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铁城

读到这样一个高大上的标题，肯定有读者会问：一篇散文，标题有必要扯虎皮当大衣吗？不！笔者绝对没有那样的丑陋想法。

因这标题，与本文主人公文骏的亲身经历，有着较为高度的契合。

文骏出生在渝州寿县最为偏远的一个乡镇，祖祖辈辈没有一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更别说家中有无书香味道！

不知为什么，打上学读书那时起，文骏与书就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情感。

学校发给的教科书，他都会惜书如命，在哥姐们的指导下，将书用废旧报纸包得规规整整。直到学期结束，书包里的每一本书，都是崭新如初、绝无破损或划痕。

文骏初次读到苏联作家、诗人、评论家、学者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名言，已是20世纪70年代末。

改革开放初，已任职大队团支部书记的他，为丰富因集体土地“包产到户”而闲来无事的农村青年业余文化生活，在征得公社团委和大队党支部同意后，决定以大队团支部的名义，在老家的乐河街上筹办一个大队图书室。

为确保图书种类较为齐全，文骏怀揣着公社团委的介绍信，到寿县文化馆图书室借书。

经过大半天的艰苦跋涉，临近下午六时，文骏才空着肚子走进了地处寿县县城向阳街右侧的寿县文化馆图书阅览室。

映入文骏眼帘的，首先就是正对面白色墙壁上那幅很是显眼的标语“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过那幅似懂非懂的标语，满目全新的文骏定了定神，用极快的速度将整个图书阅览室扫视了一遍。

那是一间位于文化馆底楼不足80平方米的大“教室”，从外到里安放着一排排木制靠背式条椅。大“教室”的底部，排列着五六个高过人头、刷过朱红色油漆的简易木制书架，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数千册图书。书架的右侧，有一张同样刷过朱红色油漆的木制办公桌，桌边坐着一男一女几乎与文骏同龄的图书室工作人员。

当她俩认认真真地看过文骏从衣服内兜摸出的书面介绍信后，个头不高、留三七分头，穿一身蓝布中山装的男工作人员赶忙起身，满心欢喜地抓住文骏的手说，”你们大队要办图书室？欢迎欢迎！我们一定大力支持，一定大力支持！“

后来，文骏才知道那男的姓吴，是寿县文化馆图书股股长。

经过吴股长等三人两个多小时的忙碌，文骏吃力地挑着满满两箩筐，身上还背着满满一背篓借来的图书，住进了地处城中心的寿县公寓。

那天夜里，文骏躺在公寓的床上，伴着微弱昏暗的电灯光，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大挑和一背篓近300册借来的图书，憧憬着即将面世的图书阅览室，激动得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昏昏沉沉地熬到窗外发白，文骏就翻身起床，饿着肚子将借来的那300余册图书，搬到开往两龙区的大客车上。

上午十时左右，在两龙街上下车后，望着回乐河那20余里乡间小路和300多册图书，打小就体单力薄的文骏犯难了。请人吧，自己兜里身无分文；通知家里来人帮忙吧，又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万般无奈之下，文骏只能学着鸭棚子搬家，一段路一段路地朝着家的方向艰难前行……

当天夜里，文骏走进家门已是深夜十二点过。

第二天一大早，文骏就一头扎进紧锣密鼓的图书阅览室筹建工作之中。

至此，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文骏，才真正意义上与祖祖辈辈风马牛不相及的图书和文化事业打起了交道。

在乐河街头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屋里，一口既作办公桌又当书柜的蜜蜂箱，四根两米来长的木制条凳，一个长四米、高两米，上下五层紧贴墙壁的简易书架和八方筹措而来的1000余册图书，便成了乐河大队图书阅览室的全部家当。

在那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图书阅览室里，最让文骏感到欣慰和自豪的，不是那一排排来之不易的1000余册图书，而是墙壁上那几幅亲手写就的白底黑字标语：一幅是高尔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幅是托尔斯泰的“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再一幅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

图书阅览室正式开放前，文骏就把高尔基、托尔斯泰和培根等世界名人的“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知识就是力量”那三句名人名言工工整整地写在笔记本扉页，视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一直延续至年迈退出职场。

不知到底是因为那三幅既亮眼又励志的名人名言，还是因为当年的农村青年本就如饥似渴，乐河大队图书室和后来的乐河公社文化站图书阅览室，都受到了乐河、沙坝、罗温、合新等公社青年的热捧，读者人数从每月的成百上千到成千上万。

为让在校学生读到更多的课外书籍，文骏还利用歇场时间，不辞辛劳地用背篓背书到各村小学，让小小的图书室发挥了大大的作用。

时至今日，每当提及乐河图书阅览室，年逾七旬的文骏都会两眼放光，感慨万千地告诉人们：20世纪70至80年代的我们读书，虽不像高尔基所说的“我扑到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那样感人肺腑、刻骨铭心，但用“爱不释手”和“如饥似渴”两句话，却是恰如其分、绝无夸张！

其实，早在那些年代，文骏就通过多种渠道，懵懵懂懂地阅读过《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西厢记》《啼笑姻缘》等古典文学书籍和《青春之歌》《苦菜花》《破晓记》《播火记》和巴金的《家》《春》《秋》等数十部现代文学书籍。

在一堂农技课上，农技老师将文骏上课时偷看的长篇小说《红日》强行收走后，心痛不已的文骏冒着被学校开除的危险，邀约了七八个“铁哥们”在学校门口，堵住打算离校回家的农技老师，生拉硬拽地将老师拖回办公室，直至取回被老师收走的《红日》后，文骏和他那群“铁哥们”才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学校。

说起嗜书如命、如饥似渴，早已白发苍苍的文骏，就会时不时地向人们讲起他初中毕业回乡务农时的情景：只要在路上捡到一张破烂不堪的废旧报纸，都会轻手轻脚地折叠好放进衣兜，待蹲茅坑时再拿出来慢慢展开，在昏暗的光线下，一字一句地仔细阅读，哪怕出现部分残缺，也会绞尽脑汁、尽力想象着去揣摩被撕掉的，应该还有哪些文字或标点符号。

文骏，一个出身于寿县偏远乡村的农家子弟，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艰难困苦的小山村，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上让左邻右舍人们艳羡至极的文化干部，然后又亦步亦趋地走出乡场，走进县城，融入大都市一一渝州，成为小有名气的记者、编辑和文学创作者，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集、论文集、长篇通讯文集、散文诗歌集和短篇小说集等专著五部，并在各类报刊上公开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上千篇（首），为广大的阅读爱好者奉献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只要谈及文骏的人生进步和文学创作成就，他都会满心欢喜，情不自禁地告诉身边的人们：“书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阅读是我有所作为的得力助手。”

文骏还经常告诉他的朋友，苏联伟大的作家和诗人高尔基说过：书籍一面启示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了起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和诗人威廉·莎士比亚也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在文骏一生中，眼界的大开和认知的升华，真要从他担任乐河图书室管理员那几年说起。

文骏自1979年亲手创办乐河大队图书室，到1983年底，这四年时间里，他既要肩负乐河大队团支部、乐河公社文化站纷繁复杂的日常工作，又要担任图书室管理员，负责所有读者借阅和退还图书的登记，负责图书采购和破烂图书的修复等工作。

然而，最让文骏开心的，却是在这几年时间里，他忙里偷闲地阅读了数百册文学和科普书籍，并坚持自费订阅《收获》《十月》《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和《北京文艺》《上海文艺》《四川文艺》等十余种大型文艺期刊，并从中吮吸到极其丰富的文化营养，为日后从事社会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扎实的文化素养和基础。

因为读书，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让文骏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那是1986年春节，也是文骏因工作业绩显著被调入县文化馆，一家老小搬进新房的第一个春节。

那年正月初六中午，乐河中学刚考入大专院校的十六七名天之骄子，相邀到县城给文骏拜年。待所有来客进屋落座后，文骏起眼一看，这十六七名新入学的大学生，竟全是乐河公社文化站图书阅览室的忠实读者！席间，学生们在武陵师范大学中文本科生吴磊的提议下，向文骏夫妻敬酒表示感恩时，文骏激动得热泪盈眶，忙不迭地连声道：你们不应该感恩我个人，应该感恩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时代！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乐河公社文化站图书室，没有文化站图书阅览室，你们就不可能读到那么多内容丰富的课外书籍，没有课外书籍的滋养，你们就不可能立下那么高远的志向和目标。来，我们大家为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时代干杯！文骏话音刚落，同学们便纷纷起立一饮而尽，相拥而泣……

自那以后，文骏才猛然意识到，乐河公社凡是在外混得好的五六十年代的人，其绝大多数都是当年图书阅览室的忠实读者，从而较好地诠释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以及知识改变命运的真谛所在！

文骏有了对书籍的钟爱和对阅读书籍的高度认知，面对时下网络发展的强大趋势和传统纸媒的每况愈下，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老话是：我还是喜欢手捧书籍一页一页地翻阅的感觉！喜欢边读边在书上用笔画√画X画波浪符号的感觉！

2019年至2023年，是文骏文学创作的高峰，可他仍坚持见缝插针地阅读了大量的当代文学作品。如余华的《文城》《活着》、阿来的《尘埃落定》、丁捷的《追问》、阎真的《沧浪之水》等。在此期间，文骏还在朋友的好心推荐下，认真研读了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的名著《走向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负》等名著。

回想走过的人生之路，古稀老人文骏就会深有感触地说：“是读书让我获得了知识，变得更加明理智慧；是读书陶冶了我的性情，是书中的知识和道理，让我得以不断地进步和完善，使自己拥有了更大的收获。”因此，文骏认为：苏联作家、诗人高尔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不是空洞无物的高大上，而是一个爱书、惜书、知书、嗜书之人的真实感悟！是对书籍和知识在人类社会发展繁荣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最高评价和最充分的肯定！

作者简介：铁城，正名余德成，群文副研究馆员，中国散文学会、华夏精短小说学会、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秘书学会副会长，曾任《办公室工作》杂志总编辑。

出版报告文学集《我和我的老乡们》、社科论文集《探索之痕》、长篇通讯文集《笔尖下的传奇》、散文诗歌集《故土留痕》和短篇小说集《那年那月那些事》等专著五部。有诗文发表于《重庆晨报》《红岩春秋》《西部散文选刊》《作家新视野》《贵州民族报》《重庆科技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