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纷纷结党营私，为非作歹，导致东汉后期政治极端腐败。他们的巧取豪夺，穷奢极侈，导致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阶级矛盾激化。

【党锢之祸】

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结果很多士大夫被害，史称党锢之祸。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失去民心。士大夫，豪强等不再相信朝廷，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从党锢之祸的结果来看，桓灵二帝背锅不冤枉。

【西北羌乱】

从汉安帝后，凉州地区开始爆发类似周期性的羌乱，大规模的大体有四次，

1.汉安帝时期（公元107年—公元118年）的第一次羌乱

2.汉顺帝时期（公元139年-公元145年）的第二次羌乱

3.汉桓帝时期(公元159年—公元169年)的第三次羌乱

4.汉灵帝时期（公元184年—公元214年）的第四次羌乱。

与羌人作战所耗费的军费开支是东汉王朝主要的经济负担之一，羌乱给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由于长期的残酷战争，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不堪，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

【州牧制度】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腐朽的朝廷根本无力平叛，下令各郡自行募兵守备，虽成功镇压了黄巾起义，但却使地方州郡长官拥兵自重。公元188年，刘焉谓四方多事，原因在刺史权轻，遂改部分刺史为州牧，州牧的设立和州刺史权力的提升，埋下了东汉末期军阀割据的祸根。汉末群雄混战之时，军阀往往都是以“某州牧”的名义发号施令，例如冀州牧袁绍、徐州牧刘备、兖州牧曹操、荆州牧刘表、幽州牧刘虞、益州牧刘焉等等。

【太平道】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政权，结党营私，为非作歹。豪强地主与割据军阀圈占土地，鱼肉乡民。再加上各种天灾，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人们对于朝廷，对于生活都没有了向往。

在这种环境下，张角提出了“致太平”的理想。深入民间，四处传道，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张角创立太平道的目标十分明确，即借用宗教旗帜，争取民心，组织群众，推翻腐败的东汉王朝。东汉王朝经过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代之而起的是靠镇压黄巾起家的各路军阀，他们割据一方，争战不已，历史进入了三国鼎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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