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的“下班后”

2006年11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洪子诚教授在《南方周末》的电话专访中，谈到一些与作家协会、文学期刊相关的问题[1]。对于记者提到的“从1980年代到现在，作协对文学生产起的作用还那么大吗？”“文学期刊的作用曾经很大,但1990年代之后,它的作用似乎越来越小。现在的文学与文学期刊是什么关系？”等问题，洪子诚教授的回答与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等论著中对90年代文学环境、文化（文学）体制改革的分析，保持了一致思路[2]。

当时的访谈中，洪子诚教授已然注意到90年代以来面向文化市场的文学产品与先前的“纯文学”之间的分化，以及前者如何成为当时一些作家的文化姿态、生存和写作方式上的选择。不过，他更多谈及的是当时仍然依托作协、文学期刊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作家们，更大范围来说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文化体制影响较大的作家群体。

这种关注上的倾向性，自然与当时通俗小说、类型文学仍在发展变化中，网络文学也尚未成型，对研究者来说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有关；其中可能也与学者自身的阅读经验、研究方向有关——正如后来洪子诚在2013年另一次访谈中谈到，自己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更多地是在“新文学”的范围内来谈“一体”和“多元”，还需要深入认识超出“新文学”界限的“多元化”；并且他意识到90年代以来，特定的政治/文学制度和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是另一种“一体化”强大制约性力量。[3]换言之，在文学可以作为商品买卖的现代社会中，尽管抒写自我、自娱自乐的写作并未绝迹，但与收入相关的职业化写作对于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深入腠理。以文学为谋生手段者，拿起笔来，免不了要考虑作品发表、出版、读者反响以至推广营销的问题。只不过，面向市场赚取版税、稿费的职业作家，无论写作技巧高低和文学观念如何，其写作实践仍然是个体自主的方式。而建国后被纳入体制内成为服从党的领导的文学工作者（比如已是作协会员或努力加入作协的人），则处于一种新型的文学生产关系中：传统的稿费版税收入受到抨击并在文革时期一度废除，以作家身份领到的工资，其着眼点与目的是“构建定位文学的行政秩序……从而保证文学事业与党和国家整个政治的一致性”。故而有学者提到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前三十年）“是一种有组织的文学创作”“明显存在规定性和一致性”。[4]至于文革结束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则存在着“一文两制”的收入格局：一面文学已向市场打开，一面体制内生存仍得维持，尽管后者比起三四十年前国家的大包大揽，已经缩水不少，但依旧极富吸引力……[5]

十余年后，尽管互联网时代下，文学活动的面貌已经发生不少新变化：纸媒地位开始下降，自媒体等新媒体兴起、网络文学数量可观，文学作品有更多途径被阅读，作家和读者的界限弱化，作家身份与其他职业身份兼容、人工智能给文学带来不确定性……但在今天仍然不乏一些作家包括一些网络作家希望加入作协，通过在大型“纯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来获得文学创作和作家身份的“正式”承认。同时，很多当下活跃的70后、80后作家，都是文学期刊的“产物”。在纯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获奖，是他们作品结集出版、引起外界关注的第一步。

联系当下，回顾十余年前洪子诚教授的专访，给我们的启发之一在于：作家传记、作品、社会政治环境、文学制度政策、出版传播媒介、评价程序及方式等，都可以视为和当代文学“生产”有关的事实、材料, 也都可以都可以成为它的“史料”（尽管“史料”的边界难以画出, 什么可以成为“史料”的问题难以明确回答）。其中，文学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制度性分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作为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面向，文学制度的物质性层面和意识性层面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是一体两面的，从而成为界定文学边界的重要因素。

本文试图把目光收束在一位“体制内”作家——张楚的写作上。这里的“体制内”主要是指他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河北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6]，在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的同时，有一定的来自作协提供的经济保障。这既有别于50-80年代处于文学体制内的作家，也说明目前他的作家身份具有一定的中间性：并非处于作协体制核心的“专业作家”，其作家身份的获得不能脱离写作，而作品的发表出版也在文学性追求与市场化之间寻求平衡。

大体上，当前加入作协（尤其是省级以上）对作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向主流杂志投稿以及出书的成功率会提高一些，有机会参加相关会议、有更多机会参与评奖，如果能拿到一些重要奖项，可以在主流文学圈崭露头角。此外，作协会员也更容易进入各种文化机构担任职务，这类机构包括各级作协、文联、文化局及附属单位。至于依靠商业写作获得稿费、版税的体制外作家，加入作协带来的经济利益比较有限，普通“作协会员”的头衔基本无助于推动销量，而书商更看重的是作家的市场号召力。

——这种情况也在文艺报对张楚的采访[7]中得到例证：记者问及张楚是从纯文学期刊起步，先发表作品再结集出版，不同于“70后”作家中还有些人（如蒋一谈、阿乙）走的是相反的路子，是先出个人小说选集，得到读者和媒体认可，然后才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的。张楚作品的传播方式一方面有利于他很快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得到主流文学的认可，但另一方面是否会无形中制约读者数量？对于这个问题，张楚回答当下大部分国内作家还是首先从纯文学期刊起步，不经过期刊直接出版很难，像蒋一谈、阿乙那样的是极少数；并且他表示自己把文学作为一种信仰和坚持，作品的销量在此就成了伪命题。

在此，张楚所表明的对文学所持的无功利目的，可以说有利于其写作避免受到多种市场因素操纵,也不必因为销量压力而迎合某类读者、追随市场的某些庸俗化写作潮流。不过引人思考的是：不受市场的控制，但作协章程与系统运作又带来何种制约呢？作协以国家预算提供资助来保障作家创作，并非只是简单的对非赢利性文化事业的支持，是否会导致作家从依附市场转向依附“资助”制度？或者说资助制度是否有效、是否利于文学创作研究的自律、是否有合理的评定标准，这些又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作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90年代以来，基于各级作协减少提供稳定生活保障的“驻会作家”人数、国家对文学刊物、出版社的经济资助削减、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文化产业化，以及作家能够通过畅销书版税获得收入等一系列变化，“体制内/体制外”这类对立、分割性概念和相应的描述方式，在使用上已不再那么简便和清晰有效。不过，具体到作家张楚身上来看，他仍然属于比较典型的从纯文学期刊中走出来的作家：长期坚持向主流文学杂志投稿、符合在省级/国家级刊物发表作品字数等要求、通过申请或市级作协举荐等方式加入更高级别作家协会，期间结识高校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刊物编辑并就读中国人民大学“作家班”……这些可以视为一种与商业写作关系很小的传统作家发展路径。

同时，这里对张楚使用“体制内”作家的描述，还出于另一个限于个体的原因：从相关评论和访谈中可得知，在成为作协专业作家之前，他也是“体制内”的人——从1997年会计专业毕业后他一直在家乡的县国税局当公务员，直至约2016年辞职到石家庄作协为止[8]。从初涉社会到不惑之年，长期的公务员经历与坚持业余写作作为并行的生活线，是否会在他的小说中留有精神印记？同时，他的文学活动与小说文本，是否可以作为新世纪以来某一类作家创作的缩影、作为解读当下文学叙事特征、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一个窗口呢？

一

90年代以来，作家的“存在方式”愈发多样复杂，选择成为自由撰稿人（当下社交平台的自媒体人也可以划入该群体）、在文化产业经营者与作家身份之间切换、兼职影视剧本或报刊专栏的写作、主业离文学领域较远但坚持业余创作等等……其中由公务员而成为作家者，在张楚之前的典型一例是所谓“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他在1984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在文学创作多次获奖后于2001年起专职写作。不过只要读过两人的小说，便能感觉到他们作品的迥异风格，此处不做详细展开。

如果说王跃文的写作显示出与自身公务员经历的密切联系（从县级到省级政府办公室所积累的行政工作经验，不止于谙熟公文写作），那么张楚的小说乍一看似乎并没有这种“近水楼台”式的特点。比起“公务员”，仅仅基于阅读印象的读者也许更容易给他贴上“文艺中/青年”“小镇青年”“妇女日常观察者”之类的标签。

尽管有近20年县国税局公务员的工作经历⑤，迄今为止张楚的小说并不曾直接把税务部门的工作环境、工作见闻作为写作资源，或是把相当一部分的公务员单位环境挪到小说的环境里。在他的小说中，虽然有很多当公务员的主人公，不过往往只是简单交代这一身份，偶尔在后文会再自嘲地提一句，笔墨极少；几乎不涉及主人公的单位环境和人事工作（目前小说里，涉及最多的大概只有《风中事》中关鹏的警察工作）。

据此，首先不难推测的原因是：作者的兴趣不在于此。写小说的张楚似乎更致力于从公务员的视角、职业切换到自我表达的作家状态；而他小说的焦点，基本上也落在主人公工作之外的个人生活里。

也许，较之于把人套上灰暗庸常的壳的日常生活、让人郁闷疲倦的现实人事，小说能打开更轻盈纤细的、触动内心情感的出口，哪怕只是让人在那些硬壳边缘犹疑地敲打一阵、有点失态地撞击几下。而传统小说也好，现代小说也罢，即便不为多少娱乐（例如不乏以“教化”“载道”“启蒙”“改造”为目的的小说），其创作和阅读也往往指向一种“体验的乐趣”。失去这种乐趣，则正如《马桥词典》里方玉对新式生产歌的抵触：他看了好半天，一把抓住我的手：“就发这个？锄头？钯头？扁担？积凼粪？浸禾种？”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同志，下了田天天都是做这号鬼事，还拿上台来当歌发？不瞒你说，我一想起锄头扁担就出汗，心里翻。还发什么发？”

作为普通读者，笔者对张楚在滦南国税局的工作体验不得而知。其自述里偶有提及，如“参加团县委的创建全国卫生城活动（我被委派为小组长，带着几个散兵游勇手里拎着水桶和钢刷去清理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到县委参加各类形式主义的培训并在会后上报活动总结（我会从网络上搜索一堆八股文套用，既乏味又荒唐）”[9]“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没有发表这篇小说，我的生活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规规矩矩地做公务员，规规矩矩地给领导写讲话稿，下班了骑着自行车去菜市场买菜，内心世界因缺乏一个契机而没有被完全打开，就这样在小镇上生老病死……”[10]

由此可以推想，比起教师、公检法、记者一类，张楚的公务员职业所需要调动的个人情感和思维更少一些，所处的工作环境相对更封闭，工作内容也更机械枯燥，让人乏善可陈。写小说是公务员张楚的“下班后”，是他的“八小时之外”，所写的也是主人公下班后的生活，作为乏味庸常之外的一抹异色。某种程度上，在小说人物形象长廊中，《变形记》《外套》《寒夜》中的小职员或者小公务员，如果不是被经济的困窘/情感的困境挤压得这么厉害，如果他们的生活更宽裕些，身心再舒展些，也许有机会获得与张楚类似的写作状态。

其次，小说的题材选择和叙事特征，往往与作家的个人经历、心态视角、性格气质和逐渐稳定的审美趣味等因素有关。张楚的作家朋友斯继东（也是由公务员转变为作协成员[11]）就提到“作为一个北方作家，张楚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南方气质。他似乎从不关心‘宏大叙事’，一直在朝着人性的幽微处挖掘”。

结合张楚的访谈自述与小说中（出现两次以上的）某些细节[12]，能发现一些与其个人生活有关的碎片；对作者来说，似乎在小说中植入它们要比插入工作见闻来得自然。这些可能的碎片包括但不限于：和家中女性成员相处较多、当兵的父亲在其成长中的角色缺失、自小因为外表和性格受到来自女性的优待（存疑？）、情感细腻、淘气又不失懂事、喜欢揣摩他人情绪、曾失去早产的女儿、堂妹十八岁时因白血病去世、听过维塔斯的Opera2，不习惯使用手机app等等……

如果从中择一例：也许因为失去早产的女儿，所以他的小说中有多次涉及到生育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困难和意外、或者出现因病夭折的孩子/少女（如《曲别针》《U形公路》《在云落》《安葬蔷薇》《大象》《忆秦娥》）。这种写作与自身经历的些许重合，有点像莎士比亚有一对龙凤胎儿女，所以笔下有不少双胞胎那样。

二

这里对于张楚职业身份与小说题材选取的关注，并非是预设了有“体制内”经历的作家应该去写什么内容，也无意将其创作与其他公务员出身的作家写作（例如王跃文、当年明月）、或是其他涉及“公务员/机关单位/官场高层”的小说作对比——例如“反腐小说”“官场小说”“主旋律小说”等关联着多方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复杂诉求的小说。毕竟，作家所能表现的生活“只能是他可以体验到的生活,他的艺术想象力所能及的生活。至于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只是他体验生活想象生活的原点,这个原点并不一定是一个现实化的空间场所,甚至有可能是他体验到的极个别的现实事件……”[13]

不过，就张楚的职业身份和外部创作环境而言，仍然有必要讨论的是：也许公务员所涉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并不容易在小说中成功地进行组织、处理——这里既有写作自身的难度，也有现实语境对书写形成的限制。

一方面，如果一个税务局公务员写基层税务工作者如何辛苦工作爱岗敬业，可能会变成向“正能量”蹩脚靠拢的作品；如果写某些税务人员和商人的权钱交易、钻政策规定的空子，也许不出所谓“反腐小说”或者报告文学的基调（而后者的文学能量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往上写写，涉及官场“内幕”，比如处、局级别起步，再勾连市、省领导，且不论写完后的发表出版问题[14]……仅举小说中对“高官”形象的塑造为例，如何处理很多已有类型小说中掺杂的对权力运作的民间想象、化用拼接的酒桌段子、复述官媒程式化的报道、模仿“士大夫情怀”式的自我感动、设置“老革命前辈”“真正的党员”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资源等写作症候？这关乎文学性层面的想象力、对当下的深切忧思与关怀，以及何为有生产性的写作的问题。加之有刘震云精彩的《官人》《单位》、毕飞宇由学校而连带写的官场、王跃文一连串的官场小说在前，这也可能也关乎“影响的焦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县级地方政府部门，即使是作为现代国家机器运作中比较末端的组成部分，其机构设置和运作方式也越来越体现出体制化的效力，这里既有现代官僚体制的繁琐程式化、文件数据的庞杂难辨，也在新旧观念混合的权力运作逻辑下呈现出混沌复杂的一面。“权力不是某种可被获得、抓住、分享的东西,也不是人们能够控制或放弃的东西。权力通过无计其数的点来实施,它在各种不均等和流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来实施。”[15]一个公务员即使在某一职位上工作多年，可能对自己职责范围之外的行业图景也了解有限，对自己信息权限之外的路线政策也只是雾里看花。原因可能在于分工细化、职责分离（job segregation），在于只对工作投入低度的注意力，也可能在于现代人的生活本身就是被分割的、破碎的、难以把握的。因此，如果说公务员的文学写作中可能出现的“体制化”，不一定是指被“官方”收编，而是指思维、判断、审美上可能出现的“体制化”，导致写作模式的自我设限。在一个文学艺术场域仍然为政治权力场域所支配的社会环境中，无论是否离开公务员的单位环境，文学创作都是在分化的制度（体制）内写作——这并不必然否定具体文学作品的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制度有时也能为这种独立性提供一些有效保护。制度场域中的写作有别于制度化的写作，而问题也许在于如何保持文学创作和文学制度这两种面向之间的张力平衡，从而实现文学与文学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

那么，具体到张楚的小说文本中，上文讨论的问题是否成为张楚写作的限制呢？似乎又很难说。

如果分析张楚的小说创作特色与职业身份、生活体验，可以有更具体的考察视角，比如从期刊走出的“70后”作家的创作情况——有评论认为“70后”作家最大的共性在于对他们小领域的专注，不像前辈作家触角很多、视野很宽，对很多话题都有涉及；“‘70后’作家视野窄，但挖得深”。也有评论家说“70后”作家要比“60后”作家更关注当下的生活变化，更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生命的微妙感受，也更加迷恋反理性意义的、直觉化的生命书写。这不仅适用于“70后”作家张楚，在当今主流的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大家》《钟山》《十月》《当代》）上刊载的小说（70后、80后作家是主要群体），往往在题材、叙事上没有突出的类型化、模式化特点，也不再倾向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以民族国家为直接背景的大事件构成的大故事。“如果作为某种例证,可以看看这些主流期刊所登的小说，无法归类，没有必要从主流、人物或艺术表现方法方面归类，它们本质上都属于一类，那就是‘小叙事’——都是小人物,小故事,小感觉,小悲剧,小趣味……，然而，它们却是最逼真地切近当代人的身体与心灵的痛楚”[16]。

这种描述也在接近张楚的小说特色。可以说，张楚的小说在对人物的情感处理上，往往试图在平静的叙述中使故事充满变异。“历史的压力己经明显退场,作家热衷刻画的是人物性格心理的多面性,并且是以含混的方式表现出来”[17]。譬如《七根孔雀羽毛》里男主人公第一次回忆与儿子相处的细节：“钱很旧，闻上去有股馊味。我就攥着有馊味的二十五块钱，在寒风中站了几分钟。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赌过。”这里作者的抒情有着合适的节奏，似乎接下来会延续一种有分寸、不动声色的写法。不过，在第二次回忆儿子的笔触下，一句“爸爸，你能抱我一会儿吗”与不称职父亲如何为儿子的懂事感动不已，又变得更温情也稍显戏剧化了。

同时，在小说的语言形式和叙事技巧上，张楚从早期不免受先锋文学影响而进行的自觉探索，到逐渐找到更合适的融入写作实践的方式，正像有评论指出其创作中“将先锋的因素缩减，致力于处理小说中轻与重的关系”的转向；在这里，“抒情与苦难生活的混合，技巧性的叙述与生活突变的结合，打碎整体性的叙述方式，重新对修辞的强调等等，成为保存文学性的有效方式”[18]。譬如《夜游记》这篇，熟悉多线交叉叙事的读者对它的开头也许已不觉得新鲜（想想《两杆大烟枪》《偷拐抢骗》《低俗小说》《爱情是狗娘》《撞车》等影片），不免要以经验推测文中起初平行的两条叙事线（拉拉&嫖客、豹子&女孩）其后会展现出更多的关联和交集——比如分属不同的时空：青年“豹子”就是另一个故事里拉拉上初中的儿子任大强；比如“豹子”的故事其实是那个杀了人的嫖客刚外逃的时候的一段经历（被杀的是妻子还是公务员则取决于豹子的讲述/回忆，哪个是真实的并不重要）。又比如在同一时空：拉拉的嫖客正是那女孩的父亲，两对人物在河边暧昧的时候或者在教堂的突发事件中相遇……张楚的结局则是让挨完揍的豹子在街头遇上拉拉，然后——戛然而止。不知二人随后各走各的还是有更多故事发生。除了留白，《夜游记》没有电影里那么多的巧合，人物若有若无的期待不能被满足，只想在被饥寒交迫、被疲惫感淹没之前找一个地方歇下来。

在“小叙事”的基础上，下文尝试选取张楚小说中的另一特色作进一步分析：

虽然张楚小说里的生活主要在公务员工作之外，但又并非切断与公务员相关的一切而“另起炉灶”，依然把不少人物设置/保留为公务员身份——换言之，没写公务员的“事”，却写了公务员的“人”。

由此，一方面小说中所描绘的日常生活图景与更复杂的外部社会由“公务员”而隐隐地关联起来：在正面描写的偏向内部的私人生活之中，有时正倒伏着外部带有公共性的权力规则的影子。不论作者是无意或是无力描摹，在他的小说中，“缺席”的后者还是显示出某种“在场”的可能性。典型一例是《风中事》中作为牵制关鹏言行、影响他与段锦关系的重要因素而出现的“双规”余波：公安局局长的落马，使得一班子“站错队”的人面临贬抑，关鹏并非不谙权力规则，自然惴惴于自己作为“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断胳膊断腿也是也是难免的”。至于关鹏没处理好与王美琳的关系，后者的父亲威胁要到单位告他“玩弄无知少女”时，关鹏吓得衬衫都湿了。可见直至今日，“单位”较之于一般的公司，对于“作风问题”的道德敏感度要高得多，对于规划指导职工“个人问题”的热情和介入程度也高得多。又如《夏朗的望远镜》里，省里新局长下达的任务就关联着夏朗、方雯认识的契机；几句夹杂着传言的关于局长的交待，“偶尔露峥嵘”似乎更显权力的神秘，也稍微透露出单位环境的压抑——当然这与后文夏朗的家庭生活相比，压抑逼仄的程度要轻得多。

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公务员在单位环境里形成的价值取向、为人处事策略、对有权者报以的情绪态度，也可能被带入工作之外的生活里，体现在小说人物与他人的交往、对个人问题的处理中。比如机关单位办事的拖沓烦冗、权力的个人化和顺昌逆亡式的威权……让身处其中的人或懒散敷衍暮气老成，或唯唯诺诺阳奉阴违。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说单位环境与作为个体的公务员的性格之间有何种清晰的联系，前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重塑后者，大概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作者在自述性的文章[19]里说“我知道我们骨子里是不同的。我比他更中庸、更温和，或者说，更伪善一些，对人性的毛边和污浊有着更虚无的包容和体谅”——自然这还不足以设想他笔下的公务员在处理人事时是否也被这类“骨子里”的性格主导。一方面，“文如其人”之类的说法笼统，所涉问题复杂，主要是讲知性因素、精神气质与文学作品的联系，作家生活中的举止性格未必同步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另一方面，构成小说作品的语言文字自有一种自我建构意义的能力；作者本人并非故事的叙述人，而叙述者与故事的主人公也常常是分离的。只能说，如果有更多读者试图勾勒这位仍在进行创作的作家的形象，大约公务员的职业生涯，仍然可以作为作家张楚的前史而存在。

回到小说文本中，主人公的成长经历、早年性格与他们选择公务员职业也许有一定关联，而工作环境又使其形成特定的行事模式甚至强化了性格中的一些侧面。譬如不爱较真争辩、善于察言观色、注意调节活跃气氛、用沉默或消极被动的姿态来息事宁人、有时宁可委屈自己以求周全，惯性地维持人际关系即使自己未必从中获得多少乐趣，等等。这在《安葬蔷薇》（2001）《关于雪的部分说法》（2002）《蜂房》（2003）《夏朗的望远镜》（2010）《风中事》（2016）等作品中可以找到一些影子。这些人物的若有所失的心境、时而泛起的忧郁情绪、起伏又流逝的倾诉欲，与小说中那些令人无奈无措的情节、欲说还休的关系以及小说所形成的氛围、缭绕的意绪，共同构成了“张楚的世界”。至于他多篇小说主人公（如与作者同名的张楚、志国、宗建明、夏朗、姜欣、苏格、豹子、梁夏、关鹏，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几个主人公等）的气质，如果用“XX（作家）式的人物”的短语，也可以说是“张楚式的人物”。

近来，关于当代文学的制度问题，洪子诚教授再次提到：如果回溯当代史, 在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上, 其实一直存在一种对文学生产的“物质”因素, 对制度、观念史研究的忽略。近20多年来, 这方面形成一个小热点, 但也很难说相关研究就已经足够[20]。物质的、制度性因素如何制约影响人物塑造、语言风格、叙事方式、主题立场等文本面貌？某一时空的文学制度的展现与对作家心理状况的细察之间, 如何取得在研究方法上的有效关联；或者说，文学制度研究，在理解个别作家创作的时候, 它的可能和有效性又究竟有多大[21]？

本文仅仅是试图基于上述问题进行一点初步的探析。

小说中的一些公务员

《U形公路》：男主人公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工作多年，职位由巡警至收费站站长。

《安葬蔷薇》（2001）：男主人公是公务员，自嘲“无论如何，都比当个没有出息的公务员强吧”。

《蜂房》（2003）：男主人公曾上穿毛衣下穿短裤，自述“我去喝酒时也这种打扮，他们嘲笑我真是个有个性的公务员”。

《七根孔雀羽毛》（2010）：男主人公在税务师事务所工作（同时与政府部门和公司打交道)，对工作内容几乎没有提及，除了自认为单位新招的大学生对自己有好感。

《夏朗的望远镜》（2010）：男主人公夏朗和妻子方雯都是县里的警察，一个在分局管微机，一个后来负责收发文件。小说开头交代二人是在市局录数据期间生情，附带了关于单位人事的一些笔墨，之后笔触则移开。

《简买丽决定要疯掉》（2014）：“我”的女友是云落县水务局的公务员。简买丽则交往过云落县城的警察男友、检察官男友。

《履历》：男主人公在镇上国税所工作；虽然不在县上，但和作者个人经历似乎也有重合，比如新分配到单位，常替老同事值班。

《直到宇宙尽头》（2014）：女主人公姜欣是高速公路收费员，也算交通局公务员一类；她前夫的所谓三个铁哥们之一安炜，是财政局的公务员。姜欣似乎试图通过与他们上床来报复前夫。

《忆秦娥》（2015）：“我”的表弟“鼻涕虫”由幻想组建摇滚乐队的少年而变成“我们家唯一的公务员”；暂且收下看病钱的从权主张，就来自这位被家人认为“脑子活见识广”的公务员。

《风中事》（2016）：男主人公职业是做文职工作的警察，其父从部队转业后应该也是公务员并且可能分配在公检法部门（就像《细嗓门》中林红父亲之前是空军部队指导员，转业后在法院当检察官）。

注释

[1] 以《文学是组织出来的吗》的标题刊于《南方周末》，2006-11-30。

[2] 如：当代文学制度的问题会涉及到：作家组织和文学团体、文学批评和文学运动、读者反应和书报检查、作家收入和社会地位这四方面。就中国当代前三十年（1949-1979）文学而言，文学制度主要体现为：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 对文学的写作、出版、流通、阅读加以调节、控制，并且这种调节、控制有其特殊性。这首先表现为, 从50年代初开始, 逐步建立了严密而有效的文学管理干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 作家的文学活动, 包括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 作品的出版、流通、评价等被高度组织化。这种“外部力量”所施行的调节、控制, 在实施过程中, 又逐渐转化为大多数文学从业者 (作家、文学活动的组织者、编辑和出版人) 和读者的心理意识, 而转化为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

80年代，经历体制修复和重建之后的作协仍有较高威望，文学刊物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也有较大影响力，80年代后期市场因素对于文学写作、传播、消费的制约越来越明显。90年代以后，由于环境和自身的诸多复杂原因，作协的权威性大为降低。同时，通俗流行文化的生产、消费，产业化的运作、传播，给文学领域也带来新的冲击影响。

[3] 洪子诚、李云雷：《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答问》，文艺报，2013年第8期，收入《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 李洁非：《文艺体制与作家协会》，《小说评论》2010年第4期。

[5] 李洁非：《“写书有稿费”对文学史的左右》，《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3期。

[6] 对于合同制作家，作协会每年或按月付一定的钱保障作家生活，通常会有相应的创作任务要求。

[7] 参见：张楚：《写作是一种自我的修行》，作家在线，2013-04-17。

[8] 参见：《守望与怀着远方——张楚 张鸿（访谈）》，收入张楚短篇小说集《梵高的火柴》，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

[9] 参见：张楚：《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收入《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

[10] 参见：张楚：《在南方》，撰写于2012年9月27日，收入《大家说》一书。

[11] 参见：张楚：《沉静如斯，狂野如斯》，收入《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

[12] 参见：张楚：《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黑暗中的舞者》，中国作家网，2010-08-20；《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国作家网，2015年。

[13] 陈晓明：《文学如何反映当下现实？》，《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

[14] 可参考2018年11月28日搜狐网所报道的《各文学网站清理官场“亚文化”等不良创作倾向网络小说》、2018年11月5日中国作家网刊登的《把提高质量作为网络文学的生命线》

[15] 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first volume:The Will to Knowledge,p94。

[16] 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对当下文学叙事特征的理解》，《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17] 同上。

[18] 刘涛：《张楚中短篇小说创作:从先锋实验到现实追问》，来源：中国作家网，2011年10月24日。

[19] 参见：张楚：《野草在歌唱》，收入《秘密呼喊自己的名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

[20] 洪子诚、李浴洋、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21] 洪子诚：《当代的文学制度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