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克图条约》是在《布连斯奇条约》的基础上与俄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的汇总，主要解决了中俄中段边界问题。除了双方划分从额尔古纳河到沙毕纳依岭的边界外，在边境管理、贸易、人员交往、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较多的规定。此后，清政府也是按照条约之规定对北部边境地区实施有效的管理。雍正七年（1729）正月二十一日，黑龙江将军那苏图遣送俄国越境之人，“现将达尼拉交我官兵押送遣回。望尔等照定例治罪，并严令尔属人等，嗣后务必遵守新约，断然不可私自越界”。雍正十年二月，贝子延楚布多尔济属下巴尔虎人哈克图等三百余人逃至俄境内。公沙克杜尔扎布旗之三吉扎布等率310名带撒袋之男人，劫掠吉尔伯勒卡伦兵丁之牲畜后，向俄国界内逃窜。清政府希望俄方按照条约规定，“不要收纳此等逃人，并予以逐回，尤应将其为首之人拿获，送交我界办事大臣”。在一定的时期内，俄国人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守了条约规定，如雍正八年（1730），由于一些蒙古人越境到俄罗斯境内，俄罗斯方面“由于履行条约，便说服所有投诚者返回蒙古”。

但是，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恰克图条约》都比《尼布楚条约》丰富，有如下几点要注意：第一，《恰克图条约》划界内容较为具体，对于各个划界点的确定较为详细。其子约详细标明了划界点的鄂博，双方边界线上63个鄂博的位置明白无误，“如旧有卡伦鄂博之吉勒毕里，在吉勒毕里小河，其北段地方为巴依什里克岭，岭上设第二十四鄂博”。“旧有鄂博之塔布托罗海，向北贴近博罗托罗海岭，设第六十鄂博。”这种划界方法虽不及现代精确，但在当时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在俄国人的记载中，也对划界所立的鄂博做了记述，“共立了六十三个界标（指鄂博——引者），其中三十九个在东段，二十四个在西段。最后一个界标在沙毕纳依岭。每一个界标上都刻有俄蒙两种文字的说明”。第二，《恰克图条约》在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规定。“俄使请造庙宇，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尽管俄国政府别有企图，希望利用宗教等文化的手段作为侵略的一个途径，但是，在北京设立东正教堂，毕竟对于中国人了解俄国、促进双方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三，《恰克图条约》子约较多，也就是对本身内容的补充很多，更能反映双方的交往原则和思想。如《喀尔喀会议通商定约》、《阿巴哈依图界约》、《色楞额界约》等，对于处理贸易、边界交往、实施边境管理等具体事务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第四，《恰克图条约》规定了边界事务的处理原则和人员安排，深化了边境管理的内容。“边界一经划定，就立即组织了对边界的保卫工作”，双方都开展了边界防卫工作，清政府安排索伦等族人员守卫卡伦，巡查边界。条约还对其他一些事件做了规定，如：“送文之人俱令由恰克图一路行走。如果实有紧要事件，准其酌量抄道行走。”“凡边界附近打猎，因图便宜，在他人之处偷打，除将其物入官外，亦治其罪，均照俄使所议。”“设立边界头目，凡事务须秉公办理，速行完结；如怀私推诿贪渎等情，各按本国刑律治罪。”“两地奉差大小使臣，因公事到边时，说明因何事前来，系何等人在边候信，听候迎接。”

二

《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反映了中俄两国对领土、边界的认识，其中所体现的一些划界原则，需要我们认真思索。

（一）平等互谅原则

很多研究者认为，《尼布楚条约》是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条约，它牵涉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条约签订的过程上看，条约签订以前，双方都经过了艰苦努力，并非一蹴而就。如果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清政府组成以索额图等人为首的边界谈判代表团开始，到第二年七月签约，经过了近一年半的努力。康熙皇帝本人、理藩院等多次与俄罗斯沟通，希望解决边界问题。二是从条约体现的形式上看，在所牵涉的时间、谈判人员及相关的对等原则上，都有所体现。条约分别标明了双方谈判的人员，各自国家的时间和双方应承担的义务等；中国方面有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等人，俄罗斯方面则包括费岳多阿列克歇耶维赤柯罗文、约翰鄂斯塔斐耶维赤乌拉索夫、谢门克尔尼次克等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清政府谈判大臣索额图在致俄使戈洛文的信中，谈及“尔等来文内称：双方人数，均应相等”，索额图表示同意。这点表明俄国政府也希望在形式上平等，而清政府也完全按照实施，“本大臣等既以友好之礼相会议定，当不多带兵丁，仅带随从侍卫”。条约不但标明中方的时间是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而且也标明俄方的时间是俄历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三是从条约所体现出的内容看，不仅双方都能接受，而且文本也在各自的满文和俄文文本外，加入了拉丁文文本，作为双方共同的依据。为了达到目的，双方也都付出了一定的努力。

事实上，《尼布楚条约》的平等也包含有划界的平等，这种平等体现双方划界时所做的不同程度的让步。从清政府方面看，将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于中国的领土让给了俄国，康熙皇帝曾指示索额图等人：“今以尼布潮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从沙俄方面看，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让步，并未将雅克萨等地划入俄国的范围。

《恰克图条约》及其子约也基本上体现了《尼布楚界约》所涉及的以上平等原则，在签订过程、内容及形式上均有一定的表现。《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对边界上卡伦的设立、卡伦官员的人选和职责都有明确的规定，体现了双方的平等。《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双方“在讨论建立良好的边境秩序时，决定每年都要派人到边界上人烟稀少的地区检査岗哨，修缮鄂博，解决两国属民间可能发生的小的边界纠纷。为处理两国商人之间的纠纷，决定在两处贸易圈，即在恰克图和额尔古纳堡各派驻三十名军人，由两名同级军官管理”。当然，这里的平等并非今天我们所经常使用的平等互谅的内容。

（二）搁置争议原则

在划界谈判中出现争议是不可避免的。如何解决争议，是双方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尼布楚条约》对争议地区采取了搁置的办法，“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割，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恰克图条约》仍然保留了这一规定：“此乌第河等处地方，既不能议，仍照前暂置为两闲之地，你们人（指俄国人）亦不可占据此等地方。”在《喀尔喀会议通商定约》中表述为“乌特河等处地方，暂置为两边公中地方，均不得侵占居住”。争议地区的出现，一般认为是沙俄在西方传教士的支持下，故意挑起事端，欲图扩大对中国领土的侵占而施展的阴谋。同时，双方对于这一地带的社会发展、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等情况还不十分了解和掌握，也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清政府的谈判使团每到一地，先要了解周围的情况，包括收集俄罗斯的消息，不能不说对谈判工作准备得并不充分。对于搁置争议这种处理方式会产生的后果，清政府还未清醒认识到，“俄人得以放肆地在乌第河未定界范围内自由扩张，并把自定的边界线不断向南推进”。经过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沙俄终于将此一争议地区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中国方面遭致了严重的损失。但是，清政府在当时的处理方式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

（三）依自然走势原则

现代国家之间划界，按照河流、山脉、海洋、湖泊等自然形成的标的物和其走向划界者，为数不少。中俄双方在签订这两个条约时，一个突出的划界原则即是依照自然的界线来划分各自的疆域。《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在首款即规定：“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在当时的条件下，虽不能掌握较为详细的地理信息，精确绘制出地图和山川、河流等的位置，但大体做法是正确的，也是双方能够接受的。而《恰克图条约》及一系列子约也采取了这种做法。《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俄从东面的额尔古纳河到西面的沙毕纳依岭的边界。第三款规定了自然分界的原则有山、河、台干等，从鄂尔怀图山起，“东顺至布尔古特依山梁，至奇兰卡伦，由奇兰卡伦、齐克太、阿鲁奇都埒、阿鲁哈当苏；此四卡伦鄂博，以一段楚库河为界”。“俄罗斯所属之人所占地方附近如有山、台干、河，以山、台干、河为界；蒙古卡伦鄂博附近如有山、台干、河，以山、台干、河为界。”“恰克图、鄂尔怀图两中间立为疆界……以此梁从中平分为界。此间如横有山、河，即横断山、河，平分为界；自沙毕纳依岭至额尔古纳河岸，阳面作为中国，阴面作为俄国。”这种原则一方面继承了《布连斯奇条约》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在《喀尔喀会议通商定约》《阿巴哈依图界约》《色楞额界约》等子约中做了进一步的规定和阐释。依照此种原则划界，符合人们的一般思维，“在当时条件下，按自然界线来划分边界是简便而唯一可行的方案，使得两国的边界线能够迅速而明确无误地肯定下来”。同时，反映了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希望利用自然存在的条件作为屏障的心理。

这两次条约中所涉及的自然划界原则，虽都使用山、河等自然景观作为标志，但并不尽相同：第一，《尼布楚条约》所使用的划界原则是粗线条的，只有大兴安岭和格尔必齐河这样的大岭和大河，而《恰克图条约》及相关子约的划界原则较为细化，在山、河之外，还集中到了每一段的划分。《阿巴哈依图条约》和《色楞额条约》专门载入了中俄双方划界时所设的鄂博，如“自布尔古特依山至额尔古纳河，其间所经山、河、台干均巳排列号数，设立鄂博”。“布尔果特依山南段尽头处，设第一鄂博。”“恰克图及鄂尔怀图山为两国边界之处，在鄂尔怀图山右段，各设鄂博一。”“连恰克图各设之鄂博，共计四十八”，鄂博“专为分明两国界线”。鄂博具有了后世常用的确定管辖范围的界碑的作用。这里面虽与东部和北部地理环境不同相关，但是更多的则是人们领土观念的加深和对划界理论认识的深化——边界线的确定必须明白无误。第二，《恰克图条约》规定了“无山、河空旷之地，从中平分，设立鄂博为界”的原则，这虽然也是自然划界原则的延伸，但是，它所体现的则是划界内容的细化，增加了人为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将清朝重要的边防设施卡伦和鄂博等人工设施也作为了边界划分的一种依据，“中国大臣会同俄国所遣使臣所定两国边界，在恰克图河溪之俄国卡伦房屋，在鄂尔怀图山顶之中国卡伦鄂博，此卡伦房屋鄂博适中平分，设立鄂博，作为两国贸易疆界地方后，两边疆界立定，遣喀密萨尔等前往”。“由阿鲁哈当苏至额波尔哈当苏卡伦鄂博，由额波尔哈当苏至察罕鄂拉蒙古卡伦鄂博俄国所属之人、所占之地，中国蒙古卡伦鄂博，将在此两边中间空地，照分恰克图地方，划开平分”。划界巳经开始突破起初完全依照自然标志物的做法，与人工标志结合了起来。

（四）互信管理的原则

无论是《尼布楚条约》还是《恰克图条约》及其子约，在其划界中都体现了便于交往、互信管理的原则。互信的基础来自于双方的交往以及国家间订立条约的信任度。《尼布楚条约》第三条规定：“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巳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第五条规定：“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这种规定有利于双方正常的交往，体现了中俄对边境地区的正常管理秩序。第六条所规定的“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端，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更确切表明了双方的希望。《恰克图条约》第八条中规定：“两国头人，凡事秉公迅速完结，倘有怀私诿卸贪婪者，各按国法治罪”，《喀尔喀会议通商界约》规定：“自定议之日始，彼此各严饬所属，敦尚和睦，遵议定界，各将属下之人严行管束，毋许滋事”，也体现了双方的这种意图。“按照习惯和双方协议，中国方面驻守卡伦的蒙古人，俄国方面驻守卡伦的通古斯人和布里亚特人，应把赶走牲畜的盗迹提供给邻近的岗哨，即蒙古人提供给俄方岗哨，俄国守卫人员提供给蒙古岗哨”。俄罗斯人的记载提供了当时双方应尽的边境义务和对等原则。

（五）人口属地归附原则

根据现代国际法的规定，一旦国家的领土范围确定，其土地上的人民、资源、财产等等均归属于这个国家。从实践效果看，《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均对人口归属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一是俄国从侵占的中国土地上撤出后，其跟随而来的人民要一并撤出中国领土。《尼布楚条约》第二条规定：“俄人在亚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赞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二是俄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或中国人在俄国领土上的，继续保持目前的局面。“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这种规定即为俄侨和华侨在对方国家活动提供法律依据。三是认真清理各归自己国家的领土。《恰克图条约》规定：“两国之人如有互相出入杂居者，查明各自收回居住。”“俄国布拉赤人向在中国所设卡伦以外奇都埒上游一带游牧为业，此项俄民应即迁至楚库河北岸居住，免至将来生事”。“中国托果萨人，向在赤夺格地方一带游牧者，界务官遵照条约，将此项人民迁回原处。”仅前一项规定，即证明卡伦以外还有大面积的中国领土，否则，俄罗斯断然不会同意将自己的人员撤出这一地区。这些规定至少证明了两个事实：其一是，清政府的边境地区当时居住着许多人员，俄国人将此视为无主地是错误的。其二是，俄方也承认卡伦之外还有清政府领土的事实，卡伦不是边界线的事实早已存在。

（六）内容的综合性原则

按照现代的观点看，《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都不是单纯的边界条约，两者内容的最大特点是综合性强，既不仅包含划界的内容，也有边界制度条约、协定的内容。所谓边界制度条约、协定，是指相邻国家为了维护共同边界的安全，保障边境地区的安宁，妥善处理边界事务而签订的制度条约或协定。边界制度条约、协定是对划界条约内容的具体和深化，便于双方的遵守。从内容看，《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在确定双方的边界之夕卜，又规定了一些边境管理的具体原则，符合边界制度条约、协定的构成要件。如《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正常的边民过界、贸易和越界问题的处理等，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和处理逃人等，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恰克图条约》及其子约也在划界之外，在边境管理、贸易、人员交往、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较多的规定。如嗣后逃犯，“两边皆不容隐，必须严行查拿，各自送交驻扎疆界之人”以及“按照所议，准其两国通商”等内容。这种做法应该是签约双方在实践中摸索的结果，不只是划界，而且与划界相关的内容也包括进来，为以后双方处理边界事务奠定了基础。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库伦有商人贸易时，遭到俄罗斯所属的布里雅特人的抢劫，货物尽失。库伦办事大臣勒保等清朝大臣查访强盗的首领，并咨文俄罗斯官员，请求协助捕获盗贼。对于盗贼的处罚，本应按照《恰克图条约》及其子约的规定，但俄罗斯方面未按照规定执行，令乾隆皇帝大为恼怒，于第二年撤停了恰克图贸易，并命松筠前往协理其事。清政府遵守和执行条约的力度可见一斑。

相较而言，《尼布楚条约》的综合性与《恰克图条约》相差无多，都规定了对边民过境、贸易、逃人等方面管理的内容，只是《恰克图条约》所含边界制度、协定的内容较多，而且在子约中又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如《恰克图条约》及其子约指定了双方的贸易路线和送交公文的路径，以及对越境者具体的处理措施，尤其是《喀尔喀通商会议定约》中对卡伦官兵职责的规定，充分反映了签约双方努力的结果。

三

在清代历史上，《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开启了中国与外国划界而治的历史，标志着清政府与国际接轨的过程。

从两个条约签订的过程、内容及其影响看，清政府一直都被俄国殖民者所左右，中俄之间划界的过程也是清政府以牺牲局部利益换取国内局势稳定的过程，中方在划界方面吃亏不少，这是一个令人思考和需要研究的问题。俄国奉行利己的原则，按照西方殖民国家的思维行事，通过划界一方面贯彻了扩张的意图，将西方的划界理论成功运用于实践中，另一方面巩固了对远东中国领土的占领。而清政府仍然按照中国传统的管理和思维方式，对于疆土还没有明确的边界意识，还没有完全适应和透彻研究西方殖民心态和划界理论，尽管康熙帝曾经讲“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但从实践讲，他以及后继者雍正帝等所拥有的中国传统疆域观念仍然据有了重要位置，从而在交往中损失了不少国家利益。

近代国家领土与边界的一个特点是，“传统的自然疆界和习惯边界更多地让位于人为边界和以条约划定的线状边界”。这种做法在《尼布楚条约》中体现得并不充分，或者很难见到。但是，在《恰克图条约》及其子约中却屡见不鲜，这些条约多次提及了“卡伦鄂博”问题，将卡伦与鄂博并列。中俄两国北部边界线的划分已经突破了《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主要以自然环境的标志物如山、水、河流为主的做法，加入了人工标志的因素。卡伦与鄂博已成为中俄双方划界的一个主要标志。从两个条约体现的划界原则看，例如在依自然走势中结合人工设施的方法，应该是近代以来西方划界的普遍原则，更符合沙俄在长期领土扩张中形成的一贯做法。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前，俄方坚持中方常设卡伦线为边界线，或许即是依据《恰克图条约》所规定的这一原则。这种做法表面看似有道理，事实上却忽略了中国蒙古与西北两地环境的不同以及清政府边防措施的不同，特别是清政府根据环境和季节在边境地区设置有添撤卡伦和移设卡伦，“其在内者曰常设卡伦，在外者曰移设卡伦，最在外者曰添设卡伦。三者惟常设卡伦为永远驻守之地。余皆值气候和暖则外展，寒则内迁，进退盈缩，或千里，或数百里不等，沙漠浩荡，漫无定准，皆在常设卡伦之外”。但是，沙俄阴谋最终能够得逞，不只是它侵吞中国西北领土的野心，而且也是清政府对国际准则的漠然，特别是不熟悉国际间领土划分的原则以及清政府官员敷衍塞责造成的恶果，在国内形势的影响下，仓促签约，成就了沙俄侵吞中国领土的愿望。

另外，搁置争议的原则和人口属地归附原则也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搁置争议的原则是沙俄夺取中国的领土前最常用的说法。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中将乌苏里江以东至入海口作为双方的共管之地，为沙俄以后的侵占埋下了伏笔。1860年后，沙俄对这里的土地实施了实际占领。在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谈判过程中，沙俄提出了“人随土归”的方案，表面看与人口属地归附一样，事实上大相径庭。沙俄让把从卡外移入卡内的中国居民拨回原地，归俄罗斯所属，明显与国际法背离，与《尼布楚条约》第二条的规定不符，因此，遭到清政府官员的反驳理所当然。

通过《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俄国人获得了许多好处。《布连斯奇条约》签订后，俄国的“边境居民对签订这一条约高兴得无法形容，因为他们看到这一条约不仅没有使他们的土地面积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了，有的地方扩大了几天行程的面积，有的则扩大了几个星期行程的面积，从而给俄国带来了不少好处”。而中国方面，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从中学到了一些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打交道的经验，认识到了俄国殖民主义扩张的面目。清政府与俄国签订划界条约这一事件本身，即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接触和融入国际社会的秩序中，无形之中接受了俄国人带来的西方边界理论。由于划界，中方保持了东北和北部边境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稳定，给清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安全环境。

《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所反映的划界原则在以后中俄两国的交往史上继续产生着影响，有的仍起着作用，而有的则被弃之不用。特别是一些符合现代国际法理念的内容，如平等互谅、互信管理的原则，在《勘分西北界约记》和《瑷珲条约》等条约内容中均无反映。而这些条约已变成了沙俄对中国领土赤裸裸的掠夺。究其原因，大概是《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签订时的历史环境与以后相比已然发生了明显的不同，当时清政府与俄国势力大体相当，虽在领土上有些吃亏，但总体原则上还趋于平等。但是，随着俄国势力日益上涨、清政府日益衰败，中俄实力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之清政府无暇研究条约中的内容和原则，致使不断丧失领土，条约中包含的各种有效原则已悄然失去。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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