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那天吃晚饭时顾城格外高兴，说话笑逐颜开，听别人说话也爱笑，还偷偷对我挑眉毛，像个小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相反谢烨却常沉默不语，好像有心事。

    ——顾城的朋友顾晓阳

    灯光转暗，你在何方

    我第一次见到顾城，是在《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上，那是1980年夏天。诗刊社在北京虎坊桥的旧址是一座不小的院子，朴素简易的小楼房，海棠果已经累累枝头。

    正式报到的那一天，小会议室里熙熙攘攘。有一位大眼睛男孩径直走到我跟前，伸出手：“舒婷，我是顾城。”那年顾城24岁。

    我已得知这批学员中，有《今天》的两位同仁，与顾城虽然初次见面，自是乡党一样格外亲。顾城把我拉到走廊，避在暗角里的江河走出来亲切握手。这就都认识了。从此只要他们两人到会，我们便形影不离。诗刊不开伙食，我们好像被安排在歌剧院搭伙。在排队打饭菜的时候，江河告诉我，顾城很郁闷，因为安排的辅导老师严词厉色训了他。我们便去央求邵燕祥老师，把顾城调到邵燕祥老师的麾下，顾城就此获释。

    诗会把尾声放在北戴河。顾城约我去踩浪，江河会意地微笑着，他知道顾城有秘密要告诉我。挽起裤管顺着浅滩漫步，顾城掏出一个小红本，翻开内页，嵌着一张女孩的相片。长长辫子，明亮大眼睛，是谢烨。

    他们的结识很浪漫。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两人一见钟情。顾城害羞，假装读报，报纸挖一个窟窿偷看着。被发现了并不说破，那人只是红着脸，顾城说。火车到站后，顾城匆匆把写着地址的纸片塞在女孩手中。于是“两地书”热烈展开。

    出国后顾城给我的书信很少，大概是邮费太贵？难得写满几张信纸，常常短短半张而已。

    顾城在报纸上看到激流岛有座小屋被拍卖，占地不小却蛮便宜。他有大学教职，可以贷款。童年时期顾城就梦想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顾城在奥克兰大学的聘约很快到期。一开始，他还不怎么在乎，但是还贷的重枷很快显示分量，几乎把他压垮。

    1992年春天，我在美国见到顾城，就指着那顶布帽子大笑：“顾城，那是什么东西啊？”谢烨说：有个外国老太太送顾城一顶直筒羊毛织帽，顾城很喜欢，老戴着脱不下。帽子扯坏了，他灵机一动，剪下旧牛仔裤一截裤管，试着当帽子，喜欢得不行，从此帽子仿佛长在脑袋上，成为象征。

    1992年顾城夫妇从美国返回柏林，住在一对青年夫妇家中。男主人教会谢烨开车，带她去观光，陪她出去购物，近距离地，让谢烨看到另一种生活、另一个男人。一个美丽聪明的上海姑娘，这么多年来的漂泊操心、约制天性，我想，谢烨身心都累了。

    经济的重轭，失语的困境，面临生活与精神伴侣的即将离去，顾城一样，他也撑不住了。

    “黑子的运动，于午时一刻爆炸。”谁能真正还原黑子运动的轨迹，那个深渊的无限黑暗？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

    生如蚁而美如神

    陈力川

    我第一次见到顾城和谢烨是在1987年的深秋。顾城应法国文学杂志《欧洲》的邀请来巴黎参加一个于10月21日举行的诗歌讨论会，同时请我为顾城做翻译。我便有意与他约谈，想预先了解一下他演讲的内容。

    “这次讲什么，还不知道。”见了面，顾城直截了当地说。那天天气异常晴朗，听共同的朋友熊先生说附近的山上有许多栗子树，可以一起去捡栗子。秋天的山满目萧瑟，让人想到人生的悲凉。我这才注意到顾城穿的是中山装，不知为什么，中式服装在城里穿还挺庄重，可一到大自然里就显得很别扭，唯一的好处是兜大。不一会儿，顾城上衣的两个大兜就装满了栗子，他开始往胸前的两个小兜里装。我说两个大兜鼓囊囊的，看上去好像是满载而归，可这两个小兜要是鼓囊囊的，会使人产生其他联想。顾城憨憨地一笑，算是接受了我的提醒，但眼睛仍然盯着地上的栗子，舍不得走。我建议他把帽子摘下来装栗子，他不肯。中山装和直筒帽是顾城的装束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后来他在德国说：“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

    那天我们玩得高兴，误了吃午饭的时间。下午回到家，吃栗子是来不及了，每人稀里哗啦地吃了一碗泡饭，就往《欧洲》杂志社赶。当我们几个人呼哧气喘地走进会场，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方才落座，就听主持人介绍说：“火是顾城的第一个读者，因为他最早写的一些抒情诗都被他自己扔进火里烧掉了。诗人顾城好像是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鸟，今天这只鸟飞到了巴黎。现在我们就请‘鸟’讲话。”“鸟”沉默了良久说不出话来。冷场的时候，时间过得非常慢。有几个听众等得不耐烦了，开始交头接耳。我看到顾城的一只手不停地摸着上衣兜里的栗子，好像要努力收回那颗在山林里流连忘返的心。不知过了多久，“鸟”终于开口说道：“世界上只有难看的人，没有难看的树。”会场立即变得鸦雀无声，这时“鸟”接着又说：“树也会痛苦，但痛苦的树仍然是美的。”

    顾城讲话的时候，眼睛几乎不看听众，而是看着远处,他讲话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假思索却出口成章，一些听似不着边际的话会忽然产生紧密的关系，就像你总可以在散乱的云彩中忽然看出一个熟悉的形状。

    最后的日子

    顾晓阳

    1993年9月6日，孟悦和明凤英从旧金山开车回洛杉矶，我托她俩捎上了顾城和谢烨，下午五六点钟，到了我家。本来他们只是从这儿路过，第二天转机回新西兰，没想到因签证和机票问题，一下住了十五天。9月21日，离开洛杉矶去塔西提，住一夜后飞奥克兰，再渡海回到了自己的家——激流岛。10月8日，顾城和谢烨就出事了。

    6日那天我在华人超市买好了冻羊肉片，留孟、明一起吃涮羊肉。顾城戴一顶帆布做的西式礼帽、足蹬大皮鞋，谢烨穿着漂亮的裙子。一年前我们曾在旧金山盘桓过数日，所以看上去二位没什么变化，谢烨脸上皱纹多了些，显得累。

    据我的日记，那天晚上大家聊得十分热闹，都是聊我们在北京时候的趣事。孟悦听得津津有味：“你们应该把这些话录下来，不然好多事将来就忘了。”可惜，我们没录，到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日记只记了一句：谢烨说：“原来感觉晓阳就是一小男孩儿。”

    第二天一早，谢烨在客厅收拾行李，拿出一台便携式打印机——还是那种纸张两边带好多窟窿眼的老机器。顾城说他会写小说了，让谢烨打印出来给我看。这就是那本《英儿》。我匆匆浏览了片断，知道这是一个有关男主人公与叫雷和叫英儿的两个女子同居共处的故事。他们说过，小说写的都是真事，不会虚构。我就问：“谁是雷啊？”顾城说：“是谢烨。”我就不说话了。谢烨笑着说：“晓阳真老实，你怎么不问谁是英儿啊？”二人嘻嘻笑笑，都很愿意谈论这件事，也很高兴的样子，不过我没接着问。

    在洛杉矶的15天里，顾城处处想讨谢烨的欢心，是很明显的。一天他说想送谢烨一块表，我们就去了“小东京”，给谢选了一块瑞士表。谢很高兴，当即戴在手上。顾城说：“结婚十年我还没送过谢烨东西呢。”

    那天吃晚饭时顾城格外高兴，说话笑逐颜开，听别人说话也爱笑，还偷偷对我挑眉毛，像个小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相反谢烨却常沉默不语，好像有心事，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回到激流岛自己的家后，他们给我写了信，谢烨写了一张纸，顾城写了一张纸。谢信的日期是9月25日，顾信的日期是26日。顾城写道：“早上起来，山村依旧很美，木耳也好看了许多，灵而可人。”他还写道，“奥克兰也有中国小报，靠广告也能活”，这是接续着在洛杉矶他建议我办报他写稿的话题，特别留意了奥克兰的情况，给我做参考（后来他姐姐顾乡写信告我：顾城已给他妈妈写信让她收集国内报刊剪报，寄给顾晓阳办报用）。这说明，至少到9月26日这一天，他还是想活下去的。

    今年是诗人顾城去世20周年。顾城，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12岁时辍学养猪，“文革”前即开始写诗，是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人物，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他失去工作，从此四处漂泊，后隐居新西兰激流岛。1993年10月8日在其寓所因婚变等原因，杀死妻子后自杀。顾城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作品。作品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瑞典等十多种文字。

    (《北京青年报》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