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林（1904-1988）

编者按

李何林先生，1904年1月31日出生，安徽霍丘人。鲁迅研究奠基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肄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参加国民革命军，随军北伐，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投身革命文艺活动。曾任教于天津师院、中法大学、华中大学、北京师大、南开大学，曾任南开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等。

李何林曾在鲁迅主持的未名社工作，从此与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与鲁迅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鲁迅论》《中国文艺论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等著作，奠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他是一位鲁迅的研究者、宣传者，更是一位正道直行的鲁迅思想和风骨的力行者。1952年起，李何林到南开大学任教，并任中文系系主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在南开期间，李何林先生率先在全国开设专门化的鲁迅研究课程，他为本科生与研究生讲授《野草》和《摩罗诗力说》。《鲁迅〈野草〉注解》一书，是李何林先生于1964年写成，197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此书的前身就是李何林先生为南开大学中文系讲授鲁迅课程时编写的《〈野草〉讲义》。“他写的《鲁迅〈野草〉注解》，就是普及鲁迅作品的一个范本。这本书里，不仅多加注解，还加上串讲论述，兼备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肯定，在两三年时间内连续再版。”（田本相著《李何林传》）李何林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以及严于律己、爱惜人才、正直不阿的人格魅力，对南开中文系影响颇深，这也正体现了李何林对鲁迅精神的承传与再现。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在李何林周围团结了一批研究力量，形成了一个注重实证的研究模式和研究学派，南开大学中文系也逐渐成为国内一个重要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基地。李何林在南开指导的学生，后来有很多成为国内鲁迅和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专家。

值李何林先生120周年诞辰，“文化名人与百年南开”栏目特别邀请李何林先生弟子、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铁荣教授撰文《李何林先生的南开往事》（载于2024年1月17日《南开大学报》），以飨读者，亦资缅怀。

李何林先生的南开往事

张铁荣

何林师从1952至1975年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直到1976年末才奉调北京，主持鲁迅研究工作。许多回忆录都讲述过他的感人故事。我记得有几件南开往事，在纪念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写出来告诉各位。

做教师，要有规矩

何林师主持中文系工作时，严肃认真、事必躬亲、管理严格。他根据中文系的培养目标，规范课程设置，提出强化基础，必修课和专门化课一定要讲好。他要求教师制定教学计划、写教学大纲，还要合理安排教学进度。教学大纲、选讲作品和参考资料等，都要提前刻印出来发给学生。他要求教师必须抓好教学各个环节，授课、辅导、答疑、课堂讨论都不能马虎疏漏，并且经常组织检查性听课。各个教研室还要坚持开会，研究教学问题，许多事情都在教研室会上解决。在教研室会上他和一些老讲师轮流发言，有时也争论一些问题，他作风民主、从不压制别人，我们这些年轻助教身在其中、受益匪浅。

他以身作则，亲力亲为制定上课规矩，要求教师上课时必须衣冠整齐、仪表洁净，不允许胡子拉碴、衣冠不整的人出现在讲台上，对于男教师的风纪扣他也要求必须扣上，因为这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是对职业的一种敬畏。

请专家，丰富课堂

何林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他身在南开放眼全国。1952年，他在中文系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在一个学期结束时，他非常郑重地宣布下个学期的新文学史课请北大的王瑶来讲，并说因为他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后的文学比自己熟悉。并告诉学生们既要认真听课又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资料说李先生在王瑶面前对学生们表示，“王瑶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你们也不要迷信他”，既表现出他和王瑶的友好关系，同时也显示出南开的底气。1956年向科学进军时，他宣布和王瑶携手共进，开辟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新局面。

何林师常说，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但是他和作家们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他在南开工作25年，与天津作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了使学生开阔视野、增强课程的生动性，他还请天津作家孙犁、阿拢、鲁藜、方纪等多人登上南开大学的讲台，给大学生授课。这一传统南开至今仍在延续着。

李何林（中）与未名社成员王青士、李霁野在一起

做事情，认认真真

记得我在南开上学的时候，每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半，各系各单位都要打扫卫生。那个时候学校是划分各系负责的卫生区域，我们中文系负责男生第一宿舍整个楼层，还有楼外面的一片空地。有一次我正在刷男厕所的时候，李何林先生也来了。他看了看小便池说：“这样不行，你刷了和没刷差不多！”于是他从一个布书包里拿出一袋洗衣粉，倒在一把旧扫帚上，然后刷了起来。见状我马上接过扫帚，用力一刷，瓷砖就开始由旧变新了。当时洗衣粉刚刚出现，是一种时髦的洗洁用品，一般人还买不起。几个同学看了以后十分感慨，有人小声说：“到底是教授，就是与众不同。”只记得何林师说，“你们年轻时，一定要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不要一代不如一代。”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与学生平等相处，而且敢于说话，一点也不怕过激的语言给自己带来麻烦。

不吸烟，禁打扑克

“文革”后期南开经常拉练，有一次中文系师生住在天津郊区蓟县下营。一天的清晨，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见到几个同学吸烟，他说，卫生条件差吸烟可以进行口腔消毒。于是有人就给他敬了一支香烟，卷烟刚刚点着，何林师正巧散步走过来。见此情景李先生说：“叔新啊，你怎么也吸烟呢？”刘老师顷刻大囧，马上将烟掐灭，一脸窘相，非常的不好意思，旁边的几个学生也不敢再吸了。何林师说：“吸烟对肺刺激很大，这么好的空气，你们不享受，刺激肺部干什么？”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何林师在南开。那时抗震救灾是最重要的工作，师生们除了相互帮助、搭建防震棚，就是开会，人心惶惶；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对自己未来没有信心。有一次几个学生在防震棚里打扑克，不想何林师来看学生，见此状况他说：“你们应该在这个时候抓紧时间看看书、少打牌，不就是五十四张硬纸片吗，拍来拍去有什么意思！多读一点鲁迅对将来会有用。”大家一阵紧张，立即将扑克牌扔掉。

学术上，视野开阔

在解析何林师的鲁迅研究时，我们会发现除了鲁迅之外，他还十分注意鲁迅周围的作家，关注鲁迅对他们的看法和他们对鲁迅的态度。因此他的研究是全方位的，视野也是很开放的。在写作《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时，何林师就注意到鲁迅的战友瞿秋白，首次把他与鲁迅排列在一起，并称为“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他的《鲁迅论》一书中，不但收录了茅盾、冯雪峰等人的文章，而且还收录了废名、张定璜、尚钺、黎锦明、王任叔、郑振铎等多人的文章。除此之外，在他的其他有关现代文学研究中，着重论述过胡适、闻一多、冯雪峰、胡风、聂绀弩、萧军、萧红、丁玲、许寿裳、李霁野、曹靖华、王冶秋、夏衍和周作人等许多作家。他认为凡与鲁迅有关的人也应该进行研究，这样可以拓展鲁迅研究的空间。

我们南开作周作人研究，跟何林师也有一定的关系。工作开始的时候，面对浩瀚的各种资料，一时无从下手。是何林师首先破例批准我们查阅保存在鲁迅博物馆的全部《周作人日记》，研究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那时进鲁迅博物馆资料库查一些东西，需要馆长批条子，还不能拿出去。我们在那里足足工作了两三个月，把周作人日记精华部分全抄了下来。可以说，要是没有何林师的支持，我们就作不了这个研究。他认为，要回忆鲁迅，早期的周作人是绕不过去的存在。他还提出要注意周作人污蔑鲁迅的事，什么“破脚骨”啊等等，不可相信。因为鲁迅是要革命的，周作人是有问题的人，很自私，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投敌叛国。在这一点上，何林师提前给我们打过预防针。李先生那时的想法很简单，他生怕我们犯错误。

周作人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才起步，但是要批判地研究，还没有到今天这个程度。记得当时南京的《文史资料》杂志有一篇文章，说周作人是中共所派遣。后来，鲁迅博物馆就专为这件事开了一个讨论会，请了当年的地下工作者、鲁研界的一些人，包括一些鲁迅研究工作者。我国第一批周作人研究者都是从鲁迅研究起家转行的。虽然大部分人对周作人都是持批判的态度，但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周作人是一个大的散文家。这是鲁迅的观点，鲁迅曾经对斯诺说过，周作人是中国最大的散文家。那个会之所以能开，我们的《周作人研究资料》《周作人年谱》出版，与何林师的关怀指导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何林先生部分著述

怀哲人，难忘风骨

在中国最早的那批鲁迅研究专家中，为什么最令人佩服是李何林先生。因为他始终站在正确一边，捍卫五四以来鲁迅的战斗传统，根据中国国情旗帜鲜明地提出“保卫鲁迅”的口号。因为他不是学院派的学者，所以对于中国社会看得比一般人清楚，对于鲁迅意义的理解也比一般学者显得深刻。

他从青年时代就认定了一个真理，只要跟着鲁迅走就不会错。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铮铮铁骨，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最看不得的就是一些人对鲁迅说三道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容不得有人‘搞鲁迅’。”

何林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在全国的大学里有影响。因为他毕竟是教育家、鲁迅研究的专家、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加上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老革命经历。有些人对何林师也是如鲠在喉，却没有办法。这主要来自他的刚正不阿、无私无畏、一身正气、铁骨铮铮，和那种浓浓的鲁迅精神。1976年，何林师接受任命离开南开大学，奉调北京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专门从事鲁迅研究工作。

承遗志，情深意长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奉命从南开来到北京，跟何林师进修。在李先生的指导下通读了《鲁迅全集》，参加了《鲁迅年谱》的修订工作，耳濡目染在先生身边，看到了他的很多人生细节。那时候他坚持鲁迅研究室人员坐班，我们最年轻都是“夜猫子”，午饭后在资料室海阔天空谈文学、说历史，何林师则在办公室给各地的研究者回信。下午两点钟，除了开讨论会之外，他要到各个办公室看一看，吓得我们都不敢多睡午觉。我读他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最难忘的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那么，我们可以说，埋葬鲁迅的地方是中国新文学界的耶路撒冷，《鲁迅全集》中的文艺论文也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圣经》。”我以为，在中国的鲁迅研究中，他的这个评价没有人能够超越。我离开北京要回南开的时候，请李先生写一幅字留作纪念。李先生说：“我很少写字，写这个，你不要告诉别人。”他给我题的是转引周恩来总理的话：“每当想起中途牺牲的同志，就感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必须加倍努力，连已经牺牲了的同志未尽的那份工作也要完成。”对这幅字我的体会就是，李先生和周恩来总理都是爱南开的，他希望我回南开以后，踏踏实实地读书、认认真真地工作，做一些别人不能做、不愿做的事情，就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做先烈们没有完成的工作，奋发有为、永不停歇。

李何林录周总理教导赠张铁荣

何林师去世后，邢公畹先生在代表中文系写的唁电中，对于何林师在南开大学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李何林为南开中文系“呕心沥血、使具规模，擘画周详、蔚成大系”。

NANKAI UNIVERSITY

原标题：《被誉为鲁迅研究奠基者，今天是这位南开先生120周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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