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突出特点是，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文化，在此背景下兴起的华文教育具有强烈的族群自治性，并以延续中华文化的道德意识为主旨。海外华侨身在海外心系祖国，无法忘却祖国的传统文化，他们既有极强的在海外求生和发展的愿望，又有极强的文化寻根意识。遗憾的是，关于早期华侨筹办学校的过程，史料披露得较少，人们无法更深入了解海外华侨如何依靠自身力量延续中华传统文化。近年来，笔者在马来西亚槟城调研客家华侨华人社团时，偶然获得了一本50多年前印刷发行的槟城“时中学校”油印本校史。仔细阅读分析该校史其中各项内容，得以管窥马来西亚客家华文教育的历史。

　　18世纪末期，客家人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槟城就是粤东和闽西客家人最早抵达东南亚的落脚处。槟城客家人对华文教育的贡献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张弼士于1904年在槟城创办了第一所华文中学——孔圣庙中华学校。1908年，谢春生、梁璧如和戴欣然设立专门为客家子弟提供教育的崇华学堂。学堂设立初期借平章会馆设立校舍，后易名为时中学校，“时中”为“合时宜而适当”的意思。学堂曾经一度与中华学校共用校舍，后迁回平章会馆，1920年迁往色仔乳巷（现称爱情巷）。1938年，时中学校租借红毛路五层楼设立分校，1941年分校校舍因战争而被征用为军事指挥机关，于是迁到正校上课。直到1949年分校才得以迁回五层楼继续办学。

　　20世纪80年代，设立于乔治市区的时中正校及分校都面临生源短缺危机。于是，董事会在秉持维护华教的精神的前提下，决定另觅校地，1999年时中分校搬迁至槟城西南区。多年来，由于市区人口迁移，学校生源受到影响，但乔治市区的时中正校仍坚定办学。

　　坚守中华传统文化

　　1907年，广东梅县松口的清末举人饶芙棠前往马来西亚槟城游历时，在极乐寺遇到了回槟城省亲的大埔人戴芷汀，当时其父担任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两人“煮茗纵谈时局，深感国势殆危，非作育人才，国莫能救，于是有创设客属学堂之议”。于是，嘉应五属父老在大伯公庙召开大会，由永定下洋客家人胡子春出任主席，推举张弼士领衔捐集经费，借平章会馆为校舍，定名崇华学堂。

　　《十三经注疏·礼记·中庸》记载，“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又《孟子·万章》载，“孔子，圣之时者也”。《周易·蒙卦》载，“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意思是“不识不知的时候，人人都想通晓义理，若把通晓的义理行于适当的时期，那就可得于中，故叫时中”。由此看来，后来以校名“时中学校”更替“崇华学校”，更体现了槟城客家华侨的良苦用心，希望教会年轻一代做人的道理，明白中华传统文化对做人处事达致“时中”的要求。

　　此外，如今位于槟城亚依淡跑马园的商务小学，其前身是创立于1819年的五福书院，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有史可考的第一间华文私塾。五福书院所在的五福堂，当时是来自广州府十二县同乡联谊用的会馆和宗祠，后改成书院，其五福意为“一寿二富三康宁四修好德五考终命”，同样展示了海外华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的意愿。

　　展示华侨合力精神

　　时中学校的办学办公设备和经费都是侨众合力筹集。近代至二战前，在东南亚由当地华侨兴办的学校，从经费、校舍到教师聘任、课程设置等，几乎都由华侨社团或知名侨领自行筹办与管理。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总领事馆后，为管理马来半岛的华侨事务，在槟城设立副领事一职，挑选在当地有声望的华人富商担任。出任过这一职务的有张弼士、张榕轩、谢梦池等粤东客属人士。1904年，广东梅县人梁璧如与张弼士、谢梦池、张榕轩、胡子春等人，每人各捐资5000银元，参与创办槟城华文学校中华学堂，另每年捐款500银元维持学校运作。

　　客家人到海外谋生起初只是为了赚钱，日后衣锦还乡，因而并无定居打算。不过，客家人对亲缘关系和祖籍地有着“先赋式”的认同，他们对于来自同一地区操客家方言的“自家人”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海外华侨自发形成的社团，为解决华侨及其子女母语教育问题，便着手兴办私塾，建立书院、书室、义学、义塾、学堂，教育形式大多仿效中国的私塾办学，多借用会馆、宗祠、庙宇为教室，也有设在私人商店的，教师多从中国聘请。

　　华文教育作为广大华侨华人获悉自己民族文化、加强族群认同感与凝聚力的主要途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各种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华文教育的意义更加重要。华文教育担负着培养海外华裔青少年民族意识、民族情感，以及争取侨心、维系侨心、凝聚侨心的重要任务。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教育交流越来越密切，马来西亚政府对华文教育也保持着越来越开放的姿态和政策。华人提倡学习华文，在强调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对于该民族应有潜在影响的同时，也强调其经济价值，这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发展规划与教育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