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发生于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是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的一场乱事。“八王之乱”结束后，西北地区天灾连年，流民四起，内附的少数民族遂趁机起兵反抗西晋王朝的严苛统治。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逐步控制并州（今山西太原）部分地区，自称汉王。公元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为晋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永嘉二年（308年），刘渊正式称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去世，其子刘聪继位。次年（311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主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随后攻入京师洛阳，俘获司马炽，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随后，晋愍帝司马邺于长安即皇帝位。“永嘉之乱”两年后（313年），匈奴刘曜攻陷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东晋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偏安江南。此后，五族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大量非汉族政权，从而与南渡的汉族晋室政权长期对峙达100多年。就各政权内部而言，民族差异日渐模糊，直至不再分彼此。

“五族内迁”对于我国的民族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治上，“五族内迁”促成了民族融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内涵。尤其是在“永嘉之乱”以后，少数民族开始主导中原，虽然他们在武力上是“胜利者”，但文化上却积极向汉族学习。五族的首领多倾慕中原文化，重用汉人，委以国政。如后赵明帝石勒用张宾，前秦君主苻坚用王猛，北魏拓跋氏用崔浩、李安世，北周宇文氏用苏绰等汉族大臣。尤其在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时期，孝文帝推行大规模的汉化运动，促使民族间相互通婚，两族界限越发模糊。有学者认为，“五族内迁”的过程在实质上促进了封建化，封建化又有利于民族间的融合，为隋唐时期的统一繁荣准备了条件。

经济方面，“五族内迁”促使南、北两地的经济趋于平衡。在“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发生之前，西晋的经济中心主要在北方，“五族内迁”为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低廉的劳动力与原材料。“永嘉之乱”后，西晋灭亡，中原士族、手工业者大量南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南、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趋于平衡。

在文化领域，“五族内迁”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民族文化，开启了隋唐文明。五族入主中原前，因北方发展较早，且为全国政治、经济重心之所在，故北方文化程度远高于南方，但南方自孙吴以来，人才辈出，渐成一股朝气蓬勃的新兴文化。晋室南渡建国以后，中原人士与南方人接触增多，并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南方。经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发展，南北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调和。从此，南方文化大幅发展，渐有凌驾北方文化之上之势。不过，南北文化虽得到调和，但仍各自保存特质，如南人灵巧、北人刚直。

本文转自2015-07-03《中国民族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