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的黄金时代，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发达，诗歌创作也进入了鼎盛的局面。这一时期的诗歌常常体现出盛世昂扬的精神风貌。

魏晋南北朝以来，因政局动荡、社会离乱导致许多文人产生了避世心理，及至初唐，王绩等人的田园诗作品亦产生了一定影响力。加上唐统治者出于对人才的实际需要和教化风气目的，屡屡下诏求贤征隐。

社会日益繁荣，文人的入世心理已超过避世心理，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的隐逸诗人群体在这种背景下形成。

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江南水乡与塞北高川不能兼得，导致南朝文气过于柔弱，北方文风过于粗犷。到了盛唐，南北交通，东西贯穿，诗人可以自由游历大江南北，兼得南北气象，这种气象也同样体现在诗文中，将山水田园诗拓展到新的境界。

(公元689～740年)隐居鹿门山，年近四十赴长安应举，失意而回，在吴越间游历。后入张九龄幕府，开元28年病卒。

孟浩然一生几乎都在隐居和旅程中度过，因此他的诗歌内容也多如此，如：

全篇借景抒情，写羁旅愁思，匠心独运，“不言愁而愁字之神已摄。”——《唐诗偶评》杨逢春。

孟浩然擅长白描手法，他不用钩奇抉异的语言，在平白朴素中见出空灵传神之境，如：

《过故人庄》以自然的笔触描写了作者的一次访友经历，充满浓郁的田园气息。

孟浩然在隐逸中同样饱含着积极的入世精神，渴望一展抱负，如：

作为盛唐的前辈诗人，孟浩然以情景交融的境界、清旷平淡的风格，将山水田园诗发展到一个新高度。而他隐逸却不忘济世的情怀，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体现。

(公元701～761年)，字摩诘，开元9年(721)进士，官至尚书右丞。王维笃志奉佛，对佛理有极高的领悟，妻亡后不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

王维的诗作将诗情、画意、音乐美、禅趣高度结合，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山水景物形象契合交融，往往着墨不多而意境高远，被后世尊称为“诗佛”。

王维常用佛家的思维方式去感受世界、认识世界，用佛家的语言来阐述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如：

“安禅”是佛教的一种修习活动，“毒龙”是佛家用语，指妄念烦恼。诗人将禅语禅意融入诗情，既符合吟咏庙宇的景况，又体现出作者超脱的意趣。

《终南别业》写作者隐居终南别业的生活，将诗情、画意、禅机相融，妙合无垠。颌联写隐居生活的洒脱和自在，颈联在景物中体现超脱，在水穷的处境中坐观云起，可见诗人已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并将之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来，让读者体会到无上的妙境。

王维的许多诗并未直接使用佛语，但其中却自然蕴含无限的机趣，呈现出一种空灵美。他在中年隐居辋川时，与友人裴迪赋诗唱和，为辋川二十景各赋诗一首，共得四十篇，如：

王维《辛夷坞》一诗，除了描绘空幽宁静的山林世界，更是用“纷纷”二字，对花开花落毫无触景伤情之意，表现出辛夷花此生彼死、亦生亦死、无生无死的超然。

以王孟为代表的隐逸诗人群体，将自然之景、个人之情、方外之趣等用诗歌作品呈现出来，共同创造了唐代山水田园诗的新气象。

唐代从军入幕和漫游边塞的风尚极盛，许多诗人期望在塞外一展抱负，而边塞生活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涌现出不少擅写边塞生活及景色的优秀诗人。

(公元700～765年)，字达夫，玄宗天宝八年(749)，有道科及第，授封丘尉。至广德二年(764)，任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后进封为渤海县侯。是唐代诗人中唯一做到高官而封侯者。

高适长期从军，三次奔赴塞外。他有强烈的功名意识，渴望立功封侯。同时，作者认为读书穷经，不如从军立功，如在《塞下曲》中写到：

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是高适一生的追求，所以他的边塞诗作品，往往带有对戎马生活的描绘、对战事的关注、乃至从政治角度对边防问题进行思考，揭露各种弊端。这使他作品的思想深刻性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边塞诗人，如其名作《燕歌行》：

开元二十六年(738)，张守珪隐瞒败绩，谎报军功，作者作此诗以揭露。全篇风骨遒劲，气韵雄浑，描写了边塞士卒的艰苦生活，赞扬了他们不畏艰险，勇敢报国的精神，并以此为对比，揭露军中苦乐悬殊的黑暗，讽刺了边地将领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混乱局面，反映出边防中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公元715～770年)，天宝三年(744)进士，授右内帅兵曹参军，后曾两度出塞，官终嘉州刺史，世称“岑嘉州”。

岑参与高适一样热衷功名，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但他不同于高适的作品以深度见长、悲壮中带有冷静的分析，岑参的诗善于以雄奇瑰丽的笔触描绘西北边疆的奇异景色、民风民俗，及将士勇敢报国、不畏艰苦的精神。

他突破了以往征戍诗只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内容格局，作品中充满了昂扬的情绪和乐观精神，如：

岑参喜欢用奇特的想象构造出鲜明的语句，给人以惊险新奇的感觉，如：

容鬓老胡尘，衣裘脆边风。此句属于倒装句，即胡尘老容鬓，边风脆衣裘。

(公元690～756年)，字少伯，擅长七绝。

王昌龄曾赴西北边塞，其边塞诗数量不多，但篇篇俱佳。如：

他的诗中，常常寄托着宁边安民的愿望，表达出愿为国家长治久安尽心尽力的雄心壮志。

(公元704～754年)，曾从军河西、幽州、河东等地。《河岳英灵集》说他早年诗作多陷轻薄，晚年忽变，风骨凛然，说尽戎旅。表现出以身事边，报国赴难的昂扬情感。

当然，崔颢最著名的是七律《黄鹤楼》。

二人现存诗作很少，王翰存诗14首，王之涣6首。二人各以一首《凉州词》名扬诗坛。

唐代的京城诗人群体分为三个层级：帝王及皇族宗室、朝廷重臣与台阁文人、长安的中下层文人。前两种的作品多为宫廷诗，后一类则更多自由创作。

唐玄宗李隆基(685～762)，现存诗60余首，是唐代皇帝中存诗较多的。诗的内容多抒发安定边疆，开创治世的雄心，骨力遒劲，丰神俊朗。

李唐宗室普遍爱好诗歌，如玄宗弟弟岐王李范，喜欢结交文士，杜甫有“岐王宅里寻常见”之句，可见当时的诗人在岐王府聚会是常事。

玄宗妹妹玉真公主也与盛唐文人过从甚密，她爱好诗歌，乐于提携文士，王维、李白、高适、储光羲、张说等都与她有诗歌方面的关联。

台阁诗人往往题材狭窄，不外乎宴会、登览、寄赠等内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贺知章。

(659～744)，盛唐前期台阁诗人的代表，公元725年为礼部侍郎，后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其写景、抒怀之作清新潇洒，风格独特。天宝三年(744)，他辞官回乡，玄宗亲自赐诗《送贺知章归四明》，太子以下百官皆赋诗为其践行，是唐代诗坛的一件盛事。

中下层文人政治地位相对较低，无过多政务缠身，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在诗歌创作上，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宫廷诗应制应景的局限，精致典雅又不刻意雕琢，自然流畅，代表了当时诗歌艺术的较高水平。

这类诗人以成就和影响，首推王维，其他诗人也各有特色，如王昌龄、储光羲、祖咏、郑虔等。

还有一些地方诗人受当地山水景致、风土人情影响，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诗歌风格，李白就是其中代表，他的个性诗风更是影响了整个盛唐的审美趣味。

又如崔国辅，曾居京城，但长期在南方为官，其诗作深得南朝乐府遗韵，如：

这些诗人的创作，展现出盛唐诗歌在题材、风格上多元化的特征，盛唐诗坛在坚守帝京文化精神的基础上，越来越讲究艺术的个性。诗人和诗作的强大感召力与地方诗人个性风格的交融互动，让盛唐诗歌文化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