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郎

由最近的时政热点“中印洞朗对峙”，我决定潜下心来，把这几年一直想写的中印边境东段“藏南九万平方公里丢失”的普及文章，仔细写出来、作为“拨开迷雾·认知西藏”系列文章的一个章节。

要搞清楚“藏南九万平方公里丢失”的来龙去脉，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1914年流产的“西姆拉会议”，1962年奇特的“中印边境战争”（我国官方叫做“对印自卫反击战”）。同时，还要涉及到清末民国的西藏、英俄两个帝国在高原的作为、英属印度和独立后印度的作为、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史实、周边的尼泊尔/不丹/锡金的角色等。其中，有相当多公众不熟悉的知识点。

由于本文很长，敬请耐心阅读！

通过近十几年对西藏和周边区域历史的研读、以及在高原的工作生活体悟，我有个心得：研究或研读西藏的历史，视野不能仅仅局限在高原，而应以欧亚大陆、甚至全球作为参照系，这样才能真正看清历史的脉络和成因。

今天，我们就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详细探究“藏南九万平方公里”的来龙去脉。

一、何为藏南？

最近的热点区域“洞朗”所在的“亚东县”，位于中印边境很特殊的一个位置上，从地图上看，亚东形成了向喜马拉雅山脉以南、自上而下突出的一个楔子，其东边是不丹王国，西边是被印度吞并后的锡金邦、南边是印度非常狭窄的一段国土连接部。

洞朗、亚东县、藏南争议区，及周边国家、地区的位置关系图

印度控制的国土地图：红色为藏南，白色为锡金邦和印控克什米尔

从上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东北几个邦与其主要领土之间的陆路联系比较薄弱。如果从蓝色的亚东县穿插下去，很容易切断其陆路通道。

而印度东北的几个邦中，藏南（印度叫做“阿鲁纳恰尔邦”）这九万平方公里，一直是中国和印度之间最大的领土之争。

中印边境态势图：东、中、西三段的位置和争议面积［图片来自网络］

中印边境东段争议区“藏南”，由西藏历史上的三个区域构成，分别是：门隅、珞隅、杂隅的一部分。“门”在藏语中指“低热多树的河谷”，“珞”意为“南方”，“杂”意为“杂居”。“隅”是“地方”的意思。一般来说，门隅包括了达旺。杂隅，后来叫察隅。

西藏本地，很久以前就有关于门隅、珞隅、察隅的记载。比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记载：“吐蕃分为四如…南自珞与门、西自香雄、北至霍尔、东自咱米兴米等等均予征服”。

门隅、珞隅、察隅的主要原居民，其人种均非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或达罗毗荼人，而是汉藏人种（汉藏分离不过是5000多年前的事情）。文化宗教上来看，当地早期信仰苯教比较普遍；11世纪“藏传密教”宁玛派传入，建达旺寺；17世纪后期五世达赖时期，“藏传密教”格鲁派传入，并逐步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噶厦时代，山南错那宗的冬季办公地也在门隅达旺。达旺，还是六世达赖的出生地。［*注：对于“藏传佛教”、又叫“喇嘛教”的这支宗教，本文将使用“藏传密教”一词作为标准称呼。具体理由，另文表述］

我曾听一位藏族学者前辈说起，过去西藏有个民谣，大致意思是：“达旺、德让两个宗，如果丰收的话，全藏人民就不会饿肚子。”可见藏南门隅一带的富饶，以及对西藏的重要性。

西藏噶厦地方政府也从未放弃对藏南的权力。到了1930年代，英印与噶厦讨论“麦克马洪线”时，噶厦明确答复，藏南达旺、德让等宗，一直属于西藏管辖，包括派官、征税等。1943年，噶厦派官员到门隅查办边务、整顿吏治。

1944年8月，英印军队侵占德让宗，并派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古德去拉萨提出领土要求。10月底，噶厦回复，十三世达赖生前从未提及“麦克马洪线”、该线不合法。12月，西藏“僧俗大会”开会决定：“藏地绝不割让英国，并全体签字，有祸患，僧俗共之”。

大英帝国殖民印度以及周边国家的历史上，其内部文件中涉及藏南归属的话题，历年多次提到“属于西藏管辖”。

下面我们再看两张英属印度时期，他们的官方地图——

1893年、1909年，英属印度官方地图［来自wikipedia］

放大看藏南和“中印传统习惯线”的位置关系——

蓝线内，当年英国人自己地图上的中印边界，依然是中国后来主张的中印传统习惯线，而不是以北的所谓“麦克马洪线”。

那么，这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究竟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从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说起。

二、清末民初的高原

十九世纪末，随着清朝的没落，英帝国的扩张、沙俄帝国的兴起，在青藏高原的政治角力之中，作为中央政府的清朝势力不断弱化，英国和沙俄则以各自的方式步步进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藏，一直是这两个帝国争夺势力范围的热点，后来由于沙俄在日俄战争中的战败，逐渐退出了高原角逐。

同时，原来属于清朝中央政府授权建立的西藏“格鲁派政教合一”体制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等人，开始同英、俄接触，并由于清末驻藏大臣、川边军的恶劣作为，而出现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疏远、抗拒的局面。

2-1、格鲁派“政教合一”的来龙去脉

公元877年“吐蕃王朝”灭亡之后，西藏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持续了近一千年——中间经历的元世祖授权藏传密教萨迦派的代理统治，萨迦派也没有完全掌握西藏各个万户。

1636年，新兴的藏传密教格鲁派在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领导下，与驻牧青海的“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结盟，邀结蒙古军队加入青藏高原的宗教战争［西藏历史上的宗教战争频发，以后专门写文］，先是打败了西藏周边四川康区的苯教土司势力，1642年，彻底打败西藏本地的“藏巴汗+噶玛噶举派”政教联盟——这一仗，有“两千蒙古铁骑杀灭十万藏军”的说法。虽然数字上可能夸张了，但宗教战争也是战争，一样很残酷。

固始汗与格鲁派当时的领袖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在宗教战争中、战胜后，曾先后向后金时期的皇太极、清朝时期的顺治皇帝表示效忠，顺治皇帝给予了认可。

1642年-1717年的西藏，是卫拉特蒙古汗王掌握政权、格鲁派达赖喇嘛掌握教权。被称为“甘丹颇章政权”时期。

固始汗

1717年，“卫拉特蒙古”新兴的准噶尔部入侵西藏，大肆屠杀劫掠。和硕特部统治西藏政权的第六任“拉藏汗”全家被杀。1718年、1720年，清朝两度发兵平叛。第二次，以康熙的十四皇子胤禵为大将军统领各军，年羹尧为四川总督负责后勤保障，出兵三路。10月，准噶尔部兵败逃走，清朝建立了对西藏的直接统治。

1721年-1750年的西藏，由清中央册封的藏族世俗首席噶伦为“西藏郡王”掌握政权、格鲁派达赖喇嘛掌握教权。

1727年开始，清中央设驻藏大臣监督西藏地方的行政权力，当年发生阿尔布巴勾结准噶尔部叛乱。1728年，清廷派查朗阿等率军至拉萨，将叛乱的阿尔布巴、隆布鼐二人凌迟处死。册封世俗贵族颇罗鼐为首席噶伦、西藏郡王，负责政权。

1751年，因颇罗鼐的儿子、第二任“西藏郡王”珠儿默特勾结准噶尔蒙古叛乱，清廷派军平乱后，乾隆认为“因有藏王称号，是以拥势太重”，遂废除原有的“西藏郡王”兼首席噶伦制度，将政权交给七世达赖喇嘛一系。清廷下旨颁行《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章程扩大了驻藏大臣的职权，并首次正式规定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形成驻藏大臣、达赖的僧官系统、噶厦俗官系统三者制衡的状态；正式设立噶厦地方政府、长官为噶伦，秉承驻藏大臣、达赖喇嘛旨意办事。噶厦政府遇有大事，需请示达喇喇嘛和驻藏大臣酌定、并盖双方印章。噶厦重要官员的任免，必须奏报中央批准。

1751年，从七世达赖开始，正式确立了以“藏传密教”格鲁派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统治机制，并持续到1959年。

同时，清中央积极扶持驻锡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格鲁派班禅喇嘛一系，其政教权力，不归拉萨的达赖喇嘛和噶厦管辖。班禅喇嘛的政教合一机构称“班禅堪厅”，下辖十个宗［宗，相当于县］，其官员任命、税收、差役、司法裁决等，均由班禅堪厅自主负责。重要事项报驻藏大臣。

格鲁派内部，实际上有四位宗教地位平起平坐的最高级别“转世活佛”，分别是：前藏的达赖喇嘛、后藏的班禅喇嘛、内蒙和青海的章嘉国师、外蒙的哲布尊丹巴。而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严格意义上的接班人是甘丹寺住持“甘丹赤巴”，这个事以后专门撰文评述。

关于西藏历史上的三次“政教合一”统治，以后专门著文探讨。结论不妨先说：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从来就不是“自古就有”的——最早只能上溯到十三世纪的元世祖时期，并且每一次形成广泛统治的“政教合一”都来自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授权或大力支持。

康熙、雍正、乾隆

2-2、活佛转世制度出现了问题

1788年、1791年，尼泊尔新兴的廓尔喀王国两次入侵西藏，“带路党”是“藏传密教”噶玛噶举派第二大活佛十世“夏玛巴”［也翻译为“沙马尔巴”］。

起因是：1780年，六世班禅进京给乾隆皇帝贺寿，不幸染病圆寂，因此清中央和满朝权贵赏赐了大量黄金白银——史载，钱财“数十万金”、“珍宝不可胜计”。夏玛巴与格鲁派另一位大活佛“仲巴呼图克图”，与圆寂的六世班禅是同母异父的三兄弟［高级活佛转世在大贵族家族，曾经是个普遍现象。反映出“转世”的可操作性，雍和宫里乾隆皇帝御笔的《喇嘛说》专门指出了其中弊病］。仲巴坚持这些钱财是赏赐给格鲁派的，噶玛噶举派的夏玛巴没份儿。夏玛巴怀恨在心，就跟廓尔喀国王撺掇，“极言扎什伦布寺所得财物之丰厚，又将藏兵虚实相告，唆使廓尔喀入藏劫掠”。

廓尔喀是当时尼泊尔的新兴政权，两次入侵西藏，西藏地方均难以抵抗，扎什伦布寺被洗劫。［公元八、九世纪的吐蕃王朝曾横扫青藏高原，1000年后却被小小的廓尔喀打得满地找牙，几百年藏传密教对西藏的弱化，可见一斑。］

1792年，乾隆派出的大将福康安、海兰察等率大军入藏［没错，就是那个在小说和电视剧中著名的福康安］，彻底降服廓尔喀。廓尔喀将所有抢掠自扎什伦布寺的财物归还，并表示“投顺天朝”，成为清朝的属国。

战争期间，乾隆先后革职更换了几位办事不利的驻藏大臣。此战之后专门下旨，永久废除“带路党”夏玛巴活佛的转世系统，将其所属100多座噶玛噶举派寺庙全部改归格鲁派，并将已在尼泊尔去世的夏玛巴尸体索回、在西藏各处作为叛国贼示众；将另一位参与叛乱的活佛“剥黄处死”。

这两次战争，暴露了当时藏传密教活佛转世过程中，地方各大家族势力深度介入、垄断转世人选、并进一步干涉西藏政事的问题。1793年清中央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定了高级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等制度，详细规定了西藏的宗教事务、外事、军事、行政和司法权力，达赖、班禅转世程序，地方政权的组织结构，并正式划分西藏和青海、四川、新疆等省份的边界。此后西藏的政务基本依照此章程行事。

以上可见，当清中央强大的时候，不仅能够保卫边疆，而且能够及时更换、惩戒腐败无能的地方大员、宗教上层，从军事到吏治，都保持足够的水准。

从西藏郡王时代、到确立格鲁派的“政教合一”统治、直至十八世纪末，西藏的内忧外患均依靠清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持，才能化险为夷。

2-3、清朝西藏治理架构的形态和构成

“格鲁派政教合一”模式在比较成熟之后，架构图大致如下——

西藏“格鲁派政教合一”模式架构图［十一郎 绘］

其中，前一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新的灵童尚未成年之前，由摄政掌权。重大事宜（外交、军事、与其他地区关系、高级官员任命等），达赖或摄政必须征得驻藏大臣同意、联名上报中央，达赖、班禅等高级活佛灵童的掣签、坐床，一般由驻藏大臣主持。

“司伦”的职位，有时是个虚职。

“噶厦”是政府办事机构，一般由四名“噶伦”（三俗一僧）主理。官员中，主要来自贵族家庭的俗官占大多数，僧官占少数。

“三大寺”等代表寺院集团的利益，经常在重大事务上，与噶厦或者达赖/摄政做内部协调。

“僧俗大会”（也有人叫做“民众大会”的）是中后期出现的，由噶厦的中高级官员、三大寺代表、其他著名活佛、贵族代表等构成，类似于“罗马元老院”的议事机构。

班禅喇嘛等相对独立，不在这个架构里。

在这个架构中的核心势力，是寺院集团和官贵集团。

寺院集团，是旧西藏最核心的统治阶层。“藏传密教”的僧侣组织，不仅仅是出家人那么简单。以格鲁派三大寺为首的寺院集团，掌握着西藏超过三分之一的庄园、土地和生产工具，以及同等比例的农奴。另外，以哲蚌寺为主，三大寺还有大约3000名“浪荡僧”——无需学经修法，是寺庙的“武装力量”。在寺院集团看来，噶厦地方政府存在的唯一宗旨就是：“为了佛法的兴盛”，换句话说就是：服务于宗教组织的利益。寺院集团在统治层面，不仅有三大寺堪布、著名活佛，还有噶厦内的“僧官”。

代表世俗势力的官贵集团，主要是贵族和俗官。当时，除了龙厦这种凤毛麟角的开明派，官贵集团也普遍保守。

2-4、达赖喇嘛的“神圣”权威…

在“格鲁派政教合一”的208年历史中，历世达赖喇嘛的权威，并不总是那么“神圣”。原因在于这一模式本身。

当某一世达赖圆寂之后，要寻访下一世的转世灵童，经确认后、培养到成年才能执掌政教权力。这期间由“摄政”代理。

一般情况下，摄政主要出自格鲁派内部，比如班禅、热振、第穆等；其次，摄政一般也是达赖灵童的寻访者；然后，摄政还可能是灵童的上师。于情于理，达赖与前任摄政之间，应该是彼此和睦的吧？但却未必。

达赖转世系统建立于三世达赖，之后四世达赖、五世达赖的岁寿，都比较正常。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因为涉入“桑结嘉措联合准噶尔蒙古试图谋反”事件，才被康熙下旨废除，并在解押进京途中、于青海湖畔圆寂，终年23岁。

1751年，确立“政教合一制度”之后的七世达赖活了50岁、八世达赖活了46岁，都算正常。

1793年，乾隆皇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高级活佛转世必须遵守“金瓶掣签”制度，结束了之前转世灵童容易被某些势力垄断的局面。结果，连着四辈达赖喇嘛都是短命：九世10岁、十世21岁、十一世17岁、十二世19岁。这里面有多少争权夺利的明枪暗箭？“政教合一”带来的“绝对权力”这剂迷药，药性相当恐怖。

实际上，在十三世达赖之前，连续长达90年的时间里，西藏地方的政教权力，从未掌握在任何一位达赖喇嘛手中。

十三世达赖喇嘛1895年20岁时亲政，就与刚卸任的摄政、格鲁派著名的第穆活佛，发生严重矛盾。1899年，因发现第穆对达赖下咒，达赖喇嘛下令处死第穆活佛——“浸泡在一只巨大的铜水桶里活活淹死”，并没收第穆寺庙的财产、禁止其转世。［藏传密教组织一直是追求政教合一的，因而活佛之间的权力斗争，也很残酷］

御赐金瓶掣签用具［来自wikipedia］

2-5、英国殖民印度

英国势力进入南亚，是从1608年开始的。

当时英国在印度的实体叫做“不列颠东印度公司”。那个时候统治印度的是莫卧儿帝国（1526年-1858年）。莫卧儿帝国是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后裔“巴卑尔”从中亚南下建立的伊斯兰教王朝，莫卧儿就是“蒙古”的意思。莫卧儿帝国统治的疆域，比今天的“印度国”大多了。

莫卧儿帝国疆域图［来自wikipedia］

到了1690年代，经过不断的征战，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无可争辩地成为了南亚次大陆的准国家”。

1773年，东印度公司改为直接受英国内阁管辖，并开始指派“印度总督”。

1858年，英国人把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流放到缅甸仰光，然后处死了其家族的大部分成员，英帝国正式获取了南亚次大陆的统治权。东印度公司时代结束，进入到“英属印度”时期。

英帝国作为那个时代全球最强大的帝国，曾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在它诸多的殖民地中，“英属印度”是最重要的一块，是英帝国海外发展的最主要方向。其地位之高，在英国官方文件中，多次被形容为英帝国的“第二帝国”。

“英属印度”最强盛时期，包括现代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缅甸（1937年归英国内阁直管）等国，地跨南亚、东南亚、中亚，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同时扼守印度洋海上通道。

当然，“英属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国家”。

官方地图的右上角是“Indian Empire”——印度帝国［来自wikipedia］

2-6、英国侵入西藏外围

全力经营南亚的英帝国，一直觊觎着印度殖民地背后的青藏高原。

不丹，位于西藏的南部，“不丹”就是“西藏末端”的意思。该国政权由“藏传密教”竹巴噶举派的夏仲·阿旺朗杰于1616年建立，实行区域性的政教合一统治。西藏郡王颇罗鼐主持西藏政务时期（1728-1747），不丹确立了与西藏之间的“宗藩关系”。

1772年，英国入侵不丹。1865年，割占不丹2000平方公里。1907年，英国专门为自己扶持的地方头人“东萨总管”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竹巴噶举派政教合一统治，一手建立了持续至今的不丹“旺楚克”王朝。

锡金古名“哲孟雄”，位于西藏西南。在吐蕃王朝时期（相当于唐代），曾是西藏的一部分。1642年，由来自青藏高原康区的蓬楚格·纳穆加尔建立“纳穆加尔王朝”。十七世纪末，成为西藏的藩属，接受拉萨管辖。

1814年，英国第一次入侵锡金。经过不断征战，1861年，将锡金置于英国控制之下。打开了从南亚平原通往青藏高原的大门——“西藏门户洞开”［清史稿］。

尼泊尔是南亚古国，历史上曾有多个王朝，位于西藏西南。1768年，尼泊尔的廓尔喀部族兴起，建立“廓尔喀王国”（也叫“沙阿王朝”），主要信仰印度教。1788年和1791年两次入侵西藏失败后，成为清朝的直接藩属国。1814年-1816年，英国发动英尼战争，善战的廓尔喀人历经多次战斗、最终战败，割让三分之一国土给英属印度。

有意思的是，英尼战争初期，英国军队曾被彪悍的廓尔喀人击败，廓尔喀把缴获的英军装备上呈清朝表功，但因译名不同，清朝未意识到与廓尔喀开战的是外来的强国。太平天国时期，廓尔喀还曾上表清朝，希望派兵协助，但清中央未予答复。

从左至右：尼泊尔、锡金、不丹

2-7、沙俄在中亚、南亚的存在

与老牌帝国英国相比，沙俄在欧亚大陆的兴起虽然略晚了一些，并且在欧洲方向于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但“北极熊”在亚洲的扩张更加野心勃勃、更加具有侵略性。

在东亚，沙俄通过不断的战争，迫使清朝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据了中国154万平方公里土地。清末民初，中国的外蒙、新疆等，也在沙俄的势力范围之内。

在中亚，沙俄也是积极武力扩张，先后控制希瓦汗国与布哈拉汗国，1864年占领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与塔什干，1877年占领土库曼…十九世纪中后期，沙俄的势力站稳中亚，开始把触角伸向了南亚、以及（特别是）青藏高原。

沙俄在青藏高原与英国的角逐有一个优势：沙俄可以直接从蒙古人中找到“藏传密教”的喇嘛（比如著名的德尔智），来直接与西藏的达赖喇嘛、噶厦地方政府、三大寺高层建立联系。

沙俄1914年行政图

2-8、两次“英国侵藏战争”

十八世纪中后期，东印度公司就开始派人前往西藏腹地搜集情报。到十九世纪末，来自英属印度的多批情报人员、探险家多次偷偷潜入西藏，获得了大量关于西藏的地理、自然、人文、政治、军事的一手情报。

英国政府对外则宣称：为了确保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安全，英国必须使西藏成为印度和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

这是“缓冲论”的由来。而所谓缓冲地带，在当时的历史阶段看，主要面对的是北方虎视眈眈的沙俄，但也有削弱中国、阻止中国重新成长为大国的“长远策略”。

1876年9月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允许英国人开辟印度与西藏间的交通。

1884年、1886年，英国不断派出军队，试图入侵西藏。西藏方面在热纳宗隆吐山设防。英军以西藏侵入锡金为借口，要求西藏军队从隆吐山撤出。此时已经极为软弱的清政府，答应了英国的要求、一再退让，连当时的驻藏大臣文硕都认为热纳宗一直属于西藏管辖、支持西藏用兵，西藏地方则对清中央的反应非常不满——当时朝廷里大权独揽的是慈禧太后。

2-8-1、第一次英国侵藏战争

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即隆吐山战役。战争中，清中央撤换了主战的驻藏大臣，派主和的升泰担任，并派英国人赫政担任驻藏大臣的助手［清中央的没落可见一斑］。虽然西藏上下应战之情一致强烈，但由于武器装备和军事指挥水平等相差太远，历经半年激战，西藏军民在付出惨痛牺牲后，隆吐山失守、战争失败。

1890年3月17日，中英签订《中英藏印条约》。锡金正式脱离西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西藏面向印度一侧彻底失去藩篱、无险可固；条约划定藏锡边界，使西藏丢失岗巴宗（今岗巴县）以南的大片牧场和险要地区。

由于藏印条约中的多个问题没有得到落实，1893年在英国的压力下，中英签订《中英藏印续约》。开放亚东为通商关口，“听任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在五年内免缴进出口税；英人在该地享有领事裁判权；在锡金游牧的藏人应照英国在锡金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自此，英国人最终打开西藏的大门。

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由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一系列有损西藏各层利益的条约，驻藏大臣在西藏的威信不断受到考验，西藏地方和清政府之间也逐渐疏远。

在英国试图控制西藏的同时，沙俄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与十三世达赖接近。1890年，具有俄罗斯帝国臣民身份的蒙古族喇嘛德尔智，来到拉萨，成为了十三世达赖的重要顾问。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之后，德尔智因势利导、竭力劝说十三世达赖投靠沙俄、寻求保护。

2-8-2、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

1903年下半年，英国决定第二次侵入西藏。表面上由于西藏噶厦拒绝执行中英藏印两个条约中的相关规定，实际上也有驱逐西藏的亲俄势力、建立英国在西藏霸权的目的。

这一次英军带队的是麦克唐纳准将和荣赫鹏上校（Francis Younghusband）。一开始他们就带了3000多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后来又增兵4000。

1904年开春，他们一路从亚东向帕里、江孜方向进攻，边打边谈、边谈边打。

那时西藏的“军队”不是现代意义的职业军人，虽然也是“职业的”、但藏兵有点儿像服差役：老婆孩子、牛羊都得自己带着，政府也基本上不发服装和武器，大多是藏兵自己准备——比较像样的是火绳枪，一般是大刀、弓箭、镰刀、木棒。不打仗的时候藏兵也没有训练，就是放羊种地、生孩子、过日子，打仗的时候还要拖家带口、赶着牛羊去前线——基本上等于是“职业百姓”、“业余士兵”。

噶厦政府先后多次发布全藏动员令、从各地开赴前线的西藏军民先后多达几万人。但在英军的大炮、机枪和来复枪之下，再加上藏军基本没有指挥情报后勤体系和军事素养，大部分战斗都变成了单方面的残酷屠杀。

尽管4月到7月的“江孜保卫战”持续了100天，是近代西藏抗击侵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斗。但是1904年8月，英军还是长驱直入占领了拉萨。“英军进入拉萨后大肆劫掠，抢走许多珍贵的文物和经典。”

前线开战的同时，新任驻藏大臣有泰，却是个主和派。不仅对藏军进行多方约束和限制，而且上报给清中央的情况，亦有偏颇不实。当英军攻克江孜之后，7月底十三世达赖随亲俄势力离开拉萨、经青海逃往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避难。

其实，战争进行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内部的意见混乱、分歧也很大，如果战斗中能够给予英印军队足够的杀伤，也许有利于动摇英国内部的决心。

荣赫鹏拿着在江孜拟好的条约草案，一开始却找不到谈判对象——经驻藏大臣有泰上奏，清中央因十三世达赖“临阵潜逃”对他进行了严厉处罚：革除“达赖”名号，由九世班禅暂摄西藏权力。但班禅只去拉萨帮忙、而不接受摄政。

于是荣赫鹏威逼利诱噶厦地方政府、僧俗大会、格鲁派三大寺代表签署了《拉萨条约》，由于清廷多次电令不得批准该条约，驻藏大臣有泰没有签字。

《拉萨条约》提出：增加噶尔、江孜为开放口岸；削平印度边界至拉萨的所有防卫阵地；西藏向英国战争赔款750万银卢比；英国在亚东的春丕驻兵；并授予英国一系列在西藏经商、开矿、筑路、贸易、金融、土地买卖等的排他性特权。

战后，外国列强特别是沙俄，对《拉萨条约》提出强烈不满和质疑。

其实，早在1903年下半年，当沙俄得知英国准备第二次入侵西藏，就多次与英国交涉，要求英国保证“不占领西藏”、“英国对藏政策不因战争而改变”。英国一开始进行各种敷衍。1903年底，沙俄以支持英国在埃及的利益为交换，获得英国官方以书面备忘录的形式作出前述保证。因而，沙俄认为战后签署的《拉萨条约》违背了此前英国对沙俄的官方承诺，并提出了也将不遵守彼此共识、不再支持英国在埃及的利益。

另外，由于十三世达赖出逃到了沙俄的势力范围之内、清中央对于十三世达赖的态度有所缓和、英国争取班禅又无功而返，英国考虑到国际利益、持久与沙俄和中国争夺在西藏的影响力等因素，对于修改《拉萨条约》的态度，有所缓和。

由于中央未批准，驻藏大臣有泰回避了签署《拉萨条约》，加上十三世达赖出走，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拉萨条约》的签署缺乏官方权威。连英国侵略者自己也承认“从中藏的角度看没有比这个政治手腕更好的办法了”。虽然《拉萨条约》未能生效，却开了一个西藏地方直接与入侵国商洽条约的不良先例。

《拉萨条约》内容上报到北京后，在国内引起广泛公愤。1905年1月，清中央政府决定派遣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唐绍仪（12岁公派美国留学、肄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世成为美国总统胡佛的私人朋友）、张萌棠（曾外派日本、美国）赴印度与英国当局重新交涉、商订条约。

外语娴熟的唐绍仪，发现了英国人玩弄Sovereignty（主权）和Suzerainty（宗主权）的文字游戏，坚持大清国对西藏的主权。经过一年多坚韧细致的交涉，最终于1906年4月由张萌棠代表清朝签订了正式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把《拉萨条约》作为附件，以这种方式解决了程序合法性的问题。这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写照。

该条约的要点是：英国政府不占领西藏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政府亦不准许其他国家侵占西藏或干涉藏事；《拉萨条约》的更订文据作为本条约的附约，其第九款第四节所声明之各项权利为中国独享，其他国家及其国民不得享受；惟英国在与中国商定后，有权在各商埠铺设连接到印度的电报线路。

这大概是清末时期，中国与列强交往中少见的一次外交“成功”吧。

英军遭受过重创的江孜宗山［十一郎摄］

2-9、不丹有个“带路党”

1904年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中，随英军入侵西藏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带路党”——就是而今“不丹王国”旺楚克王室的第一任国王乌颜·旺楚克。当年，他还只是不丹的一个地方头人。

不丹成为一个政治实体，最早可以上溯到1616年藏传密教竹巴噶举派建立的政教合一统治。不丹的国名，就是“西藏末端”的意思。可以说不丹与西藏之间，存在着同文、同种、同历史的同胞之谊。

1680年代，西藏与拉达克王国的战争中，不丹是拉达克的盟友，两国都信奉竹巴噶举派。拉达克战败后，不丹与西藏建立宗藩关系。

1865年，英国占据了不丹2000平方公里土地，并开始分化、扶持不丹的诸多地方豪强。此时不丹的政权，依然是竹巴噶举派的政教合一体制。

1904年初的三个月，荣赫鹏率领的英军在进藏途中，遭遇气候和地理环境带来的各种困难。此时，依然还是不丹地方头人的乌颜·旺楚克，主动投靠英军，并开放不丹一侧的阿莫河线路给侵略军，使得英军顺利进军亚东春丕河谷［与今年的“洞朗”，在同一个区域］。

乌颜·旺楚克不仅向英军开放了重要的战略通道，而且还亲率部署追随英军效力。表面上声称作为“英国与西藏的调停人”，实际上，当时作为不丹一个小小地方头人的乌颜·旺楚克，根本不具备调停的资格。

可以说，此役乌颜·旺楚克投靠大英帝国的投名状上沾满了西藏军民的鲜血。事后，英帝国也没有忘了酬谢这位主动的带路党。不仅授予乌颜·旺楚克英帝国勋章，而且在1907年专门为他制造兵变、推翻了竹巴噶举派法王对不丹历时近三百年的统治，把东萨总管乌颜·旺楚克推上不丹国王的宝座，建立了亲英的旺楚克王朝。不丹从此成为英帝国的保护国。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印度独立、并以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继承者自居。不丹王国也随之以印度的马首是瞻。而今，不丹是罕见的与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均未建交的国家，中国与不丹的大部分边界尚未就划界达成协议。不丹的军事、外交之权，多年来操纵在印度手中。

中不边境的绰莫拉日神山［十一郎摄］

2-10、辛亥革命前后的青藏高原

英国对锡金和不丹的占领、对尼泊尔的割占、两次侵藏战争，把工业化帝国的武装力量和政治经济野心，摆在了青藏高原之上。

尤其是两次侵藏战争，让英帝国在与其他列强的竞争中，获得了在西藏的优势。但依然不敢、也没能够在衰弱的大清版图上挖下西藏这块肥肉。

那么，两次侵藏战争之后，西藏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904年7月底，英军即将兵临拉萨城下之际，十三世达赖在沙俄籍蒙古族喇嘛德尔智的影响下，逃亡外蒙古库伦。清中央立刻下旨临时革除了他的“达赖”封号。

十三世达赖在外蒙期间，一方面继续向清中央表示效忠和求救，另一方面则通过德尔智去莫斯科，寻求沙皇支持西藏脱离中国。但是，沙皇并未同意，只是出于牵制英国的需求，对十三世达赖给予厚礼。

1905年，清中央鉴于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恢复了十三世达赖的封号，并派蒙古王公前往宣慰。同时商议派兵护送达赖回藏事宜，但由于受到英国的反对，未能及时成行。

1908年，十三世达赖回到内地五台山，并借机与美国、德国、英国、沙俄、法国的官员结识交往，继续谋求独立。

同年九月，十三世达赖奉旨进京为慈禧贺寿，借此机会提出废除驻藏大臣制度，被清廷拒绝。清廷本来非常重视接待十三世达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专门拨款二十多万两白银，用于接待达赖。但由于达赖表现出的“不配合”态度，最终的接待规格，低于当年的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进京。期间，英帝国、沙俄也不断多方笼络十三世达赖。

同年底，慈禧和光绪先后去世，溥仪继位，加封十三世达赖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十三世达赖趁国丧期间，立刻启程回藏。达赖“自外中央”之心就应始于这个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清朝正在对不属于西藏噶厦管辖的康区推行“改土归流”，主持此项工作的赵尔丰，措施激烈、杀戮较重，严重影响了清中央在高原偏远地区的民心归属。

晚清的驻藏大臣，清明能干者少、贪腐无能者多。驻藏大臣对地方事务的监督、管理，逐渐形同虚设。这一点，中国历朝历代均如此：派往偏远边疆的大臣，在中央强盛之时，大多也是开疆拓土、积极进取之士。在中央衰败之日，则多是视为畏途、昏聩乖张之辈。

当时的驻藏大臣联豫恰恰是后者。十三世达赖进藏途中，联豫奏请钟颖和赵尔丰率川边军入藏。达赖得知后，派藏军防堵。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军事对抗，由此而起。

由于藏军不敌川边军，达赖通过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向清廷和各国驻华使馆发电抗议。这是西藏地方公开通过外国列强对中央施加压力之始。

1909年底，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与驻藏大臣联豫公开交恶，并下令停止为驻藏大臣衙门供应粮草。

1910年初，川军接近拉萨，十三世达赖约见驻藏帮办大臣（相当于副职）温宗尧，获得安全保证的承诺，遂下令召回藏军。但联豫却不同意，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川军进入拉萨后军纪极差，造成西藏上下的反感和恐慌。随之，十三世达赖再次出逃，经亚东、锡金逃往英属印度，联豫随即奏请再次革去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达赖喇嘛”封号，清廷批准、并令联豫依例寻访灵童、另立新达赖喇嘛。这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二次废黜达赖。

在国力虚弱、列强环伺的时代，于边疆敏感区域如此鲁莽行事，行政既无智慧、中央亦失权威。

十三世达赖及随从在英属印度获得了英国的庇护，驻大吉岭。清廷派大员前往大吉岭劝说达赖，被拒。

这是西藏地方政教高层第一次与列强直接建立联系，开历史之未有，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培养出一批亲英的西藏政教高层。

恰在此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结束。民国初创、军阀混战，西藏又将有何变故呢？

清朝1765年疆域图［来自wikipedia］

2-10-1、西藏第一次“驱汉事件”：

1911年辛亥革命，各地纷纷脱离中央，清廷形同虚设，驻藏大臣联豫等清朝派驻西藏的管理架构，立刻失去了立足之本。进入拉萨的川军，由于军纪弛坏，更是成了西藏本地势力的眼中钉。川军内部由于保皇还是共和的立场不一、再由于官员争权，造成分裂涣散，加之粮饷断绝，出现兵变，基本上失去了一支军队应有的战斗力。

在印度殖民地得到英帝国支持的达赖，遥控在藏亲信扩充藏军，并借助英印军事力量，以驱除川军为契机，于1912年底将清朝遗留的满汉全部政军人员驱赶出藏，最终扩大到驱赶在藏的全体内地人士——包括民间的商人。是为西藏第一次“驱汉事件”。这次事件中，还发生了多起对内地在藏同胞的杀害。

当时满汉官方撤离西藏的路线，是经英属印度从海路回国。这也是后来民国期间，最常见的“官方”进出藏交通线——完全掌握在印度手中。

笔者认为，所谓“驱汉”，其核心是十三世达赖为了自己的权势驱逐清朝官员和军队。辛亥革命时期的国内各省，驱赶满清残余势力、甚至新得势的一方杀害失势一方的事情，屡见不鲜。某些史家仅以西藏为观察对象，解释为西藏与中国脱离的证据之一，就明显是狭隘歧见了。

位于拉萨大昭寺旁八廓街的清朝驻藏大臣衙门（冲赛康）［来自网络］

2-10-2、英国第三次侵藏与川藏战事：

几乎与“驱汉事件”同时，趁着中国处于改朝换代的混乱时期，英帝国派多路军队从各个方向侵入青藏高原：“亚东1000余名、噶大克(今西藏阿里噶尔县)300余名、江孜600余名、拉萨3000余名、日喀则530余名、加注克1200余名、聂拉木260余名、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市)360余名”，还派兵侵入门隅、察隅等处——此事应为英国第三次侵藏。

另一方面，英国对达赖喇嘛亲信扩招的藏军给予大量军援——100万英镑现款、价值200万英镑的军火(据日本《大阪新闻》)，直接推动西藏地方向东扩张实力、切断川藏之间的交通。这是列强第一次采用军援的方式，深度介入西藏事务。

民国建立之初，英军侵藏各处位置［紫色部分］

民国初年的四川，比较混乱。先是军民官绅宣布“脱离清朝、自行独立”，成立了以原清朝军政官员为主的地方军政府，但蒲殿俊、赵尔丰等长官或逃或死，成都、重庆之间也曾各自为政，到1912年4月才由尹昌衡统一四川军政大权。

英式装备的藏军，向川边进攻之初，占领了十几个县城，是为第一次“康藏叛乱”。新成立的民国北洋政府委任四川都督尹昌衡为“征藏总司令”，率主力“西征军”平叛。同时，云南都督蔡锷也率部从滇藏方向进行侧翼掩护，并严防英军入侵。加上康区地方势力的配合，西征军不仅守住了十一个危急的县城，而且相继收复理塘、乡城、太召等十几个县。

针对民国出兵，英国对北洋政府袁世凯多方威胁、施加压力。在西征军大好形势之下，国务院于当年8月底到10月期间，屡次致电尹昌衡等军“虑英人派兵，届时与战，则举国动摇”、“民国初建，万不容轻开外衅”，命西征军就地停止。

北洋政府还将尹昌衡的西征军总司令改为“川边镇抚使”，尹坚持采用关西镇抚使以说明出兵的重点所在，袁世凯将之改为“四川关西镇抚使”。北洋政府用兵川藏的军事决心到此为止，交战双方基本回到战前的态势。

2-10-3、民国新政府与西藏的关系:

1910年藏历九月，流亡英属印度的达赖，曾发布一份文件，表示“西藏和中国不可能保持从前那样的关系了。为使我们的谈判得以进行，需要有第三方的参与。”

这封信表明，达赖喇嘛希望回到一个他所能控制的西藏，他依然愿意接受一种隶属于清朝皇帝的松散的形式——《喇嘛王国的覆灭》语。

西藏地方的十三世达赖在改朝换代之际、借助英国政治军事力量，不仅驱逐了原有的中央行政机构和驻军，并且兴兵川藏交界，试图扩大地盘。

1913年1月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不久即发布了一篇单方面宣称他对西藏全权统治的声明。后世有些人把这份声明，当作“西藏独笠”的象征。然而，问题在于：

1、这种单方面宣布独立或自治的方式，在当时国内各省此起彼伏、屡见不鲜。法律上、法理上“独立的意义”都不大。

2、从当时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通行规则来看，“这算不上是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喇嘛王国的覆灭》语。

3、达赖喇嘛与噶厦地方政府、三大寺结合的统治形式，在缺少驻藏大臣这种中央权威机构“加持”的情况下，代表不了全藏。

达赖和噶厦地方政府在最强盛时期政令所及的区域范围［十一郎绘制］

上图为笔者根据研究，画出的“达赖和噶厦地方政府在最强盛时期政令所及的区域范围”——基本上无法超出今天的西藏自治区。

上图说明：自从1751年清中央下旨确定了“噶厦地方政府管理西藏政务、向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负责”的格鲁派政教合一体制以来，日喀则的班禅堪厅及其所属十个县，并不属于达赖和噶厦管辖；山南拉加里土王（吐蕃王室后裔）控制的两个县左右的区域，也只是名义上尊重拉萨的达赖，实际上自主；藏东还有波密王等土王，也跟拉加里相似；墨脱、察隅等地偏僻山区，连噶厦都称为“蛮人区”，基本没有落实统治；康区（昌都/玉树/甘孜/迪庆等地）大部分时间是土司制度，很少听噶厦的，甚至宗教上都未必尊崇达赖；藏北“无人区”游牧分散，则更是没有建立统治机构。

此时的西藏上下，对于是否脱离中国，态度远未一致。一方面，西藏地方的政教统治阶层，有多方势力是倾向中央、不主张脱离的。比如，九世班禅就对十三世达赖提出的助兵驱汉持婉拒的态度；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朗色林扎仓、著名的丹杰林寺等，也以实际行动救助在藏川军。民众持“藏汉一家”态度的更多。英印政府驻锡金政治专员、熟悉西藏的查尔斯·贝尔亦称西藏农民“不喜藏官而愿中国官吏之复来”云云。

鉴于各种现实因素和历史原因，重新掌握噶厦地方政权的十三世达赖并没有表现出与中央完全闹翻的架势。比如，他结束流亡回到拉萨不久，专门将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保护了起来。

民国初年的十三世达赖，在西藏尚且无法统一政令，之前清末中央对他的“不善待”影响着他的政治取向，强大的英帝国又给他种种支持和许诺，同时国内各省“独立、自治”的事情此起彼伏，特别是同为格鲁派四大活佛之一的“哲布尊丹巴”竟然在外蒙借沙俄的势力搞起了近乎独立的自治，对十三世达赖也算是一种“刺激”吧。

笔者分析此时的达赖喇嘛，一方面希望外借英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内借清末中央在西藏失去威望的民情，趁大混乱的时代争取把自己变为西藏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另一方面，鉴于西藏本身的落后、内部态度不一、民国若迅速兴起也是难以对付的大国权威，所以他还不敢直接与民国树敌、还要留有余地——毕竟，回顾西藏历来的政教合一统治者，第一看重的不是什么民族自治、民众福祉、国家兴旺，对于他们而言首要的是自身的权势地位。

1912年2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宣布中华民国为其继承政权：“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第一阶段的合法政府，是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

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一方面是各省各地的军阀割据局面，另一方面南方革命力量也对他的独裁多有阻碍，第三方面外国列强是否承认其新政权也很重要。此时的中国从政治到经济到军事，仍是积贫积弱的态势。

袁世凯在宣布就职的1912年3月，就曾致电西藏，重申中华民国“五族共和”的立国原则、并恢复达赖被前清革除的封号、希望西藏安心内向。1913年4月，国务院电告达赖，对他的供给照旧、“各项开支按照清朝旧例不变”。

同年5月，北洋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先后任命钟颖、陆兴祺为西藏地方办事长官。其后，连续任命并派出杨芬、温宗尧、王人文、王鉴清、陈贻范等多位中央特使、宣抚使，前往西藏。但由于当时官方进藏选择的交通线是内地走海路先到英属印度、再进藏，英印对此行程百般阻挠、而且扣押中方官员的电报，各人均未到达西藏与达赖直接见面。只有受阻于印度大吉岭的杨芬与达赖喇嘛取得了联系，达赖喇嘛提出了对川藏战事的要求、询问了恢复封号的事宜、也表示了对转为内向所面临困难的担忧。

1910年，十三世达赖(右)与英国派驻锡金政治专员查尔斯·贝尔(左)、时任锡金法王合影

三、1914年，流产的“西姆拉会议”

3-1、西姆拉会议的背景

沙俄在1906年日俄战争惨败之后，收缩了在亚洲的扩张，主要集中于外蒙和新疆，大大减少了干预西藏的力度。

英国则抓住中华民国初建、沙俄退出高原的时机，加大干涉西藏的力度，并积极培植西藏的亲英势力。比如，第三次侵藏、第一次直接军事介入西藏与内地开战、除十三世达赖之外还主动笼络九世班禅、通过贸易给贵族寺庙带来好处等等。同时，英国阻挡民国官员进藏，对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以“是否承认地位、是否给予借款”进行施压。

另外，英国还积极寻求修改1907年英俄之间的《西藏协定》，因该协定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1912、1913、1914连续三年，英俄磋商《西藏协定》的修改事宜，交换条件是：沙俄不干涉英国在西藏的行动，英国支持沙俄在蒙古和阿富汗北部的行动。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停止，未形成文件。

作为老牌帝国，英国在上下其手的同时，也没有在国际上明确主张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实体，而是希望借助西藏地方自己提出独立或自治的要求，英国再来推波助澜，使“西藏绝对依靠英属印度政府”、“西藏完全归属英国势力”（英国外交部档案）。

至于当时，英国真的愿意使西藏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吗？笔者并不这么认为。首先英属印度政府对此并不积极；其次，如果西藏真的独立了，它就可以与世界各国自主建立关系，英帝国未必愿意看到这种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了英帝国利益最大化，只要西藏脱离中国、不让其他强国插手，接下来的主动权就掌握在英国手中——独立、自治、殖民、属国…大英帝国可以有多种操纵方案。

《喇嘛王国的覆灭》作者、国际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对此也有相似观点：“英国的最大兴趣在于，把西藏当成名义上的中国自治地方来看待，但要限制中国对西藏的影响，限制西藏与其他欧洲国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交往关系。”

《喇嘛王国的覆灭》作者戈尔斯坦签赠给笔者的中译本，2007年

3-2、英国“817备忘录”

1912年8月，英国向中国提出过一个“817备忘录”，由于该备忘录提出的大多数要求，都不符合中英此前几个条约的规定，所以北洋政府毫不动摇、据理力争、逐条反驳。看来，即使新成立的弱小北洋政府，在外交上也比清末昏聩的大清朝廷有办法得多。

“817备忘录”要点：

1、不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不承认中国有处理西藏地方事务的权力；

2、不承认中国政府宣布的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西藏事务属于中国内政的声明。

3、不准中国在西藏地方根据需要自行规定驻军人数；

4、不以上述各点为依据订立新约，则不承认中华民国；

5、签订新约之前，英国断绝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经过英属印度的交通通道。［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只有交战国之间，才会断绝交通］

1913年，英国提出召开中英藏两国三方会议。英国方面，实际上想通过修改过往条约、或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形式，使英国在藏获得的新利益取得合法依据，并为“西藏完全归属英国势力”这一战略目标奠定法律基础。

英国以“是否承认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是否同意英国财团给北洋政府借款”、“断绝经由印度往西藏的交通”、“仿照沙俄在外蒙的做法直接推动西藏独笠”等为要挟，对北洋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同时，也有利诱——“会议可以恢复中国过去在西藏失去的利益”。

英国采用“仿照沙俄在外蒙的做法、直接推动西藏独笠”的威逼手法，说明了英国的狡猾。它不愿像沙俄在外蒙事件上那样直接粗暴地站在历史事件的前台，而是以表面上客观中立的调停人的身份，操控历史进程。新成立的民国、急于自立的西藏，面对的就是这家老牌帝国。

达赖喇嘛一方，则希望借此脱离中央、至少获得最大程度的自主权，同时提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汉藏划界”问题，不仅试图明确自己的统治地盘、而且把地盘划得很大。

当然，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总得有个召集过程和理由。英、藏两方的表演基本如下：先是由西藏提出：“我们老大欺负我啊、隔壁的四川兄弟也欺负我啊，我要跟原来的老大谈判，英国大Boss你来帮帮我吧”。然后由英国出面：“哎呀，我来召集会议吧，你们两家谈判我来做担保人和调停人，对你们都有好处滴”，其内心戏应是：“要把跟我利益相关的条约重新弄一个——要不我就卡你中国的脖子”。中国硬着头皮：“好吧，谈谈看吧”，内心戏则是：“争不过的话、就拖黄了算”。

1914年，这场名义上由英国“帮助”中国和西藏调整关系，实际上是英国带着西藏脱离中国的“西姆拉会议”就这么摆上日程了。

3-3、会前的中英磋商

就西姆拉会议怎么开、参会者都是什么身份、谈什么议题等等，中英双方进行了长达九个月的九次前期重要磋商。这个阶段，西藏还没有正式加入进来。

这一系列的磋商过程，彼此往返的细节非常复杂。总之，英国是软硬兼施的攻方，中国则是据理力争、又实力不足的守方。双方主要交锋如下：

1、英方提出在“817备忘录”基础上中英签订新约。由于涉及中国在西藏主权，中方回应在旧有条约（肯定中国主权）基础上进行扩充。

2、中方提出会议地点定在北京或者伦敦——在北京则各国势力会有所制约、在伦敦则英国内部不同党派也会有所制约。英方则不同意。会议之前三个月，才单方面决定并通知中方，会议在英属印度的西姆拉召开。那个时代，中国代表去西姆拉开会，所有的通讯、后勤、安全都要仰仗英属印度，交通遥远、地方陌生，对中方非常不利。

3、英方提出会议形式须由包括西藏在内的三方“平等参加”。中方则提出，如果是中英续约，则由中英双方参加；涉及到汉藏问题时，再让西藏参加。

4、英方提出会议议题以英方“817备忘录”为“根据”。中方认为如果这样，“则待商议者已寥寥耳”，予以婉拒。

5、英方以“一国边疆地区不是内地省区”为由、反对中国向西藏派出宣抚使、特使。中方回复“此乃对内政策”。

6、英方多次反对中国出兵对进川的藏军进行平乱，要求撤销北洋政府的西征命令。中方人员以“此系密令，本参事未曾见之”予以回绝。

7、关于西藏地方代表的法律地位、权限，英方多次试图以召集人的身份、采用各种说辞单方面认定是“西藏平等与会”，从而以西藏地方与中英两国具备同等法律地位的方式、变相造成西藏“独笠”的事实。中方每次均依历史事实、已有条约，据理反对。英方多次辞穷，则进一步改为威胁，双方未达成共识。

前期磋商，中英经过多次交锋，双方有关会谈的诸多重要方面，均未达成共识。英国最终以“如果中国不参加会议，英国就不承认中华民国、与西藏单独会谈签约”为要挟，迫使国际国内事务上有求于列强的北洋政府派代表参加“西姆拉会议”。

西姆拉在印度所处位置

3-4、会前的英藏勾兑

在中英就“西姆拉会议”进行前期磋商的时候，英国和西藏也没闲着。主要是：首先由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查尔斯·贝尔指导西藏方面收集、选择哪些文件证据，以有利于达成两家的会谈目的。还是英国为主，策划会议的开法，指导西藏地方准备各种与中方谈判的方案。 

可以说西姆拉会议的参与三方中，英国和西藏地方早就做好了各种精心准备和相互勾兑，而中国一方则相对天真被动。

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