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提起马来西亚，你会想到哪些关键词？你是否知道“马来”和“大马”两个词有哪些微妙的差异？喝咖啡何以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民文化，“咖啡钱”文化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成龙、李宗伟、杨紫琼都是“拿督”，拿督有什么特权？“拿督”机制面临什么样的危机？马来西亚人对猪肉有多敏感？马来西亚的“华校”与普通学校有何不同？本专栏将陆续推出马来西亚华人邓世轩的三篇系列文章，通过7个关键词向读者介绍马来西亚文化，解答以上问题，让读者从马来西亚人的视角走近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作为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大马”、“咖啡钱”、“拿督”。

一、大马

我是到北京之后，才知道中国人把马来西亚习惯简称为“马来”。

“你们马来天气怎么样？”

“马来政府又换了吗？”

“你们马来人平时都吃什么”

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都是说“大马”，如：大马华人、当今大马、大马羽协、大马一家等。因为在我们的语境里“马来”指的是“马来人”，而“马来人”在马来西亚属于特定的一个族群类别，它就像是“汉人[1] ”的概念。虽然知道中国朋友对我们的称呼并没有其他特别的意思，但是我相信对于许多华人而言，心里还是很难接受自己被别人称作“马来”。每一次被误会总是要赶紧撇清说，“I’m not Malay, I’m Malaysian Chinese”。在一次试图对这种误会做解释的过程中，我突然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对这词汇特别敏感。我们为何不能被称作“马来（Malay）”？

图为在国庆庆典上挥舞国旗的马来同胞（图：南洋商报）

第一，“马来”一词确实特定指的是一个族群的类别，“马来人”的定义在《宪法》第160条第二项有详细规定，即马来（Malay）是指“信奉伊斯兰教、以马来语为母语、奉行传统马来习俗，以及在国家独立前出生于、或父母出生于、或独立时已居住在联邦或新加坡”的人，所以就人种上而言华人自然就不是马来人。第二，我们不能接受把马来西亚称为“马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形容存在一种意涵把这个国家认定为是属于“马来的”，间接认同“马来主权”和“马来人至上”的理念，违背了过去华人致力于证明自己是国家共同主人的意识。第三，不能否认有些华人或多或少会带有种族主义情绪，不屑与“懒惰的”马来人为伍。当他们到中国却被叫作“马来人”时，心理难免会受到一些冲击和出现强大的落差感。

这种对族群身份强烈的敏感性，是这个多元族群国家的另一写照。协和式民主是马来西亚的立国之本，长期以来政治人物透过强化各族的族群意识来维持这个体制的运作。这样的恶果便是各族群很难找到对这个国家的公约数，在国内对于一点族群利益的得失斤斤计较。过去历史上不是没有人主张过把“马来人”（另译作“巫来由”）的定义扩大为全体马来亚公民的国族统称，然而这样的概念因得不到两个族群的支持而草草收场。但华人却普遍能接受“大马”的称号。马来西亚的国土面积又不特别大，为何称呼自己作“大马”？

某一年的国庆庆典上。（图：路透社）

首先，一般我们知道马来西亚是Malaysia的音译，但Malaysia的由来却和Indonesia一样，指的是“泛马来群岛”的概念，而“泛”也可以理解为“一大块”。过去马来（西）亚只是马来半岛的一个国家。在1963年与新加坡（两年后退出）、沙巴、砂拉越共组一个新国家后，才改名叫“马来西亚”，随而出现华文的“大马”简称。由于“大马”的称呼取自地名的关系，少了族群的意味，多了国族的感觉，我认为这是华人较能认同这名字的原因。

所以简单来说，是“马来”一词背后的涵义阻碍了华人对“马来人”的认同，而另一方面以“马来”命名的族群也不愿将这一名字在不设条件的基础上扩大给所有的公民。某种程度上，“马来人”是一个建国先贤企图通过长时段同化他族、构建新国族的设置：因为他不是一种血统奠基起来的论述，不管你是什么族群，只要与“马来人”通婚后，在马来-伊斯兰教的共同体内，你的下一代便有可能被教化为“马来人”。当今看来，华人对“大马”的坚持是华人对世俗政体、自我身份认同和理想国家地位的一种坚持。但是不知道当人口持续锐减下去，这种精神还能维持多久呢。

二、咖啡钱

如果在马来西亚生活过，想必你会注意到本地特殊的“咖啡文化”。

在马来西亚，不管是在都市还是乡下都会有几家这样的地方：当地居民会在那里吃早餐、午餐、午茶或晚餐；除了卖饮料之外，还会全天候卖半生熟蛋和面包；如果还有空间的话，也许还会有几个卖食物的小摊售卖各式各样的主食。那地方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传统“咖啡店”或“茶餐室”，马来文称为“Kedai Kopi”或闽南语音译的“Kopitiam”。

镒记茶餐室的日常（图：EatingAsia）

马来西亚传统咖啡店卖的咖啡也不是我们熟知的美式、卡布、拿铁等西式咖啡，而是经过在地化[2] 的咖啡。国人爱喝咖啡的习惯是受到殖民时期英国人的下午茶文化影响。下午茶时段一般会吃一些马来糕点，并搭配咖啡来提神。而马来西亚咖啡的制作方法与西式咖啡不一样：西式咖啡以纯烘培制成，而本土咖啡的咖啡豆则是用中华料理“炒”的方式制成。并且在咖啡豆熟至80%时加上糖、牛油、玉米等原料，所以本土咖啡豆外面会裹着一层糖衣，色泽油亮，咖啡也多了一些焦糖的香气。此外，咖啡的冲泡方式与西式咖啡也有一些差异：首先将咖啡粉放在“咖啡袋”中，再将咖啡袋浸泡在咖啡壶中冲泡，并反复过滤。最后，本土咖啡还讲究一定要用瓷器来饮用，最代表性的就是印上国花“大红花”的瓷器，有些老店还会在泡咖啡前先把咖啡杯烫热。

当然，对本土咖啡的喜好因人而异，我曾经遇到过咖啡爱好者批评说本土咖啡因为用的是劣质的咖啡豆子所以才要加上其他原料烘焙来掩盖其味道。但也因为传统咖啡豆子的便宜才能使咖啡成为老少咸宜的饮品，使喝咖啡成为国民文化。

镒记茶餐室的咖啡与烤面包（图：EatingAsia）

不仅如此，传统咖啡店也不是一般字面理解的咖啡店。每次带外国来的朋友来传统咖啡店，他们总会一脸错愕，难道我们不是去喝咖啡吗？咖啡店不应该是有几张大沙发或三三两两的小椅子，点上几杯咖啡加几片吐司惬意度过一下午吗？的确，本地咖啡店其实扮演这样的存在，不过通常会选择平日去本地咖啡店聊一下午的都是退休的老人家，一般年轻人喜欢比较“fancy”的场所喝茶。但咖啡店的意义对我们而言不止是如此，它可能是我们生活圈的重心：它是我们上班路途中匆匆填饱肚子的落脚点，或许是许多家庭周末一家老少聚会的据点，也可能是老板们谈生意的场所；它有可能是当地社会关系网的中心：有的朋友因为每天在咖啡店巧遇而认识，朋友之间可能因为一家经常光顾的咖啡店而增进彼此的好感。此外，咖啡店也是政治人物在选举前拜票必去的地方，以展现亲民的态度、和选民交流他的政治理念。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所谓的“咖啡钱”（Duit Kopi）概念。在马来西亚，民众把对执法人员的小额贿赂形容为“咖啡钱”，似乎就是与上文所述的喝咖啡习惯与人情社会有关。大家都会喝咖啡，所以希望施予执法人员喝咖啡的费用以避免法律上的巨额罚款，或是主动给执法人员咖啡钱希望他们能帮忙疏通小麻烦。尤其在触犯交通规则时给予警察“咖啡钱”是最常见的现象。长期以来便形成一种不良的氛围：人民对法治视若无睹，官员没有“咖啡钱”便没有办事的意愿。但是在腐败环境形成后，想要根除并非易事，因为贿赂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事。很多人口口声声厌恶执法人员的贪污行径，可是当犯法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却希望可以曲线解决问题。

正在执法中的交通警察（图：诗华日报）

“咖啡钱”文化的形成背后有复杂的结构性因素，要如何解决这样的陋习？最简单的或许要从透明化执法过程、强化体制的监督机制和制衡权力下手。我们可以融合别人的咖啡文化，我想也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根除贿赂的方式。我听闻人家说中国的基层警察与官员鲜少会索取贿赂，我想这也是经过艰难的法制改革的成果。

三、拿督

马来西亚共有十三个统治者，包括九个州的世袭苏丹、四个州元首和一位每五年轮一任的最高元首（Yang di-Pertuan Agong），在他们一年一度的官方“生日”庆典上可能会进行荣誉勋章的册封仪式。因此每隔一段时间，总是会在华文报纸上看到“至诚恭贺某某某受封有功勋章”。有时同份报纸里会出现好几版恭贺某人的全版贺文，这些贺文的刊登者可能是他/她所属的会馆社团、同业公司或客户、下属员工、亲朋戚友、曾受到他/她恩惠的个人或机构等。某种程度上，从收到贺文的多寡中可以反映出该授勋人士的社会经济地位。毕竟报章的全版广告并不便宜，如果有许多人愿意付这样的“人情债”，证明该人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并不一般。那么这些授勋人士所获得的是什么荣勋？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经常在马来西亚新闻上见到的“拿督”，一些知名的“拿督”包括中国演员成龙，以及马来西亚运动员李宗伟、演员杨紫琼。

2017年在赢得里约奥运会银牌后，李宗伟被时任国家元首册封“拿督威拉”（图：光华日报）

那么“拿督”的爵位大概位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如果按古代中国天子对功臣封赐爵位“公、侯、伯、子、男”来比照的话，拿督就大概属于“子”的地位，算是重要，却也并非最大。在“拿督（Dato，若是受到最高元首册封则为Datuk）”之前还有“拿督斯里(Dato Sri)”、“丹斯里(Tan Sri)”和“敦(Tun)”；排在“拿督”之后的还有“太平局绅”及其他个别的勋章。需要注明的是，“拿督”这类的名号只是代表爵位的等级，而非其真正授勋的名义。每个州都有自己封勋的名目，但大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君主单纯对效忠他的子民的嘉奖，另一种则是对社会有功人士的表扬。另一需要注意的是，这类的爵位只是荣誉制度，在法律上没有特别对这些授勋者开恩。这些人也不会获得君主赠予的任何领地，头衔也无法永续继承。实质上的“特权”或许就只是在搭飞机时可以享用官方的贵宾候机室、将亮眼奖章安在座驾上炫耀，并在公开场合上被人尊称一声“拿督陈某”。

既然没有实际的特权，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争着想要这样的勋位？为何有者不惜走后门花个几十万块来“安排”一个拿督，或伪造自己是某州的拿督来行骗？首先，拿督是爵位中的“基础款”，要获得拿督比其他爵位的门槛相对低得较多。其次，能被册封为拿督，证明你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人脉，才会获得政府或执政党、册封委员会引荐为册封人选。这样也意味着你的人格信誉“靠谱”，所以拿督的身份犹如进入权贵圈子的门票，使得在进出政府部门和公务员办事时存在便利。这是因为和你沟通的对方不知道身为“拿督”的你，背后有什么系统或力量在给你撑腰，所以不敢对你诸多刁难，甚至可以通融不合格的申请。

“拿督”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古代马来王国对地方酋长或“甘榜”（kampung，即社区）领袖的尊称，是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桥梁，而在马来的封建文化中臣民对领袖及地方长老往往有着崇高的敬意，这些德高望重的拿督是以智慧方式处理社会争端的代表，因此社会对拿督地位的尊崇也延续至今。甚至，那些在古代对地方有巨大贡献的马来拿督在去世后还成为马来西亚华人重要的民间信仰，即显灵成为地方的土地神——“拿督公”，继续庇佑当地居民。

槟城威南的“拿督公”信仰（图：中国报）

但是与此同时，满大街的拿督已经使这样崇高的职位与其本来应有的意涵与责任不相符，近几年发生多宗拿督涉案的事件引发舆论的质疑。就连柔佛苏丹自己也戏称“如果你丢一块石头，会击中一名拿督，石头反弹后，又会再击中一名拿督”，开始拟定更严格的标准审查授勋人士。的确，如果王室不先开始检讨自身的授勋机制，更多“拿督”级人士的犯罪只会损害王室的信誉。但是对这一机制的严加管束也要各州的统治者有同样的共识，而社会对于“拿督”不平等的存在也需要一定时日来消解。一方面是法治社会的普及；另一方还是需要“拿督”授勋者的自我道德约束。但是，就人性而言，又有谁会放弃行使到手边上的特权呢？哪怕这种特权只是虚张声势之用。

（作者：邓世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校友。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