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莱茵报》到《神圣家族》

——来自马克思未发表的手稿（Ⅳ-Ⅵ节选）

作者：[苏联]大卫·梁赞诺夫

译者：孙叔文，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节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2辑）》

Ⅳ 

1843年11月初到达巴黎之后，马克思就立刻开始了新的思想探险，此时他清楚地知道必须把自己的批判与“对政治的批判，对拥有明确的利益目标的政党的批判，同这种现实性的斗争相联系”。而在1843年9月，共产主义，“没有任何的空想，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等对此进行过布道”，但马克思认为上述理论家的观点是“教条的空想”，他们没有看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拥有明确的固定的利益目标的政党”的关注，同时也未能关注拥有固定的宗教信仰或思想倾向的市民社会中的特定阶层。当然，马克思在此时已经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导致市民社会原子化并使其笃信上帝的主要因素了。黑格尔关于阶级的理论受到了马克思全面地批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已经准确地忘记了无产阶级。甚至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还未能考虑到无产阶级，其实根据已经分析了的《市民社会》一章，我们大概可以得知，无产阶级与《市民社会》其他章节的不同之处是马克思提出的主要问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寻找答案。我们根据考察马克思的手稿之后得出结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他思想继续发展的新阶段，虽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在写作的时间间隔顺序上的区分度极小，但二者所阐述的思想内容却有着天壤之别。马克思在1843年11月初来到巴黎，第一期《德法年鉴》是在1844年2月底出版。如果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写完了《论犹太人问题》的初稿，那么它的终稿的整理和增补工作应该是在巴黎进行的，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全部写作过程应该是在巴黎完成的，不晚于1843年12月底或1844年1月，在这部著作中被称为《导言》的一章，它和《论犹太人问题》一道，发表在了唯——期的《德法年鉴》上，只不过它的内容听上去倒更像是一纸革命的宣言书，是号召发展新的革命方向，成立新的政党的纲领性文件。 

马克思、卢格合编的《德法年鉴》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49] 

在对德国的悲惨命运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批判之后，马克思便开始着手分析市民社会的阶级构成。 

“局部的纯政治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先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社会。”[50] 

“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选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要夺取这种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要使一个等级真正[parexcellence]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就必定相反地成为公开的奴役者等级。”[51] 

读到这里，马克思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出了一幅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场景。当时的贵族阶层是剥削阶级，而资产阶级则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员，掌握着社会的财富和知识。并且，消灭一切特权的愿望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群体中的一种诉求，其目的是为市民社会的全体成员争取自由、获得财富和知识的资格。而这，便是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指出，这种解放由于上述原因的影响是不彻底的，“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52]。革命是一种清除旧的政治制度的外壳、建成新型国家的理想主义愿景。革命在国家中完成了唯物主义的推广，同时革命也在市民社会中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地位。但是革命所造成的新的震荡使得私有财产、个人权利、个人利益的范畴无限膨胀，这是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存在的主要基础不是革命的震荡所造成的上述问题的膨胀，而是市民社会的成分在国家中所占的比例的不断上涨，但资产阶级生存的社会基础的消解则是市民社会的“悲剧（瘟疫）”蔓延的结果。 

但是，这个过程却为人的全面解放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已经找到了答案，因为市民社会中出现了无产阶级这一新兴阶级。它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同步产生，是在非自然条件下产生的，而且是人为地在贫困中产生的，它的出现代表着市民社会的消极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53] 

马克思这时的哲学观点，正是把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体现，它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54] 

马克思在评论费尔巴哈的手稿中指出，人的解放首先是意识的解放，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其核心便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此前的政党探索的能够成为本党存在的物质基础的哲学观点并不是存在于个别的哲学家、意识形态理论家或者“具有批判思想的人”的意识中，而是存在于群众之中。哲学，怀着对它的老朋友马克思的极大的愤怒“走向了人民”。 

搬到巴黎之后，他开始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同时他不只是在“书海”中遨游。无论在法国或是德国，马克思学习并且开始了他第一次参加工人运动的经历，马克思有一段话令我们非常感兴趣：“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把学说、宣传等等视为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不再是联系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55]

工人运动的实践也因此帮助马克思回答了折磨他许久的问题：理论虽然找到了支点，但是，理论还不足以达到现实的效力，当然，现实就是要力求达到理论所阐释的高度。 

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进入了市民社会的阶级范畴，成了其中的组成部分，那么从一开始就应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既不是天生存在的也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受人为因素影响而产生的阶级范畴。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的问题——人类社会始终是市民化的，它向来是建立在满足自身的私有财产、私有权利以及私有利益的需求基础之上的吗？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来源，如何在保证私有财产发展的基础上将其从劳动中分离出来？一个真正的人如何从“自身的力量”中摆脱出来？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乃至全部社会生活的领域，是如何疏远和割裂人的本质的？ 

在唯一出版的一期《德法年鉴》上刊登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同时也刊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向前迈出了一步。如果马克思在制度层面上对宗教的批判转向为对法和神学的批判——政治批判，那么恩格斯则是以费尔巴哈的观点为依托，开展了一个新的目标：政治经济学批判。

Ⅴ

不只是恩格斯，马克思也对费尔巴哈预先的论点（提纲）产生了强烈的印象。 

一切经济都存在于理性之中；“价值本来是原初的东西，是价格的源泉，倒要取决于价格，即它自己的产物。大家知道，正是这种颠倒构成了抽象的本质。关于这点，请参看费尔巴哈的著作”[56]。 

“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出卖土地，就是走向自我出卖的最后一步。这无论过去或直至今日都是一种不道德，只有自我出让的不道德才能超过它。”[57]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矩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那么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危机的倾向了。你们有意识地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进行生产吧，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58] 

为了更好地强调对费尔巴哈的依赖，我们援引恩格斯同样发表在《德法年鉴》的另一篇文章[59]，使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形成互补。 

“人处于这种不自觉而又无信仰的状态，不可能有什么内容，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定绝望，而且这种空虚和无思想内容以及对宇宙的永恒事实的绝望将存在下去，直到人看清楚，他当作神来崇敬的本质就是他自己的、迄今为止他还不认识的本质，直到——我何必照抄费尔巴哈的话呢？”[6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此时并未发现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异，“德国最近对泛神论的批判非常详尽，简直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费尔巴哈在《轶文集》中发表的纲要和布—鲍威尔的著作，包含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一切”[61]。不出几个月，恩格斯的思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开始变得清晰起来，马克思在大量阅读了费尔巴哈的新作品之后便开始了与鲍威尔的论战，但是很快他便发现自己是错误的。 

这里的一个问题在于，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出版于1843年11月的瑞士，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写完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之后才读到费尔巴哈的这部新作。 

如果说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的观点只是显露出了一些端倪，而《未来哲学原理》则转变成了对形而上学哲学的详细批判。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也短暂地同其分离。如果费尔巴哈此前只是附带地提及“自我意识的哲学”，现在，就像同为形而上学哲学后代之一进行辩护一样，费尔巴哈受到了哲学不十分严厉的批判。 

“近代哲学寻找直接的不依他物为媒介的精确事物。因此它抛弃了经院哲学的无根据、无基础的思维，将哲学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就是说：它放弃了只被思想的实体，放弃了上帝这一全部经院哲学的最高最后实体——而代之以思维的实体、自我、自觉的精神。因为在能思维的人看来，思维实体要比被思想的事物接近得多，直接得多，确切得多。上帝的存在是可以怀疑的，我所思想的事物，也都是可以怀疑的。但是，在思想、在怀疑的我的存在，却是无可怀疑的。然而近代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只是一个被思想的、凭借抽象为媒介的实体，因而是一个可以怀疑的实体。只有感觉的对象、直观的对象、直觉的对象，才是无可怀疑地、直接地确实存在着的。”[62] 

然而，如果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帮助马克思同“自我意识哲学进行了清算”，如果它给予了反对形而上学哲学的新的论据，如果它是楔入寂静的神学坟墓的那颗钉子的话，我们读《未来哲学原理》的时候却依然发现，它的内容十分粗糙，它既不是关于自然，也不是关于普通的人，而是关于历史的、社会的人。 

“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建立在‘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面的。具体说来，人与人之间在相互交往中产生思想，而这也不是就单独的个体的‘人’而言，而是从两个作为个体的‘人’扩展至‘人类’的概念。没有一个实体，不管是人，或者是精神，凡单独的本身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善的、绝对的实体。真理和完善只是各个本质上相同的实体的结合和统一。哲学最高和最后的原则，因此救世人与人的统一。”[63] 

上述这些，便是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所能给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帮助。 

然而，直到证明《神圣家族》的合理性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体系中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当他们，——尤其是马克思，在开始得出要“消除”费尔巴哈的论断的时候，他们仍然把自己视为费尔巴哈理论的拥护者。 

“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64] 

从“现实的人道主义”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马克思，当时正在对“自我意识的哲学”进行着毫不留情的批判。直到这时，两人的观点才被认为是代表了黑格尔哲学的最高发展境界，因为他们发现了“最危险的敌人”——“唯灵论”或“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他从“真正的独立的人”的角度提出“自我意识”或“精神”。因此，《神圣家族》的首要任务是批判“形而上学哲学”的幻想。两位作者同时还答应，在写完这个“批判”之后，会以专门的文章来陈述他们的观点。同时他们还对最新的哲学和社会学的学说保持了积极的态度。 

当然，在《神圣家族》中，作者必定要涉及关于“社会的学说”。因此，有大量的篇幅拨给了蒲鲁东，他受到了被歪曲的“批判的批判”的保护。 

《神圣家族》德文版

我们应当重点思考《神圣家族》的逻辑结构是如何实现的。在《德法年鉴》出版之前，布鲁诺—鲍威尔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文学总汇报》。首期于1843年12月出版。这份刊物明确地拒绝了“政治”。《莱茵报》和《德国年鉴》的“失败”使布鲁诺—鲍威尔很失望，这让他开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新的尝试——激起“群众”，“大众”保持了“可耻的冷漠”，他对自己的失败表现出了一种漠不关心的“哲学领导者”的姿态。在“贱民”中发现“开明的平民（开化的人）”，受《莱茵报》、《德国年鉴》读者群体以及“未开化的人”、“群众”、“人民”等限制因素，布鲁诺·鲍威尔随便编写了他的历史哲学主题：走开！和平的诗人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以前的自由主义的群众捍卫者所想像的那样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如果说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成功的，那么，其所以不成功，是因为革命在本质上不超出其生活条件的范围的那部分群众，是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群众。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65]鲍威尔对“群众”的这种鄙视态度随后扩展到了对待整个无产阶级的态度上，他顺便嘲笑乌托邦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自己所提出的教化和组织，在“工作意识”层面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群众”。 

布鲁诺·鲍威尔的态度转变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角度提出的。最终结论是相反的，没有“群众”最有力量的抗议，“精神”是完全无力的。之前的同行对每一期新出版的《文学总汇报》的愤怒都在增加。如果在1844年7月第8期出版之前，鲍威尔没有直接通知马克思，现在他要针对“1842年”的全部活动发表一篇大文章，以此来反对《莱茵报》、《德国年鉴》。因此，马克思在同卢格决裂之后，从不拒绝“政治”转变为想以“群众”为依靠，但是只依靠资产阶级的“群众”。在同布鲁诺—鲍威尔决裂之后，此时的马克思便全盘抛弃了依靠之前承认的“政治”和“资产阶级群众”。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知道，恩格斯在1844年9月从曼彻斯特去巴门的时候曾经在巴黎短暂停留，并且定下了要和马克思一起反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决定（态度）。预感到政治性的宣传手册会受到书报检查令的限制，恩格斯便站在自己的角度写了一页半的手稿并将其带到了巴门，交给马克思进行最后修改，到了12月，也就是说，马克思在两个月之后向出版社寄去了全部手稿。手稿从一本宣传手册变成了一部足够大的书。 

你们已经看到了恩格斯在1849年1月2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其中有二十页的内容是冗长的“批判的批判”，当然，我对此并不是特别惊讶，因为这样是极好的，有些事物的出现是按另一种方式再一次地长期闲置在你的书柜中。 

恩格斯的最后一句话写出了他所思考的问题的依据，并向正在编写草稿甚至新书撰写准备工作的马克思提出了这个看法。无论如何，从《德法年鉴》到《神圣家族》的过渡如此意味深长，尽管自身的逻辑连贯性阻碍了对书稿撰写的预期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质量差异。 

属于这个过渡时期的马克思的文章，我们目前只有一篇，这也是他同卢格的论战，刊登在了巴黎1844年8月出版的《前进报》，并且标注日期为7月31号。以剥削制度下劳动人民的贫困状况为例，就是说，实际上马克思已经观察了“神圣家族”的存在，“私有财产全部矛盾的实质体现为最明显、最直截了当地干扰人的感受形式”[66]。他揭露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犬儒主义本质和英国资产阶级的自私属性。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武装起义为例，马克思说明了“普鲁士”（卢格）社会和政治革命之间的区别以及无产阶级应当扮演的角色。 

卢格（Arnold Ruge，1802—1880）

至于讲稿中所提的经济学，马克思的批判不涉及理论问题，他仅仅是揭露了政治经济学的虚假和无耻。马克思引用了麦克库洛赫的观点，因为李嘉图的这个厚颜无耻的学生同马尔萨斯一起，把悲惨的现实美化了。 

马克思写道：“谈到德国工人总的教育水平或他们接受教育的能力，我提请读者注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67]，不管这些著作在论述技巧方面多么不如蒲鲁东，但在理论方面甚至超过他。”[68]西里西亚的起义为马克思提供了很好的证明，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德国人民才会进入“自身解放的活跃时期”。马克思在这时已经确切地表达了他对一切形式的工人运动的态度，从那以后，他始终忠诚于自己的观点。“一个有思想爱真理的人，面对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的爆发，他惟一的任务不是在这个事件上扮演教师的角色，而是研究这个事件固有的性质。”[69] 

我们从笔记本的内容中（保存下来的手稿与全部内容相距甚远）可以得知，马克思那时对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的重视程度是相同的，他主要学习了来自法国经济学家的著作，甚至包括翻译成法文的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还有麦克库洛赫等人的作品，已经了解了西斯蒙蒂及其学生布雷的作品。由于这是马克思独立发表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我们从这些手稿中整理了一些引文，它们表明，马克思在这个时期仍然是以“仁爱”的观点为中心，在反对卢格的文章中批判其政治和经济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虚伪地竭力证明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是私有财产，是真实的、自然的人类社会。然而，正是市民社会的发展使人发生了自我异化，其结果是导致了人性被抹杀并且与人性相对立。这种自我异化表现为对一切力量的统治，并且排斥一切异己的力量。最可怕的不仅于此，而是对人类社会中尚未分离出政治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因为人类的氏族社会生活还在发展，个别的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失去了自身的氏族属性。 

“可是工人脱离的那个共同体，无论就其现实性而言，还是就其规模而言，完全不同于政治共同体。工人自己的劳动使工人离开的那个共同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享受、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不幸而脱离这种本质，远比脱离政治共同体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矛盾重重。由此可见，正像人比国家公民以及人的生活比政治意义更是无穷无尽一样，消灭这种相脱离的状况，或者哪怕是对它作出局部的反应，发动起义反抗它，其意义也更是无穷无尽。”[70] 

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革命的一切特征呈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特征的观点。革命必须同在宗教领域进行的哲学变革一样，在社会领域内进行完善工作。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整体观点，是因为社会革命——即使只在一个工厂区里发生的时候也是一样——是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是因为它从单个现实的个人的观点出发；是因为那个脱离了个人就引起个人反抗的共同体，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质。”[71] 

其实这里已经是蒲鲁东所谓的“大众”与“现实”的对立，马克思在撰写《神圣家族》的第一章时对蒲鲁东的批判表明，在批判卢格的文章之后，他很快地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下列这段话便足够可以证明上述观点。 

“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72]

Ⅵ

显然，马克思这样连续顽强地工作，使他逐渐地弄清楚了新世界观的基础，但是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和凯[73]的小册子的内容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新的冲击。我们这里拥有一个有趣的依据，反映出了马克思迅速地对他的老朋友和老师对他的批驳的文章做出了反应。以下是来自1844年7月31日乔治·荣格于科伦写给马克思的信。 

我的信中单独寄出的第五、六、七期的《文学总汇报》里，在我看来，您对于鲍威尔的评价是相当客观的、非常真实的，您对任何一家德国报纸投稿撰写关于他们的批判性文章时，为的是引出鲍威尔设立的秘密陷阱。鲍威尔是应该被批判的，因此，他给我写信，不仅是对社会、对特权阶层等等的批判，也要批判没有囊括在内的无产阶级。这时给我写信说你想要反对鲍威尔，如果我们没有时间进行这项工作，那么我和赫斯就准备把你的信改编成可以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同时我也向你发出了批判《巴黎的秘密》的邀请，以布尔的月报为阵地。我认为这个批判在一些方面做得非常完美，与之形成的鲜明对比的是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的批判性文章，尽管这篇文章也提供了很多不错的观点，我想请你就这些文章的观点做出评价并一并将你自己的观点回信给我[74]。 

如此看来，马克思在1844年夏天，即恩格斯到达巴黎之前就已经在公开的出版物中反对鲍威尔了。在他给荣格的回信中，这位《莱茵报》的创始人和主编之一的观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这封信。马克思那时候很重视同荣格的联系，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荣格在当时的莱茵省主要从事掮客工作，对于《巴黎的秘密》中的内容他能够立刻做出回答并且详细地说出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在相应的手稿中指出，他已经同恩格斯会面，并且在1844年7—8月间就已经开始准备出版批判鲍威尔的作品了。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

这篇文章只是整个作品的一部分。“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因此，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辩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原因，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75] 

“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与此相反，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者还用‘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批判的批判’、‘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集的大批群众’、‘代大批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这个评论家还应当首先提供证据，证明他除了神学的家务以外还有权过问世俗的事务。”[76] 

“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77] 

“此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一些人出于狭隘的忌妒，另一些人则出于真正的愤怒，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轶文集》中的《哲学改革纲要》——尽管这两部著作被悄悄地利用着——可以说策划了一个旨在埋没这两部著作的真正阴谋。”[78] 

“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得不到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79] 

“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这是一种必然的不彻底性，因为即使是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出发，或者当他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产生怀疑的时候，就怯懦地和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明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和对这种屈从的恼恨。一方面，他不断反复保证他自己的批判的纯粹性，另一方面，为了使观察者和他自己不去注意批判和它的诞生地——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德国哲学——之间必要的辩论，不去注意现代批判必须克服它自身的局限性和自发性，他反而企图制造假象，似乎批判只同它之外的某种狭隘的批判形式——比如说，18世纪的批判形式——并同群众的局限性有关系。最后，当有人对他自己的哲学前提的本质有所发现——如费尔巴哈的发现，批判的神学家一方面制造一种假象，似乎这些发现是他完成的，确切地说，他是这样制造这种假象的：他由于不能阐发这些发现的成果，就把这些成果以口号的形式抛给那些还受哲学束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善于通过下述方式使自己确信，他自己的水平甚至超过这些发现：他发觉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还缺少黑格尔辩证法的某些要素，这些要素还没有以经过批判的形式供他使用，这时，他自己并不试图或者也没有能力把这些要素引入正确的关系，反而以隐晦的、阴险的、怀疑的方式，搬用这些要素来反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就是说，从自身开始的实证真理这一范畴刚刚以其特有的形态得到确立并显现出来，他就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搬用间接证明这一范畴来加以反对。神学的批判家认为，从哲学方面应当做出一切，来使他能够侈谈纯粹性、决定性以及完全批判的批判，是十分自然的。而当他感觉到例如黑格尔的某一因素为费尔巴哈所缺少时——因为神学的批判家并没有超出感觉而达到意识，尽管他还对‘自我意识’和‘精神’抱有唯灵论的偶像崇拜，他就以为自己是真正克服哲学的人。”[80] 

“仔细考察起来，神学的批判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81] 

“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本身来显示哲学的消极解体，即哲学的腐烂过程。”[82] 

“相反，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尽管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的进步因素——归根结底不外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83]

注释

[49] [50] [51] [52] [53] [54] [55] [57] [58] [64] [76] [77] [78] [79] [80] [81] [82][8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14, 14—15,46,17,18,232，70，74—75，295，111，111，112，112，112，112—114，112—114，112—114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6页。路-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见《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64—71页。——译者注

[59]指《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

[60] [61] [68] [69] [71]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7—518，517，390，391，394，394—395页。

[62]《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69—170页。

[63]该段根据梁赞诺夫原文并参考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上卷第185和186页的部分内容译出。

[65]该段根据梁赞诺夫在文中所写的词句并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104页中的相关内容译出。

[66]此处根据梁赞诺夫原文直译。

[67]指《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巴黎版和《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沃韦版。

[70]这是布雷的一篇关于英法工人阶级状况的著名作品，马克思使用了这篇文章并顺带评价了其中的观点，但未注明文章作者。见126页注释1。——译者注

[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2页，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74]这里指的是医学博士詹·菲·凯《曼彻斯特棉纺织业中的工人在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状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0页。

[75]这里说的是在布尔的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评论施蒂纳的文章以及施林格在鲍威尔的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评论欧仁—苏的小说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