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林，常新悦

（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保定071003）

抗日战争是在20 世纪30 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矛盾变得异常尖锐的情况下爆发的，卢沟桥事变使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抗战爆发后，中国人民非常关心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果，需要对战争进行科学判断并进行正确抉择，《论持久战》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做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1]的科学论断，让抗战中的军民在迷雾中找到了方向[2]。《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研究和预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中国重大社会问题并进行科学决策的成功范例[3]，科学地回答了“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回答了“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的问题以及“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和“怎样会有最后胜利”的问题。《论持久战》是抗战取得胜利的指路明灯，成为指导抗日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不仅在国统区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就是在国民党最高领导层中也引起很大震动[4]，《论持久战》放射出真理性光辉和展露了理论魅力。《论持久战》从战争规律出发，使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从模糊转变为清晰。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基于质量互变规律研究战争变化过程并对战争趋势进行推论和预见、基于对立统一规律洞悉了战争变化的曲折性、基于否定之否定规律判断了战争的最终结果。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根据战争实际否定了空谈的错误论调，基于对战争发展过程的科学分析和对战争趋势的综合判断，驳斥了脱离实际对战争特征以及发展趋势的唯心论的判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政治修养。《论持久战》的精髓是实事求是，核心在于充分认识战争规律并提升驾驭能力，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提升科学预见能力，并要正确处理战略与战术的关系[5]。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论持久战》充满了问题意识，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问题就成为了《论持久战》逻辑分析的起点。毛泽东认为，分析战争问题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观点都是错误的，认识问题这种出发点过于主观和片面，在用局部代替整体，必须用全面的和客观的观点认识战争问题[7]，才能够基于战争规律得出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论持久战》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彰显了马克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不断强化学习能力，进而能够具有更好的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自觉将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8]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人们普遍存在两种情绪：其一是“亡国论”的悲观情绪；其二是“速胜论”的急躁情绪。与两种情绪联系在一起的是“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论调。毛泽东认为两种论调都是错误的，只有尽快驳斥错误论调，并通过树立正确的抗战观点将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才能够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为此在1938 年初毛泽东开始夜以继日地写《论持久战》[9]，毛泽东连续六天六夜没有睡觉，吃饭也很少[10]。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但对中国抗战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而且为世界军事学术理论增添了一部重要军事文献。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毛泽东1936 年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就曾经说过：中日之战是持久的。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又一次表达了“持久战”的思想，认为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得到解决。毛泽东认为，“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毛泽东认为，“亡国论”会产生妥协倾向，“速胜论”会产生轻敌倾向，两种论调都是片面的、非科学的。毛泽东在文章中也驳斥了一些人主张的“在台儿庄战役、徐州战役、平型关战役后应该改变‘持久战’的观点，认为应该扫除空谈，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这样才会正确思考问题。”

毛泽东从日本和中国两方面提出“持久战”的依据：日本具有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其掀起的这场战争是野蛮的和退步的，其力量的不足，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同时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在不断强化；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疲弱，这决定中国不能速胜，但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期挫折历练了中国人民，中国的战争是正义的和进步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撑长期的战争，同时还会得到更多的国际援助。持久战是这场战争的发展趋势。毛泽东将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内，敌人妄图将广州、兰州和武汉连接起来，希望完全占领粤汉路和西兰路，但可能性不大，我军的主要战争形式应该是运动战并以游击战、阵地战辅之，敌人的阶段性失败、国内经济衰竭、士兵厌战情绪增长以及国际对我们援助不断增加等诸多因素在这一阶段都会出现；在第二阶段内，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这会迫使敌人变“战略进攻”为“保守占领地”，这一阶段仍然有广大的战争，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应该是游击战，辅以运动战，敌人的占领地区分为三种类型即敌人的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以及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坚持统一占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就能转弱为强；在第三阶段内，依靠此前准备着的和本阶段中继续成长着的力量，以及国际援助、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该阶段主要的将是运动战，阵地战将提升到首要位置。

毛泽东认为，“持久战”就意味着战争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的特点，在战争中，虽然侵略者不能完全地占领中国，但却能长期地占领我国的很多地方，所以必须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够取得最后胜利。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在该阶段内我方有向下和向上两种变化趋势，前者是旧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量上，后者是新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质上；在这一阶段内，敌人也有向下和向上两种变化，前者表现为士气颓废，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久战和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据，后者是扩大了占领地、人口和资源，这是持久战不能速胜的依据，但我们应该看到敌人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将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进而实施战略反攻和驱敌人出国。在战争的第三阶段，敌人采用分化手段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不会削弱，国际形势将有利于我国取得彻底解放。毛泽东最后认为，战争过程的三个阶段，日本由优势到劣势到平衡，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保守到反攻到退却，结论是“中国不会亡”、“中国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特别驳斥了“唯武器论”，认为这是战争中的机械论。毛泽东认为在抗日战争问题上，不但要看到武器也要看到人力，认为武器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应该是人力。毛泽东用变化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目前虽然不能将别国的经济力和军力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也不能。日本是小国，战争是退步和野蛮的，中国是大国，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经过长期的发展，战争中的优势和劣势势必要发生变化。毛泽东批评“速胜论”者不知道战争中的竞赛，这些人只是一些贪便宜和想少费力气的空谈主义者。毛泽东也意识到，如果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内中国的损失较大，“亡国论”和“妥协论”就会大大流行，这种错误认识对抗战是非常不利的，基于此毛泽东认为应该将驳斥的主要力量朝向“亡国论”和“妥协论”，次要力量放在“速胜论”的空谈主义者层面。毛泽东前瞻性地估计到这场战争是犬牙交错的战争，这主要涉及到“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有后方”与“无后方”、“包围”与“反包围”、“大块”与“小块”等多种关系，毛泽东在文章中将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关系都充分估计到了，战争的状态也正如毛泽东估计的发展过程进行着。

《论持久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预测。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带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解决中国自己的事情。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基于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特别强调“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也才能够从深入分析中得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关政治动员方面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样板。毛泽东认为，中国战胜需要依托三个条件：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在分析战争形式的过程中考虑问题非常全面，既考虑到国内、国际的因素，也考虑到敌人阵营中的群体分化。从动态变化角度考虑问题，得出“持久战”的结论，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最大多数的朋友去攻击敌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对抗日战争进行了科学预测，为科学决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论调都进行了驳斥，并让人们树立“持久战”的观点，认为只有持久战才是战争的客观发展轨迹。从事情的发展过程看，“持久战”的初期虽然我国处于不利局面，但事情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我国。中日两国都有自己的优势，但从长期发展看，日本的优势会逐渐被削弱，不利的因素会逐渐增强，而我方虽然最初处于不利局面，但事情会逐渐朝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从动态角度看问题，客观地把握了中日两国力量的变化趋势，为抗日战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为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依据。《论持久战》中“在动态中把握时局”的思维方式，反映了毛泽东能够在战争的危难关头冷静客观地分析问题，并对事情做出正确判断的优秀品质。我方在战争中从劣势中走出来，优势逐渐得到强化，而日方则从优势中走出来，劣势逐渐强化，这种发展趋势被后来的事实所验证。在电视连续剧《我的兄弟叫顺溜》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团长请战士们享受从日军那里缴获的“牛肉罐头”，但团长补充说，这种牛肉罐头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牛肉罐头，而是用牛血混上小杂粮制成的“山寨牛肉罐头”。团长继续说，仅仅从一个牛肉罐头，就能够看出日本已经国力衰败，团长判断说“小日本已经支撑不了几天了”。影视作品中的对话虽然是虚构的，但这个对话正好能够客观地说明了在抗日战争后期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按照毛泽东《论持久战》中论及的发展趋势发生变化。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也是战争中不可逃避的规律。在战争的危难关头，判断问题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是应冷静地对客观实际情况进行动态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备的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问题的优秀理论品质。

毛泽东认为，“兵民是胜利之本”。在战争中虽然武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人力在战争中起着决定作用。这就要求“全民抗战”，将理论的力量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必须走群众道路。所以毛泽东认为，在“持久战”中，一定要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人民战争”可以将小鬼子淹没在汪洋大海中。人民是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政治动员”的重要性。在“政治动员”这个问题上，此前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没有发动人民大众参与到战斗当中去。孙中山先生说：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这一点正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所缺失的。在鲁迅的小说《药》中对军民脱节造成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华老栓为了给儿子华小栓治病找到了一个偏方，即用人血馒头治病，华老栓兜中揣着凉馒头，等着杀人后赶紧蘸了人血后给小儿子治病。但是华老栓并不清楚这个被杀头的人正是为他和像他一样的千万受苦大众而牺牲的。透过人血馒头可以看出华老栓的麻木，但这也是因“政治动员工作”不到位所造成的。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充分展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思想的正确性。“政治动员”能够让最大多数人民自觉参与到抗日战争当中来，在此过程中还能够充分展示人民的创造智慧。在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战、地雷战等都是对“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诠释。这种兵民合作对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式，是毛泽东机动灵活的军事策略的集中体现。地雷战让鬼子感觉到草木皆兵、步步惊心，地道战依托智能化的地道设施，让鬼子感觉到“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作战威力，扩大了对敌的杀伤力并很好地保存了我方的实力。正像毛泽东所言，兵民团结一致将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人民军队有了人民这个坚强的后盾，力量无比强大，在战斗中所向披靡。

“持久战”在发展进程中，中日双方的力量都不断在发生变化，我方在战斗形式上也适时做出调整。如毛泽东所言，第一阶段是运动战辅以游击战、阵地战，第二阶段是游击战辅以运动战，第三阶段将阵地战提升到首要位置。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等三种作战形式中，阵地战是军队以阵地为依托御敌或者对敌阵地进行攻击的作战方式，需要依托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运动战和游击战都是在战斗力相对弱小情况下采取的作战方式，两者的主要区别是：游击战是二线歼敌，要求化整为零以破袭战为主；运动战是一线歼敌，要求化零为整，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目标。随着战争深入发展，我方力量在不断增强，战斗形式也从游击战变化为运动战进而以阵地战为主。无论采取何种作战方式，目标都在于有效保存我方实力并最大限度地增加对敌的杀伤力。“以动制动”能够很好地发挥我方优势削弱敌方势力。在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能够通过灵活的战术彰显我方优势有效地打击敌人，正确的战斗形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湖湘文化中成长，湖南军事人才辈出，诸如蔡锷、胡林翼、曾国藩、魏源、黄兴等人的军事才华都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养分。游击战是军事战争史上的重要创新，这种战斗形式为日寇织就天罗地网。游击战、运动战使我方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将在宏观上占有优势的敌军分散开来，敌军整体上的优势和小股敌军的劣势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让我方具有了“乘敌之隙”的可能性，在毛泽东卓越军事思想的指引下，“乘敌之隙”由理论变成了现实。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战场上形势万变，及时调整战斗形式，需要以智慧、魄力和持续不断的军事研究为基础。

毛泽东说，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认为抗日战争是消耗战也是歼灭战。在战争的初期阶段，敌军有比较强的优势因素，只有通过歼灭战才能够迅速降低其强的因素。我方在战略上要尽早摆脱弱的因素也需要通过歼灭战达到目标。毛泽东认为，歼灭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消耗战，要用歼灭达到消耗的目的。毛泽东说，在防御阶段中要依靠运动战的歼灭性消耗敌人，同时辅以阵地战的主要消耗性和运动战的部分消耗性，达到消耗敌人的目标。在相持阶段内，主要依靠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消耗性消耗敌人的战斗力，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得战争持久，逐步转变敌我形势，为战略反攻做准备。毛泽东分析认为，在抗战的初期阶段，游击战应该发挥的消耗作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达到预期成效，认为不能单纯地进行消耗战，在消耗战的同时要大量补充自己。在消耗敌人的过程中要采取包围和迂回战术，要讲求“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的辩证法。毛泽东在论述中强调，日军的长处不仅在于其武器，还在于其官兵的教养及组织性，关于这一点，需要通过展现我方英勇顽强的战斗力和不可屈服的精神对其进行消耗，毛泽东特别以平型关、台儿庄战役进行论证。瓦解敌军的意志也是对敌方的消耗。毛泽东用歼灭战消耗敌军，将“大块”划为“小块”，目标在于通过长期的量变达到最终的质变。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认为，质变以量变为基础，量变以质变为目标，量变过程中包含着部分质变。消耗战是在我方力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对敌实行的有效战斗策略。通过持久战逐渐消耗敌人的力量，通过量变促成部分质变进而促成全部质变。毛泽东以量变质变关系原理为依据，对敌我力量进行了动态估计并正确提出了以消耗战方式促成双方发生质变。增强了我方进行“持久战”的信心，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前文述及，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最后特别强调的三个条件中，既涉及到国内也涉及到国外，还涉及到敌方阵营的变化。毛泽东以宽广的视野审视中日战争。在强调不断增强我方战斗实力的同时，认为中国战场在持久战中也会受到国际的关注，中国在此过程中也会得到来自国际的援助。随着消耗战不断推进，日方小国劣势显现，我方的大国优势也显现。毛泽东从国际环境的高度认识中日战争，中国对日作战不但是在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而且是对世界反法西斯的贡献，中国人民在此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牺牲，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能够从这种大视野审视问题，才能够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引向胜利。来自国际的援助之手不仅表现在军事援助方面，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扉页上就用鲜红的大字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征途上很多志士仁人都进行过不懈的探索，但都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历史选择了经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终于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最终胜利。毛泽东看问题的宽广视野是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因素，从马克思主义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出发，既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奋斗不息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来自国际力量对改变中国东方战场格局的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毛泽东果断地做出进行长征的抉择，这样一支具有铁一般意志的、衣衫褴褛的队伍通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世界范围内名声大噪，人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的正义战争也因此得到了更多国际援助。

《论持久战》是指引抗战走向胜利的重要著述，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未来学[11]。毛泽东让人们冲破迷茫，科学而准确地把握了抗日战争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并得出正确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在危急关头更需要冷静沉着地思考问题。目前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前进征途上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是只要从过程角度出发并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论持久战》中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的思想内涵，分析问题的哲学思维方式对当代社会经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论持久战》就是在过程中认识问题的典范。在当代社会经济建设中仍然会面临着很多问题，这包括住房问题、留守问题、医疗问题、诚信问题、教育问题、腐败问题等，只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问题是在过程中产生的，也需要在过程中得到解决。这就需要用发展的观点、运动的观点和普遍联系的观点认识问题，在过程中把握矛盾和洞悉矛盾，基于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对事物的发展过程和变化趋势进行缜密分析，在出现问题时冷静思考并找出对策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在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时代背景下，“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没有认真分析时局并探索解决问题正确方法的错误论调。“亡国论”者没有开动脑筋想问题，其结果对中国无益，“速胜论”者是一厢情愿，这是对当时我方实力高估而最终不能达到的结果。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也需要慢慢化解，需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在社会发展的初期，各种问题开始出现，国家急需在各个方面进行制度建设，一些曾经出现的问题得到遏制，该出现的问题绝大多数都已经出现了，在此期间会存在正义与邪恶、方法与问题的较量，这个“持久战”需要以不断完善社会制度为前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需要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加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的作用[12]，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匠人精神，处理好“走稳当下路”与“谋好大棋局”间的关系以及“在发展中建设”与“在建设中发展”间的关系，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统筹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要打好突发问题的阻击战，也要打好能啃“硬骨头”的攻坚战，更要打赢处理复杂遗留问题的持久战，这是对党员干部的反应力、拼搏力和意志力的考验，据此才有超强的胜任力和具备进行“伟大斗争”的政治素养。

前文述及，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特别强调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政治动员，让人民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抗日战争当中去。这不但需要大众化的理论为指导，还需要大众化的做事方法将工作做到人们的心坎上，激发人们主动做事的热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都具有同样的价值。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需要“坚持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这需要广大人民凝心聚力。每个人都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梦与老百姓自己的梦是联系在一起的，每个百姓都实现了自己的梦，中国梦就得以实现，所以中国梦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自己的梦。老百姓所关心的是住房、医疗、吃饭、穿衣、养老以及子女就业、子女教育等问题，希望能够生活在碧水蓝天白云中。绝大多数百姓并没有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明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什么，也并没有时间和能力消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以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翻译”为与其相关的日常生活话语，才能够让理论与百姓生活结合在一起，百姓也因此才会觉得理论与生活息息相关。在抗日战争年代，为了让百姓知道鬼子的罪恶行径，编排成生动的节目进行真人表演，百姓看了小鬼子的罪恶表现后，纷纷拿起农具砸向舞台上的“鬼子”。这说明政治动员工作已经“接地气”了，百姓不需要高深的理论说教，只需要生动具体的现实。在当代经济建设中，习近平强调“做人要实、创业要实、谋事要实”，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百姓需要看见生存环境实实在在的改变，并从中得到真正的实惠，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才能将理论的力量转化为行动的力量，才能让百姓感受到理论的魅力，并在现实生活中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和有更多的获得感。

毛泽东强调，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日寇以少兵临多兵，就会陷入多兵的包围中。但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我兵虽多乃是弱兵，所以在战场上我方不仅应该以多兵打少兵，还应该从外线打内线，在打“持久战”的前提下坚持“速决战”原则，处理好“耐力”与“速度”间的关系，不打驻止之敌，要乘敌运动之际，包围而歼灭之，打敌人于措手不及。在这种博弈中，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就逐渐演变成为速决战，而敌之战略的速决战就演变成为持久战了。这种有关“持久战”与“速决战”关系的论述在解决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前文述及的各种社会问题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还不能完全得到解决，但每个问题的难度是有差异的，因此各个问题在解决过程中可以排好顺序，对其实施“歼灭战”，在“持久”中讲究“速决”，即将那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摆在最前面，并且要尽量创造条件将其尽快解决，这就是“谋事要实”的具体表现。毛泽东强调，领导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中间来不得半点虚假。“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党员干部就能够在百姓心中树立高大形象。毛泽东用“讷言敏行”要求党员干部，就是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持久”是要肯“硬骨头”，“速决”是先快速啃掉“硬骨头”的“软肋”。“持久”和“速决”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表现，但是能够“速决”的就不要“持久”，百姓就不会受到“问题不能解决”的煎熬。当政府工作人员派专门的干部带领贫困山区致富并让老百姓享受到实惠后，百姓感激地说“老八路又回来了”，领导干部带头带领村民脱贫，就是对脱贫致富这个“持久”问题在一定层次上的“速决”。共产党人是敢于向困难挑战的实干家，将《论持久战》中的方法论运用到解决当代经济建设的问题当中来，所有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论持久战》彰显了毛泽东的用兵智慧，毛泽东对战争规律具有透彻的理解，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和民众心理进行了准确把握[13]，这些都是《论持久战》得以问世的重要基础。“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有害的，前者会增加悲观情绪，后者会高估自身实力，从而不能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有可能会失去有利的战斗机会。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每次都是在人的因素上下功夫，但只有科学把握社会规律并把握民众心理，才能够在人的因素上占优势。在这一点上毛泽东驳斥了“唯武器论”。毛泽东具有渊博的学识，透过历史规律洞察社会，做出了“持久战”的科学结论。文章的前半部分主要是在论述“为什么是持久战”，后半部分在谈“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从社会发展规律出发详细论述了中国必胜的道理，这种基于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为抗战增添了信心，并且找到了抗战的正确方法。毛泽东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综合运用了矛盾分析方法、社会系统论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对于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任何事情都是对立统一体，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要从对立统一关系角度出发，抓住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也要从普遍联系角度认识问题，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在普遍联系中把握问题，分析问题就会更加全面，认识问题就会更加深刻，就能够正确处理“标”与“本”的关系。通过社会系统论分析，就能够动员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前文论及的各种社会问题，在探索解决方法的过程中，就需要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系统分析方法。邓小平指出：“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4]。习近平在治理腐败过程中提出“治病树”、“拔滥树”、“正歪树”，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豪气治理贪腐，反腐也是一场“持久战”，在这场战役中更需要综合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系统分析方法，通过人民战争的方式让腐败无处藏身，还社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场战役也需要得到国际援助，将“裸官”绳之以法。让所有党政干部塌下心来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论持久战》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状态和发展趋势，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顽强抗战的前进灯塔。毛泽东洞悉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基于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哲学思考，将战争划分为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论持久战》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战争进行研究和预见的成功范例。毛泽东在分析过程中的哲学思维对研究复杂社会关系中的矛盾提供了精神指引，这包括在动态中把握时局、兵民是胜利之本、不断调整战斗形式、量变与质变的关系、用国际战略眼光看问题等。《论持久战》为当代经济建设的实际提出了方法论指导：从过程角度认识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事，处理好“持久战”与“速决战”的关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民众心理。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仍然面临“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这就需要不断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学好和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深刻认识事物的本质，讲中国话、说中国事、解中国题。信仰是一辈子的修炼和坚守，不管走多远也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坚持“有事好商量”的原则，大家的事情大家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力量转化为民众的实践力量，认识事物要基于发展的观点和普遍联系的观点，让哲学思维成为习惯。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