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宋元以来由于儒家正统观念的流毒，曹操的历史真面目遭到了完全的歪曲，在小说《三国演义》和大量的戏曲作品中，曹操变成了一个玩弄权术、阴险狡诈的“权奸”典型，成了一个“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唯我主义者，曹操的形象，被糟蹋得面目全非了。

鲁迅以他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态度，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拨开了历史的迷雾，恢复了曹操的本来面目，他在斩钉截铁地指出：“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他还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这就彻底批判了那些对曹操的歪曲和污蔑，给了曹操一个正确的历史评价，恢复了曹操的本来面目。

鲁迅这篇讲演的另一重大特点，就是紧密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针对性强。但是，乍一看，似乎这是一篇“纯学术”讲演，风度、文章、药、酒……都好像没有什么政治色彩，而且又是谈的魏晋，和现实更是相距十万八千里，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表面上的不谈政治，实际上却是谈了政治，口口声声谈的是魏晋，但没有一处不联系、影射着现实，字面上随时风度、文章……实质上却深刻地剖析了1927年当时的政治风云，鲁迅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通过论述魏晋时期的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深刻有力而又机智巧妙地猛烈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抒发了自己对“四.一二”大屠杀的满腔愤怒，这篇讲演是鲁迅世界观转变期中的重要著作，也是他决心和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的一篇战斗宣言。在讲演中，鲁迅一再提到魏晋时期捏造罪状、屠杀异己的事实，“杀”字竟出现十余次之多，联系到讲演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政治形势，很明显，这时对国民党反动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有力揭露和愤怒谴责。

讲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还表现在对他们言行不一，挂羊头，买狗肉的影射上。独夫民贼蒋介石一伙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却肆意干着虐杀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他们是一群口蜜腹剑，心狠手辣的政治骗子和杀人凶犯，他们把背叛三民主义的罪名强加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们自己才是地地道道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叛徒，正是他们，彻头彻尾地出卖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违背了孙中山的革命遗训，而把中国重新拖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罪恶深渊，对于这一点，鲁迅是从无数革命先烈的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的，所以他就一再借古讽今，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揭露，鲁迅通过对阮籍等人身世的分析，反复强调，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实在是破坏礼教，不信礼教，而表面上破坏礼教的，实际上却是最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那些表面上崇奉礼教的人，实际上都是把礼教当成“自利”的手段，那崇奉并非出于真心，晋朝的统治者大肆宣扬要“以孝治天下”，司马昭还以“不孝”的罪名，杀害了嵇康，但司马昭何尝是怔怔的“孝子”？只不过假借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这就是说，口口声声维护礼教的司马昭只不过把礼教当成杀害别人的手段，而他自己恰恰是不信礼教的，倒是嵇康一类人，内心深处却是相信礼教、崇奉礼教到了极点的，以古例今，口口声声信奉三民主义、遵循孙中山遗嘱的蒋介石一伙，恰恰是最不相信三民主义、最不遵循孙中山遗嘱的，而被他们污蔑为违背三民主义、破坏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却是尊敬和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的，这就转弯抹角，但却精确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

在这段以古例今的揭露之后，鲁迅又打了一个北方军阀的比喻，进一步对国民党反动派加以影射，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屈，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发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这里虽然说的是北方军阀，但简直就像指着鼻子骂蒋介石一样，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布政使和这个北方军阀一摸一样吗？

除此之外，鲁迅还热情肯定和赞扬了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他说，在曹操的直接倡导、提倡下，在曹操的法家路线的影响下，使当时形成了一种简明扼要、不装腔作势的所谓“清峻、通脱”的文章风格，这种风格是对汉代堆砌辞藻、言之无物的形式主义文风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曹操不愧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

纵意而谈，机趣横生，这是鲁迅的杂文也是他的讲演的一贯风格，在本篇讲演中，这种风格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讲演接触的内容是那样深广，时代是那样遥远，问题是那样复杂，但是至今看来，我们似乎还可想见鲁迅当年演讲时的音容笑貌“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感到非常的亲切、自然、活泼、生动。

其所以如此，关键在于鲁迅不是为谈魏晋而谈魏晋，而是用他自己当时的眼光、从他当时的现实出发去谈魏晋，这样一来，我们便看见了鲁迅这位伟大战士心灵的跳动，发生了感情的交流，这种效果，对于那种堆积史料的学究和炫耀博学的俗士们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鲁迅在讲演中多次直接联系、影响现实，就使讲演具有了十分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也大大增强了讲演的艺术效果，鲁迅讲到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有意把自己和曹操联系起来，说“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这就比泛泛而谈曹操如何如何有力多了，讲到“五石散”也不必细研究时，鲁迅说：“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这就把听众和“五石散”联系了起来，他们的注意力当然也就给充分调动了，此外，象“扪虱而谈”的“美事”，青眼、白眼的“分别”，北方军阀的例证，都使讲演既庄重又风趣，一点也不枯燥、沉闷。特别是见到陶潜时，对那些租界里雇人种花然后无病呻吟地哼哼“秋日赏菊傚陶彭泽体”的阔佬们的挖苦讽刺，简直让人无法不拍手赞赏了。

总之，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机趣横生的意识风格的高度统一，就构成了这篇讲演的显著他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