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碑刻仍然存在，如《明威将军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皇帝三临辟雍碑》、《太公吕望表》等；同时出现了墓志，著名的有《刘韬墓石》、《张朗墓石》、《左棻墓石》、《荀岳墓志》、《石尠墓石》等。此外，有《朱曼妻薛氏买地券》、《杨绍买地莂》和《咸宁四年吕氏砖》等特殊用途的作品。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些作品都平淡无奇，有的还因为试图保持隶书风貌而具有严重的程式化倾向。

在本世纪以来出土的西晋竹木简牍和纸质墨迹中，有很值得重视的作品，如泰始五年的《诣鄯善王检》、《泰始九年简》、《诸佛要集经》、《三国志残卷》等。《诣鄯善王检》比《朱然名刺》更接近于楷书，《泰始九年简》接近行书；后二者介于隶、楷之间。这反映了行、楷书的稳步发展。 草书领域里，《梁思永书翰残瓷片》等已经不是纯净的章草书，而带有今草的特征，流畅迭宕，气势慑人，表明草书也在向前迈进。

这时期的著名书家有三位：卫瓘、索靖和陆机。

东晋和十六国长达100馀年的南北对峙，是西晋末年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的直接结果。对于政治经济，这是一场灾难；而对于书法来说，这种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外在条件的更新，却是一个发展机遇。

随晋室南迁的世家大族，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需要心灵的解脱，于是，他们抛弃繁琐经学，通过服药、饮酒、游心自然、清谈、乃至寄情书法等生活方式，开拓了一片与汉代读书人很不相同的生活空间。书法在世家大族流风相扇、竞能斗胜中，表情达性的功能被强化，含蕴的内涵得到扩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行、草书，不仅使行书作为一种字体完全定型，而且本身在艺术上树立了历史的新高峰，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标志，在书法史上巍然耸立，至今仍熠熠生辉。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世家大族作品和非世家大族作品。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这一时期不同阶层的书法风貌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它是这一时期书风差异的主要表现。

唐代窦臮《述书赋》叙述东晋书法的状况说：“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王、谢、庾、郗，不仅是当时政局的主要支柱，同时是当时主宰书坛的主要家族。此外，卫、桓等族亦皆不弱，共同构成了东晋世家书法的鼎盛局面。

东晋初年势力最大的家族，当时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同时，终东晋一代甚至整个书法史，王家也可以说是最为煊赫的一族。 王家的第一代，在东晋就都享有书名。其中书名较盛的有王敦、王导、王旷、王廙。王敦的书法《淳化阁帖》卷二，有他的草书《蜡节帖》，笔势雄健，气势威武。王导的书法有《省示帖》、《改朔帖》，唐窦臮《述书赋》评他的书法：“将以润色前范，遗芳后车，风棱载蓄，高利有余。”王导在西晋末年带《宣示表》过江，为东晋书法保留了重要的典范作品，对东晋书法发展有贡献。王旷是王羲之的父亲，宋陈思《书小史》评其“善行、隶书”。王廙是最为突出的书家，书画双绝，书法“谨传锺法”（羊欣语），“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僧 王羲之《黄庭经》）

庾氏家族 有庾翼、庾亮、庾冰、庾怿。庾翼的书名一度在王羲之之上，甚至因为与羲之争胜而有“家鸡野鹜”之语，直到后来看见羲之写给其兄庾亮的草书信札，才信服王羲之可追张芝。张怀瓘《书断》云：“庾翼字稚恭，颍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弟，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善草、隶书，名亚右军。”

谢氏家族 有谢安、谢尚、谢万。谢安，字安石，年四十出仕，为一代治国重臣，名声亦自不菲。王僧虔《论书》曰“谢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为子敬书嵇中散诗。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他与王献之之间关于羲、献孰胜的讨论在书法史上尤有影响。

郗氏家族 也出现了几位有影响的人物，如郗愔、郗昙，王羲之早年书法不及郗愔（虞龢《论书表》）。郗家书法，以郗愔为最。他的思想以道为主，致力于玄学、书法、优游。善于章草，代表作《至庆帖》。

卫氏家族 自西晋以来就人才辈出，至此虽然稍杀，也非无人，最重要的人物是卫夫人铄，为汝阴太守李矩妻，她“规矩锺公”（张怀瓘语），继承锺繇书风，是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对于书圣的成长有重要的作用。

桓氏家族 桓温、桓玄等人，亦都擅长书法；其他家族如太原王等，也出现了一些书法人才。

这些家族都是当时的上层贵族，有着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也能够接受高层次的教育，因而对于书法来讲，是一支高素质的队伍。他们的积极介入，迅速地提升了书法的社会地位，当北朝还把书法视作佣仆之役时，书法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是一种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可以展示他们独特的胸襟，寄寓他们的喜怒哀乐，传达他们对于人生自然社会的种种感悟。这种态度，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是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的，由此开始，书法真正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不能须臾或忘的精神活动。

东晋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这些贵族人物的独特情怀。身居庙堂时，他们也会像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心忧天下。但其他许多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权威，因而当回到个人的生活中来时，他们崇尚玄谈，寄兴高远，饮酒服药，悠游山水之间，纵情享受人生，他们的精神，体现为不拘不执、潇然放旷、纵意自适，虽然其中也许隐藏着深深的绝望和痛苦。这种精神风貌，在他们的书法里得到了真实的显现，后来人把这种艺术风貌的精华，概括地称为“韵”，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美的一大典型，长期得到崇敬。

非世家大族 非世家大族书法，按地域分，可以分为东晋和十六国；按载体说，可以分为石刻、墨迹两类。

东晋继续禁碑，正式碑刻极少，著名的《爨宝子碑》 ，出于云南边地，处于似楷似隶之间，是少数民族的一件杰作；在东晋统治的核心地区，目前所见主要是王谢墓志，材质多为砖，或许不是非常正式的，如《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王闽之墓志》、《夏金虎墓志》、《谢琰及妻王氏墓志》等。这些作品与世家大族书法有很大的不同，方整朴拙，横划尾部还往往有向上挑的意图，保持了较浓厚的隶书特点。王谢墓志的出土及它们的这些特点，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从清代起就已经产生的关于《兰亭》的真实性的怀疑，再次被提出，从而在本世纪中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兰亭》论辩”，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意见。

十六国的碑刻则相对多一些，著名的有前秦《广武将军碑》、《郑太尉祠碑》，后秦《吕宪墓表》，北凉《沮渠安周造象碑》等。字体大多在隶、楷之间，风格朴茂古拙。其中《广武将军碑》笔划浑朴，结体生辣拙厚，尤其享有较高声誉。

墨迹则主要是十六国地区作品，有：前凉《李柏文书》、前秦《譬喻经》、西凉《十诵比丘戒本经》、北凉《沮渠封戴赠官木表》、后梁《维摩经卷》、西凉《秀才对策文》和《妙法莲花经》等。《李柏文书》最为引人注目，它同王羲之早年的《姨母帖》有许多相似之处，保存了行、楷的发展轨迹，对于考察文字的演变和书风的变化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其他几件作品，多介于隶、楷之间，也是文字演变的重要资料，同时由于隶、楷的结合极有特点，在书法领域里也是别具特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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