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老子的著作《道德经》是人类思想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星石，它涉及形而上、逻辑和伦理，涵盖着至上的智慧和经世之道。“无为而治”、“上善若水”、“大智若愚”等耳熟能详的成语皆出自于此。作为一部不废江河的典籍文论，如何使译本生动传神、中西贯通，便日益彰显出其重要性。目前，《道德经》翻译文字已达二十八种语言之多，版本达一千一百余部，居外译汉籍之首[1]。然而，有些汉学家或译者无法把握先贤的理念，在英译过程中造成误解甚至歪曲。近年来，与《道德经》相关的译介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各国译者的译本也再次被审视、分析。然而，多数译本研究是基于西方翻译理论。事实上，这些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古汉语典籍英译。正如潘文国所言，西方当代翻译研究几乎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美文翻译的理论，典籍英译的理论探索必须走我们自己的路[2]。基于此，本文以文章翻译学的“义、体、气”三合为理论依托，并节选Auther Waley和许渊冲的《道德经》英译本，通过比较分析译本的译介策略，探讨译文和原文是否能够做到三合，即“义合”、“体合”、“气合”，为《道德经》的译介研究提供参考和新的研究视角。

2. 《道德经》英译研究的意义与现状

2.1. 《道德经》英译研究的意义

《道德经》作为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古代文论，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响可见一斑。短短八十一章、寥寥五千余字，却闪烁着智慧之光，不同于孔孟之道，《道德经》凝练简洁，却言简意赅，充满诗意，极富美感。早在唐代，《道德经》就被译为梵语。此后的千百年间，《道德经》译本纷呈，涉及28种语言，版本多达一千多部。其中，在它的英译史上出现了三次翻译高潮，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译者和译本。《道德经》的英译过程，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价值。

首先，《道德经》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峰，它的英译实践传播了中华文化与思想，促进了跨文化交流。正如老子在书中所说，“大道至简”，《道德经》虽只有五千言，但字字珠玑，句句箴言，蕴含无限中国智慧。西方人可以在道家思想中找到自己认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崇尚自然”，这促进了中西方思想上的交流与碰撞。其次，《道德经》的英译提升了国家的形象。《道德经》英译的过程，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过程，通过这部中国古代经典，西方世界接触到自身文化之前从未了解的智慧[3]。它的英译本向英语读者呈现中国古代哲学的宝贵智慧，树立了包容、和谐的东方文明古国的形象。最后，英译研究让《道德经》及其英译本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为其文化内涵注入新的活力。从最初的译者完全为了适应西方文化的翻译方式，到后来两种文化通过“对话”而了解，通过中西方学者的合作，才最终形成忠实原著的翻译策略[3]。半个世纪以来，中西方的译者与汉学家不断挖掘老子思想，不断完善英译本，使得《道德经》时刻呈现着新面貌。综上所述，《道德经》的英译研究不仅促进世界范围内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传播，也推动了自身英译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2.2. 《道德经》英译研究现状

近年来，“文化自信”在我国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身的知名度。《道德经》作为影响力卓绝的中国文论，其英译研究倍受关注。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国内研究文献数量自2008年快速上升，于2015年达到峰值。这些文献的研究内容大多数集中在英译本的介绍和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上，尤其是“道”“名”“自然”等核心哲学术语翻译。如国内不少学者考究《道德经》的英译史以及各个时期的英译本[4]-[7]。另有一些学者通过对不同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性研究和评述，试图总结译介策略的特征与优缺处，并提出完善译文的意见[8]-[10]。此外，有不少研究聚焦于《道德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11] [12]。同时，近年来以定性与定量研究兼备、历时与共时多维度评介为主要特征的英译研究，彰显了近年来《道德经》英译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多维度、多广度、多深度。基于此，可以发现《道德经》的英译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 研究对象限制于个别译者的英译本；(2) 对英译本的文本研究没有完备的中籍英译的理论指导。因此，本文的理论基础——“义、体、气”三合是《道德经》英译研究的新视角，能够从中国典籍的特色出发，评析译文的可取或不足之处，从而为发挥《道德经》英译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提供借鉴。

3. 译文三合——“义、体、气”

当前国际上的翻译理论，大多是基于印欧语研究上的，主要有西方翻译学家主导。但是汉语和西方语言在表达侧重、语言结构、文化内涵等方面天差地别，因此中国人自己的古汉语典籍英译理论的探索很有必要。基于此，以潘文国为代表的学者，试图在中国传统的文章之学的基础之上，建立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并大力倡导文章翻译学[2] [13]-[17]。文章翻译学有三个层次，“信达雅”是第一层次，“义体气”是第二层次，“明白、通畅、简洁”是第三个层次。“信达雅”是翻译的最高层次，是适用于所有翻译的元理论，“明白、通畅、简洁”是翻译的最低标准，也就是具体的翻译技巧。而“义体气”是主要针对中籍英译的特殊翻译理论，但是也不排斥使用到其他领域，只是需要经过其他领域翻译实践的检验[17]。

“义合”要求译文和原文在字、辞、句、篇各方面的意义必须相合。根据传统文章学，“义”包括三个内容：字辞义、组织义、系统义[2]。翻译中最基本的准则应是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即准确把握原文的意义与内涵。西方翻译中同样看重意义的契合，如Tytler提出的翻译三原则中，第一条译文必须满足的原则就是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可见忠实于原文的意义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原则[18]。“体合”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文体和形式上的契合[2]。要做到“体合”，就要掌握中国古代语言的四大要素是：“韵、对、言、声”。中国古代典籍文体多样，若把诗译成散文，把散文译成骈文，那么这样的译文是无法体现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Nida认为形式对等是以原文为主导，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显示原始信息的形式和内容[19]。“气合”就是打破“义合、体合”的死板模式，以追求灵动的翻译效果[2]。“气合”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要求还原原文的音神气韵，这也是古汉语典籍英译的难点与追求目标。这一点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20]。综上，“义体气”既可作为译者翻译时的翻译原则，又是读者评判译文的翻译标准。故而，《道德经》的英译可以在“义体气”层次的指导下，进行对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译文效果的双重分析，检验译文和原文是否能做到“义、体、气”三个层面相合，即“义合”、“体合”、“气合”。

4. 《道德经》英译本的“义体气”三合分析

本文比较分析的原文和译文均节选自《道德经》的第一章和第五章。原文选取流传甚广的王弼版《道德经》和较为通俗易懂的陈鼓应版《道德经译注》，译文则选自影响力较大的Authur Waley译本和中国译者许渊冲的译本。本文根据文章翻译学的“义体气”三合，对以下两个例子进行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考察《道德经》的译者是否能够选取合适的译介策略，使译文达到“三合”的标准。

例1：一章(节选)

原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21]。

Waley: 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The names that can be named are not unvarying names.

It was from the Nameless that Heaven and Earth sprang;

The named is but the mother that rears the ten thousand creatures, each after its kind [22].

许渊冲: The divine law may be spoken of,

but it is not the common law.

Things may be named,

but names are not the things.

In the beginning heaven and earth are nameless;

when named, all things become known [23].

例2：五章(节选)

原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21]。

Waley: Heaven and Earth are ruthless;

To them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are but as straw dogs.

The Sage too is ruthless;

To him the people are but as straw dogs [22].

许渊冲: Heaven and earth are ruthless,

they treat everything as straw or dog.

The sage is ruthless,

he treats everyone as straw or dog [23].

4.1. 《道德经》英译的“义合”

“义合”是翻译的最低要求，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意义上的契合，即在透彻了解原文的表面指称义与深层内涵义的基础上，在目标语中找到最能与之匹配的表达方式。虽然“义合”是三合里的最低层次，但并不意味着它最不重要。反而“义合”是每个译本都要遵守的最基本的标准。译者应该忠实原文，准确理解原文的字词义、内涵义、文化背景等，同时也要让目标读者透过译文理解原文的信息，如此才算作“义合”。《道德经》中包含了深奥的哲学、伦理、文化，语言晦涩，因此，如果无法参透老子的思想，就很难将古汉语译为通俗易懂的现代英语，甚至歪曲原文的意义。

例1是《道德经》的开篇之作，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整个第一章都在写一个“道”字，这可以看作是老子道家思想的引子，这句话基本阐述了老子眼中的宇宙之道和自然之道是大象无形的。此番话是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可以用文字表述的名，就不是常名。无，是形成天地的本始；有，是创生万物的根源[24]。”大致意为真正的“道”是不可以用言语表达的，能言说的只是“道”的本体所具备的性质或作用，“道”是天地之始。“道”是本章也是全书的核心词，起着统领全篇的作用。这句话中出现了三个“道”，其意义却不同。第一个“道”指道理，第二个“道”指言说，第三个“道”老子哲学上的专有名词，指构成宇宙的实体与动力[24]。对于“道”和“常道”，两位译者给出了巧妙的译介方案，但在表达上均存在某些与原文意义不相合之处。

对于第一个“道”，Waley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将“道”具体化，解释为“the Way”，意为“method, style or manner of doing sth”，即道路、方法。Waley无意识地将中国的“道”与《圣经》中的“道”相比，认为“道”和“Way”一样有绝对的真理。虽然这样避免了对“道”的机械翻译，以免引起外国读者的反感，但是“Way”在西方基督教中，意为通往真理、永生、上帝的路，而老子的道包括“天道”和“人道”，是天地运行的法则，因而译为“the Way”过于片面，有悖于老子之“道”的内涵。许渊冲通过自己对“道”的妙悟，将其译成了“divine law”，认为“道”是神圣的天道法则，这与“道”形而上的意义相合。也有些其他译者，如林语堂、初大告、冯友兰等直接音译成“Tao”，保留了原义的“本色”，而且成功地向西方读者传达了这个神秘的东方概念，但如果不对“Tao”加以注解，便太过抽象，让西方读者对此模棱两可，影响其可读性。

对于“常道”，许渊冲译为“common law”，虽与“divine law”形成对照，但与“常道”的解释相悖，“常道”是指恒久不变的“道”的本体，而非平常、普通的“道”。故而，Waley译为“Unvarying”与原文义合。

例2是历来争议和误解较大的一句。根据王弼的注解，这句话意为“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刍狗也[21]。”“刍狗”是指稻草扎成的狗，用来祭祀。“刍狗”有它的作用，那就应当遵循自然，只把它当做祭祀用的东西，祭祀结束就扔掉，而不会对它有别的偏爱。根据王弼注解，“天地任自然”是想道出天地无所偏爱，无私无为，任由人类或是世间万物循着自然规律自然生长和消亡。而圣人也该如此，让百姓像“刍狗”那样按照规律，自我发展，不应对百姓强加自己的主观意志。老子这里强调的是“无为”的思想，不应将这里的“仁”和儒家的“仁”相混淆，这里的“仁”意为“偏爱”。

两位译者都选择了将“不仁”译为“ruthless”，而这个词意为无情的、残忍的，这个单词曲解了原文中“不仁”的含义，没有表达出老子“无为”的思想，这就使得西方读者难以理解“刍狗”这个形象的比喻背后老子想要传达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甚至还会误以为在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天地”和“圣人”弃百姓如草芥，冷酷无情。因而，“ruthless”可以改译为“impartial”。此外，Waley将“刍狗”译为“straw dogs”，虽与原文义合，但是刍狗是中国古代祭祀专用品，如果不给出注释，会造成西方读者理解上的困难。其次，许渊冲译为“straw or dog”似有不妥，“刍狗”是由稻草扎成的狗，通俗来说就是稻草狗，而他的译文是稻草或狗，这是个选择关系，将“刍狗”割裂开来了。对比来看，Waley的处理更能与原文的意义相合。

4.2. 《道德经》英译的“体合”

“体合”强调的是原文与译文的形式相契合，尤其是文体应当一致，诗、词、歌、赋等文体的特征都要在译文中有所体现。《道德经》中充斥着大量的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如例1和例2的原文句式整齐对仗，偶有押韵，长短句结合，具有音韵之美。因而要做到“体合”，译者就要把握古汉语的“韵、对、言、声”，充分体现这种语言特征，保留表达效果。

例1中的两个译文在用词上都没有涉及过多复杂词汇，而且句式简单。原文句式对仗，使用对偶句，两个译文在前两句的翻译上选择与原文句句对应，使用相同的句式。然而在后两句的处理上，两者都是采用解释性的翻译方法，对原文进行自己的解读之后再行翻译，与原文的“对”有所出入。且Waley在最后一句的处理上额外加上一句具有宗教色彩的表达——each after its kind (各有其类)。在圣经中，这个表达意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时有秩序有规矩，各从其类，这明显不是老子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因而，Waley的处理反而会弄巧成拙。原文属于杂言，长短结合，Waley的译文长短几乎一致，丧失了原文错落有致的美感，因而，在这一点上，许渊冲的译文与原文形式更加契合。

例2中，原文形式上有对偶，重复等特征，只有巧妙地将这些修辞置于与原文契合的形式之中，才能再现原文的神韵。许渊冲一贯坚持“三美原则”，即“意美”、“音美”、“形美”[23]。例2的翻译体现了许渊冲努力再现原文的节奏、韵律，追求形态对称之美，尽可能还原原作的长短、对仗、重复。许渊冲先生的很多诗歌翻译都体现了上面的原则。而且，两位译者都照顾了原文整齐铿锵的对偶形式，在译文内部使用统一工整的句式。译文掌握了原文“韵”、“对”、“言”这三个语言要素，因而很容易做到与原文的“体合”，传达出原文的节奏感。以上两位译者的译文包含了译者独具匠心的修辞艺术，使译文“笔健而不粗，意深而不晦，句新而不坚，语新而不狂，常中有变，正中有奇，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25]。因此，典籍英译中再现原文的韵律、修辞可以使译文充斥古汉语独特的魅力，同时亦能使译文合乎原文形式，富有美感。

4.3. 《道德经》英译的“气合”

“气合”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气势和文章内脉上的契合，以追求灵动的翻译效果，它是翻译的最高标准，也是追求目标[2]。《道德经》讲究韵律、频繁使用对仗、注重长短句结合，具有诗歌特征，因此，译文节奏、韵律、气势的把握对于译本是否能“气合”至关重要。

对于例1中的核心内涵，书中二十五章可以给出清晰有力的解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1]。”老子认为，在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存在一个浑然一体之物，它无声无形，独立存在而不变，循环往复而不息，这便是天地之本原。老子不知道其名，便给它取“字”为“道”，取名为“大”。可见，作为天地之初的“道”本身并没有名字，正是有了名字之后，万物才为人们所知。二十五章也暗示了前文提到的“常道”或“常名”的“常”是恒久不变的意思，而非“平常”。Waley使用动词“sprang”，生动具体地解释了万物从“无”向“有”的转化过程。一个简单的动词揭示了原文暗含的动态感，“道”涌裂成万物的瞬间跃然纸上，让读者切实感受原文的气韵与深意。许渊冲则是不囿于原文，通过对原文指称义与内涵义的体会与把握的基础上，使用自己的语言对译文再创造，揭示出这句话真正的内涵，即真正的“道”是无法言说的，是恒久不变的宇宙万物的本原。他用直白凝练的表达对原文进行解释性翻译，不仅减少了读者理解上的困难，还以灵活变通的方式传达原文的脉络。例2中，Waley与许渊冲的译文排比工整、注重押韵，两者几乎无异。但Waley使用两个“are but”(仅仅)将天地和圣人的“不仁”(无所偏私)刻画得更加入木三分。此外，“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是想揭示圣人也应该像天地一样无私无为，Waley借助“too”让这句话中的类比关系显露，使译文与原文脉络相合。

之所以以上的例子中，两位译者的译文都能做到与原文“气合”的原因是Waley与其他西方传教士或汉学家不同，他客观看待中国文化，并将《道德经》的翻译实践放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加入大量的文化、语言等历史因素，为译本的构建和读者的接受度提供了真实的语境。许渊冲则是更多注重译文的“三美”，不拘泥于语言，反而通过自己的妙悟，真正地领会语言背后的深意。在此基础上，他以不可见任何人工斧凿之痕迹，使得译文既要真实自然，浑然一体，又将原文的凝练精致、功力深厚一览无余地展现给读者[25]。

5. 结语

《道德经》作为璀璨的中国古代典籍，百年间译本纷呈，其深奥晦涩的语言、普世致用的思想，是国内外翻译实践中的难题与挑战。Waley和许渊冲的《道德经》英译本在“义、体、气”三合翻译标准下被比较分析，发现Waley归化意识比较强烈，在译文中总会寻找英语中对应词汇，但汉英语言存在差异，有时无法完全对等。而许渊冲的译本贯彻了他的“三美”理念，并对原文加入自己的理解，使译文更加易懂可读，传达《道德经》精妙的思想底蕴的同时，进一步体现了中国特有的诗歌特点和艺术感染力。两位译者的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义合”、“体合”、“气合”，但在某些细节上仍有需要改进之处。“义、体、气”三合作为文章翻译学的第二层次，是主要针对中籍英译的特殊翻译理论，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章学，其适用性需要首先在中国文论中加以检验。《道德经》英译本的比较分析可以为其适用性的检验提供案例与参考，反过来，“义、体、气”三合也可以为《道德经》英译策略的改进与完善提供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