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改革重塑了志愿填报机制，可能会对各高校、各专业招生录取情况与生源质量产生深刻影响。投档单位调整使得生源竞争的焦点由院校之间的竞争转变为专业之间的竞争。随着学生对于专业的偏好得以释放，一些办学定位明确、人才培养质量较高的优势专业势必在生源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在金融、计算机等行业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日益增加的社会背景下，相关专业的录取分数也会因报考人数的激增而水涨船高。与之相对，由于院校失去了校内生源分流和专业调剂的权限，学科实力相对薄弱的弱势专业和预期就业经济回报率较低的“冷门专业”则可能面临生源质量方面的冲击。最终形成校内不同专业之间生源质量的分化态势。

回顾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先行研究基于经验论述揭示了新高考改革对不同专业生源质量的可能影响。但遗憾的是，相关假设缺少科学的实证研究予以检验，精准化、综合性的定量分析尚处于阙如状态。鉴于此，本研究基于2016—2018年浙江省高考招生录取数据库，系统评估新高考改革对19类招生专业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并探究其影响方向、规模及异质性。本研究分析结论不仅有助于为各高校调整招生录取策略提供实践启示，更能为新高考改革在政策推进期的制度调整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使用浙江省2016—2018年高考招生录取数据库，内含292所本科高校共计6020个专业的招生名称、专业代码、录取批次以及最低录取分数信息。其中，2016年数据为新高考改革实施前的录取情况，2017年与2018年数据为新高考改革实施后的录取情况。

本研究针对各年度数据开展一系列清洗与匹配工作。一方面，由于跨年度高考分数之间存在系统性分布差异，录取位次相较于录取分数具有更良好的纵向可比性。本研究参照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各年度高考成绩“一分一段表”，基于最低录取分数信息匹配获取各专业的最低录取位次。另一方面，不同年度之间高校招生专业的类型和名称会发生调整，如某高校在2017年新高考改革后将原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等专业统一划归至经济学大类进行招生，这使得专业名称变化和高考改革的影响相互混杂、难以区分。鉴于此，为提升分析结论的精确性，本研究将2016年的招生专业分别与2017年、2018年进行匹配，保留各年度匹配成功的招生专业，以排除专业名称变化、招生策略变化可能造成的干扰。本研究将使用2016年（改革前）与2017年（改革第一年）的匹配数据进行基准分析，使用2016年（改革前）与2018年（改革第二年）的匹配数据开展稳健性检验。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参考岳阳和祝嘉良针对医学专业生源质量分析的模型设定思路，本研究构建如式（1）所示模型开展分析。

（1）式中，角标i代表招生专业，j代表年份，Y ij 代表专业i在j年份的生源质量情况。CEE Reform j 为高考改革是否实施，设置为虚拟变量，2016年取值为0，2017年与2018年取值为1。

Major i 为专业类型，本研究根据招生专业的名称进行归类处理，共区分出经济学类、法学类、管理学类、其他社科类、人文类、语言类、计算机类、通信工程类、土木工程类、材料工程类、电气工程类、能源工程类、机械工程类、控制工程类、交通工程类、环境工程类、生物工程类、理学类、医学类共19类，分别设置为虚拟变量。针对专业进行清洗与分类时，本研究主要参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1年修订版）》。考虑到部分专业门类样本量较小，本研究将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社科专业合并为“其他社科类”；将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专业合并为“人文类”；将数学、化学、物理学等理学专业合并为“理学类”；其余专业类划分与专业目录一致。艺术类、体育类、农学林学类、海洋工程类及食品工程类专业样本量较小，且无法与其他专业合理并归，因此仅作为对照组，不开展单独分析。

CEE Reform×Major ij 为改革前后与各专业类的交互项，交互分析可以观测到各专业相较于其他专业在改革前后的录取位次变动情况，β 3 为本研究所关注的新高考改革对各专业生源质量的影响系数。

University为院校固定效应，具体处理为一系列表示是否为该院校的虚拟变量，以控制院校间异质性对分析结论的干扰，如不同院校的学术声望、办学质量、属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生源质量的影响。β 0 为截距项，ε ij 为随机扰动项。

（三）位次校准方案

本研究所关注的因变量为各专业的生源质量，具体操作化为该专业当年最低录取位次。由于新高考改革取消了文理之间的分科排序和分科录取，替代以全省排序、统一录取的方式，这造成了改革前后位次信息比较时的困难。如，针对改革前某文科专业招生最低录取位次而言，该位次的排序基数是当年全体文科考生，而在新高考改革实施后，任何专业的录取位次都是基于全省所有考生排序生成，同一专业的录取位次会因为排序基数的扩充而自然下滑。因此，需要对2016年（改革前）的招生位次进行校准，方能进一步开展比较分析。

先行研究多采用两种方案进行跨年份录取位次的校准，其一是进行简单的基数扩充，将文理位次等比例放大至全省排序状态。如某省文科考生总数为20万人，全省总考生人数为100万人，则将各文科招生专业的录取位次调整为原位次的5倍（100万/20万=5），从而拟合该专业在不区分文理情况下的录取位次。其二是考虑到文理科学生群体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差异，通过等值线（如一本线）对位次进行校准。如，某省新高考改革前一年文科一本线对应位次为2万名，理科一本线对应位次为6万名，则将各文科专业的录取位次调整为原位次的4倍，即［（2万+6万）/2万=4］，以获得可比位次。但是以上两种方案都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简单基数扩充对文理科学生群体的异质性考虑不足；而基于一本线计算的校准系数，对一本线上的高分段学生群体相对适用，但在校准一本线下学生的位次时可能造成偏差。

鉴于此，本研究在参考既有研究校准方案的基础上，采用更精准的分段位次校准方案。在高校办学质量相对稳定的情境下，虽然高考改革前后不同专业之间的录取位次会出现波动，但在各分数层次内的高校，其录取位次应是整体稳定的。以文科为例，将2016年（改革前）文科招生专业划分为600分及以上、500~599分、400~499分、399分及以下四个子层次，分别计算各层次内招生专业在2016年和2017年的录取位次均值，将两年均值相除形成各个层次的校准系数，并基于此校准系数对2016年文科专业录取位次进行调整。就本质而言，此种校准方案假定同一分数层次内的高校生源质量基本维持稳定，从而构建多条等值线，对不同分数层次的高校赋予不同的校准系数，形成比单一等值线校准方案更为准确的校准结果。如，某文科招生专业在2016年的招生最低分数为550分，位次15000名，经计算，500~600分层次的校准系数为4.6（即该层次的院校专业在2017年的录取位次均值是2016年录取位次均值的4.6倍），则该专业校准后的可比招生位次为15000×4.6=69000名。理科招生专业的处理方式亦如此。

表2概述了录取位次校准效果的检验，可以发现，除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录取位次在年份间略有变化外，校准后的录取位次在各年份、各院校层次间基本平衡，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这证明，位次校对实现了2016年校准后位次分布与2017年、2018年新高考位次分布的整体一致性，基本实现了高考改革前后的纵向可比性。

三、实证分析

（一）新高考改革对各专业生源质量的影响

表3汇报了新高考改革对各专业生源质量影响效应的估计结果。篇幅所限，表中仅汇报改革前后与各专业交互项（即CEE Reform×Major）的估计结果，在控制院校固定效应的情境下，各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在0.900以上，具有良好的解释力。

由表3可以看出，新高考改革对各专业的生源质量产生了异质性影响。首先，经济学类、法学类、计算机类以及医学类专业的招生位次在高考改革后有所上升。具体而言，医学类专业的招生位次上升幅度最大，达到6853名。近年来，随着高素质医学人才社会需求的扩张，在健康中国建设等宏观政策引导下，各高校普遍推行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在学制设置、课程建设、临床实习以及就业质量等方面完善培养质量，这均提升了医学类专业对学生的吸引力，有效改善了医学类专业的生源质量。经济学类和计算机类专业的招生位次也分别上升了5568名和5789名。由此可见，在新高考改革满足学生专业偏好的情境下，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成为学生专业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从而造成经济学和计算机等相关专业录取位次的抬升。此外，法学类专业的招生位次也有2064名的小幅提升。

其次，值得关注的是，通信工程类、土木工程类、材料工程类、电气工程类、能源工程类以及机械工程类专业的招生位次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具体而言，电气工程类专业的录取位次下滑最明显，下滑幅度达5438名。土木工程类和机械工程类专业的录取位次下滑幅度均达4000名以上，分别为4665名与4223名。能源工程类、通信工程类、材料工程类专业的录取位次也均有3000名以上幅度的下滑，分别为3847名、3572名及3272名。可见，随着新高考将录取单位从院校细化至专业，工程类专业的生源质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整体性负向波动。究其原因，针对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工科专业对口就业的水利环境行业、制造行业、采矿行业、电力煤气水供应行业以及建筑行业等，高校毕业生起薪较计算机行业及金融行业存在明显差距，就业情况及薪资回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选择就读工程类专业的意愿。此外，在新高考科目选考制之下，物理科目由于学业挑战性较高、难以在等级赋分中获得高分等因素，选考人数大幅下降，从而导致工科类专业的报考人数下滑，这也对生源质量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最后，人文类、工商管理类、语言类、其他社科类、理学类、控制工程类、环境工程类、生物工程类、交通工程类等专业的生源质量基本维持稳定，未因新高考改革而发生录取位次方面的显著波动。

（二）稳健性检验

基准分析针对改革后第一年的专业录取情况展开讨论，分析结论可能受单一年度自然波动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将新高考改革前（即2016年）各院校专业录取情况与改革后第二年（即2018年）进行匹配处理，以开展稳健性检验，验证前文分析结论在改革后各年度间的一致性。针对表3分析结果呈现生源质量显著波动的专业类别，表4汇报了在匹配2018年录取数据之下的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

由表4所示，将匹配数据替换为改革后第二年录取情况后，分析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大致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在新高考改革后，经济学类、计算机类与医学类专业的录取位次分别提升了3331名、4694名及9437名。与之相对，通信工程类、土木工程类、材料工程类、电气工程类、能源工程类的录取位次在新高考改革后则分别下滑了3186名、 3148名、4815名、4046名及4264名。除法学类、机械工程类专业的影响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余专业的波动情况与基准分析相吻合，证实上文分析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三）异质性讨论

新高考改革对各专业生源质量的影响，可能在不同层次高校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接下来，本研究将分析样本区分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两个子群体，开展影响异质性讨论，分析结果如表5、表6所示。

表5呈现新高考改革对学术选拔性较高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各专业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从中可以看出，除土木工程类和交通工程类专业的最低录取位次略有下滑外，其余专业的生源质量基本保持稳定，未因新高考改革而发生波动。究其原因，“双一流”建设高校具有较强的学术声望和社会影响力，在标签效应的影响下，“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非热门学科也具备一定的生源吸引力，从而维持生源质量的相对稳定性。

针对非“双一流”建设高校而言，新高考改革对各专业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如表6所示。可以发现，经济学类、计算机类以及医学类专业的生源质量在新高考改革后出现大幅提升，最低位次升幅均在7000名以上。同时，通信工程类、土木工程类、材料工程类、电气工程类、能源工程类以及机械工程类专业的最低录取位次则显著下滑。可见，对于学术选拔性相对较弱的非“双一流”建设高校而言，由于缺少符号价值加持，优势专业与弱势专业之间出现了生源质量方面的较大分野。在院校声望因素影响有限的情境下，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学、计算机、医学等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较大、预期就业经济回报较高的专业，而传统工程类专业的生源质量则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新一轮高考改革从多维度重塑了学生的高中学业经历及大学升学选择过程，堪称高考恢复后最为全面系统的一次制度调整。特别是，为赋予学生更广泛升学选择空间，新高考改革突破了以院校为单位的志愿填报模式，转向以“院校+专业”为单位的更为细致的投档录取模式，这一调整对院校及各专业的录取情况与生源质量产生了深刻影响。本研究基于浙江省2016—2018年高考录取数据，实证分析新高考改革对各专业生源质量的影响效应，并探究其院校间异质性，核心分析结论可提炼如下。其一，经济学类、计算机类、医学类等社会人才需求较高、预期经济收入良好的专业，其招生位次在高考改革后有所上升。其二，针对土木工程类、材料工程类、电气工程类、能源工程类以及机械工程类等工科专业而言，受就业情况及选考科目要求影响，其招生位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其三，区分院校选拔性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具有较强的名校标签效应，各专业生源质量的波动集中体现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

本研究分析结论证实，学生的专业选择受到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情况的显著影响，在新高考改革拓展学生专业选择权的情境下，不同专业之间生源质量的两极分化更为凸显。其中，工程类专业的生源质量下滑尤为值得关注。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能力是国际竞争的核心范畴。实现基础研究及工程应用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掌握产业升级所需的核心技术，对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国际地位提升而言至关重要。工程类专业生源质量的下滑可能对我国理工科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成效产生负面影响，值得高考改革在制度设计层面予以反思。

（二）建议

本研究分析结论可以为新高考改革制度完善及高校招生策略调整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

1. 新高考改革在赋予学生多元化专业选择空间的同时，应提供更充足的升学指导，提升学生选择能力，实现“赋权”与“增能”并重。在新高考改革转向以“院校+专业”为单位的志愿填报模式后，志愿填报的数量大幅扩充，这对学生的专业认知及信息收集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缺少对各专业学习内容及就业方向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学生易于受社会舆论影响盲目填报所谓“热门专业”，这不仅强化了各专业生源质量的马太效应，也可能造成学生大学入学后的专业适应性障碍。因此，新高考改革可以依托高中生涯规划教育体系，通过学科夏令营、职业体验等实践活动提升学生对专业学习内容及就业发展方向的认知，避免升学选择的盲目性。

2. 应扎实推进“新工科”建设，完善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保障就业质量，从根本上提升工程类专业的人才吸引力。高校工程类专业建设应有效呼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突破传统学科壁垒，整合专业基础模块，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培养学生的工程创新能力和通用技能，切实提升工程类专业毕业生对产业需求的匹配性与融入性，从而提升工程类专业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

3. 高校可拓展推进大类招生改革，允许学生在对各专业方向有一定学习体验的基础上做出专业决策，以提升专业选择的准确性。通过大类招生改革，高校可将专业范畴及课程体系相近的专业合并招生，学生先进入一个范畴较广的“专业类”学习基础课程和通识课程，在大二年级（或更高年级）具备一定学习经历和理性认知之后，再进行更细致的专业选择。大类招生不仅有助于推进通识教育，更能提升学生与就读专业方向的适切性，避免校内不同专业之间生源质量的过度分化。

4. 对于符号资本相对较弱的普通高校而言，可尝试推进专业特色化发展战略，吸引优质生源。本研究分析结论显示，由于缺少“双一流”建设高校所具有的名校标签效应，在新高考改革之下，普通高校内各专业生源质量的波动与分化更为凸显。在此情境下，普通高校可采取专业特色化发展战略，从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就业保障等方面建立具有差异化的专业培养模式，有效整合校内资源，以特色专业群建设赋能人才培养体系，切实提升生源竞争力。

值得说明的是，本研究分析结论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因不同区域考生升学选择偏好存在显著差异，新高考对各专业生源质量的影响可能因改革省份而有所区别，未来研究可开展更为细致的讨论。另外，在新高考模式下，高职院校的招生录取及生源质量变动情况也需实证研究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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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10期“高考改革研究”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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