考量，来划归本论文中的民族形式建筑类型。笔者将建于1927至1937年的民族形式建筑分为以下五大类：（1）行政区公署类建筑；（2）文化教育区教科研与社会服务类建筑；（3）中山陵园区运动场与纪念类建筑；（4）第一住宅区官邸类建筑（5）商业区工商金融类建筑。2、根据历史地位、区位环境、建筑形象评定典型案例。历史地位主要指：有较完备的历史记载，国民政府投入较多人力、物力，在民国南京城建史上地位较显赫的建筑；区位环境主要指：以当时的政府形象工程和孙中山迎梓大道——中山大道为主轴，隶属《首都计划》划定的中央政治区、行政区、文教区、第一住宅区、商业区的建筑；建筑形象主要指：符合“吾国固有之形式”，体现中国建筑古典复兴政策的建筑。如此，择取典型案例计31例。3、整理典型案例建筑师。按照他们创作的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竣工时间，估算他们在南京的执业时间，主要有以下几位：【美】亨利﹒墨菲（1923年之前执业）、吕彦直（1929年之前执业）、范文照（1929年之前执业）、卢树森（1930年之前执业）、杨廷宝（1931年之前执业）、卢毓骏（1931年之前执业）、赵志游（1931年之前执业）、陈品善（1931年之前执业）、董大酉（1933年之前执业）、【俄】耶郎（1934年之前执业）、童寯（赵堔、陈植，1935年之前执业）、奚福泉（1936年之前执业）、李惠伯（徐敬直，1936年之前执业）[4]。

上述建筑师的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及各类建筑的数量，如表一所示：

（0例）

表一 民国建筑师在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及各类建筑数量（1927-1937）（资料来源：1、赖德霖.近代哲匠录——中国近代重要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名录[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2、汪晓茜.大匠筑迹——民国时代的南京职业建筑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3、李海清 付雪梅.运作机制与“企业文化”——近代时期中国人自营建筑设计机构初探[J].建筑师，2003（04）.）

由列表可知：

1、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批留学欧、美、日的本土建筑师、土木工程师纷纷归国，投身军政机关，主持本土建筑教育，创办建筑事务所，进行民族形式建筑创作。汪晓茜在《大匠筑迹——民国时代的南京职业建筑师》中，对南京民国时期233人次的建筑师职业分布调查进行归类，认为：“服务于军政机关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建筑师事务所和教育机构，这一职业分布特点和南京的首都地位密不可分。”[6]这一现象在黄金十年南京城建高峰期更加明显。因此，这期间颇少外籍建筑师介入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的设计、建造活动。列表典型案例中，除了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和俄国建筑师耶郎，分别承建金陵女子大学、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国民政府交通部以外，再无他作。而且，金陵女子大学、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是由亨利﹒墨菲及其建筑事务所的吕彦直、董大酉共同完成。包括吕彦直、董大酉在内的接受了西方近代科技和正规专业教育的中国建筑师，摒弃了传统工匠经验范畴的实践活动，更加注重从学理层面研究和开展建筑活动。他们在借鉴租界和租借地建筑管理制度与施工技术的基础上，以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为据点，初步实现了中国建筑创作主体的本土化与现代转型。

2、除了外籍建筑师以外，创作民族形式建筑的中国建筑师中：（1）杨廷宝在南京的从业时间较早、从业周期较长，是所列建筑师中最高产的一位，所以有“南京主干道中山北路至中山东路一线更被称为‘杨廷宝一条街’……整个南京的天际线差不多都是由杨廷宝勾勒”[7]之说法。他创作的民族形式建筑类型中，公署类与教科研、社会服务类最多，此外，分布在中山陵园区的运动场与纪念类建筑也是盛名远播。杨廷宝创作的民族形式建筑大多是展现国民政府形象与政治威望的大型工程，这与他所在基泰工程司的政治背景以及杨廷宝本人扎实的专业素养密不可分。基泰工程司的大老板——关颂声与宋子文交往甚密，他也是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洪门弟子，同蒋介石关系很好，关的原配夫人又是宋美龄在卫斯理学院的同班同学。因此，凭借关颂声与国民党高层不一般的关系，由他创办的基泰工程司，不仅承揽了大批官署建筑与政府工程，而且关颂声本人也成为“中国近代在租界上取得建筑师营业执照的第一人”。[8]这样一来，国民政府自然将设计、兴建大型工程的重任，交给基泰工程司。基泰工程司“台柱子”杨廷宝，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时，就用两年时间读完大学四年课程，是当时的“金牌优秀生”[9]，从业以后素有“南杨北梁”的盛名。他擅长在西式古典建筑形制并简化造型的基础上，点缀中国传统建筑细部和纹样，探索出既有时代精神，又符号化民族意识的本土建筑的现代转型之路。基于上述原因，建筑师杨廷宝理应成为执掌这类大型政府工程的不二人选。

（2）范文照、童寯、奚福泉各三例典型民族形式建筑作品，主要建筑类型为：公署类，教科研与社会服务类，官邸类和工商金融类。三位建筑师中，范文照最早从业，但是其实践过程与设计思想却“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思想与风格的自我解放及救赎的过程”。[10]他是三位建筑师中，在民族形式的政治权威与现代自由思想之间，在反思个体自觉性时，自我修正设计主线与建筑观念最激烈的一位。范文照在大陆的建筑创作思想以1933年为分水岭，1933年之前，他将民族主义作为政治诉求，“复兴中国建筑文化于当代”是其建筑价值取向，于是，承建了励志社、国民政府铁道部等民族形式公署类建筑，以及华侨招待所这一民族形式商业类建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在上海开设自营建筑师事务所的范文照，受到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上他的建筑师事务所，加入了柯布西耶、格罗比乌斯、莱特的弟子——美籍瑞典裔建筑师林朋，从此以后，范文照开始反省民族形式建筑的全然复古现象，提出了“首先科学化而后美化”[11]的由内而外的现代主义设计思想，于是，1933年以后，他设计建造了国民政府卫生部（1933年）、协发公寓（1933年）、上海集雅公寓（1936年）等一大批无大屋顶、造型简洁的现代主义建筑。

童寯拥有复杂、矛盾的审美取向，他喜爱西乐，热爱文人画以及立体的文人画——江南私家园林，却始终保有冷静、自持的创作风范。对于象征国民政府政治正统性的大屋顶式民族形式建筑，他也审慎地保持距离。他在倡导西方现代建筑技术的同时，又将更多目光投诸于密切联系民生的传统民居与边疆民族建筑，并在传统民居的空间布局，边疆民族建筑的比例关系、构图原则与建筑造型中，寻求本土建筑精神与现代建筑活动的关联点。列表中为数不多的由童寯主创的南京民族形式典型作品，或以藏族平顶式建筑或以江南私家园林建筑为原型，积极开展着属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建筑实验。这与童寯遗世独立、落落寡合、不随流俗的满族遗民的成长经历，以及独善其身、严谨自守的文人风骨密不可分。

奚福泉的求学与从业经历决定了他在理解、践行现代主义建筑理念，批判大屋顶式民族形式建筑方面，与童寯立于同一阵线。奚福泉在夏洛顿堡工学院建筑系9年的求学期间，正值欧洲现代建筑运动逐步兴起的时代，柯布西耶、密斯、格罗比乌斯主张建筑的核心问题是功能，需摒弃国家、地域的观念，去除装饰，探究统一形式的新建筑理念，影响了他的现代建筑创作思路。加上他毕业后主要在洋行遍布、ArtDec与现代建筑形式流行的上海从业，因此，黄金十年南京的中华古典复兴风并未对他产生多大影响，这是这期间奚福泉的民族形式建筑作品为数不多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奚福泉博士论文为《中国清朝皇陵》，而读博期间又置身欧洲现代建筑运动的中心，这就使得奚福泉和大洋彼岸的一批留学归国建筑师一样，也面临着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论争，这同样影响到他日后的建筑创作。因此，当1935年自办公利工程司南京分部，开始接手少量南京建筑项目时，热衷于上海现代建筑实验的奚福泉，为应对南京的中华古典复兴浪潮，便采用了在现代建筑功能、形式之上，增设传统建筑装饰的比较折中的方式。

（3）吕彦直、卢毓骏、赵志游、卢树森、李惠伯，是代表性民族形式建筑较少的几位建筑师，他们的建筑类型主要为公署类，教科研与社会服务类，官邸类，陵墓纪念类。但是，堪称中国近代建筑史丰碑的[12]，却是出自吕彦直之手的陵墓纪念类建筑中山陵。中山陵是用钢混技术发扬中国固有形式的先行者，它的诞生凝结了吕彦直短暂的一生几乎所有心血，也是他1925年自立彦记建筑师事务所后，接收的第一例连构民族国家符号和党派色彩意义网络，体现党国权威的建筑项目。卢毓骏在黄金十年历任南京特别市政府工务局计正科员建筑课课长、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兼职教授、考试院典试委员会及试务处、考试委员会专门委员等职务。藉由专业与职务优势，卢毓骏这期间主要建筑项目便是国民政府考试院，并力求体现中国固有形式，表达政府工程的政治文化诉求。卢树森黄金十年任职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教授、系主任、事务长的同时，担任中国营造学社校理与社员。他扎实的古建筑测绘与研究功底，使得其才华更易通过中华古典复兴式建筑展现出来。虽然卢树森日常教务与科研活动较多，他在南京留存的民族形式建筑为数较少，却都堪称民族形式建筑的经典。李惠伯主创的南京民族形式建筑较少，可能与他所在兴业建筑师事务所的经济实力较弱有关。据汪坦先生回忆，兴业事务所与馥记营造厂关系较密切，但事务所经济力量弱，只能设在营造厂的办公楼内，当时的建筑师还要靠营造厂收活。[13]因此，李惠伯所在兴业建筑师事务所黄金十年的南京民族形式建筑项目中，大型工程唯有国立中央博物院，而且这一项目是应邀参加设计竞赛获得首奖后才得以实施的。

二、建筑师所属机构及其创作高峰期

建筑师在政府认定资质的机构中从事营建业，标志着从无组织的个体或有限群体的传统工匠形态，向现代化、正规化、学理化的中国专业建筑师转变。赖德霖《近代中国建筑师开办事务所始于何时》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令人关心，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建筑师在西式建筑的设计中打破外国建筑师独揽局面的标志，而且也因为它是中国建筑师从接受、学习西方建筑文化，到开始独立创造中国新的建筑文化的标志。”[14]近代中国建筑事务所体制最初是在上海租界基本确立的，是西方近代建筑体系被整体移植到中国的结果。它的移植和加速发展不仅在短时间内改变了租界的生活环境，促使边缘地带的租界一跃而为新兴近代城市的中心，成为城市近代化与近代城市化的风向标，与此同时，也大幅度冲击了开埠城市的传统工匠形态与传统营造业，是中国传统工匠调整组织结构、增强职业技能、改变传统建筑观念和行规的催化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留学归国和接受本土专业教育的建筑师群体，为了在外籍建筑师控制的建筑业中赢得市场份额，开始积极开设自营建筑设计机构，有不少建筑师还投身建筑施工、行政管理和建筑教育领域。如前文所述，卢毓骏先在南京特别市工务局建筑课任课长，后在国民政府考试院典试处负责全国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杨廷宝除在基泰工程司负责图房工作以外，还兼职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科教授；范文照除了在上海自立建筑师事务所以外，还兼职中山陵陵园计划专门委员会委员和铁道部建筑课技正。成长为中国建筑设计、施工、管理与教育主体的这批本土建筑师，为推动中国建筑师制度的专业化和体系化，加速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人才资源。

根据黄金十年南京民族形式建筑竣工时间，以及31例民族形式建筑的建筑师及其创作经历，整理1927至1937年间建筑师所属机构、任职及其黄金十年中的创作高峰期[15]，如表二所示：

童寯

（合伙人赵深、陈植）

上海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主持图房工作；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科教授

奚福泉

上海公利工程司建筑师、经理

表二 建筑师所属机构、任职及其创作高峰期（1927-1937）（资料来源： 1、赖德霖.近代哲匠录——中国近代重要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名录[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2、汪晓茜.大匠筑迹——民国时代的南京职业建筑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3、司开国.华侨招待所与民国首都的美术记忆[J].美术研究，2013（02）；4、实地考察。）

由列表可知：

1、部分建筑师的代表性民族形式建筑仅搜集一例单体建筑，因此，尚无充足证据断言他们在黄金十年该类建筑的创作高峰期，如：主办美龄宫的南京市府工务局局长赵志游，技正陈品善；设计、营建国民政府交通部的俄国建筑师耶郎；设计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兴业建筑事务所合伙人徐敬直、李惠伯。此外，国立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教授卢树森，在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创作轨迹缺少持续性。他较有代表性的民族形式建筑——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气象台建筑群和中山陵藏经楼，分别竣工于1930年和1936年两个较分散的时期，因此，也无法形成他的民族形式建筑创作高峰期。

2、创作高峰期持续时间较长的建筑师有：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杨廷宝、卢毓骏，他们的高峰期长达6年以上。具体而言：

（1）亨利﹒墨菲高峰期起始时间较早，缘于1928年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聘为国民政府建筑顾问。于是，他一边和助手吕彦直继续金陵女子大学的建筑设计、营建工作，一边主持、制定《首都计划》。由他提出的复古风格被国民政府冠以民族主义象征含义之后，影响到南京、上海一大批民族形式建筑的建造。他在1929年主持设计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公墓，因秉持复兴中国固有形式的政策，也得到国民政府的充分肯定，一时间，亨利﹒墨菲被誉为最了解中国建筑的西方人。[18]这一创作轨迹的盛期一直持续到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公墓全面竣工，以及亨利﹒墨菲退休回美国的1935年。

（2）基泰工程司总建筑师杨廷宝的创作高峰期，几乎横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天津基泰工程司的业务由北方转移南京、上海，是杨廷宝在南京开始建筑创作高峰期的开始。1932年杨廷宝受聘兼任北平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主持古建筑修缮工作，在向民间匠师学习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了中国古建的设计、施工与结构特点，这为他1936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进一步开展民族形式建筑事业奠定了学识基础。杨廷宝扎实的古典建筑修养以及追求整体效果和谐统一的建筑观念，使得他在民国时期有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西方现代理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观相折衷的倾向，他的民族形式建筑也因此呈现出多元交织的文化脉络。例如，诞生于1931年至1937年之间谭延闿墓、中央医院、中央体育场、中山陵音乐台、国立中央研究院、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等十多例代表性民族形式公署类，教科研与社会服务类，中山陵园区运动场与纪念类建筑，皆具有现代式墙身、宫殿式大屋顶，或是平顶、现代式墙身、传统官式建筑细部构件与装饰纹样等多种类型共存的特点。

（3）卢毓骏的创作高峰期也在1931年至1937年，但他的代表性建筑主要集中在国民政府考试院建筑群，如前文所述，这与他的任职经历相关。由于在任职期间业绩优秀，卢毓骏获得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赏识，因此他于1938年、1939年和1945年担任考选部部长。卢毓骏从业过程中，为其赢得业界口碑，并助其事业发达的事件，便是设计、营建自己的工作单位——国民政府考试院，他为这处建筑项目付出了近十年的心血。

3、民族形式建筑创作高峰期持续时间较短的建筑师有：范文照、童寯、奚福泉和吕彦直，他们的高峰期在1至4年，其中范文照、吕彦直高峰期起始时间较早，结束得也较快，而童寯、奚福泉起始时间较晚，然而仅维系一年多便面临南京沦陷的厄运。具体而言：

（1）范文照高峰期时间较短，与上文说到的他1933年以后反思民族形式建筑的复古倾向，进而提出先科学后美化，以及由内而外的现代主义设计观念、方法有关。

（2）吕彦直1925年在真裕建筑公司下开设彦记建筑师事务所，这个中国早期由本土建筑师自营的建筑师事务所，是中国建筑活动的主体在上海得以本土化的先声，有助于中国建筑师在外籍建筑师垄断营造业的上海，确立职业地位。吕彦直以彦记建筑师事务所的名义，参加1925年5月孙中山葬事筹备处陵墓建筑设计图案的征求活动，并一举夺得头魁，由此走向民国建筑个人创作的巅峰。同时，以此为契机，在充满党派色彩的仪式空间与孙文主义的符号叙事中，中国建筑师群体开始持续十年的民族形式建筑探索热潮。然而，中山陵和同期进行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穷尽了他一生的精力，吕彦直终因积劳成疾于1929年3月18日英年早逝，过早结束了他的民族形式建筑创作高峰期。这对其个人亦或整个黄金十年建筑师群体的民族形式建筑探索来说，都是极大损失，吕彦直在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作品因此被誉为“丰碑”一般的绝唱。

（3）童寯和奚福泉的民族形式建筑，基本摒弃了国民政府倡导的大屋顶式，以及用现代建筑材料仿中国传统建筑构件的做法，而是以抽象纹饰传达民族风格，注重建筑功能、体积感、材质肌理等现代建筑特质，因而，在组合形式要素表达文化象征主义的时期，打造了一些颇有时代特色的民族形式建筑。这是二位建筑师建筑创作的共性之处，这一共性与二位建筑师批判性认知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力主新建筑思想的求学、实习、从业经历相关。但是，与奚福泉不同之处在于，童寯在中国传统民居、边疆建筑尚未引起建筑史学者广泛关注的1937年之前，便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藏族建筑平顶、比例关系、建筑材料同现代建筑的同构关系，发现了江南私家园林疏密得宜、曲折尽致、眼前有景的空间组合及其不拘一格的建筑形态，延拓至现代建筑实践中的可能性。因此他能够跳出国民政府鼓吹的民族形式正统路线，另辟蹊径地从民族与民间文化取向入手，探索更具人本精神与现代性意义的中国本土现代式建筑。他的创作高峰期从与陈植、赵深组建上海华盖建筑事务所，并于1933至1935年接手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与官舍项目开始。奚福泉的创作高峰期从自营上海公利工程司并任建筑师和经理的1935年开始，1935年以后国民大会堂、国立美术陈列馆的成功营建，为其赢得创作生涯的巅峰。

三、结语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五四运动的国粹派与文化保守主义，被援引为以儒家道统为主轴的国民党文化政治论述。可美化政府形象，传达政治正统性的民族形式建筑，自然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期间得到了官方支持。而对于留学归国或本土培育的建筑师与土木工程师来说：1、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精英阶层觉醒的民族国家意识，他们的民族文化复兴思想，在国民政府的民族形式城建政策中，寻得可以落实的空间；2、1927年的南京虽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但是，北伐结束后的南京“古老而残破，还不是一个堪称中国首都的城市，冬天寒冷，夏天湿热，甚至没有现代化的卫生设施”[19]，因此，他们在南京执业，得以施展才华的同时，也可避免如在上海被外籍建筑师和洋行挤兑的命运。[20]由此可知，由国民政府党派色彩及其民族国家叙事连构而成的意义网络，同中国本土建筑师亟需自立，进而形成专业化、现代化、学理化的建筑师制度的时代需求，是契合的。于是，官方支持民族形式建筑的政策，吸引了用庚子赔款留洋的建筑师、土木工程师纷纷归国，他们为国民政府的新都建设贡献了文化与人才力量。

基于国民政府制定的《首都计划》：“要以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物，尤当尽量采用”[21]，1927年至1937年建筑师在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创作轨迹呈现出三个特点：1、典型民族形式建筑分布于行政区、文教区与中山陵园区，主要建筑类型为公署类，教科研与社会服务类，运动场与纪念类等“公署及公共建筑”，其次为官邸类，再次是可与“建筑法亦自不一律”[22]的工商金融类建筑。2、这批建筑界精英在所属机构与任职方面，呈现出既担纲联合型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又兼任党政机关、教育科研单位、行政管理部门骨干的多面手特点。这是首都南京的文化、政治建设需求使然，有助于推动中国建筑师制度走向专业化、体系化与学理化，保障黄金十年南京城市建设的规范化进行。3、建筑师的创作高峰期因人、因时而异。有自我修正民族形式建筑观念而转向现代主义设计，因而，过早结束民族形式建筑创作高峰期的建筑师，也有因为英年早逝或南京沦陷时运不济，而未能持续民族形式建筑创作高峰期的建筑师。当然，更有部分建筑师的民族形式建筑创作历程，几乎持续了整个“黄金十年”。 这其中，建筑师与国民党高层之间的亲疏关系，建筑师所在事务所的经济实力差异，建筑师任职情况的区别，建筑师个人求学、实习、从业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和而不同的民族形式建筑创作观念，皆使得中国首批建筑界精英在南京的民族形式建筑创作轨迹，出现并行、交织、起伏的现象。

注释：[1]《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报》第一期（宣言）[Z].金陵全书﹒丙编档案类（第一册）.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11.[2] 1927年北伐成功至1937 年日军侵华的十年，民国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上海为经济中心，整个国民经济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这是近代中国惟一的一段相对稳定统一的时间。各项现代化制度初具雏形，被称为南京十年或黄金十年。（见：冷天.墨菲与“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例[J].建筑师.2010,（02）:83-88.）[3]赖德霖.构图与要素——学院派来源与梁思成“文法-词汇”表述及中国现代建筑[J].建筑师.2009,（12）:55-64.[4]赖德霖.近代哲匠录——中国近代重要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名录[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汪晓茜.大匠筑迹——民国时代的南京职业建筑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路中康.民国时期建筑师群体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5]括号内的建筑师，都参与了这些民族形式建筑项目，但是，有些承担业务工作，有些负责财务核算，他们未必直接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如：基泰工程司的关颂声和朱彬主要负责对外承揽业务，对内抓紧财权。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的赵深、陈植分别为第一、二合伙人。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建筑项目中，虽然赵深做了平面图，陈植、童寯共同探讨了建筑外形的问题，但是，在大多数项目中，仍由童寯负责方案设计与施工图设计。兴业建筑师事务所的李惠伯，与杨廷宝、童寯、陆谦受并称建筑界的“四大名旦”。在事务所中，他既是老板徐敬直的合伙人，同时，负责图房设计工作。而事务所的核心人物徐敬直，主要负责拉项目。（见：汪晓茜.大匠筑迹——民国时代的南京职业建筑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98；李海清 付雪梅.运作机制与“企业文化”——近代时期中国人自营建筑设计机构初探[J].建筑师.2003,（04）:49-53.）[6]汪晓茜.大匠筑迹——民国时代的南京职业建筑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37.[7]汪晓茜.大匠筑迹——民国时代的南京职业建筑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223.[8]黄元炤.基泰工程司（上）：从“开拓”到趋于“稳定”的阶段（津、京时期）[J].世界建筑导报.2014,（01）:29-33.[9]郑光复. 杨廷宝、梁思成、柯比西耶及路易斯·康的建筑哲学——中西建筑哲学史概说中现代史局部[J].华中建筑.2005,（03）:134-135[10]黄元炤.中国近代建筑师的钟摆效应[J].世界建筑导报.2016,（06）:45-49.[11]范文照.中国的建筑[J].文化建设，1934,1(1):135.[12]杨秉德认为：中山陵是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的一座丰碑，却不是一座里程碑，它的成就建立在吕彦直个人才华高水平发挥与政府行为全力支持的基础之上，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建筑作品，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普遍水平与发展趋势。所以后来的同类建筑，包括吕彦直本人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因为有复杂的功能要求，而不同于中山陵这一纯纪念性建筑，就没有再次达到中山陵的建筑水平。（见：杨秉德.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民族形式建筑探索历程的整体研究[J].新建筑.2005,（01）:48-51）[13]赖德霖.口述的历史：汪坦先生的回忆（见：赖德霖.近代哲匠录——中国近代重要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名录[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249.）[14]赖德霖. 近代中国建筑师开办事务所始于何时[J].华中建筑.1992,（03）:61-62.[15]建筑师创作高峰期的起始与结束时间，大体以其典型民族形式建筑的竣工时间为依据。因为在设计、建造过程中，业主的设计要求、建筑师的规划构想、营造厂工匠的建造技术等，并不一定与设计图纸完全吻合，这就导致设计、建造过程存在很大的变数。所以，直到项目完全落地，并且得到公众与官方的认可、赞誉，该建筑作品才能成为建筑师执业经历中的某个里程碑，才算抵达建筑师的创作高峰期。（见：赵辰 冷天.冲突与妥协——从原金陵大学礼拜堂见近代建筑文化遗产之修复保护策略[J].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488.）[16] 括号内的建筑师都参与了建筑项目，但项目分工并不一致。除了上文提到的关颂声、朱彬、陈植、徐敬直等并未在所有项目中，都从事具体的图房设计工作以外，当时在范文照建筑师事务所工作的赵深，南京市府工务局技正陈品善，曾在亨利﹒墨菲建筑事务所做建筑师的吕彦直、董大酉等，都配合主设计师，从事具体的建筑规划与设计工作。（见：汪晓茜.大匠筑迹——民国时代的南京职业建筑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17]司开国.华侨招待所与民国首都的美术记忆[J].美术研究.2013,（02）:104-108:民国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日报》一则新闻：“华侨招待所昨晨举行落成典礼，蒋主席致辞望侨胞努力建设工作，中委陈果夫报告筹备之经过情形”。可推知，华侨招待所建造落成的时间应是1931 年5 月20日。[18]墨菲“将中国古典建筑的韵味深入到西式墙身”，能够灵活运用斗拱、额枋、红柱这些典型的传统元素。此外，他曾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适应性建筑”理论，以及如何继承“中国传统建筑的五大要素”的问题。他的“适应性建筑”理论，在复兴中国传统建筑的活跃期，因为同国民政府复兴民族文化的政治规训相互连构、交织，而得以充分实践，与此同时，也为“用西方建筑的比例修正中国原形”的近代中国建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见：方雪 冯铁宏.一位美国建筑师在近代中国的设计实践——《亨利﹒墨菲在中国的适应性建筑1914-1935》评介.张复合.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七）[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564-572.）[19]杨智友. 宋美龄与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J].钩沉.2013,(2):24-27.[20]20世纪20年代，留学归国建筑师陆续开办建筑师事务所，但实力远不能和在华开业的外国建筑师抗衡。杨秉德统计分析了上海外滩1937年已建成的重要建筑及其设计者，结论是：至1937年，上海外滩只有中国银行由中国建筑师陆谦受设计，而且是在公和洋行旗下参与设计。中国建筑师只能承担一些小的、不太重要的工程。但在1927-1937年，在政府投资的官方建筑领域，中国建筑师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特别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催生了中国建筑师群体持续十年的民族形式建筑探索热潮。（见：杨秉德.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民族形式建筑探索历程的整体研究[J].新建筑.2005,（01）: 48-51.）[21]（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首都计划[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60.[22]（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首都计划[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62.

参考文献：[1]（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首都计划[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2] 汪晓茜.大匠筑迹——民国时代的南京职业建筑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3] 赖德霖.近代哲匠录——中国近代重要建筑师、建筑事务所名录[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4] 范文照.中国的建筑[J].文化建设.1934,1(1)；[5] 童寯.我国公共建筑外观的检讨[J].（内政专刊）公共工程专刊（第1集）.1946.[6] 黄元炤.中国近代建筑师的钟摆效应[J].世界建筑导报.2016,（06）: 45-49.[7] 赖德霖.重构建筑学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建筑现代转型问题再思[J].建筑师.2008,（04）.[8] 杨秉德.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时期民族形式建筑探索历程的整体研究[J].新建筑.2005,（01）:48-51.[9] 杨秉德.“文库”第28号专著：《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J].华中建筑.2004,（05）:5-6.[10]李海清. 从“中国”+“现代”到“现代”@“中国”——关于王澍获普利茨克奖与中国本土性现代建筑的讨论[J].建筑师.2013,（01）:46-51.[11]赖德霖. 近代中国建筑师开办事务所始于何时[J].华中建筑.1992,（03）:61-62.[12]李海清 付雪梅.运作机制与“企业文化”——近代时期中国人自营建筑设计机构初探[J].建筑师.2003,（04）:49-53.[13]赖德霖.童寯的职业认知、自我认识和现代性追求[J].建筑师.2012,（01）:31-44.[14]惠子.纪念的凝思——一代英华杨廷宝[J].建筑与文化.2004,（07）:62-69.[15]赖德霖.梁思成“建筑可译论”之前的中国实践[J].建筑师.2009,（02）.[16]竺越 吴放. 近代体育功能与中国传统形式的融合——浅析杨廷宝先生在原南京中央体育场设计中关于中国建筑民族形式[J].建筑与文化.2010,（07）:86-87.[17]冷天.墨菲与“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例[J].建筑师.2010,（02）:83-88.[18]朱光立.中西合璧与中国近代建筑的融合发展——以国民政府交通部办公楼为例[J].档案与建设.2015,（10）:57-60.[19]杨智友. 宋美龄与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J].钩沉.2013,(2) :24-27.[20]司开国.华侨招待所与民国首都的美术记忆[J].美术研究.2013,（02）:104-108.[21]路中康.民国时期建筑师群体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22]《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公报》第一期（宣言）[Z].金陵全书﹒丙编档案类（第一册）.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23]南京市档案馆 中山陵园管理处.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24]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总理陵墓管理委员会报告[Z].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25]卢树森. 陵园藏经楼工程说明书及合同章则[Z].南京档案馆，1935-1937.

【注：文章发表于《建筑师》2019年第4期】

作者陈晨、王柯（Chen chen / Wang ke）金陵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