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子：龙绳祖

陆军中将。1948年随龙云在香港宣布起义，1954年定居台湾，后皈依佛门直至去世。其女龙珠在美国担任某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并一手推动了该市与云南省丽江市结为友好城市，为丽江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三子：龙绳曾(1912——1950)

人称“龙三公子”，1946年在南京中央公园调戏孔祥熙之女，引发枪战，轰动一时。1950年初，因暗中勾结安纯三、龙奎桓、龙承尧等彝族土司势力组织个人武装发起叛乱，制造威宁黑石头事件，几经劝说无果，被解放军击毙于昭通龙宅内。有人说，龙绳曾是龙云子女中应变能力、组织能力最强，最具备聪颖天资的那个，可惜把人生的棋下错了，走向了灭亡的深渊。

四子：龙绳文(1926——1991)

1945年去美国留学，毕业时就凭精明的经商头脑成为百万富翁。和罗斯福女儿是同学，与肯尼迪私交甚好。其在靠近华盛顿大厦开办的“北京饭店”是议员们散会后常常光顾的用餐地。

20世纪70年代初，一则新闻更使“北宫饭店”身价百倍。有一天，一位白宫要员突然找到龙绳文，对他说：“明天上午九点我要借你的饭店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第二天早晨，饭店里熙熙攘攘，新闻记者云集，摄影机、摄像机、电视转播车蜂拥而上。一则轰动一时的新闻披露出来：原来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时，美苏首脑肯尼迪与赫鲁晓夫曾互派特使进行秘密会谈，三次密谈的地点竟有两次选择在北宫饭店。举行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官员正是美方特使之一，他说，肯尼迪与他有约在先，此事只能在肯卸任十年后公布，现在这个时候到了。他就在当时进行密谈的这个地方披露此段历史的真相。龙绳文也是事后方知他的饭店竟被派作了如此用场，他风趣地说：“没有想到就在我的饭店餐桌上，避免了一次世界大战！”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他在美国国内首组民间华人访华团，到中国探亲访友，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作了积极的努力。

1975年当选全美华人协会总干事，后出任全美华人协会会长，成为当时美国华人领袖。为促成中美两国建交和两国人民的民间交往出力颇多。

云南民族大学里有他捐款设立的“龙绳文奖学金”。

五子：龙绳勋

1961年与香港当红电影女星林黛结婚。1964年林黛吃下安眠药兼吸入煤气自杀。此后龙五终身未娶，一人扶养独子龙宗翰长大。

对于妻子的去世龙绳勋非常内疚，在以后的岁月里，原是花花公子的他终身未娶。他将妻子的卧室一直维持原状，维持在林黛走时的那天的样子，梳妆台上的旧杂志、氧化掉的化妆品、信件都如故。怕曝晒后家具老化，他在房间里装上了厚厚的窗帘。除了他自己之外不让任何人进入。2007年，在林黛去世的43年后，龙绳勋也在这间屋子里静静的走完了人生路。

六子：龙绳元(早夭)

七子：龙绳德(1932——今)

曾办南开女子书院和龙东公司。

2009年10月8日，龙绳德偕夫人全如珦，参加新中国60华诞观礼，随后回昆明参观了云南讲武堂。

2012年10月17日至18日，龙云后人龙绳德老先生携夫人同乡探访，参观了龙氏家祠和龙云故居。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曹内彬，民革昭通市委主委彭霓，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龙兴勇等领导陪同参观。

10月13日至14日，龙绳德先生(龙云之子)携夫人全如珦一行回乡探访，并到彝族六祖分支广场、靖安易迁跨县安置区参观考察。昭通市委书记杨亚林，市委副书记王忠，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申琼，市人大副主任卢登富，市政协副主席、民革昭通市委主委彭霓等领导参加了相关活动。

女儿：龙国壁(1928——今)

龙国壁，（1928(戊辰年)— ）云南昭通人，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女。昆明南箐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1945年应宋子文之女之邀，同道去美国留学，于迎宾州女子学院就读。 现居台湾台北电台。

2010年 8月11日，82岁高龄的龙国璧女士，带着她的11位儿孙，从美国波士顿赶赴昭通祭拜先祖。

卢汉(1895——1974)

云南昭通炎山人。彝族。领导六十军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

1945年龙云被蒋“兵谏”后，第一方面军主受降官卢汉正式成为云南省主席，也是最后的“云南王”。

1949年12月9日晚十点，卢汉率龙泽汇等全省军政大员通电全国，举行起义，正式宣布云南脱离国民党统治，云南和平解放！

卢汉一生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

卢国良：(1918——？)

卢国成：(1919——？)

卢国梅：(1941——2021)

两个儿子卢国良和卢国成解放后都去了美国，后续踪迹无资料可查。女儿卢国梅跟着卢汉留在了北京。

(卢汉与女儿、女婿的合影)

卢国梅在2021年1月病逝，享年80岁。她在晚年时写了很多关于父亲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最后的“云南王”卢汉》便是其中著名的一篇，全文如下：

合传媒摘要：

2020/08/10

跟父亲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到他跟什么人讲当年起义的过程，尽管里面肯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不管外界是赞美也好，批评也罢，他顶多是笑笑，既不解释，也不反驳。父亲其实是一个心思十分缜密的人。早期在滇军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他就要学会如何安全地生存下来，保存自己；而后来夹杂在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更加惊心动魄，特别是他在众多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情况下，都没有暴露自己，隐蔽得非常成功，这也足以说明，父亲是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

(本文转自《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菁)

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

相比于龙云的活跃，卢汉一生谨慎而低调。早期的卢汉似乎也乐于在龙云的光环下默默帮他征战南北、打理天下。而在龙云被驱逐出云南之后，卢汉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壮大自己的实力，最终成功地谋划了起义事件，投奔了新政权。

作为卢汉惟一的女儿，卢国梅曾被外界想象过的是优裕的“彝族小公主”的生活。但在实际上，在父亲自食其力的朴素要求下，她的人生道路，是一个标准的“红旗下长大的”新公民的生活轨迹。也是受父亲影响，她对家族曾经的荣耀和财富，也看得风淡云轻。

和龙云是表兄弟

提起“云南王”，大家首先会想到的人物是龙云。从1927年确立统治到1945年被架空，龙云在云南整整统治了18年；而在龙云离开昆明后，父亲卢汉出任云南省主席，所以也有人称他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云南王”。

不过父亲的人生轨迹的确与龙云密不可分。他们俩都是彝族，龙云比我父亲大11岁，是我父亲的表哥。他们的老家在云南昭通下面的一个小山村里，虽说两人都出身于地主之家，但那个地方非常贫穷，所以他俩很早就结伴从山里出来闯荡天下。他们曾与一位同乡一起出外收购木材，后因木筏被撞坏货物沉没，淹死20余人，无颜回乡，只好去四川另谋出路。

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父亲和龙云正式投入滇军。不久，两人进入云南讲武堂第四期学习。龙云学骑兵科，父亲学步兵科。1914年，父亲从讲武堂毕业，分配到滇军任少尉见习排长，开始了他的职业军人经历。

父亲早期见证了几位地方实力派对云南领导权的争夺。那时，第一代云南王蔡锷已经去世，取而代之的是唐继尧，不久唐继尧被滇军第1军军长顾品珍逐出昆明流落香港。在唐继尧失去权力时，父亲和龙云也效忠于他。次年3月，唐继尧又重新确立了对云南的统治，龙云被任命为第五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驻守昆明，成为滇军实际上的二号人物，父亲被任命为近卫第3团团长，不久又升任第七旅旅长。

但是他们内部的争权夺势也从来没有停止过。1927年2月6日，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4位镇守使一起调兵逼进昆明，对唐继尧“兵谏”。被迫交出政权的唐继尧不久就病死，政权又失去了平衡，特别是胡若愚与龙云争夺领导权的矛盾加剧。1927年6月13日深夜，胡若愚派兵突袭龙云住宅，擒获龙云。这就是云南历史上的“六一四政变”。龙云一只眼睛被炸瞎，被囚禁于铁笼中。

当时胡若愚也派兵包围了父亲的住宅。父亲在家里听到枪声后机警地从石墙爬出，藏在朋友家中。两天后化装逃出昆明，在楚雄等地收容部队，向昆明反攻，最终逼迫胡若愚释放了被囚一月多的龙云。在随后两年中，龙云在我父亲的支持下，打败了胡若愚、张汝骥等部，统一了云南，自此开始了他漫长的统治历 程。

虽然是并肩作战、一道打天下的战友，但父亲与龙云间难免产生摩擦和矛盾，这也使得他们的关系复杂而微妙。龙云上台后，提出“废师改旅”的整顿军队办法，用了很多自己的亲信，引起父亲及张冲、张凤春等师长的反对。1931年，3月11日，父亲和3位师长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兵变，龙云措手不及，只好以回昭通扫墓为名离开昆明。但龙云走后，这4位师长反而没有了主意，慌了手脚，无法善后，几天后，只好又把龙云请回来当省主席。龙云起初以“以下 犯上”罪名把他们扣押，消了气之后又把父亲给放了。

滇军浴血台儿庄

回首上世纪30年代，中原大地军阀混战不断，而云南则相对安定稳定。龙云在云南站稳脚跟后，利用这个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在此期间，父亲不但帮助龙云处理省财政一些问题，也在军政大事上为龙云出谋划策，是龙云最重要的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领导人。

与桂系、川系等其他派系的军阀一样，龙云也一直注意保存实力，对于拦击长征中的红军也不积极。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其两大主力--中央红军和 红二、六军团，先后两次路过云南。蒋介石命令龙云“追剿”红军。但是龙云要求滇军对红军尽可能多追少堵，尽可能让红军走出云南。有趣的是，当年红二、六军 团路过云南时，父亲带领部队就跟在贺龙部队的后面，建国后，贺龙与我父亲同时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副主任，两人见面时，父亲还和贺老总开玩笑说：“我当年还追击过你呢。”贺龙笑答道：“我知道，我晓得，你追也追不上，击也击不倒嘛！”大家都默契而笑。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龙云慷慨表示“滇省将尽地方之人力物力”，出兵20万，参与抗战。不久，滇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0军，由父亲任军长。9月9号，60军在昆明南郊巫家坝机场举行誓师大会，出征抗日。

虽然出身地方军阀，但无论对龙云还是对父亲来说，民族大义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滇军出征抗日时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的实力，带上了最好的武器。60军不仅配备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山炮，还有从比利时购进了每分钟射速400发的法式高射机枪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每个连队配备有3挺重机枪、6挺轻机 枪、3门迫击炮、每人1顶法式钢盔--这些武器并非来自南京中央政府，都是云南自己花钱从比利时、德国买的。

60军的装备和人数，尤其是兵员素质甚至超过了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所以当他们到达武汉后，蒋介石还特地曾命令这支军容整齐的军队绕闹市一周，以表明我们有优秀的军队来安定民心。滇军的很多人都是彝族同胞，他们特别善战，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后退。

当年，60军的军歌也非常有名。歌词是田汉的夫人安娥写的，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的曲，他还亲自到军营里教60军官兵唱这首歌。当被征调到台 儿庄前线时，60军就是唱着这支雄壮的歌前进的。此时的台儿庄战事极为不利，李宗仁、孙连仲各部都已疲惫不堪，纷纷后撤，仅有汤恩伯一部留在邵县附近。他们到达时，甚至还没来得及将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就与日军的板垣师团展开一场恶战。

60军浴血台儿庄最惨烈的战斗，就是禹王山攻防战。禹王山不过是座只有300米高的小山头，但因为这座小山地处鲁南大平原上，登上山头便可 一览无遗地俯瞰60军阵地，汤恩伯部队大溃退时，禹王山被日军占领，这对60军各部构成了极大威胁。4月23日，父亲下令夺回禹王山。他们在敌人密集的炮 火攻势下强渡运河，向禹王山发起猛攻，日军疯狂抵抗，一时敌我难辨。阵地上突然刮起了强劲的东南风，将浓烟卷向敌方的阵地，日军一下子看不清目标。184 师师长张冲抓住这一机会，命令吹响冲锋号，部队一鼓作气攻下了禹王山。这场进攻战曾在1940年被定为优秀战例编入国民党军事院校的军事教材。

板垣征四郎带领日本皇家精锐师团向国民革命军第60军（滇军）所在的禹王山发起轮番疯狂的进攻，成吨的炸弹将山顶战壕夷为平地，前沿战士只 得用炸弹坑为掩蔽，用战友的尸体围成掩体，抵御着敌人潮水般的进攻。战士们作了拼死抵抗，仍挡不住冒死冲上来的敌人，便与鬼子展开血刃战。禹王山一战，日 军死伤7千多人全线溃败。

由于60军前仆后继的英勇阻击，打得日军寸步难行，伤亡惨重，使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自\\\\'九· 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不仅粉碎敌人由台儿庄直下徐州的企图，也为数十万的中国军队大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台儿庄这场28个昼夜的大血战中，60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军38242人，阵亡13869人，受伤4545人，失踪430人。各级军官牺 牲177人，最终已不足5个团的兵力。

台儿庄战役的总指挥是李宗仁，而滇军和桂系一直有矛盾，所以当60军被派去执行最艰难任务的时候，下面的军官也颇有微辞，有的人认为李宗仁 是借机报复，父亲的一位老下级张冲曾经向我们回忆，他曾在父亲面前忿忿不平地念叨说：不行就走，谁跟他们打啊！父亲说：“怎么能走呢？！这是民族战争，打日本！”

徐州会战以后，滇军名声大震。不久，60军改编为第30军团，之后再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1940 年，日本占领越南北部，危及云南大后方，蒋介石委派我父亲为滇南作战军司令，调回一部分滇军防守中越边境，父亲圆满完成任务，在5年中没有让日寇越雷池一 步。

抗战后期，父亲升任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军衔升为上将，与他身份相同的几个方面军总司令，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出身黄埔的正规军，父亲是滇军出身，又是少数民族，能获得那个位置，也表明相当不简单。父亲也是一员福将，打了那么多年仗，而且他每次都冲在前头，这么多年只是手指头擦破一点点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为盟国接受日军投降的最高统帅，并同时下达了第一号总命令，对同盟国各自的受降区域作了严格的划分。总命令规定，“除满洲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包括空军、海军、陆军和后 勤部队，以及台湾和北纬17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日军，都必须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

按照这一命令，国民党将中国战区划为15个受降区，以何应钦为全权代表；其中第一受降区，以第一方面军父亲卢汉为受降主官，到越南接受北部约6万多日军的投降；越南南部地区的日军则由英军受降。

不久，第一集团军被扩编为第一方面军，除了滇军第60军、第93军外，还包括来自广东的第62军和中央军第52军、第53军共5个军、4个 独立师，20万中国部队按几路分别入越集结。虽然父亲名义上是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但实际上他也只能指挥滇军各部。而滇军的10万部队出发前，蒋介石向龙云 保证，滇军完成受降仪式后马上回云南。

(卢汉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右一)

9月28日，受降典礼在河内原法国总督府大礼堂里隆重举行，父亲以受降主官的身份，庄严地向日军投降代表下达了汉字第一号训令，并通过英、 日语翻译宣读完毕。日军投降代表土桥勇逸中将在投降受领证上签了字。作为第一方面军的最高首领，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是父亲军人生涯的最高荣耀。

成了在国民党军政势力监视下的“光杆主席”

就在父亲率领几乎全部滇军入越后，蒋介石却坐镇西昌，策划了轰动一时的“驱龙事件”。

父亲宣布起义后，还致电刘文辉，要他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为蒋截获，蒋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下午2点，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自此永远地离开大陆。

张群虽然被单独住在卢汉新公馆内，生活上也很受优待。父亲曾派杨文清去做张群的工作，张群回答：我同情你们的起义，但人各有志，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知道的，希望卢先生能放我一马。父亲与张群的私人关系很好，当初又是他在蒋介石面前力保父亲，所以父亲考虑再三决定放了张群。12月11 日上午，他派专人把张群送到昆明巫家坝飞机场，张群搭乘一架英国飞机去了香港，几天后转船去了台湾。

父亲释放张群的举动，当时被毛主席批评。1950年，周总理对千家驹这样说过：“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作筹码与张学良交换。”

另一方面，被扣押的李弥、余程万等人，在父亲警卫人员的逼迫下，也被迫在同意起义的声明上签了字。父亲的副官杨志华告诉我们，当时他们用枪逼着沈醉签了一份手令：命令所有军统内外勤人员及一切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人员拥护卢汉起义。1956年，沈醉因为是“起义投诚人员”而被特赦，说起来， 这还要“感谢”父亲逼他在起义声明上签了字。

跟父亲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到他跟什么人讲当年起义的过程，尽管里面肯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不管外界是赞美也好，批评也罢，他顶多是笑笑，既不解释，也不反驳。父亲其实是一个心思十分缜密的人。早期在滇军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他就要学会如何安全地生存下来，保存自己；而后来夹杂在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更加惊心动魄，特别是他在众多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情况下，都没有暴露自己，隐蔽得非常成功，这也足以说明，父亲是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

当年中共在云南有很多地下组织--比如有朱家璧领导的边纵，郑伯克领导的滇桂黔纵队，还有一些游击队等。父亲宣布起义后，这几个组织都要求接手昆明政权。而当时中共高层传来的意思是：政权将来要派四野来接管。

希望女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父亲起义时，当时中共高层传来的意思是：昆明政权要派四野来接管。父亲严守这一命令，一直等到1950年初陈赓与宋任穷前来接手。这也引起昆明本地一些共产党人的不满。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为云南后来形势的安定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接管云南后的陈赓与宋任穷，对父亲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云南是边疆地区，又有很多少数民族，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引起不少麻烦。而当时事务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商议决定的，他们互相尊重又默契配合，父亲终身与他们保持了 很好的私人关系。

1954年，父亲与贺龙一道，从西南调任北京国家体委，贺龙任主任，他当副手，虽然体育是他完全陌生的领域，但父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一点失落感都没有。家里面所有体育的书都有，每次体育比赛都有人送票，他每次都会欣然前去。有次我爱人问他：“您爱看吗？”他说：“当然有兴趣了，另外，这是我的工作，所以人家给了票我就必须要去。”

从1950年代到“文革”之前，对他们来说是黄金时代。父亲也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条路走对了。他也努力地学习共产党干部的行事作风，比如到哪儿吃饭，都要去厨房看看，跟厨师握手。公家配给他的车，他看得也很严，有一次家人突发急病要用他的车送到医院，他还记下来，给公家交油钱。我们到北京后被安排在后圆恩寺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里。房子的性质是借住，配发的家具都是向公家租用的，一张桌子每月租金5分，一把椅子每月租金3分。父亲对这些家具也爱护得特别仔细。有一次，我很想在墙上挂一幅画，父亲死活不同意，只因为用图钉会破坏墙面。父亲去世后，我们从四合院里搬出来，政府来人，看到这个家具， 还惊讶地说：“怎么这么新！”

我想，父亲在考虑是否起义，肯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早已经把一些事情想得非常清楚了：既然走到这一方来，就不要与以前有任何瓜葛。决定起义后，他把自己以前的很多东西都烧毁了，包括他作军人时的照片，看一个烧一个。所以到现在，我们手里几乎没有父亲以前的旧照片。“文革”时，有的人被抄出来还保留的国民党的勋章、奖状之类的东西，他听到这种消息时就说：“这个人真奇怪，为什么还留着那些东西呢？”

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很多岁，他们很早就去了美国，我是留在父亲身边唯一的孩子。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他觉得我如果一直呆在昆明，别人肯定把我当成大小姐、公主一样地伺候，为了锻炼我，他决定把我送到北京来读书。

1953年，父亲借着到北京开会之机，把我从昆明一起带了过来，给我转到了第28中学，这是一所普通中学。父亲回到昆明，我独自一个留下来继续上学。我住的宿舍，是60个人的大通铺，条件很差，周围同学都没人认识我。父亲把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存在龙云夫人顾映秋家，我定期去他们家取。

到了寒假，同学都回家了，我也没地方回，家里觉得昆明太远，回一次还要坐飞机，有点浪费，所以偌大的学校只剩下我一个人，暖气也停了，管宿舍的老太太看我可怜，每天给我一撮子煤，半夜煤用完了，我就哆哆嗦嗦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毛巾就冻得跟冰棍一样。食堂也不供饭了，也根本没暖气，我一 般都窝在宿舍里，中午到校外小饭馆里吃饭，来这里的大多是街上拉三轮的苦力，他们都好奇地看着我一个小姑娘自己来吃饭，听说我要二两炒饼，他们都嘿嘿地 笑。

把所有房产都列在一张清单上，全部上交国家

一天傍晚，我正蜷缩在学生宿舍的床上发呆，突然听说门外有人找我，我非常惊讶。一位穿军装的战士问过我姓名后，说：“你爸爸的朋友陈司令员叫我来接你……”我跟着他一起上了有轨电车，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想：这个陈司令是谁？他叫我去干什么？到了灵境胡同的一座普通四合院里，有人迎面来接我， 我才知道是陈赓大将。原来他偶然从我父亲那里听说我在北京上学的事，很有心地记了下来，派人找到我。后来我周末和假期就在陈赓伯伯家，在北京不再那么孤单 了。父亲与陈赓、宋任穷的友情，也延续到了我们第二代。

父亲调到北京后，没有房子住，我们暂住在北京饭店里，叶剑英、朱德经常过去看望父亲，兴致所至，3个人就下楼走到王府井，背着手，在东长安街散步再回来。那时认出叶帅的人不多，但大部分都认识朱老总，有的人还走上前，凑到他跟前看，甚至还指指点点。朱老总也笑嘻嘻地让大家看，特别可爱。虽然 都有警卫，但那时气氛还挺轻松的。

父亲的性格与龙云完全不一样。龙云性格外露，社会活动能力强，所以比较容易引人关注。相比之下，父亲一直很低调，嘴也非常严。他平时极少在 我们面前点评时政，也从来不议论他人。我想，这固然有他本身的性格原因，也与他戎马一生的军人生涯有关。他经历的很多事情都是涉及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必 须严守秘密。解放后，他更是谨慎低调，避口不谈自己的事。

我们家在昆明有很多房子，宣布起义之后，父亲把这些房产，包括我二哥在上海的房产，都列在一张清单上全部上交国家。后来中央给他传达了一个意见，意思是把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可以留下来。他的老部下张冲跟我们说过：“你的老父亲，就是个木匠，到哪儿都盖房子，盖了那么多房，自己都没住。”有一年 父亲到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活动，周总理指着我父亲对荣毅仁说：“你看他最轻松，没负担，一无所有都交了。”父亲回来还问我们，总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家，也就是策动起义的卢汉公馆在昆明翠湖南路4号，是一座法国风格的两层的别墅。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我们一家都搬了过来。父母就 花钱雇人看房子。但没过多久，省政府出面协商，说要借用那套房子。父亲得知后指示家人，除了把一些细软收拾出来之后，房子内部的摆设、油画、地毯，都不许 动，原样借给政府。

房子一借就是50多年，一直到现在。几年前我到昆明还找机会到里面看了一下，这幢房子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没了。那幢房子有许多特别珍贵的艺术 品。我记得有一个很高的架子上，摆着一个象牙球雕，特别精美，每层都可以单独转动，里面的图案各不一样，我就经常拨动去数，大人告诉我有13层，1、2、 3……数着数着就晕了。有一个汉白玉刻的仕女出浴雕塑，仕女身上的绸子和纱就像真的一样，非常有质感，我母亲非常喜欢这一件，过一段时间她就让人用牛奶去洗。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送给父亲一个铁铸的鹰，那个羽毛，就像真的在飞一样。母亲后来问起家里的一个亲戚：见到那只鹰没有？她总希望它能落到识货人的手里，也算是有个善终，可惜都不知所终。

最后的岁月

我们家搬到北京之后，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必然要去龙云家去看他，留在那吃顿饭，有时我也会陪着去。

1957年的某一天，我记得父亲回来，忧心忡忡的样子。原来，在白天的政协会议上，身份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龙云对中央提出向苏联“一边 倒”的政策提出质疑。龙云在发言中慷慨激昂地批判苏联，说苏联掠夺了不少东北的机器，又占领了海参崴等等。父亲听了，深觉不妥，他私下里劝龙云不要“开 炮”，但龙云并不在意。

在政协会议要结束的头一天晚上，我陪着父母又一起去了龙云家。我听见父亲苦口婆心地说：“龙主席，你明天不要再说了，你说的太过分了，再说你说了也没用，谁听你的呀！”母亲她们也在旁边劝了一阵。龙云起初还在坚持：“我上两次的发言，好像还没说清楚，明天还要好好再说说。”父亲又苦苦相劝：“千万不要再说了！”我妈也劝，说，“还有半天会就开完了，你就别再说了！”龙云最终答应下来。

第二天，父亲开会回来，长叹一声：“这个龙主席啊，都上午11点半了，还是没坐住，又起来赶着说，好，这回就说\\\\'拐\\\\'（注：云南话”说错了“的意思），肯定要倒霉了。”果然，没几天，龙云就因为“对苏联的恶意攻击”被划成右派，也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头号右派。

龙云成了右派后，我们要跟右派“划清界限”，所以后来再也没怎么去过龙家。1962年6月27日，75岁的龙云患心肌梗塞去世，第二天，中央统战部宣布摘去龙云的“右派”帽子，成为第一批被平反的右派。

龙云一共有7个孩子，他们后来也大部分去了国外。我和龙家的几个儿子都很熟，从小到大都是大表哥、二表哥地称呼他们，但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 长大，受的教育完全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很早之前，龙云曾在北京买过一个大院子，是以前的旧王府，有100多间房子。解放后，这里被卫生部征用。龙云到 了北京后，曾希望回到这座王府里住，后来经商议，将北总布胡同14号院给他作为置换。龙云去世后，他的子女又不在身边，这个院子由国家事务管理局出面分配给了陆定一。上世纪90年代，龙家子女提出希望归还那套老宅子，但此时陆定一年龄已经很大，身体也很不好，一个医疗组都已驻进了他们家，政府提出缓几年再 说。1996年，陆定一去世后，这个院子最终归还了龙家，听说不久前又被龙家卖了出去。

说起来，父亲的房产比龙家多得多，但父亲都捐了出去，丝毫也不在意，我们也深受他影响。

父亲对他所选择的道路深信不疑。他以前很喜欢京剧，也收藏了很多京剧名角的唱片。开始扫“四旧”的时候，他自己主动地把收藏的唱片捡出来砸 了一些，但起初还留了马连良等人的唱片，没舍得。把那部分砸碎以后，他在院里溜了两圈，想了一想，回屋子后，一狠心，全部都砸碎了。也许因为父亲早就淡出 了政治，所以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冲击得并不厉害。

1973年，父亲被查出患了肺癌。虽然父亲从来不提，但我们都知道，他非常想见我的两个哥哥。从1949年解放之后，我们就和两个哥哥失去了联 系。抱着试试的态度，家人试着向组织提了一下，没有想到，在外交部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与失散25年的两个哥哥取得了联系。两个哥哥得知消息后，都从美国 赶了回来，轮番伺候父亲，让即将离世的父亲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1974年5月13日，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代“云南王”和他经历的那些岁月，已永远成为一段传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