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思维工厂 就像织布师傅的杰作一样， 踩一下就牵动了千丝万缕， 梭子飞过来又飞过去， 纤维流动着简直看不见， 一下子就接上了千头万绪。 哲学家接着走了进来， 教导你必须如此这般： 第一是怎样，第二是怎样， 第三、第四也会是怎样； 如果没有第一和第二， 第三、第四也决不会出现。 各地的学生齐声赞扬， 可就没有一个成为织布匠。 谁要想认识和描述一件活物， 首先设法把精神从中撵走， 然后才把各个部分拿到手， 可惜！单单缺少了精神的连贯， 化学称之为自然的操作， 不过是自我解嘲，它也不明个中所以然。

歌德，《浮士德：悲剧第一部》

这里要讲述的故事，正在上演，或者——为了回避一成不变的现在时表述——曾经上演和已经上演了，在过去、以前、旧日里，在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里，随着战事开启，许多一旦发动就几乎无法停止的事情开始了。故事在战前上演，即使距离战争并不久远；并且延续到了战后，但为时不久。

马克斯·韦伯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但至少他并不总是坐马车出行，而是经常搭乘有轨电车和火车，他早已频繁地乘坐汽车，甚至相当频繁地使用电话。谁若是想走近此人的生活与事业，他就必须清楚地了解，是什么将我们现代人与从前的他们区分开来。马克斯·韦伯从未亲自驾驶过汽车；可能仅有一回，他于1898年夏天在康斯坦茨（Konstanz）疗养期间骑过自行车；也从未坐过飞机——大约在1919年5月，他差一点就坐上了飞机，当时他正需要前往凡尔赛。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维尔纳·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计算机和“避孕药丸”的发明、第一枚人造卫星的发射以及人类的首次月球登陆、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人体基因组的解码，将我们与马克斯·韦伯所处的那个世界分隔开来。格尔尼卡、奥斯维辛、广岛和长崎、越南、切尔诺贝利还有福岛，将我们与马克斯·韦伯分隔开来。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一切替代资本主义多党议会民主体制的国有社会主义制（Staatssozialistische Systemalternativen）的瓦解，将我们与韦伯分隔开来。

不同的世界将我们与普鲁士公民马克斯·韦伯分隔开来，而他经历、思考并且一点点参与塑造着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过渡时期。

为使读者做好准备，去走进马克斯·韦伯的世界，我最希望先将他们送进电影院。他们应该在那里——而不是在电脑上——观看那部直到2010年才重新修复的、由弗里茨·朗于1925—1926年执导的电影杰作《大都会》（Metropolis）。这部电影会是您在捧起本书之前的最佳准备。影片中会出现决定了马克斯·韦伯的生活与事业的所有事物：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官僚制和簿记制度、权力和支配、那些暗喻所有威胁人类的体制并以自有的节奏掌控一切的怪异机器、劳动奴隶的地狱和资产所有者的尘世、对于社会变革所抱有的希望与恐惧、对出现卡理斯玛式救世主的等待、日益呈现出假面舞会般衰颓的基督教信仰、巴别塔的譬喻、对于世界毁灭的末日恐惧和幻景、手持镰刀的死神、浮士德式带来灾祸的学者、介于年少的伙伴与性感迷人的女巫之间谜一般的女性形象、父子之间的曲折故事。

在观赏完这部影片以后，您便可以开始阅读本书。就像在某些电影中那样，此时您将会对一个似乎无所不知的旁白做好思想准备，因为即将呈现这一伟大生涯的形形色色的舞台，必须事先加以准备、布置以及描述。这些舞台所上演的故事无法用柔软的笔触勾勒，而更像是一幅马赛克，一面多彩又紧密交织的石板地，需要在观赏者面前铺陈开来。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在1864年至1920年间的德国，一位普鲁士公民的生活、命运和事业。伴随旁白的，还有许多其他讲述这位主角的声音，首先是他的夫人——玛丽安妮·韦伯的声音。此外还有他的父母（主要是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姐妹、他的恋人、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以及反对者的声音。

这里所讲述的，是生活与事业，两者密不可分。作为思想者，马克斯·韦伯著述着他所经历的一切，同时也经历着他所思考和著述的这一切。

生活与事业，两者都与其祖先、祖父辈、父辈及兄弟姐妹、德国的城市及其市民、别墅和租赁房紧密相关，且都不可磨灭地打上了它们的烙印。总而言之，马克斯·韦伯毕生的学术事业就是他个人终生的工作，也是陪伴与影响了他生命的那些人一生的工作。没有导演，但有许多参与者。它关乎的是一群围绕在韦伯这一生周围的犹如全体剧组的人们。只有耐心地厘清这些错综复杂、相互依存又亲密无间、不断变换造型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理解韦伯这一生。若是有人觉得这过于“烦琐”，他就无法认清，人的一生，也包括马克斯·韦伯的一生，正是由这些烦琐细节构成的。就是说，谁若是想理解他的一生，就必须具备耐心，并且甘愿与那些早已看不见的面孔和听不到的声音打交道。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局。

马克斯·韦伯的生活与事业有多么不可分割，两者有多么紧密地被人物关系网所包围，它们就同样有多么深刻地嵌入在历史变革中，不仅是我们今天通过回顾过去所认识到的社会变革，而且是马克斯·韦伯时代那些头脑清醒而又敏感的人们清楚意识到的社会变革。根据普遍的社会学观点，储存在“集体记忆”里的“集体事件”，会作为社会的框架条件对个体的一生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涉及各个社会历史中的集体“断层”和“重大转折”，这种影响被认为尤其强烈，也就是将集体和个体的历史划分为“之前”和“之后”的事件之间的关联。因此，有待澄清的一点是，德国历史上哪些主要的、集体的“重大转折”在马克斯·韦伯的生活与事业中得到了“体现”。另一点是，哪些主要的、个体的“重大转折”被记录在马克斯·韦伯的生命和著作里。尤其是，必须要尝试去澄清这些个体的重大转折与集体的重大转折之间的相互联系。

对马克斯·韦伯的探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他的历史化。这绝非否认他的伟大，却能解除出于对其作品诚惶诚恐的纪念碑化（Monumentalisierung）而轻易产生的麻木不仁。将文本纳入其历史语境，就能弱化此条容易因其“典范性”而施加的禁令。当然，一部好的传记必须时刻关注它的“主人公”，但也不可使其脱离环境。所有我们接下来将要讲述的故事，都不应该是独立存在的故事，因为它们总是与马克斯·韦伯有着直接的联系，即便这种联系并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同时也不可能通篇符合严格的时间顺序，剪切、倒叙以及展望将不可避免。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写作方式迫使我们进行线性表述，我们不得不一个接一个地叙事。就连马克斯·韦伯也对此不无遗憾，我们可以援引的，是他在米娜·托布勒面前对理查德·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钢琴选段的文字材料所做出的评价：我必须去掌握这种写作技巧，那样我终将能够同时讲述许许多多相互独立而又并存着的事情，这也是我本应做到的。对此我们同样无法做到。

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对所有这一切感兴趣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也正是我们的回答：正如阿列克塞·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那样，马克斯·韦伯也并非过着卓越非凡、引人入胜的生活。即使在马克斯·韦伯身上，人们也能看出一个成为庸碌之辈的身影。即使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是一个所有人对自身与周遭都难以保持头脑清明的时代，但马克斯·韦伯也是一个奇人、一个怪人、一个个别现象。

由此，有趣之处就在于，从现在起将聚集我们注意力的这样一个人，曾经如何对待生活带给他的那些个体与集体的断层。他是否将其克服，还是败下阵来。总之，我们应该追问究竟如何去呈现那些无法厘清的相互作用，其介于生活与事业之间，个人素质、家庭状况以及代际归属之间，集体断层与个体断层之间。我们应该以一种结合了“学究式”与“想象式”的精确性（罗伯特·穆齐尔语），将马克斯·韦伯的生平经历与他那由众多学术专著、政治论文以及新闻报道所构成的著作史之间的复杂关系，纳入到这种相互作用里去。

有一个事实对于为马克斯·韦伯作传意义深远，他个人的生卒年代——生于1864年，卒于1920年——与通常所指1870年至1919年这段时间德意志帝国的“生卒年代”相当准确地吻合。同样也“相当吻合”的，是马克斯·韦伯的生活与事业的悲剧性与张力性。他如此评价他在这个序列中所处的位置：我们尚在摇篮中的时候，历史就送给我们一个以往任何一代都未曾受到过的最可怕诅咒作为浸礼式上的赠礼：让我们承受不肖政治后裔应有的困苦命运。［……］我们不可能成功摆脱这个历史惩罚：我们不过是一个政治上伟大时代的遗腹子。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唯一还能做的或许只是：为一个更伟大的时代充当前驱。

这位31岁的大学教授所发表的此番言论，指的是他的同胞们——主要是他的父辈——所经历的那次重大转折，即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德国皇帝即位加冕。此时，小马克斯·韦伯还未满7周岁，而他父亲这一辈正值35岁左右。对于1836年出生的老马克斯·韦伯博士来说，帝国的建立开启了他一生中最为活跃且最为成功的时代，他积极投身于霸权在握的大普鲁士的伟大事业。随着这个“迟到的民族”（赫尔穆特·普莱斯纳）的诞生，35岁的老马克斯·韦伯开始了他成功的政治生涯。他的孩子，小马克斯·韦伯，在回首往事时，曾认为自己是一个迟到的后来者。

当然，马克斯·韦伯的生活与事业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与1871年的历史转折相关联的追随者意识。在他平生所经历的德国历史片段中，我们可以将五个历史大事件视作集体断层、时代断层、命运之日：（一）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那个时代断层所呈现的毁灭与解体倾向，当时也被称作“世纪末”（fin de siècle）；（二）从1914年8月直至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行以及结束；（三）1905年和1917年的两次俄国革命；（四）1918—1919年间在衰亡的德意志帝国发生的革命和反革命事件，以及（五）所谓的魏玛共和国于1919年成立前后发生的事件。

所有这些德国乃至欧洲历史上的集体精神创伤，不仅在马克斯·韦伯的生活中，也在他的学术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对于生活与事业这两者，我们都将探究他是否经受住了那个时代的挑战，还是在它们面前败退下来。更深一层的问题是，现今的我们是否可以向马克斯·韦伯这位先驱学习，还有，能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1920年6月14日，星期一，18点15分左右，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逝世。他逝世的那座房子位于施瓦宾区（Schwabing）的湖滨街（Seestraße），现在的门牌号是16号，韦伯在世时是3c。这处居所为女诗人海伦娜·伯劳所有，她于1919年12月1日将二楼的一套俭朴公寓租给了这位教授先生。

他的遗孀玛丽安妮·韦伯曾以动情的笔触描写了他临终的日子：第二天一早，韦伯感觉身体有恙。他在夜里着了凉，这是不是流感？他的课取消了。他发高烧。但是，医生只是诊断为支气管炎：讲课使嗓子过度劳累，咽喉受到的感染扩散到了支气管。“完全不必担心。”星期日是6月6日（1920年），将重新选举国民议会。这次选举很重要，因为民主制度正面临险境。医生认为，韦伯尽可前往投票，而他却没想这么做。他觉得有点晕，在床上昏昏欲睡。他不想再关心政治了，政治太讨厌了。他的体温一直很高，医生说，这要好于体温上下起伏。［……］星期三，他处于轻度的谵妄状态，出现幻觉，最初并没有人察觉出来。他讲了各种他从未经历过的奇遇，尽显魅力与和蔼。星期四早上，在迎接医生到来之时，他用清晰又洪亮的嗓音演唱了费加罗的咏叹调：《如果伯爵想要跳舞》（Will der Herr Graf ein Tänzchen wagen）——显示自己已经完全康复。但是后来却有人听到他在唱另一支歌：《在绿色的荒野上给我挖一个小小的坟墓》（Grabt mir ein Gräbelein auf grüner Heide）。［……］病人现在剧烈地咳嗽，医生最后诊断是深度肺炎。他的谵妄症更严重了。［……］他已不再是这备受折磨的病体的主宰，不再是这暗淡游离的精神的主宰，但他仍然是他自己，他的高贵，还有他的体贴和幽默，并未离他而去。他不再抵抗那黑暗的力量。他多次隐晦地跟大家道别。有一次，显然是对于他还未完成的一部著作，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说道：“这对我完全无所谓。”另一次，他似乎在平静地期待着什么：“我们一定会看到，还会发生什么。”弥留之夜，他提到加图的名字，并以一种高深莫测的神秘语气说道：“真实就是真理。”为了使他摆脱死神，人们尝试了一切办法。他耐心地忍受了这一切——然后他说：“停止吧，孩子们，这于事无补。”他的心脏再也承受不住他的高烧了。6月14日，星期一，外面的世界安静下来；只有一只鸫鸟在不停地唱着怀念之歌。时间停滞了。夜幕降临之前，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在他离世之际，雷雨大作，一道道闪电照亮他渐渐苍白的头颅。他变成了一位已故骑士的雕像。他庄严地安息在那难以到达的神秘世界里。他的面容透出和善与崇高的释然。他已经去往那遥不可及的远方。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学生卡尔·罗文斯坦1964年提供的证言，他是最后一个看到临终教授的人。在那个“下着大雨的下午”，他大约在下午5点来到湖滨街上的那所房子，看望他尊敬的老师。玛丽安妮·韦伯在结束劳累的护理之后刚刚躺下，女佣把他带到了病榻边：我在一战中见过很多人死去，他是我第一个目睹去世的熟人。这是一场殊死的搏斗。我在那里站了大约十或者十五分钟，目睹并聆听着他如何抵抗死亡天使。就我所知，我是最后一个看到他活着的人。我离开他不久后，他就辞世了。玛丽安妮大概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他躺在临终床上是那么释然，心满意足，高贵得有如一位斯陶芬王朝的皇帝，玛丽安妮之后把他在临终床上的照片送给了我。这张照片在我的写字台上方挂了四十多年。

这场名为西班牙流感的传染病极具侵略性，它于1918年之后的数年间，单是在欧洲就夺走了总共两千万人的生命。马克斯·韦伯于1920年6月的那个星期一去世，享年56岁，在这场迄今为止人类遭受到的最致命的流行病中，他是较为靠后的一个蒙难者。

三天后，1920年6月17日上午10点，按照玛丽安妮·韦伯的愿望，马克斯·韦伯的遗体在慕尼黑东区公墓以非教会的仪式进行火化。葬礼以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孟加拉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诗歌《悼词》（“Weiheworte”）作为开幕辞，由逝者的表侄爱德华·鲍姆加登朗诵如下：

学生卡尔·罗文斯坦在管风琴的伴奏下唱了一曲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的咏叹调。马克斯·韦伯的生前好友、慕尼黑公法与教会法学家卡尔·罗滕比歇尔，代表大学发表悼念讲话，追思了一位“斗士”与“旧时代的骑士”；大学校长弗里德里希·冯·米勒和国家经济学院院长马克斯·恩德雷斯随后发言。卢约·布伦塔诺代表“巴伐利亚科学院”谈论了他的教席接替人；同院的国民经济学教授、马克斯·韦伯的同事以及他大学时代的好友瓦尔特·洛茨，代表“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发言；矫形外科医生格奥尔格·霍曼作为巴伐利亚“德国民主党”主席，为其政治同道致了悼词；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的爱徒约尔格·冯·卡普–赫尔男爵，谈论了恩师研究过的重点课题；遗孀玛丽安妮·韦伯一改传统习俗，向她丈夫致了悼词。马克斯·韦伯的表兄及多年挚友、神学家奥托·鲍姆加登，出于对玛丽安妮·韦伯意愿的尊重而不能做葬礼布道，令这位韦伯多年的同路人痛苦异常，但他还是出席了葬礼。

从奥托·鲍姆加登寄给蒂宾根出版商保罗·西贝克——鲍姆加登曾经主持安葬了他于1919年6月13日去世的妻子特克拉·西贝克——的信中，人们可以读出这种失望：亲爱的朋友！对于您为我痛失表弟——我们向来都对他寄望甚多——而表达的同情言语，我深为感激。您的邻居［罗伯特·维尔布兰特］会告知您葬礼是多么与众不同。每当回忆起我一年之前从柏林出发来参加的那次告别仪式，这种对宗教仪式和风俗习惯弃之不顾的行为都让我尤为心痛。很明显，保罗·西贝克对此持有相同看法，这在他1920年7月3日写给奥托·鲍姆加登的回信中可见一斑：维尔布兰特夫妇确实向我讲述了马克斯·韦伯独特的葬礼。玛丽安妮夫人也一再给我来信。她的第一封来信证明了我们相互间有着同样的友谊和情感，这令我十分高兴。她最后的这封信却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这种丧夫之痛令她对自己丈夫及其作品的评价有所提高。

那位遗孀为其丈夫所致的悼词，不仅显得异乎寻常——权且不称之为失礼——而且她的话语尤其值得关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在1920年6月18日做了如下报道：随后玛丽安妮·韦伯，逝者的妻子，来到棺木旁，感谢了来自朋友们的厚爱，而她正是用这份厚爱画出了伟人的肖像，才使画中人物的气质与其精神同样伟大。如果我们能够镇定并坚强地站在棺木旁，自豪之情就会油然而生：有这样一位伟人曾经存在，他属于我们并且爱过我们。我们要向马克斯·韦伯的表侄爱德华·鲍姆加登对此所做的重要补充描述表示感谢，即玛丽安妮·韦伯曾说过，她能够证明，马克斯·韦伯最崇高且最美好的天赋，乃是他“爱的力量”。可是能够证明此事的不单单是她本人，还有“在这里，在我身旁，我的女友”。当时站在她身旁的人是埃尔泽·雅菲。

马克斯·韦伯的骨灰瓶于1921年被送往海德堡。在当地的山坡公墓（Bergfriedhof）里，安葬着马克斯·韦伯与玛丽安妮·韦伯的骨灰瓶。在它们的安放之处矗立着一座围绕着茂密常春藤的四方墓碑，上面加盖了一个相同风格的石棺，墓碑正面镌刻着：

马克斯·韦伯 1864—1920

玛丽安妮·韦伯 1870—1954

玛丽安妮·韦伯让人在墓碑左侧刻上了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的名句：“万象皆俄顷，无非是映影。”而墓碑右侧则刻着：“我们再也见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以上这句墓志铭，原本指涉哈姆雷特，听上去就像对赖纳·马利亚·里尔克的格言的共鸣，她丧偶之后的“生活写照”也以此为始——即便引用得并不完全正确：

（本文摘选自《韦伯传》： Max Weber (豆瓣) (doub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