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齐鲁医学”的渊源，首先要从齐鲁大学的源头“登州文会馆”说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天津条约》，山东登州（今蓬莱）被增开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1863年7月3日，狄考文受基督教美国北长老会（以下简称“美北长老会”）派遣，携新婚妻子从纽约乘船来华，经过长达165天的航行，行经好望角和澳洲，于1863年底抵达上海。1864年1月，狄考文夫妇从上海搭船到达登州，创办了蒙养学堂。

1876年，蒙养学堂改称“文会馆”，狄考文担任文会馆第一任总监（校长）。1882年，登州文会馆被纽约美北长老会总部正式批准为“TenchowCollege”，中文仍称文会馆，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1883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医师聂会东夫妇到达登州，开展与文会馆相关的新医药工作及医学教育，医科办学由此开端。1904年，登州文会馆迁往潍县，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创办的广德书院合并，改称“广文学堂”。文会馆第三任总监柏尔根被选为第一任校长。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 – 1908）

登州文会馆办学40年，始终坚持汉语教学，无论是中国儒家经典课程，还是西方自然科学课程都要求用中文授课，后来的齐鲁大学因此成为国内唯一一所主要采用汉语教学的高水平教会大学。创始人狄考文希望学生能以自己的母语进行思考、学习现代知识与思想，培养出“精通西方科学，同时又谙熟中国文化的人”。

从1864年到1904年，登州文会馆培养出的正式毕业生虽然仅有208人，却对山东乃至全国的新式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1901年的山东大学堂，以及当年除贵州外全国各省的大学堂，上海、天津等地官办的格致院、南洋公学、北洋师范、江南大学，保定、奉天、云南的武备学堂，以及各省官办的师范、方言、法政、农业等学堂，都纷纷聘请文会馆中外师生前去担任教习。

登州文会馆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齐鲁大学，堪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起源性大学”。原齐鲁大学校长、哈佛大学毕业生刘世传曾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

“齐鲁大学医科”也是中国近代西医教育的源头之一。

1883年，聂会东夫妇到达登州，原本准备在文会馆设医科，因设备和人员不足，未能如愿，便租赁了一所寺庙的几间房子，用一部分作教室，另一部分作为小型诊所，第一班招收了5名学生，随师学习西医知识。学生毕业后，聂会东于1890年奉调济南，在东关华美街（今兴华街）与洪士提凡夫妇、安德逊女士在教会诊所基础上创建了华美医院（齐鲁医院最早前身），并同时筹建医校。1891年华美医院医校建成，每年招收5名学生。同一时期，英国基督教浸礼会的武成献和巴德顺也先后在青州和邹平设立了教会医院和医学堂，开始招收学生传授医学业务知识。

义和团运动之后，英国浸礼会和美北长老会决定集中力量，在山东合办一所多宗派的国际大学。1902年6月13日，双方在青州开会，决定将登州文会馆与青州广德书院合并，由双方联合组成学校董事会，共同建立山东新教大学（ShantungProtestantUniversity）。学校中文名称取两校名称的头一个字，起名为广文学堂，后又称广文大学。

1903年，学校第一次董事会讨论决定，将济南聂会东、青州武成献和邹平巴德顺所办的医校合并成为共合医道学堂（ShantungUnionMedicalCollege），聂会东任校长，学制四年。山东省第一所正规现代西医高等学校由此诞生，成为当时教会在华所办的四大医学堂之一。当时学校尚无固定校址，4个年级的学生分别在济南聂会东、青州武成献、邹平巴德顺、沂州（今临沂）章嘉礼所创办的教会医院4个教学点进行教学和轮流实习。首届毕业生于1907年毕业。

1907年，英国浸礼会和美国北长老会在南关基督教礼拜堂（今齐鲁医院第二食堂）以西动工兴建固定的共合医道学堂，并与聂会东之前创办的华美医院医校合并。同一年，聂会东在南新街开设济南共合医院，作为共合医学堂的临床实习基地。

1908年，英国人卜道成（被任命为齐鲁大学正式建校后的首任校长）以“永租”的名义在济南西南的南圩子外（现在山东大学齐鲁医学校园位置）购得545亩土地，英、美、加等国14个基督教会共同筹款，开始联合兴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ShantungChristianUniversity）济南主校园。

1911年，共合医道学堂大讲堂（现齐鲁医院办公二楼）和诊病所（现齐鲁医院求真楼）等建筑竣工。同年4月17日，共合医道学堂正式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聂会东任科长（校长），英国人巴慕德任共和医院院长。这一天被定为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建院纪念日。

1914年，在英国浸礼会的全力资助下，济南共和医院开始在东双龙街扩建养病所（现齐鲁医院办公一楼）和宿舍，并附设省内最早的X光室。1915年9月养病所竣工启用。济南共合医院成为当时中国国内最新型、最宽大、设备最佳的医院。

齐鲁大学养病所，现为齐鲁医院办公一楼

1916年，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TheChinaMedicalBoard，文献中又称美国洛氏驻华医社，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第二大项目）购买了北京协和医学堂（TheUnionMedicalCollegeinPeking）作为其新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的校址。同时将原北京协和医校3个班的学生和部分师资力量转入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并“协款”15万美元用于改善办学。

1917年，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济南主校园落成，广文学堂、青州培真神道学堂及师范科均迁来济南，与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和广智院合并，齐鲁大学正式建校，英文正式名称仍为ShantungChristianUniversity，学校中文名称为基督教齐鲁大学。医科更名为齐鲁大学医科，济南共合医院更名为齐鲁大学医科附设医院（正式名称为ShantungChristianUniversityHospital），简称齐大医院。学校医科实力最强，学制七年，其他学科均为四年学制。

1917年2月至9月，南京金陵大学医科14名学生及汉口大同医校的1名教师和112名学生先后迁来济南，并入齐鲁大学医科。

1923年，齐鲁大学医科接收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NorthChinaUnionMedicalCollegeforWomen），自此开始男女同校。

1924年7月19日，齐鲁大学被加拿大政府批准立案，毕业生获得了加拿大政府承认的文凭与学位。医科毕业生被授予的是由加拿大政府批准的“医学博士”学位。多伦多大学承认齐鲁大学医科毕业生的学历和资格，学生可以免试入其研究院。自此以后直至1952年以前，两校医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1925年，齐鲁大学将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提上议事日程。为了进行立案，学校将文理科改为文理学院，将医科改为医学院。当年学校立案几经波折，终于1931年12月17日被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学校中文名称则由基督教齐鲁大学正式更名为私立齐鲁大学，英文名称则改为ShantungChristianUniversity(CheeLooUniversity)。毕业生由此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毕业文凭，学校由此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获得加拿大毕业文凭的情况并没有立即结束，“每年医科毕业生上午在广智院（现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博物馆”）礼堂领到中国教育部盖印的文凭，授予医学学士学位后，又于当晚在医科礼堂接受加拿大医学博士学位”。

20世纪30年代是齐鲁大学的全盛时期。当时的齐鲁大学号称“华北第一学府”，和燕京大学并称“南齐北燕”，老舍、钱穆、顾颉刚、栾调甫、马彦祥、吴金鼎、胡厚宣等一批学术名家先后在此执教。齐鲁大学尤以医科实力最强，在30年代中期形成了“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的声誉。

1937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9月齐鲁大学宣布停课，除部分员工留守外，大部分师生及主要教育教学设备迁往四川成都，与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等在华西坝办学，史称“华西坝五大学”。五大学虽然都拥有自己的师资和课程，但共用教学实验室及设备，各学校间学分互认，共享师资和课程。抗战时期，齐鲁大学依然正常招生、办学和毕业，医学院和理学院还联合设立了寄生虫研究所，还在理学院增设了药学系，培养出了医学院的病理科主任侯宝璋、化学科主任江清、皮肤科主任尤家骏等一批优秀人才，医科进一步获得了新发展。留驻济南的师生在抗战的前几年尚能凭借西方教会背景暂得苟安。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齐鲁大学，外籍教工押往潍县集中营关押，其他人解散，校园被强占为日军军医院，教学设施遭到严重破坏。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齐鲁大学回迁，经过整修，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在济南复校。

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为避战祸齐鲁大学再次迁校。文理学院迁往浙江杭州郊外的云栖寺，克服困难正常上课，实验课程借用浙江大学的仪器设备和实验室；医学院则迁往福州，借居福建协和医院开课。1949年8月，解放军攻入福州，医学院学生成立了“返校委员会”，多次与医学院代院长李缵文商讨返校事宜，最后取得了院方的同意与校方的支持。齐鲁大学董事会决定由张汇泉担任医学院院长，由校长吴克明到福州接回医学院师生。1949年10月下旬，解放军十兵团政治部利用运输军用物资空车返回之便，把医学院的师生和图书仪器设备从南平运输到上饶，再由上海铁路局军管会免费提供火车送师生回济南。1949年11月，在吴克明的率领下，医学院全体师生安全返回济南。

1951年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并出资补助齐鲁大学，解聘外籍教师的行政和董事职务，中国人彻底收回了齐鲁大学的教育主权。作为一所教会大学，齐鲁大学的历史也走向了终点。齐鲁大学期间，医学院先后培养了1000余名医护人员，其中不乏医学名家，为山东乃至全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齐鲁大学被撤销建制，但其医学院被原址保留，与由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和山东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的山东医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医学院。“山医”新的篇章由此开启。

1952年，山东医学院庆祝院系调整完成大会

建国后，山东医学院为山东省医学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1958年，山东医学院派出师资力量到济宁医士学校，支援济宁医士学校扩建成为济宁医学院。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山东医学院曾搬迁到泰安地区新泰县楼德镇办学，并于1974年建立了山东医学院楼德分院。分院于1979年改名为山东医学院泰安分院，1981年被批准更名为泰山医学院。

1978年底，国务院决定对山东医学院实行由卫生部和山东省双重领导，以卫生部为主的新的领导体制，山东医学院由此成为原卫生部的13所直属医学院校之一员。1985年5月，原卫生部决定山东医学院更名为山东医科大学。

进入新世纪，“齐鲁医学”迎来了新的发展。2000年7月，山东医科大学并入新组建的山东大学。2012年5月，山东大学为振兴“齐鲁医学”，整合医科各学院、附属医院成立了齐鲁医学部。2015年9月，学校为进一步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强化对医学教育的组织领导，重构了齐鲁医学部管理架构，下设9个职能处室，并成立了齐鲁医学部党工委。

从登州文会馆到齐鲁大学，再从齐鲁大学医学院到山东医学院、山东医科大学，最后汇至如今的山东大学，只有“齐鲁医学”还在齐鲁大学曾经的校园里延续相传。这里曾经汇聚过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如江清教授、侯宝璋教授、高学勤教授、尤家骏教授、赵常林教授、兰锡纯教授、孙鸿泉教授、宫乃泉教授、张汇泉教授、李缵文教授、苏应宽教授、周廷冲院士、黄翠芬院士。这里先后走出一大批杰出学子，如冯兰洲学部委员（院士）、洪涛院士、张运院士、谢立信院士、于金明院士、葛均波院士、宁光院士等。他们分别是我国医学各有关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时光飞逝，一晃百年，物是人非。如今，在这个美丽幽雅、古香古色的校园里仍留存众多极具文物价值和景观价值的老建筑，透衬着浓郁深厚的人文底蕴。

齐鲁大学主校园由美国工程师佩利姆（G.H.Perriam）设计，芝加哥三家公司负责建设，其平面布局为西方近代建筑形式，所有建筑均以德国、英国、美国的风格为主，并采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手法和符号，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富丽堂皇，颇有建筑艺术价值，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建筑文化。主校园南北轴线长达200多米，轴线最北端为用于行政办公的麦考密克楼，最南端为用于宗教活动的康穆礼拜堂，往南两侧依次有考文楼与柏根楼相对、葛罗神学院与奥古斯丁图书馆相对，六栋建筑围合成长200米，宽100米的中心花园，八条卵石铺成的道路呈放射性布置，为西方园林式布局。校园内的主要道路均以两旁栽植的花木命名，由北向南为杏林路、槐荫路、丹枫路、松音路、青杨路、长柏路。校园内绿树成荫，四季花香，为当时全国最好的校园之一，被老舍先生誉为“非正式公园”。

从文化西路的北大门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校友门。1924年，齐鲁大学千名校友为庆贺建校60周年，捐款2000多银元修建了校门，故名“校友门”。门楣正面匾额上的楷书“齐鲁大学”以及背面的“校友门”，均为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后兼山东大学校长的清末状元、著名书法家王寿彭先生所书。走进校友门，位于校门西侧的圣保罗楼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楼房，原是神职人员的宿舍，该楼旁边还连着一个小教堂，两者合围成一个内向庭院。

来到中心花园，位于北部东西两侧的考文楼（教学五楼）、柏根楼（教学三楼）和位于南部西侧的葛罗神学院楼（教学四楼），是原齐鲁大学留存下来的体量最大、原貌保存最好的3座建筑。南部东侧现在教学七楼的位置，原为建筑风格与教学四楼相似的奥古斯丁图书馆，由加拿大危培格·奥古斯丁长老会捐资修建，曾经藏书十余万册，可惜该楼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拆除了。

现在教学八楼的位置原为康穆礼拜堂，是原齐鲁大学校园主体建筑中的最大者。上世纪20年代初，罗素、杜威、泰戈尔等世界著名学者拜访齐鲁大学，都在康穆教堂发表过轰动世人的演讲。伴随着大师的演讲，康穆教堂也名扬海内外。外界传言，康穆教堂有一口大钟，每当敲响，整个济南城的人都能听见。可惜，康穆礼拜堂于1959年被拆除，在原址重建了目前的教学八楼，泉城从此不再闻此钟声。不过，康穆教堂那口大钟还在，现在保存于目前综合办公楼一层的医学院史馆中。

现在综合办公楼的位置原为麦考密克楼，是原齐鲁大学最引人注目的主楼之一，一直被视为校园文脉的象征，可惜1997年的一场大火将其夷为平地。

1930年，老舍先生第一次来齐鲁大学执教时，最初就住在麦考密克楼二层最西头南面那个房间。那篇充满诗情画意的散文——《济南的冬天》，就是在该房间里完成创作的。1931年暑假期间，老舍先生回北京与一年之前相识的胡絜青女士结婚。婚后两人一起回到济南，租住在南新街58号（当年为54号）。就在那一年的初夏，回北京之前，老舍又发表了一篇散文——《齐大的校园》，用细腻活泼的语句描述了夏天里“齐大”校园的幽雅和静谧。他在文中写道：“只有办公处的大钟的针儿，偷偷的移动，好似唯恐怕叫光阴知道似的，那么偷偷的动，从树隙里偶尔看见一个小女孩，花衣裳特别花哨，突然把这一片静的景物全刺激了一下，花儿也更红，叶儿也更绿了似的，好像她的花衣裳要带这一群颜色跳起舞来。”又写道：“啊，又快到夏天了！把去年的光景又想起来；也许是盼望快放暑假吧。快放暑假吧！”哈，想必年轻的老舍先生盼着的是早点回北京与心爱的人儿结婚吧。到了1932年夏天，老舍还发表了一篇散文——《非正式公园》，“齐大”校园由此获得“非正式公园”的美誉。

“齐鲁医学”校园里还有号院、景蓝斋、美德楼、水塔、教授别墅群等众多老建筑，还有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