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现实”范畴在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黑格尔及其之前的思想家们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角度来把握现实，以至于真正的“现实”被遮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作为马克思早期文本，是他扬弃黑格尔思辨哲学，探求哲学现实性转向道路之作。对于《导言》的文本分析，把握马克思“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哲学批判”三层逻辑背后的现实思想，对于澄明现实的本质内涵有着重要作用，亦能推动马克思哲学现实性转向的意义研究。

2. 《导言》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现实性维度批判

马克思本人曾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在现实观问题上，马克思最初接受的思想资源便是黑格尔。作为一名极具智慧的原创思想家，马克思对“现实”的理解不囿于他的“老师”，很快便在内容上超越了黑格尔；《导言》正是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探寻哲学的现实性转向的经典著作。在我们探究《导言》中的马克思现实思想之前，要先厘清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现实转向。

(一) 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现实性转向

总体来看，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现实思想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黑格尔从理性和现实的关系角度来把握现实。在《法哲学原理》中，他作出了著名的论断：“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1] 这意味着，黑格尔的“现实”是理性存在于客观事物中的显现，是对事物偶然性、非本质性的扬弃和本质性、必然性的复归；第二，黑格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现实思想的发展特性，其“现实”范畴具有能动性向度。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将亚里士多德的“实现”与“现实性”“隐德莱希”等同起来：“现实性，后者更为确切地说就是隐德莱希，它自己就是目的和目的的实现。” [2] 黑格尔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现实是由能动性作用下不断运动发展的，它不再是思维与存在的抽象的统一，而是扬于“外”的“内”，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形成的统一，是被赋予了辩证性的过程，是理性自我活动的展开，是目的的实现。

可以说，黑格尔是现实主义的天才，他的现实思想使得整个近代哲学的现实化历程达到了顶峰；他史无前例地将现实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认为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哲学的目的就是实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然而黑格尔的现实范畴“只是在精神的自身运动中所获得的反映，并最终被溶解在无人身的抽象思想中” [3]，现实仍然是黑格尔思辨哲学阴影笼罩下的，依靠先验的思维方式理解的概念。黑格尔始终无法脱离抽象形而上学的框架去谈现实，他习于用观念来解释现实的人、现实的物、现实生活，从而无法切入真正的社会现实。以其哲学现实观为指导，黑格尔主张法哲学的使命在于摒除私人的愿望和意见对伦理国家的规律造成干扰，从而彰显政治国家的正义性和真理性；国家是伦理的最高体现，绝对精神的化身，因此，只有成为国家中的一员，个人才能具有客观性、伦理性、真理性。黑格尔思辨哲学对宗教神学和彼岸世界的批判就是要回归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其哲学的现实转向就是要对国家的法哲学进行维护，以观念来调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

(二) 黑格尔思辨哲学现实性转向的不彻底性

与哲学前辈相比，黑格尔天才般地揭示了现实的重要性，阐述了现实的内容。虽然黑格尔思辨哲学强调哲学的现实批判，但局限性在于他把现实问题都归结为黑格尔思辨哲学问题，主张通过哲学的批判、思想的扬弃来改变现实。他运用思辨的方法来解释一切问题，把一切活生生的现实关系都加之以思辨理性的外衣。他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则试图通过思想的扬弃来解决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冲突。显然，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现实性转向具有不彻底性。

在《导言》中，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阐述了黑格尔理性王国中的哲学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揭露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现实维度的不彻底性。在《导言》的开篇，马克思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 [4]，他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功绩——站在人本主义立场上完成了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因为在费尔巴哈之前的哲学家，包括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等人，均以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立场来批判宗教，没有看到黑格尔思辨哲学是宗教神学的最后一根支柱；他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现实性转向中的不彻底性加以批判：“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 [4] 这种批判“原本”的方式仅仅是现实性转向的一个层面——是黑格尔思辨哲学所达到的层面——它不适合德国特殊的传统和历史现状，具有不彻底性；因为德国并不是当代历史的同时代人，而是当代哲学的同时代人；“不能局限于对他们现实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局限于他们观念上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实现，因为他们观念上的制度就具有对他们现实的制度的直接否定。” [4] 当时，德国的哲学领先于英法等现代国家，但其现实生活远远未达到同时代的水平。我们不批判“现实历史的未完成著作”，只有批判“观念历史的遗著”，即哲学时，批判才算触及到德国社会问题的根本。因此，彻底的哲学现实性转向就是要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

批判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首要任务是阐释黑格尔思辨哲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从而突破传统思辨唯心主义对“哲学–现实”关系的解读。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症结在于将所有问题蒸馏为思辨哲学问题，妄图通过观念的扬弃来改变现实。比如，黑格尔将现实的市民社会纳入法哲学的范畴，试图用哲学理念来调停市民社会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不能简单还原为国家理念；法的关系和国家理念不是独立的精神，而是植根于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之中；市民社会的客观性不取决于国家理念。与其说黑格尔的法哲学是为了理解现实，与现实和解，不如说是其思辨唯心主义缺陷导致的对现实世界无奈的妥协。用卢卡奇的话说，黑格尔思辨哲学已然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并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 [5] 黑格尔思辨哲学本来想要在观念上克服资产阶级的、物化的思想的缺陷，试图在思想观念上重建起被物化消灭的人；他以国家来调和市民社会的矛盾，颠倒了两者的关系，无法解决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和社会共同生活之间的对立。因为黑格尔的国家并非现实的政治国家，而是绝对精神化身的国家理念。思想观念的扬弃只是表面地缓和了矛盾，不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

简而言之，黑格尔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天才，强调哲学的现实意义，将现实提升至哲学的高度；但不可忽视的是，他运用“理性的狡黠”，构建了完全与现实世界分离的理性王国，所有现实的关系和问题都变为纯粹的概念游戏。马克思的任务在与打破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他认为，政治国家植根于市民社会，两者的对立根源在于市民社会及其私有制，只有扬弃私有制，超越市民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

3. 《导言》中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现实性转向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要扬弃国家理念来解决矛盾的做法，转而深入市民社会，寻求现实的人的解放。他通过对德国理论派和实践派的批判，得出了符合德国现实的解放途径：德国需要遵循“批判的武器”(理论)和“武器的批判”(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发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人的本质复归。

(一) “批判的武器”

首先，针对德国实践派的缺陷，马克思展开了论述。虽然实践派要求对哲学进行否定，但是他们仅仅停留在提出这个要求的层面，并未真正的去否定哲学；他们认为只需要对哲学说几句气话就可以否定哲学。“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 [4] 这就意味着：第一，实践派错在没有把哲学纳入现实。他们没有看到黑格尔法哲学具有超越前人的现实意义，他将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转变为对法和政治的批判；黑格尔哲学关注现实，注重现实，更是将现实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构建哲学的思辨理性王国来对现实进行辩护。第二，实践派错在没有意识到以黑格尔哲学为核心的德国哲学发展远超于英法等现代国家。“德国是这些国家的理论良心” [4]，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得到了系统性和丰富性的阐释，德国在理论上已经达到了其他现代国家的实践水平；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就是对现代国家的现实的批判，就是对德国整个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否定。相反，德国的现实发展片面、低下，德国人“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的同时代人。” [4] 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遗著，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时，批判才算触及问题的核心。由此可见，德国作为理论发达的国家，一直凭借虚构的方式，用幻想来满足人，而忽略现实的人的真正需要；如果德国实践派拒斥理论，无视黑格尔哲学对现实的辩护作用，没有把黑格尔哲学归入现实范畴，那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就成为不可能之事，即“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4]

(二) “武器的批判”

其次，马克思对理论派的缺陷进行了阐释。“该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 [4] 理论派将哲学批判作用发挥到极致，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是对哲学自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这是由于该派没有意识到哲学本身就属于现实世界，且是现实的观念补充；他们将旧世界作为批判对象的同时，并未意识到哲学本身来源于旧世界，需要完成对自身的否定。理论派具有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特征，他们始终没有摒弃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框架，运用“自我意识”“类”“唯一者”等抽象的哲学范畴，他们批判现实却远离真正的现实，没有人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充满着神秘主义的色彩。因此，可以说不消灭黑格尔思辨哲学这一“作为哲学的哲学”，就不能够使哲学完成批判现实的任务。

概而言之，实践派和理论派虽然持相反的态度，但殊途同归，都将哲学与现实分离开来；他们多是黑格尔思辨哲学本身或者是其变种，他们对现实的批判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始终无法触及真正的现实；他们至多是“批判的武器”，不能完成有原则高度的革命。“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4]，马克思哲学的彻底性就体现在对真正现实的把握、批判以及诉诸“物质力量”的实践中。

(三) “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结合

为了触及真正的现实，结合德国实践派和理论派的缺陷，马克思提出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从德国历史来看，理论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因此必须掌握彻底的理论。“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 [4] 哲学理论破除了人们对宗教神学的信仰，但是陷入了思辨唯心主义的怪圈，为人们重新树立起信仰的权威。当哲学将人们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时，人们又被抽象的哲学本身所束缚。马克思指出，彻底的理论是指要在批判宗教神学，破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缺陷的基础上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抓住事物的根本，即人本身：“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4] 另一方面，德国要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人的高度的革命”。改变现实不能通过单纯的宗教神学批判来实现，也不能通过精神层面的哲学批判来完成，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进行彻底的革命实践来改变现实的社会关系。这一观点就使马克思与之前所有的哲学家区分开来。在马克思眼里，“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6] 是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而非其他任何哲学家；马克思的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在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4. 《导言》中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解放路径——“人的高度的革命”

马克思根据德国的历史性和革命的性质提出了不同于英法等现代国家的革命方式——“人的高度的革命”，即实现人的解放。《导言》是在探讨德国实现政治解放的不可能性基础上，对德国完成人的解放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

(一) 德国实现政治解放的不可能性

马克思在和法国进行比较的过程中，论证了德国进行政治解放的不可能性。进行政治革命必然需要一个可以被视为是“社会的总代表”的阶级来领导革命。对于法国来说，资产阶级作为积极意义的代表与贵族和僧侣等消极代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可以说，法国的阶级斗争是最清晰、最尖锐、最激烈、而又能产生出革命效应的阶级斗争；而德国的阶级之间并未形成如此尖锐的对立：对于消极阶级来说，“……所缺乏的是……那种坚毅、尖锐、胆识、无情；” [4]；对于积极阶级来说，德国缺少一个强硬的、可靠的阶级来领导革命，德国的资产阶级软弱无能，“……缺乏和人民魂魄相同的，哪怕是瞬间相同的那种开阔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4]，以至于现代国家的旧制度仍像幽灵一般在德国大地上演着“喜剧”。与法国的第三等级截然相反的是，德国的资产阶级极端的软弱昏庸、缺乏生命力，因此根本不能指望德国的资产阶级来完成政治解放以便达到现代国家的已经达到的高度，即德国无法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政治解放。

“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4]，对于德国现实来说，部分的纯政治革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它不触动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不能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与英法等现代国家不同，德国革命必须越过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开创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解放这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展开：在理论上，马克思主张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使得现实的人的真正需求从思辨唯心主义的枷锁中挣脱、显露出来。在实践上，主张进行彻底的“人的高度的革命”。

(二) 德国实现人的解放的可能性

接着，马克思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述了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在理论层面，黑格尔思辨哲学超越了其他现代国家的水准：“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 [4]，“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 [4]，这表明，黑格尔法哲学前所未有地揭示了现代国家的对立、矛盾和支离破碎的状况，那些立足于所谓形式的意志和形式的自由的想法也只是在黑格尔思辨哲学当中才得到了真正的讨论、分析和调和。因此，马克思得出论断：“德国是这些国家的理论良心。” [4] 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已经达到了现代国家的水准，那么对这样一种哲学的批判，这就意味着对政治解放形成的现代国家进行批判；这一批判的高度也就超越了政治解放水准而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的解放的高度。

在实践层面，马克思提出疑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即……把德国……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随后，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可以承担具有“人的高度的革命”的历史重任。彻底的革命依靠的是“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 [4]，这一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它不代表市民社会某个特殊阶级的利益，它遭受苦难和压迫而具有了普遍解放的能力。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迫切需要革命的强烈愿望：无产阶级代表了“人的完全丧失”，是现实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最没有地位的、处于最底层的群体，他们急需通过“人的完全回复”以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复归；“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4]，作为建立理论和实践之间联系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能够运用哲学理论来武装自己，把哲学视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并转变为现实力量；只有将哲学与无产阶级相结合，充分发挥哲学变革现实的意义，通过否定私有财产，摧毁奴役制，才能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解放不啻是德国人的解放和市民社会部分阶级的政治解放，更是全人类的解放。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4]，无产阶级与以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哲学具有内在统一性。无产阶级并非脱胎于自然，而是社会解体之后人为形成的群体，没有市民社会，也就没有无产阶级这一新兴力量；同时，实践哲学以批判、变革市民社会为目标；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是哲学的物质的武器，两者结合方能实现人的解放。当无产阶级解放自身时，哲学也就完成了批判现实、变革现实的历史重任，两者均以充分现实化为目标；无产阶级的充分现实化是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和人的解放，从而消灭阶级自身；哲学的充分现实化是走出思辨理性王国，打破虚幻世界，担负起实践的新使命，这种哲学就是实践哲学，也被称为“新唯物主义”。

列宁曾说：“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 [7] 概而言之，《导言》是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的里程碑之作，它标志着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并进而超越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建立了新式的哲学，体现了他现实性转向的彻底性。

5. 《导言》中哲学现实性转向的当代启示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本本主义”

在《导言》中，马克思从德国走现代国家道路的不可能性中论证出德国道路的可能性。马克思从德国和英法等现代国家的社会历史现实入手，阐释了德国道路的特殊性，启示我们要注重国家间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语境的差异，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不能把抽象原则先验地套用到任何对象上，而应当深入到对象本身，根据现实状况实事求是地了解和解决问题，

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在建党初期，由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复杂性和理论准备的不足，党内少部分人走了弯路。有些人以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忽视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与社会现实，照搬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为此，毛泽东还明确提出要纠正那种脱离现实的“本本主义”，要根据中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条件和中华千年文明和传统构筑的文化条件来理解马克思的“本本”。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赋予其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在建设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但绝不能将抽象的普遍原理奉为教条，直接照搬、运用到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来。照抄马克思的书面结论和他国经验，就等于忽视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简单地将经典作家的结论进行“空间位移”，必定会“水土不服”；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使得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土壤”，并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我们要坚持马克思的现实立场，警惕“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要学会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认识现实、把握现实。

(二) 坚持“人民至上”，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马克思在《导言》中论证了认为人的解放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解放的层面，并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的解放。“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 [4]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资产阶级同贵族、僧侣等旧阶级一样，他们都是利用“人的本质的异化”攫取利益的阶级，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为奴役制的变种，以泯灭人性为牺牲代价，贪婪地获取物质利益来巩固自身的阶级地位；要想改变这一状况，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复归，就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层面上；只有无产阶级才可能代表普遍人民的利益，推翻私有制，完成彻底的革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马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称之为“人的高度革命”，充分彰显了其对“人民”地位的高度重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实现了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朝着第二个奋斗目标前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虚心向人民学习，紧紧与人民连在一起；坚持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受得住民心才能受得住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