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马戏团之夜》飞飞的“雌雄同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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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马戏团之夜》飞飞的“雌雄同体”形象

2024-06-08 09:51|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安 琴

(南京财经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0)

引言

《马戏团之夜》是英国著名女性作家安吉拉·卡特最受读者和评论界欢迎的长篇小说之一,其怪诞式风格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而小说的女主人公飞飞,一位具有男性气质的空中女飞人,卡特女权主义的代言人,也给读者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于1899年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一个男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都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一个女性毫无话语权的时代,卡特笔下的主人公飞飞——“伦敦的维纳斯”、拥有一对翅膀的“空中飞人”却在伦敦掀起了一股疯狂的“飞飞热”。“到处可见她的图像;商店里塞满了飞飞袜带、长筒袜、扇子、雪茄、刮胡皂……”甚至“从公爵夫人到街头小贩,人人都把她的名字挂在嘴上:‘你看过飞飞没?’然后:‘她是怎么办到的?’然后:‘你想她是真的吗?’”[1](P6)这位家喻户晓的女飞人自然也引起了年轻的美国记者杰克·华尔斯的采访兴趣,抱着不信一物、旨在戳穿这位“世界大骗子”的初衷,华尔斯却在与飞飞的访谈中逐渐被其不拘一格的男性气质所惊叹,被其不可思议的故事所吸引,被她那沙哑而富有活力的声音所吞没,以至于抛弃一切追随她加入皇家马戏团,穿越西伯利亚大荒原……而这位年轻记者也在与飞飞的相处中以及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惊奇的探险中实现了内省,最终重新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接受了这位女巨人。小说中,卡特毅然决然地挑衅了父权制下对女性气质的界定,模糊性别界限,利用了其时在女性主义者间盛行的“雌雄同体”观念去重建了一位“新女性”,他们之间产生的真挚爱情实现了一种理想和谐的两性关系。

一、“雌雄同体”的由来及发展

“雌雄同体”(Androgyny),也可译为“双性同体”“在生物学上指同一个体兼具雌雄器官的生理特征,在心理学上指同一个体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又有明显的女性人格。”[2](P71)“雌雄同体”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传说,英俊漂亮的神之子赫马佛洛狄忒(Hermaphroditus)一次在河中欣赏自己的倒影,却被迫与疯狂爱上他的水仙萨耳玛西斯(Salmacis)结合成双性体,由此诞生了“雌雄同体”的概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在自己的对话作品《会饮篇》中提到了“阴阳人”,认为人类最原始存在一种具有两性特征和完整人格的双性体。之后,精神学家们将“雌雄同体”概念从生理学领域引申到心理学领域,指涉两性人格的统一体。著名的精神学家荣格指出,人类的无意识范畴内,都存在着作为补偿的异性特质——男性的女性特质命名为“阿尼玛”(Anima),女性的男性特质命名为“阿尼姆斯”(Animus),而雌雄同体恰恰意味了“意识与无意识性格的统一”“最显著对立物的统一”“变为了人格统一的象征”以及“人类自我发展的遥远目标”。[3](P139)而西方的女性主义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则将“雌雄同体”概念延伸到女性文化创作层面,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出“每个人都被两种力量所主宰,一种是男性的,另一种是女性的。在男人的头脑中,男性力量胜过了女性,而在女性头脑中,女性的力量战胜了男性。正常又相宜的状态是这二者和睦相处,情投意合。”[4](P115)在伍尔夫看来,只有两性融合,和谐共处,即兼具“雌雄同体”的人格特征,才能避免二元对立带来的束缚和制约,实现艺术的最高境界。卡特的《马戏团之夜》清晰地体现了伍尔夫的两性和谐思想,通过塑造具有双性人格的男女主人公,卡特颠覆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性别体系,构建了一种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

二、“雌雄同体”的“新女性”:飞飞

1.男性气质的显露

传统父权制下的女性通常都是外表漂亮、举止优雅的淑女形象,贴着撕不掉的感性、无知、柔弱的女性标签。而卡特笔下的女主人公飞飞,却一反常态,无论是外貌还是言行举止,一出场便表现出明显的男性气概。被誉为“英格兰天使”的飞飞实际上有着真人两倍大的身体——光脚就有6.2英尺、大理石般粗壮的腿以及看起来像个大肿包的翅膀,“她那张椭圆形的宽脸,看起来就像用来盛肉的大盘子一样,是用粗黏土在普通陶轮上拉的坯”以至于华尔斯一度觉得“她长得实在不像个天使,反而比较像匹用来拉货车的母马”[1](P12)华尔斯用来描述飞飞外貌的骇人措辞足以表明飞飞并不具有维多利亚理想女性的优美形象,反而可以用粗俗难看来形容,而飞飞这一男性化的长相成功地挑战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用来评判女性的审美标准。除了外表粗糙之外,飞飞的行为举止也无不透着“那种华丽、粗俗、满不在乎而慷慨大方的男子气派”。在和记者华尔斯的交谈中,飞飞毫不掩饰地将自己最邋遢的一面展现出来,化妆间里随处可见飞飞乱扔的丝袜和内衣,梳妆台上的杂物堆积如山,浴盆里装满了冒着浑浊气泡的肥皂水,她甚至当着他的面放屁,并且毫不羞愧地咧嘴大笑,丝毫没有一点传统女性的精致细腻。更令华尔斯难以理解的是飞飞惊人的食欲。在与华尔斯交谈期间,飞飞一直“毫不吝惜地注满自己的酒杯”,对于华尔斯无法咽下的食物,她却以伊丽莎白时代最粗野的餐桌礼仪和“不输巨人卡冈都亚的狂热,对着这种最粗鄙士气的马夫伙食大快朵颐……她狼吞虎咽,拼命把食物填进肚子里,她把酱汁泼溅在自己身上,吸吮刀子上的豌豆泥;她有个与身材尺寸颇成比例的大喉咙……”[1](P28)在19世纪的父权社会,女性形象总是与骨瘦嶙峋、软弱无力联系在一起。为了获得男性的认可和赞美,女性故意少食甚至不惜患上厌食症,食欲惊人只是男性的特权。“女性食欲——更准确地说是食欲缺乏——长久以来已经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气质的关键所指”。[5](P42)女性的食欲,犹如她们的社会性别一样,都是男权文化的产物,正如法国的女性作家波伏娃所说“女人并非天生就是女人……我的‘女性身份’是社会虚拟的,它被作为一个真实的东西强加于我,一点也不由我做主。”[6](P71)“女性身份”抑或是“女性食欲”都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性强加给女性的,女性只能被动接受,没有选择的自由。然而卡特却将女性长期以来压抑的食欲都投射到飞飞这个夸张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新女性”身上,因为在卡特看来吃是一种沉默的表达方式,“象征了权力的编码形式,女性的饮食模式与父权行为有紧密的关系,食物与吃已经成为性别权力斗争的场所。”[5](P40)飞飞高大健壮的躯体和饕餮般的食欲与维多利亚时期骨瘦如柴、病态的女性身体形成强烈的反差,卡特故意夸大了飞飞男性化的外貌和食欲,通过她明显的“雌雄同体”特征,有意识地颠覆了传统意识形态对于女性气质的界定和认知,模糊了男女之间的界限,为两性平等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如果说飞飞只有男性化的外在形式,那么她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雌雄同体,因为不管是荣格心理层面的雌雄同体,还是伍尔夫文化层面的雌雄同体,都更强调人格与灵魂的双性统一。小说中的飞飞,独立坚强,见多识广,理性智慧,口才雄辩,追求自由……一切男性才有的优质特征她一一具备。她有着自己独立的事业、夯实的经济实力以及理想女性所不能及的自我觉醒意识。她从来不会错失任何赚钱的机会,为了赚钱她可以不辞辛苦地随着马戏团跨国巡回演出,彻底摆脱了传统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的束缚;在面对困境和危险时,她从来不指望他人的眷顾,总是沉着冷静地思考如何自救,正如她对华尔斯所说“我并不是等待某个神奇的王子来亲吻,先生!凭我的两只眼睛,我每晚都看得到,一个亲吻会如何将我永远封锁在我的表象之内!”[1](P56)她清晰地明白,所谓的“王子的救赎”只会让她失去自我,戴上婚姻的枷锁,自我救赎才是女性逃脱悲惨命运的唯一途径。在华尔斯的采访中,飞飞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始终掌控着主动权和话语权,“她那低沉、沙哑,缓缓沉降而又猛然扑袭的声音,就像女海妖的歌喉般不容人违抗,”[1](P63)交织在似真似假、回旋卷绕的故事结里,引得华尔斯既好奇又迷惑,犹如一个囚犯,困禁于她那荡气回肠的声音里。“在漫长的父权文化中,话语权一直掌握在男性手里,女性被认为是一个沉默的‘他者’。男性不仅掌控自己的话语和声音,而且想当然地掌控着女性的话语和声音。”[7](P37)卡特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塑造飞飞这一“新女性”时,赋予了她强有力的话语权利,解构了长期以来男性在话语体系上的霸权地位。

2.女性人格的犹存

卡特笔下的飞飞,虽然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表现出明显的男性气质,但她的内心依旧保留着女性温柔善良、甘于牺牲和富有同情心的人格。生活在纳尔逊嬷嬷污秽的妓院中,她始终与自己的养母和姐妹们相互依靠,相亲相爱;为了将养母莉琪的妹妹一家从伤病和贫困的深渊中解救出来,她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卖给了史瑞克夫人,心甘情愿地做她的女怪物博物馆中的一件收藏品,忍受着男性的色情凝视;在马戏团遇到了身陷家暴泥潭的迷娘,便不忍心弃之不顾,热心得将她救出并给她安排了一份合适的工作。除此之外,飞飞也和每一位平凡女性一样,期待收获一份诚挚的感情。当她误以为自己的心上人华尔斯是迷娘的情人时,即嫉妒又懊恼,第二天误会解除后,她又开心得和他嬉戏,“用手蒙住他的双眼……用手套轻轻地捶他,前一晚的郁怒已不见踪影,代之以一种神秘的娇俏风情”[1](P241)飞飞将小女人般的善妒和俏皮可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对华尔斯的爱意也显露无疑,以至于华尔斯无法抗拒她的魅力;后来当她误以为心上人在火车爆炸中丧生时,她像着了魔似的呼天抢地,得知他并没有死而是被当地土著居民救治后,便执意要找到他,直接拒绝了马戏团团主要带她一起离开荒原的提议,不愿意留华尔斯在一堆野蛮人里自生自灭。当最终见到爱人脱胎换骨,身上没有一丝怀疑主义时,“她的心便雀跃欢唱了起来。她朝他眨眨睫毛,露出微笑,生气勃勃……”[1](P441)此刻的飞飞对于自己的心上人终于可以把她看成一个正常的女人,愿意和她平等对话而欢喜不已。获得华尔斯真挚爱情的飞飞成功地实现了卡特理想中的妇女解放,也象征着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平等地位的确立。同时,飞飞与华尔斯之间平等纯洁的爱情与父权制度下以利益交易为前提的婚姻关系形成强烈的对比,体现了卡特对于平等、自由、纯洁的两性关系的渴望与追求。

三、结语

显然,飞飞是荣格、伍尔夫心目中最理想的双性同一体,因为她已经实现了男性无意识中的阿尼玛与女性无意识中的阿尼玛斯的完美结合,具备了“雌雄同体”的大脑,完成了个体人格的统一。卡特有意识地塑造一个完美的“雌雄同体”飞飞,实现了传统性别意识的“越界”,正如詹克斯(Chris Jenks)在自己的专著《越界》里写的一样“越界就是超越戒律或法律或习俗所规定的限制,它是一种犯规或者说是一种侵犯……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行为”[8](P22)飞飞男性化的气质和人格否定了男权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性别束缚,肯定了女性自由的自我意识和完美的人格统一,在卡特看来,只有妇女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觉醒与解放,才能获得与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利,最终实现两性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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