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英）蓝诗玲著刘悦斌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与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吗？”1840年，正值鸦片战争开始之际，伦敦的一本宣传手册开篇便这样问道。那位作者答复道：是的。不过，在过去170多年中战争双方所发出的更大回响却是否定的。这一定不该如此。

在1839年，中国制裁了在广州的非法鸦片贸易。这些其实是由从印度走私大量毒品的英国独立商人操控。一位帝国的钦差大臣没收并销毁了英国所拥有的价值数百万的毒品。为了反击，伦敦派出现代军舰，以使未有防备的中国屈服，还在1842年战争结束之际，通过一系列条约，包括迫使中国赔偿销毁的鸦片，并放弃香港的主权。

蓝诗玲，一位来自伦敦大学的历史学家，她以其生动、易读的《鸦片战争》带着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她保持对场景的紧密追述，这正是对她写作技艺的考验。一方面，这场战争严重失衡（中国至多赢得一场交战，依靠你所信赖的资源，而胜利主要关乎天气）。另一方面，即便一次地面行动可以在瞬间完成——她描述的一场战役在九分钟内得到决策——任何来自伦敦的回应需要一年中的大半时间来完成往返的沟通。

蓝诗玲女士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密切观察者，同时追踪了这次大战的后来景象，探讨了自19世纪到近当代对其产生的不同记忆。在英国一方，这场战争总充满道德的忧虑。政治家将此作为国家荣誉和自由贸易的名义来推进，但是他们的虚伪是明显的。有贬斥意味的英语名称“opiumwar”并非此后的建构，却在那时被一些评论家使用，比如《伦敦时报》（在1840年，该报否定了在中国的鸦片贸易，称其为“非法的、当收到诅咒的贸易，并受到邪恶的、残忍的战争的鼓舞”）。

然而，随着在19世纪的发展，中国国内的鸦片生产渐渐比肩、最终超过从印度进口而来的鸦片总量。英国曾对强迫中国进行贸易而感愧疚，这时却有种更少困惑的观念，即：中国人正是自然地渴求或需要鸦片。鸦片成为英国人头脑中中国人种印象的核心观念。这就好像是说，正是中国人自己创造了这类毒品，还可能有这样的威胁，即通过中国城的私密之处将其进口到伦敦。

在中国，这场战争的记忆在今天仍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国际外交与一般老百姓对世界事务的回应。按照教科书的惯例，鸦片战争被作为觉醒的时刻，是通向……取得伟大胜利的必然历史进程的起始。蓝诗玲观察到，它是关于国家耻辱有力叙述的重要素材，在不同时候激发大众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外来的威胁……但是，她发现，在19世纪的中国学者更倾向于将鸦片战争的记忆来作为奔向现代化的刺激，寻求中国孱弱的缘由，而非一意对英国施以愤怒。一直到了1920、193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执政时期，教科书才开始将此解释为国家耻辱的根本，也是所有民众应合力洗雪的帝国主义耻辱。共产党携带着这样的信息向前进。

蓝诗玲女士的叙述中的基本道德结构是为人熟知的（英国一方从未站得住脚），而侵略者积累的罪恶和反抗者无私的美德在她的考察之下都变得模糊了。这些帝国主义恶魔们最终却不能彼此相容，还受到疑虑甚或自我谴责的折(。如今的中国爱国者难以理解当时的情况：满汉对立，腐败官员互相倾轧，商人向侵略者销售货物，官兵的野蛮让其老百姓对他们产生出更多恐惧，远甚对于英国人。

在进入蓝诗玲此书的众多清晰图景的途径中，没有比这件事儿更能概括这场战争的徒劳及其对无辜者的残忍行径：19只猴子被聚在一起，一起用来捍卫宁波城的港口。正如一位在部队中的年轻中国诗人解释的，这是计划将鞭炮系在猴子的背上，然后把他们扔到英人军舰之上，好让点燃对方的军火库。然后，在英军发起攻击的时候，所有人纷纷逃跑，包括那位饲养员。这些猴子，唯一没有主动逃离职位的参与者们，被遗留在此地，拴在饲养员的房子里，在那儿慢慢地饿死了。揭开这些民族主义者从鸦片战争中构建出的神话的面纱，留下的便是让人悲伤的战争故事，而这是一场中国人不可能战胜而英国人绝不该发起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