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当时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想象一下当时的局面：两次鸦片战争惨败，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攻入北京，甲午再败于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俄国侵占东北，一大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欠下的赔款搬空国库都还不清。国家内部四分五裂，各路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统治阶级只管自己捞钱，收税收到几十年后，根本没人管老百姓死活。虎视眈眈的日本已经在研制航空母舰，中国居然还有百分之八九十国民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不开天眼，你觉得该怎么办？

1918年的鲁迅，整夜枯坐在北京绍兴会馆的小屋里，始终找不到出路。

鲁迅恐怕比任何人都清楚文字的力量，但是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也同样清楚，以当前中国80%以上的文盲率，就算能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可是大多数人根本连阅读能力都没有，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国民精神、打破这间铁屋谈何容易？

此时有一位图书管理员，选择了深入湖南农村，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摸索着团结工农群众、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而在北京，鲁迅和其他一些知识精英们，也在努力探索。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文盲，主要是因为汉语太难学了——要改变这个现状，要从两方面出发：

第一条道路，是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要唤醒国民，首先要让大家能听懂你在说什么，所以要说人话，别整那些高高在上的文言文。

第二条道路，相比白话文运动更为基础、更为彻底、也更为激进，就是汉字改革运动，代表人物有蔡元培、钱玄同、瞿秋白、赵元任等。

现在看来并不难学的“普通话”，当时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是“奢侈品”。当时汉字不但结构更复杂，而且远不如现在那么规范、统一，各地方言谁也不服谁，连怎么注音都没有标准，学习起来毫无规律，只能靠一个个死记硬背。1913年鲁迅参加教育部组织的“读音统一会”，会上南北双方展开了一场惨烈撕逼，堂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吵得裤子都掉了，鲁迅后来回忆：

这时候的汉字，也只有官二代富二代才学得起、才有时间学，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只能被拒之门外，“汉字”成为了区分阶级的一个标志，所以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的利器”。

要改变这种情况，以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动员能力，指望他们去搞九年义务教育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眼前可以做的，就只能让文字变得更加容易学，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民族危亡，时不我待，汉字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提高国民文化水平，让所有人都能看得懂、学得会，然后才有资格谈启蒙、谈救国。

具体的方案大致也有两种，一种是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以罗马字为汉字注音，事实上仍然是以方块汉字作为主体；另一种则是瞿秋白、吴玉章等人在1931年制订的“中国文字拉丁化”。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不标声调，也不以某一地区方言作为基准，可以用拉丁字母随时随地拼写各地的方言——这种文字形式，相当于是绕过了方块汉字，普通老百姓只要认识几十个字母就可以读、写，而不需要去认几千个汉字，从便利性上来说确实具有很大的优势。

鲁迅对于这一方案非常支持，还曾经将稿费捐给汉字拉丁化运动。至于这种运动对汉字、对中国文化带来的伤害，作为文学大师的鲁迅不会不懂，但正如鲁迅所说：

鲁迅作为“汉字”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此时却破釜沉舟、壮士断腕，不惜与汉字决裂，足可见国家之危急、形势之险恶、道路之艰难——如果想以此来攻击鲁迅“不爱国”，纯属无知可笑。

1936年，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在其丧仪行列之中，还有不少拉丁文字的挽联。临终之前的他或许还难以想象，当年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北大图书管理员，会用怎样惊天动地的力量动员起四万万人民，掀起一场伟大的革命风暴。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召开，《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拟成并发表，标志着汉字改革运动的结束，经过轰轰烈烈的全国扫盲运动，方块汉字也从此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活力。

今天是2019年12月18日，就在前一天，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入列中国海军——此情此景，足以告慰100年前那个为国家前途命运而战斗不息的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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