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由晋代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代历史的断代史，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陈寿曾任职于蜀汉，蜀汉灭亡之后，被征入洛阳，在西晋也担任了著作郎的职务。《三国志》在此之前已有草稿，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作品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三国志最早以《魏志》、《蜀志》、《吴志》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已合为一书。

《三国志》记述的历史从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发生后开始，直到西晋统一三国为止，也就是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九十多年的历史。全书原共分为四部分，六十六卷：《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叙录一卷，后来叙录一卷阙失[1]。原是各自为书，一直到北宋才合而为一，改称《三国志》。

陈寿为晋代官员，故而尊被迫禅让给晋的曹魏为正统。

《魏志》中对魏国皇帝各立了本纪，且还为生前无帝号的曹操写了本纪。而魏国称王、称帝、治丧等相关的文告皆阙，仅引用一篇较短的《汉献帝禅让策文》，其他的只能见于裴注。

而相反称帝了的刘备，则立篇名为《先主传》，不直称名讳，死时则使用与“崩”字同等地位的“殂”字。[2]而刘备称王、称帝、治丧等相关的文告皆详细记载，可能与故国情愫有关。蜀汉第二任皇帝刘禅，则称《后主传》。

《吴志》中则称呼吴国皇帝的名讳，如《孙权传》、《孙亮孙休孙皓传》，而现今则称《吴主传》、《三嗣主传》则是后人所改的。孙权宣布称帝，《吴主传》中仅有“南郊即皇帝位”的文句，其登坛告天的文书，传中也没有著录，只出现在裴注之中。

同时为了尊重晋朝统治者，书中并未为被晋武帝司马炎追谥为帝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立传记。此外，作者还略去了由于被曹操加上重大罪名而处死的知名人物孔融。

《三国志》虽然被后世称为“志”，但是其实全书完全是按人物排列的本纪和列传，没有任何如地理、经济、典章制度等的志书或表的内容。

东汉以来，受经学简化风气的影响，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崇尚简约的潮流。在这个背景下，产生了内容简略的《三国志》。陈寿治学严谨，收集来的材料凡是觉得可疑的，宁肯不用。陈寿死后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三国志》内容精洁，三书很少重复，然南朝宋文帝认为太过简略，故诏令裴松之作注。[3]松之收集各家史料，“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所用方法，分析为六类：“一是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二是参诸家之说，以核伪异；三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四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

裴松之作注所根据的史料，可考者多达二百四十余种，较《三国志》原书多出三倍。马念祖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认为，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虽然一直有学者认为注文从真实性、分析水平上并未超过正文，但是裴注无疑为后世三国研究保留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宋文帝当时惊叹为“不朽”之业，后代学者如北宋司马光在五百多年后编写《资治通鉴》时，所描写《赤壁之战》就是综合陈寿《三国志》中各有关人物传记和裴注所引的史料编撰而成。

近人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卢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集解》。

补志方面：

补表方面：

陈寿著《三国志》一书，受到大臣张华的称赞，《三国志》在当时是私人撰述，陈寿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内容方面，《三国志》没有撰述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和表，是个缺失。唐朝房玄龄撰写的《晋书·陈寿传》，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至于《三国志》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有曲笔、粉饰，则属事实，备受批评。

史实方面，《三国志》因当时政治条件、陈寿个人私仇以及其所参考的材料等方面原因，在部分史实方面记载有曲笔，部分人物记载有严重的背离。魏书部分所主要参考王沈所著《魏书》，《史通·直书》批评《三国志》和《魏书》对于司马家族对诸葛亮的作战不利闭口不言，有失史家之风范[4]。清朝国学大家钱大昕为何晏辩诬，批评《三国志》记录不实，指出陈寿这帮人因为何晏与司马懿有过节，所以给写的传记多有污蔑之词[5]。

宋代唐庚则批评《三国志》以“蜀”称呼刘备、刘禅的政权，认为终此政权，自己从未使用过“蜀”字，而陈寿为了显示魏晋的正统，故意使用蜀而不用其正式国号“汉”，是前所未闻的史家不书国号的怪例。并认为作者用意如此，则其书中褒贬也不可信。[6]唐庚还记载王安石称：“三国可喜事甚多，悉为陈寿所坏。”并劝欧阳修重修三国史。[7]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载有“曹冲称象”的故事，清人何焯对此事表示怀疑[8]，陈寅恪认为：《三国志》“本文往往有佛教故事，杂揉附益于其间，特积象隐晦，不易发觉其为外国输入耳。”[9]不过这一质疑主要依据是清代、近代较片面的自然地理、生物学常识，就直接质疑成书与事件相距仅几十年的《三国志》正文的记载。现代历史地理学、生物学研究并不支持陈寅恪等人的这一理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说明亚洲象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580年的活动北界在秦岭淮河一带，公元580年至1050年间的北界仍在杭州湾、钱塘江，即使晚到1450年其活动北界仍可以包括福建省内的武夷山。[10]孙权接掌江东时就被朝廷封为会稽太守，东汉会稽郡辖境南括今天福建省三明市、漳州市、龙岩市、南平市等地区，[11]发现大象是完全正常的。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引用王沈《魏书》和鱼豢《魏略》的资料，记载由中国前往日本这个“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的国家。全文总字数不过两千字，却是现存对于古代日本的情况最早的纪录，是研究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元人罗贯中在民间传说、话本、戏曲的基础上，依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才学和经验，写成影响巨大的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又名《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作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但其中也有不少内容和情节来自诸多传奇、戏曲、民间说法。所谓“七实三虚”。但《三国演义》对民间的影响远高于《三国志》。

由于陈寿编著的时间距三国很近，《三国志》被认为是比较真实地记录了三国历史的史书。罗贯中编撰的小说《三国演义》便以此书为蓝本。但同时应该注意小说演义与正史记述的不同，这使得人们对一些三国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产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