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启蒙大师的足迹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曾经告诉他的弟子说：评价一个人不要只是听他说了些什么，而是要看他干了些什么，即不要听其言便信其行，而应当听其言而观其行。正是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在透视黄宗羲的启蒙哲学时，首先从追溯其思想和活动的轨迹入手。

　　黄宗羲在晚年自题画像时，曾对自己一生的经历作过这样的概括：“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由此可见，黄宗羲一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从事反对宦官阉党的斗争。第二阶段，主要从事武装抗清活动。第三阶段是他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的时期。

　　1．东林遗孤，复社领袖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八日，黄宗羲出生在浙江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村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家庭。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为东林名士，在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官至朝廷御史（负责监察事务），但因其不满于当时的腐败政治，屡次上书熹宗皇帝，弹劾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集团，而被陷害入狱致死。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

　　黄宗羲早年的学业，都是由他父亲传授的。父亲的政治理想、思想观点以至于为人处事都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父亲被害，黄宗羲在入京讼冤、上书崇祯皇帝、锥刺奸党取得胜利后，就到了绍兴证人书院，师从著名理学大家刘宗周，开始了他求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黄宗羲对他的老师非常尊敬，他后来的一些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的酝酿和形成，与这一时期受到了刘宗周的巨大影响是分不开的。黄宗羲求学绍兴期间，当时的另一著名学者陶奭龄也在绍兴讲学，但陶氏离开了传统的儒家学说，大多讲一些因果报应之类的佛教思想，影响较大。为了弘扬师说，抵制陶奭龄宣扬的佛学唯心主义，黄宗羲联合了60多位志士仁人到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听讲，并发表演说，批判陶奭龄散布的佛教的虚幻荒谬之说。结果，陶奭龄被迫偃旗息鼓，终止了他对佛学唯心主义的宣传。

　　崇祯三年（1630），黄宗羲在南京加入了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进步学术团体——复社。复社成立于崇祯二年，是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文社，他们继承了东林党的传统，抨击时弊，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提出了“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辩是非”的思想宗旨，担当起了打击阉党的任务。

　　黄宗羲参加复社后，曾与顾杲、陈定生、吴应箕一起领导了声讨阉党阮大铖的斗争。他们组织了复社名士140余人，以黄宗羲、顾杲为首，共同签名，于崇祯十一年七月发表了声讨阮大铖的《南都防乱揭》。在此《揭》中，他们严正指出：早在天启年间，阮大铖就为魏忠贤出谋划策，残害无辜。现在，他又乘国家危难之际，招集亡命无赖之徒，暗与阉党余孽交通不绝，并扬言说，“吾将反案矣”，“吾将起用矣”。真是“阴险叵测，猖狂无忌”。因此，为了免使百姓再受阉党之害，就需要大家“戮力同心”，“不惜以身贾祸”，为国除奸。复社名士表示，如果自己的努力和斗争将来失败了，阮大铖“威能杀士”，那么，复社志士甘愿“以身当之”，“以寒乱臣贼子之胆”。《南都防乱揭》发表以后，黄宗羲又联合被国党迫害致死者的子弟，在桃叶渡举行大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和控诉阉党迫害志士仁人的罪行。

　　清兵入关后，明王朝覆亡，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满族贵族的统治时期。清顺治元年（1644）五月，马士英等人在南京拥立明福王朱由崧为监国，接着又正式称帝，年号弘光。于是，南明小朝廷建立，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一个个粉墨登场，且身居要职。国党得势后，打击复杜名士的活动也就开始了。黄宗羲、顾杲、陈定生等复社志士都遭逮捕。后来，清兵南下，南京失守，黄宗羲等人才乘乱得以脱身，“踉跄归浙东”，投入了武装抗击清兵的斗争，从而开始了他生命历程中的第二个阶段。

　　2．投笔从戎，甘为游侠

　　黄宗羲本是一个书生，他早年参加复社期间，主要是用笔和舌同明王朝中以阉党为代表的腐朽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是，南京失陷后，江南已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为阻止清兵南下和东渡，江南人民纷纷举起了抗清义旗。黄宗羲在家乡同他的两个弟弟一起“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军于江上”，沿钱塘江布防。老百姓称黄宗羲带领的军队为“世忠营”。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明鲁王朱由海在绍兴由张国维等人拥戴为监国，鲁王政府成立，黄宗羲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兼兵部职方司主事。其间，黄宗羲很想干出一番事业。例如，他在整顿军纪、排解纠纷、策划进攻等方面，都是颇有政绩的。尤其是由他策划和指挥的“西渡”，得到了清代许多学者的赞赏。但由于鲁王政府的实权掌握在方国安、王之仁等所谓“悍帅”手中，一般人处处都要受制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黄宗羲想要有大的作为，实在是困难的。

　　顺治三年五月底，由于掌握军队实权的方国安、王之仁不肯接纳黄宗羲等人提出的正确建议，在军事上只知被动自守，致使清兵从钱塘江北岸顺利过江，绍兴失守，鲁王出逃，由海上辗转进入福建一带。

　　就在鲁王政府严重受挫的危机时刻，黄宗羲毫不灰心，毅然率领余部500余人，进驻四明山，结寨固守。但遗憾的是，由于这支部队没有联络好山民，就在黄宗羲微服潜出打探鲁王消息对，山民“突焚其寨'，致使黄宗羲所部溃散覆亡。在这种情况下，黄宗羲已无去处。部队溃散，鲁王失去消息，又加上清廷缉拿他的檄文不断下达，于是，他只好避居山中。此后，大约有3年的时间，黄宗羲都在逃避清兵的追捕。他的亲属也因受株连而流离失所，八口之家竟有一半病死，家中房舍一年内又有两次遭遇火灾。他后来在回顾这一段艰难历程时写道：“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

　　就在这种艰难困苦的境况下，黄宗羲还潜心研究历算。他的《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假如回回历》、《假如西历》、《假如气运算法》、《推法授时历》、《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图要义》等等，大致都是在这两三年的时间内完成的。

　　顺治六年七月，四明山抗清义军王翊、冯京第等人已控制了四明山大部，声势浩大。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把黄宗羲、王翊等人的画像悬挂各处，通缉捉拿。通缉无效后，清政府又派人以高官厚禄招降义军首领。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些意志薄弱的人便投降了。黄宗羲写了一篇题为《陌上桑为马昼初作》的诗，诗中写道：“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人生各有志，一一不同途。”以罗敷不事二夫来表达自己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

　　后来，黄宗羲曾奉鲁王之命去日本乞师求援，但没有成功。顺治七年七月，清兵攻克四明山。次年九月，又攻占了鲁王所在的舟山，鲁王虽被部下救走，但其所部非死即伤，鲁王政权从此瓦解。黄宗羲这才侍奉老母回家，“毕力于著述”。

　　沿着黄宗羲武装抗清的足迹寻觅，我们发现黄宗羲是一个有气节、有谋略的爱国志士。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惭愧在灯前。梦中失哭儿呼我，天未招魂乌降筵。好友多从忠节传，人情不尽绝交篇。于今屈指几回死，未死犹然被病眠。”这首诗既体现了他怀念抗清亡友的悲愤心情，同时也反映出了他未能以死报国的愧疚。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黄宗羲的爱国主义是有其局限性的。在他那里，国家和民族这两个概念是混淆在一起的，爱国就是爱汉民族，爱汉民族就是爱国。在他的头脑中，装满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大汉族主义的思想观念。凡此等等，都是我们今天应当抛弃的。

　　3．厕身儒林，著书布道

　　抗清复明斗争失败后，为了探索明亡的原因，改革君主制的弊端，黄宗羲开始系统整理自己在南明时期形成的思想。

　　这一时期，黄宗羲发愤治学，全力以赴地钻研学问，以著述垂示后人。他在自述这一段治学经历时曾说：“黎洲老人坐雪寄亭中，不知日之早晚、写作劳累了便行走于门前田亩之中，稍作休憩后，便重又开始工作。如此度过了年年月月，以致在书桌上都留下双肘的痕迹。至于亲友之间的庆吊吉凶之礼，自然也就废而不讲了。”就这样，为了著述和讲学，黄宗羲甚至连自己的亲人也疏远了。他有一女嫁城中，终年不与之往来。有一女嫁到南方的边远地区多年，要求回家，黄宗羲也默不作许。他沉痛地说：“这并不是老人无情，而是自己不敢浪费时间啊。想一想李斯将被腰斩的时候，曾对他的孩子说：我想同你们一起牵着黄犬到上蔡东门追逐狡兔，还能做到吗？陆机临死前也曾感慨地说：华亭的鹤鸣，我再也听不到了！我自己九死而未死，我的今日就是李斯向往的重新牵着黄犬到上蔡东门追逐狡兔，就是陆机临死前幻想的复闻华亭鹤鸣。李斯、陆机不能得到的时光，我得到了，这已经是万幸了。如果不知自惜，而把大量时间浪费于庆吊礼仪之间，李斯、陆机地下有灵，难道会不怪罪我吗？”这段沉痛、深刻而自豪的话语，表明了黄宗羲十分珍惜自己九死一生的生命，反映了他为完成著述而只争朝夕的精神。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思考，清康熙元年（1662），黄宗羲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读了这一著作后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顾炎武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这部书在当时思想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后来，梁启超等人也对此书推崇备至。因此，《明夷待访录》实际成了清末戊戌变法甚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关于这部书的详细情况，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这里不再赘述。

　　在武装抗清失败后的10多年中，黄宗羲一直沉浸在亡国之痛中，他把自己的疾愤和感慨全部倾注笔端，完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学术著作。除《明夷待访录》外，还著有《留书》一卷，今已不见。还有与《明夷待访录》并称“三录”的《思旧录》和《汰存录》，还编定了诗集《南雷诗历》，并写下了反映南明武装抗清的系列论著《隆武纪年》、《赣州失事记》、《绍武争立记》、《鲁记年》、《舟山兴废》、《四明山寨记》、《日本乞师记》、《永历记年》、《沙定洲记乱》等，后辑为《行朝录》。有人把黄宗羲这10多年间完成的著作称做“痛史”，实是道出了黄宗羲这一时期著述的特点。

　　为了宣扬自己在战乱之后形成的医治病态的中国社会的启蒙思想，黄宗羲于康熙六年，在绍兴恢复了他老师刘宗周创建的证人书院，开始了讲学活动。在此讲学期间，他注重实用，提倡实学，主张以六经为根柢，反对玄虚空谈之学。他说：“明代人讲学，大都抄袭先懦语录的糟粕，而不以《诗》、《书》、《礼》、《易》、《乐》、《春秋》为根抵。”并认为学生只有谙熟六经，才能经世致用，才能投身于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去，从而不致沦为迂儒之学。为此，他于康熙七年，在鄞县举办了“讲经会”。

　　通过讲学活动，黄宗羲的思想影响不断扩大。康熙十五年，黄宗羲到海宁讲学。海宁县令许三礼邀集当地名流和官员到北寺听他讲学，清廷大官僚徐元文也亲来听讲，刑部尚书徐乾学则派门生前来听讲，声势之浩大，可想而知。此后，他又连续5年在海宁讲学，影响都很大。全祖望在《神道碑文》中谈到黄宗羲这一时期的讲学活动时憾慨地说：“东至鄞县，西至海宁，大江南北，从者骈集。”

　　黄宗羲的讲学活动轰动了大江南北，同时也培养和造就了许多著名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有万斯同、万斯大和阎若璩。此外，陈夔献、万充宗、陈同亮等人研究经学有一定成就，万公择、王文三以传播黄宗羲哲学而著名，郑禹梅则以文章闻名于世，万季野的史学在清初是数一数二的。这些人在学术上的建树和成功，多得益于黄宗羲的启迪和教诲。

　　在给学生讲授经学和史学的过程中，为了使讲学布道和研究著述有机结合在一起。黄宗羲又把自己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史学和经学。康熙十四年，他编定了《明文案》这部217卷的巨著。康熙十五年，他又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哲学思想史——《明儒学案》。此后，又开始编撰《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在这一时期，他还完成了哲学上的重要著作《孟子师说》和《易学象数论》。

　　黄宗羲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也引起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注意，他们希望黄宗羲能够出来为清廷效力。因为此时满族贵族在全国的统治地位虽已确立，但实际上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依然奉明朝为正统，对清政府心存敌意。像黄宗羲这样学识渊博而又在广大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人，如能争取过来为清廷所用，对于社会安定和文化振兴，无疑具有重大作用。于是，在康熙十七年，康熙帝下令“诏征博学鸿儒”时，朝廷大臣叶方蔼当面向康熙帝荐举黄宗羲，“且移文吏部”。黄宗羲在京的门人陈锡嘏闻知此讯，大吃一惊，忙代为力辞。因为他知道老师早就为自己规定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份亦止于不仕”的遗民操守，甚至还经常发出“此身惭愧在灯前”的感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逼老师出仕，后果将难预料。由于陈锡嘏的力辞，清廷只好作罢。

　　又过了两年（1680），主持编修《明史》的大臣徐元文向康熙帝面奏说：“黄宗羲不是那种随意就可召来的人，或许可以以礼聘请他来编修《明史》。”于是，康熙帝即令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以礼敦请，结果黄宗羲以年老多病为由力辞不往。康熙皇帝知道无法强求黄宗羲参修《明史》，于是，只好又下一特旨：“凡是黄宗羲的论著，及其所见所闻对编修《明史》有所助益的，地方官都应抄录来京，交付史馆。”不久，徐元文又邀请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进京参修《明史》。这一次，黄宗羲同意了。因为黄宗羲虽不愿做清朝的官，但他深知编修《明史》是有关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大事，因此，在康熙十八年，他的得意门生万斯同应徐元文之召去京参修《明史》时，他就表示支持，并把一部分史料交给万斯同随身带去。所以，黄宗羲对徐元文此次对儿子的邀请也就未加阻止，并给徐元文书信一封，寓意深长地说：“如今我让我的儿子跟从您，您可以放过我了吧！”黄宗羲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编修《明史》，但他确为编修《明史》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徐元文负责编修《明史》的过程中，每逢遇到重大疑难问题，总是致书黄宗羲，请求指正。有时甚至直接派人不远千里把稿子送给黄宗羲，待他审阅修改后才算定稿。

　　晚年的黄宗羲是一位德高望重、举世公认的饮誉全国的大学者，他与河北容城的孙奇逢、陕西周至的李锸，“一个居东南，一个居北，一个居西，鼎足三峰”，号称“国初三大儒”。当时有人称赞黄宗羲说：“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水导山，脉络分明，乃吾党之斗构也。”尽管如此，黄宗羲还是坚持学习，笔耕不辍。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82岁了。从这一年开始，他经常患病，体力已大不如前，但仍坚持著述。康熙三十二年，83岁的黄宗羲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部著作，482卷的《明文海》。为了写这部著作，他花费了整整26年的时间。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凌晨，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的黄宗羲病逝了，一颗思想的巨星殒落了。他在病重时，告诉家人说：“我死后即于次日安葬，穿平时的衣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材，不作佛事，不作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族纸幡纸钱，一概不用。”并要求家人在他的墓前树立两条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黄宗羲的这些遗嘱，体现了他反对封建迷信的进步思想，表现了他不事王侯、以著述垂示后人的高风亮节。

　　通过对黄宗羲一生战斗历程的追溯，我们既了解了黄宗羲是一个怎样的人，也发现了黄宗羲能够成为一代启蒙大师的社会历史原因。下面，我们将从社会历史观、自然观、认识论以及治学方法论等方面展开黄宗羲启蒙哲学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