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座宗祠散布在村中，这是其中的一座。

记者到访当天，这座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正在进行大规模修缮，里里外外都被脚手架包围着。从过去的照片来看，整座建筑古朴典雅，砖墙、石柱、石磴、石匾、龙脊（琉璃瓦）、石雕、墙画、塑像等所用的彩色釉陶为印有“同治十三年吴玉奇居造”字样的佛山制品，是广东师傅施工修建的粤式风格建筑。其建筑规模之大、工艺之精、历史之久，为漓江流域罕见。

宫内现存的32块碑刻，都为清朝时期的各类记事碑文，内容涵盖官府判文、告示，鼎建修缮圣母宫，与邻村签署友好相处合约，修路架桥，置办香田、灯田和各物，建造戏台，创办义学等。这些碑文承载了生生不息的家族记忆，涵盖了黄氏家族从顺治到宣统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类重大事件，凡知晓先祖名讳者，基本上都能在这些碑文中找到其足迹。

元末明初，毛村始祖黄冬进与郑、马、丁三姓的三位金兰兄弟从广东迁居桂林东乡马山胆，也就是如今的七星区小龙门一片，后移居茅垌洲，在此开荒田地，农忙耕种、农闲捕鱼，建立了毛村。

据乾隆二十五年手抄的黄氏族谱记载，黄冬进于明朝正统年间在桂林观音角的漓江上打鱼，遇英宗皇渡河有功，封官赐爵，但他不愿为官，只要四大江河，敕赐龙牌圣旨：逢水捕鱼，逢处泊船，至岸三丈六尺晒网之地。

获得捕鱼特权后，黄冬进将四条江河的捕鱼特权与郑、马、丁作了划分，其长子分往平乐府恭城捕鱼为业，次子随父在本村耕种为业，二房、三房、四房子孙分别在阳朔、荔浦捕鱼为业，“大房自祖黄姓，二房自祖郑姓，三房自祖马姓，四房自祖丁姓”。后来，黄冬进的后裔繁衍到第七世时，因郑马丁三姓少嗣后，黄姓丁多人旺，大房六世祖的长子留在大房，次子、三子、四子分别到两地承顶三姓江河，四房人众“积于黄姓一脉亲”，“以后丁多人重，起立祖庙，各房分居，各立宗祠”。正是这一历史事件，解释了如今在毛村为何能看到四座宗祠的原因。

由于人口不断增多，乾隆盛世以后，四大江河已难以满足毛村人捕鱼、行船的需求，他们逐步向贺州、柳州、湖南江永一带拓展；更有能者抓住水运发展的机遇，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如商号“黄源顺”的业主，有着“大圩四大家之首”之称的黄秋波。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黄冬进的后裔遍布漓江、荔江、茶江、桂江乃至珠江流域的水面及两岸，这些船家渔民世世代代铭记着自己的根，称自己为“毛村人”。“据不完全统计，包括本村和外地族裔的毛村黄氏族人有近10万人。”黄高有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黄氏后裔多在桂林、平乐航运公司工作，改革开放后纷纷转入旅游航运。李喜明回忆道，自己当年在负责大圩居民身份证相关工作时，注意到有不少在航运公司工作的人就是从大圩户口迁出去的。

信仰妈祖，令人好奇的“方言岛”

毛村人长年在江河捕鱼、行船，经历无数险滩风雨，“海上女神”妈祖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信仰。黄高有告诉记者，圣母宫内原有妈祖像，但在“破四旧”时期被毁。

正因为圣母宫的存在，毛村人一度被视为客家人，记者查阅资料时发现，有不少学术论文将毛村作为研究客家文化的样本，但也有学者提出毛村人并非客家人而是船上人的观点。

“我个人认为不太像，本村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客家人。”在问及毛村人是否为客家人时，黄高有这样说道，在他看来，“毛村话”也并不属于客家话，“在毛村土话中‘吃饭’叫‘切反’、‘睡觉’叫‘虚告’”。

“平乐、恭城、阳朔甚至到梧州，在水上打鱼的黄姓人家说话都是相同的，他们有自己的毛村话。”李喜明说道。原来，不忘本不忘根的黄姓船家人形成了自己的方言网，沿江两岸的人称之为“船上话”，船家渔民自称为“毛村话”。

刻有“高容旛旗”的石砌拱门。

记者在1995年出版的《平乐县志》里找到了关于毛村话的记载，“县内的福建话属闽南次方言，主要分布于二塘、张家、沙子、桥亭、附城等乡（镇）的部分地区……船民话又称茅村话，旧称船民为‘疍家’，故船民话又被称为疍家话，现称‘船民话’。县内船民祖先来自福建省……”这里提到的“茅村话”就是黄氏族人操的毛村话。

如此看来，毛村就像一个奇特的“方言岛”，既不同于周边地区的语言，也不同于客家话，那么它究竟属于什么方言？《广西疍家话语音研究兼论桂北船民话的归属》一文或许给出了答案：“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平乐县志关于毛村话为闽方言的论断缺乏事实依据。而语言事实表明，桂北船民话应属于桂北平话系统。”

红色基因，诞生桂北第一个农村党组织

毛村有独特的风土人情，也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桂北地区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就在这里诞生。

黄志雄家的小阁楼，桂北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在此诞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桂林第一个中共党组织——桂林县支部干事会遭到严重破坏，党组织出于安全考虑，指示中共党员周代之和黄志雄(女)撤退到毛村隐蔽，这里正是黄志雄的家乡。在撤退时，考虑长远的周代之把一台平时为党组织印刷宣传品的油印机一块运到了毛村，印刷了大量的传单标语，然后在晚上运到桂林城内张贴和散发，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与此同时，转移到毛村的他们还肩负着在隐蔽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的重任。两人首先发展了黄的兄弟二人黄居仁、黄志明和一名小学教师入党。为进一步开展活动，他们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向入党积极分子秘密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在农民中发展新党员。经过几个月的发动和培养，他们在毛村、朱家村先后发展了11名农民入党，为革命活动培养了骨干力量。

1928年7月，中共广西特委委员李其实到桂林指导工作。8月初，中共桂林县临委成立时，李其实指示由县临委委员周代之负责组建东乡区委，领导发展农民党员，开展农村工作。同月下旬，中共东乡区委在毛村成立，秘密设立在黄志雄家小阁楼上，区委下面还成立了毛村、朱家村两个支部，为开展农村革命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根据中共广西特委关于发动秋收暴动的7月指示，由李其实主持县临委在毛村多次召集会议，制订出“秋暴”计划，决定在东乡区发动武装起义。但因准备不足，9月底，“秋暴”行动被迫放弃。

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二五减租”，即按实交地租额减少25%，东乡区委利用这块牌子，发动农民要求地主实行减租。黄家是东乡区有名的大地主，黄家的三位兄弟姐妹首先动员父亲黄云山减租，遭到反对并被赶出家门。于是三人发动群众和父亲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其实行“二五减租”。突破了自家的防线后，从1928年秋收时节开始，其他地主也在被普遍发动和组织起来的穷苦农民强烈要求下，普遍实行了“二五减租”。

12月初，在东乡区委的秘密领导下，经过党员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万正乡劳动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同时还成立了12个行政村劳农会、43个自然村农民小组，入会人员达到1512人。劳农会成立后，组织农民继续开展减租减息、抗捐抗税、反封建斗争，让农民成为农村的主人。

1929年春，中共广西省临委遭到破坏，中共桂林县临委的工作停止，中共东乡区委解散。虽然党秘密领导的万正乡农民运动时间短暂，但争取和维护了农民阶级的利益，将革命的火种撒播进了广大农民群众心中。

拨开历史的层层云雾，如今的毛村利用土地平坦开阔的地理优势，广泛种植无公害蔬菜，远销大湾区等地区。

桂林即将进入最“冻人”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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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桂林日报（记者胡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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