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简介

价值领域（Wertsphäre/value sphere）是马克斯·韦伯在一战前后集中论述的一个议题，但长期以来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它包含了韦伯对现代性的基础性观察、分析与诊断。除了现代化、合理化等主题之外，价值领域可以成为阐释韦伯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总框架和总命题。以往的解读着眼于价值领域不可还原以及彼此对立的特征，成为了一种互不干涉的“价值分立”论。然而，某些价值领域尝试获得或重新夺回“主神”地位，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引发了现代性的内在持续冲突。价值领域理论具备融贯微观和宏观层面的能力。从韦伯的“方法论的个体论”来看，现代性条件中的个人能够体会到上述冲突带来的迷茫和矛盾感。

主讲人介绍

郁喆隽老师，2010年毕业于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副教授，硕士生生导师，宗教学系副主任。兼任上海市宗教学会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宗教社会学、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的哲学。郁喆隽教授目前已经取得包括2部专著，4部译著和9篇代表性论文在内的突出学术成果；获得复旦大学2014届本（专）科毕业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其专著《神明与市民》获得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获奖著作类二等奖。

01.“价值领域”概念的提出

1、韦伯“价值领域”理论的引言

郁喆隽老师引用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提到的“文化的小宇宙和大宇宙”，认为尽管韦伯通常被认为是和涂尔干、马克思并列的现代社会学奠基人，然而韦伯的思想更多地受到了尼采的影响，不妨以尼采关于“文化大厦”和“文化结构”的论述作为韦伯“价值领域”理论的引言。

“假设一个人既痴迷造型和音乐艺术，又痴迷科学精神，而且这个人认为，我们不可能通过抑此扬彼得办法来消除艺术与科学 之间的矛盾：那么他所能做的就只是，建造一座庞大的文化大厦——那两种力量居于其中，虽然是在两端；两者之间存在着调节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在这座文化大厦中选择自己的栖身之处；如有必要，主导性的力量可以平息其他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样一座在个人心中的文化大厦将与各个时代的文化结构具有最大的相似性，并以类比的方式提供有关这种文化结构的说明。因为，单反在有文化建筑发展的地方，它的人物就是，通过较不难以相容的其他力量的强势聚合，二迫使那些相互冲突的力量统一起来，因而不必去压制和约束它们。”

——“文化的大宇宙和小宇宙”，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郁喆隽试译

2、尼采的“主导性力量”

“文化大厦”的比喻揭示出个人和社会内在的同构性，个人的文化大厦内的冲突矛盾可以被理解为时代的文化结构之矛盾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一种主导性的力量能够聚合、同一、整合，从而取代压制和约束其他相互冲突的力量。

作为哲学先知的尼采，已经开始了对于现代性的诊断。他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艺术和科学的冲突。他假设、希望了一种主导性力量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说明那种力量到底是什么。尼采后来的“超人”（Übermensch）、价值重估，就是对建立这一主导性力量的尝试，但是这样的尝试仍然难以确定是否成功。

3、韦伯的“价值领域理论”

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感觉到的焦虑、矛盾、冲突、撕裂种种情绪，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都会被放置于现代性上。韦伯的“价值领域”理论恰好是对该现象的洞察和对现代性的诊断。根据汉斯·亨里克·布鲁恩的考察，韦伯的“价值领域”最早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中就已经出现，在《罗舍尔》和《客观性》这两篇论文中接受了方法论的洗礼，最终在《中间考察》完全形成。

从关于马克斯·韦伯的学术研究来看，“价值领域”（Wertsphäre/value sphere）被长期忽视。其直接原因在于对韦伯“价值判断无涉”（Werturteilsfreiheit/value free）的主张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价值判断无涉”关切的是学术研究的元伦理问题，韦伯认为：作为大学老师、科研工作者，首先追求的是客观性，而不应该把个人的政治立场和宗教情绪代入研究。这一主张直接针对当时德国学界通过讲台宣传个人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教学风气。

韦伯具有深厚的国民经济学的学术背景，而经济学不仅要求描述客观规律，同时也要求制定政策。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价值问题。

我们可以发问的是，“价值判断无涉”到底是不是韦伯价值理论的全部？“价值判断无涉”承受了来自左右两派的猛烈进攻，也导致学者们对韦伯价值理论的探讨难以进一步深入。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坚持价值中立意味着巩固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从而导致人民无力抗争。施特劳斯一派的学者则认为价值判断无涉则会导致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4、郁喆隽老师对“价值领域”问题总的看法

以往的学者主要从三个总命题来把握韦伯庞大的思想体系：现代化理论、理性化-祛魅、行为理论。

而郁老师则认为：“价值领域”可以当作为韦伯学术体系的一个总框架和总问题。“价值领域”反映了韦伯对于现代性的诊断和分析，从他的担忧中我们也能够看得出他对时代问题提出的可能的解决方案。

02.“价值领域”概念的文本依据

1、韦伯的“六大价值领域”提出历程

韦伯在1913年罗伯特·威尔布兰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相信，悬而不决的冲突使不断的妥协成为必须，这种情形在价值领域是支配性的。没有人知道应当如何达成妥协，除非有某种‘天启宗教’强行决断。”

对比1913年的韦伯和尼采在《人性的，太任性的》中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韦伯没有尼采那么乐观，他并不认为单靠“超人”就可以完成价值重估的人物，但是韦伯和尼采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需要一个第三方力量来调解价值之间的冲突。

韦伯“六大价值领域”的提出

两年后，在韦伯在《宗教社会学文集》第一卷的《中间考察》中提出了六大价值领域：宗教、经济、政治、审美、性爱、知性（智识）。每个价值领域所追求的最终目的都是截然不同、不可通约的。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韦伯在此的价值领域划分延续了他“理想型”的方法论，这六个价值领域是否是最终的还有待商榷。韦伯自己在该文本中还提到了技术、教育、战争、法律、行政等等，它们都具有成为独立价值领域的合理性。

2.诸多价值领域之间的冲突

首先，诸价值领域的冲突体现在方方面面。以宗教与现实秩序为例，韦伯说道：“……宗教性的同胞意识总是与现世的秩序与价值发生冲突，并且，此种要求越是首尾一致地贯彻到底，冲突就越是尖锐。现世的秩序与价值越是据其固有的法则性而理性化与升华，二者间的裂痕往往也就越大。”

韦伯对“价值领域”集中的理论表述出现于1917年出版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在该文中，韦伯通过批评施莫勒“伦理律令和文化价值是等同的，因而文化价值是‘给定的’”这一观点，不仅批评了康德，也间接提出了自己的价值理论。韦伯以男女情欲为例，揭示康德伦理学的矛盾点，同时提出了作为一个价值领域的情欲，从而说明了在伦理学之外存在着其他的价值领域，例如性爱与智识，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节的矛盾

更进一步来说，诸价值领域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意见相左”，而是更彻底、更根本的殊死搏斗。韦伯认为其中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斗争也不存在相对化和妥协。现代人的特征可以称得上是“六马分尸”，因为六个不同的价值领域正在撕扯个人。混日子的人回避自己决定价值的秩序，而反思能力越强的人越能清晰地认识到什么对他而言是具有决定性的、终极性的价值。

在“诸神之争”以之为出处的《以学术为业》中，韦伯更是将“价值领域”之间的生死搏斗作为核心议题。

“世界的各种价值秩序（Wertordnung），相互处在无可消解的冲突之中。……今天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又重新认识到：一件事物之所以为神圣，非但不为其不美所碍，而且正是因为其不美、同时惟在其为不美的条件下，这事物才成其神圣。……一件事物，非但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皆无碍于其为真，并且正是因为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以才为真；这实在是一项日常智慧（Alltagsweisheit）。以上所言，仅是各种秩序、各种价值的诸神之争（Kampf der Götter）的最基本形式。”

——《以学术为业》，马克斯·韦伯

韦伯描绘了宗教、审美、智识之间的价值领域冲突。从尼采到韦伯，传统基督教的支配性力量消失了。德国思想界，从狂飙突进到浪漫主义的兴起，都表现出对希腊传统、多神传统的偏好。宗教的价值领域辉煌不再，它失去了中世纪时候作为主导性价值的地位，如今只能和审美、智识进行“诸神之争”。诸神各自的属地和辖区是相互分离的，人只能崇拜一个神，他们不能同时进行多个神的崇拜，这也意味着价值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绝对性的张力与鸿沟。韦伯直言价值领域之间是无法跨越的——不仅是不可通约，甚至是不可沟通。这样的判断也意味着韦伯彻底否定了单个价值领域能够成为第三方力量聚合、同一、整合其他价值领域。韦伯的价值理论发展到此处，已经不再是1913年书信中的美好期望了。或许好处在于，正因为价值领域之间无法跨越，所以一个价值领域的崩塌不会导致全盘崩坏。

3、“价值领域”和合理化的结合

最后，韦伯在论述“价值领域”时还结合了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 /rationalization）。合理化更加宽泛，并不再局限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绘的智识价值领域里的合理化，而是出现了多元的合理化方向。从这一点来看，韦伯可以说早就跳出了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

“关于合理主义，存在截然不同的理解，……例如，神秘主义冥想，是种从其他生活领域来看非常不合理的行动，但却有神秘主义冥想的合理化，正如经济、技术、科学工作、教育、战争、司法和行政的合理化一样。此外，这些领域每一个都可以从不同的终极视角和目标而加以合理化，从一者看来是“合理的”，在另一者看来是“不合理的”。因此，在截然不同的文化圈和不同生活领域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合理化。要从文化史角度描述这些差异的特征，就必须知道哪些领域被合理化了，以及向什么方向进行合理化。”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

4、结语

尽管韦伯在此之后再无关于“价值领域”理论的集中论述，但其理论框架和逻辑可能性都已经被排布出来了。韦伯的最著名的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价值领域”的理论框架下，不过是把宗教领域和经济领域挑选出来，进行了案例式的社会历史考察。

03.学术史背景：韦伯的个人进路

1、引言

在对“价值领域”的特征进行总结之前，我们似乎有必要思考韦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或者国民经济学家，是如何接触到价值领域的。

2、思想界对韦伯的影响

郁老师认为很少有人真正说清楚了韦伯在何种意义上是新康德主义。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可能是韦伯所在的海德堡和同时期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地缘上的亲密性，以及和李凯尔特的私交。当时的德国面对传统价值遭受冲击的现实，不得不思考如何从本体论意义上确认价值的地位，李凯尔特就认为文化价值应当被理解为“超个人的存在”。对于韦伯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更加的直接：当时韦伯所在的社会政策协会里就有很多人围绕价值问题进行讨论。在1904年6月到1920年4月之间，韦伯和李凯尔特大量通信并讨论价值问题。起初，韦伯指望作为哲学家的李凯尔特进行价值问题研究。但是李凯尔特的研究计划一再延迟，也许很可能李凯尔特发现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研究有其自身的困境。这导致韦伯自己“亲自上阵”研究价值问题

3、农业工人研究对韦伯的影响

最直接的或许并不是当时的思想界对韦伯的影响，而是韦伯年轻时在易北河地区进行的农业工人研究。易北河一方面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仍然以农业为产业支柱，另一方面地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东部边疆，与波兰接壤，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位置。易北河地区存在着三大问题：生产利益问题、人口利益问题、社会-政治或社会政策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四种不同的政策立场：国家（保卫边疆安全和粮食生产稳定）、容克地主（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德国农民（从容克地主那获得工作机会）、波兰农民（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取代德国农民获得工作）。举例来说，作为德国的“主人翁阶级”的容克地主想要雇佣价格更低廉的波兰农民，引起了德国边疆人口比例的变化，德国人减少，波兰人增多，从而威胁到帝国领土的安全。正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韦伯发现了价值领域不可调和的根本属性。

04.“价值领域”特征

1、价值领域的基本规定

价值领域”的基本规定是“内在法则”(Eigengesetzlichkeit /inherent law)。每个价值领域都有一套管理它单个领域内部的内在法则。凭借法则，一个价值领域可以独立于其他领域自成一体，成为一个单独的价值领域。“内在法则”的观念和康德的自主性/自律（Autonomy）也有一定关联。“价值领域”的概念对应了欧洲的近代社会史发展、对应了现代化的重要进程：体制性分化。在分化过程中，社会子领域或子系统（例如经济部分、文化部门、军事部门……）获得独立、自主性。相比于中世纪几乎所有的公共事务被教会统摄支配，形成了以宗教领域为中心，其他子领域拱卫宗教领域的“恒星-行星模型”，对于进入现代的欧洲人来说，现代性就是“恒星”的消失，宗教领域退居为一颗“行星”，和其他社会子领域平起平坐。各个价值领域之间不可彼此通约、还原，因而也不存在一套元价值或者一个绝对的价值序列。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是复古的，他期望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建立仅对自己有效的价值序列。然而，获得了Eigengesetzlichkeit的价值领域就会本能地怀疑调停者（元价值）的存在，价值领域不会要求自己比其他领域高一等，也不会允许存在一个更高位的元价值起到整合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价值领域之间的地位平等意味着纠结和撕扯。我们在深层心理上上需要一个元价值，从诸神中挑选一个神成为主神，以解决个人自由选择的重担，但庸人往往意识不到“上帝与魔鬼之间的生死斗争”。价值领域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元价值之不可能，并不意味着“价值领域”理论必然导致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韦伯早已预料到这样的误解，他指出：“价值抵触（Wertkollision）的代言人们的意图有时一再遇到最严重的误解，就包含着把这种立场解释为“相对主义”，解释为一种恰恰立足于关于各价值领域之间相互关系的极端对立的观点之上，并且（以一贯的形式）在一种特殊的（“有机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才能合理地得到贯彻的生活观。”

对于虚无主义来说，根本不存在独立的价值领域；对价值相对主义来说，在理想的形况下，一个人只能从一个价值领域给出判断，因为各个价值领域是冲突的，“相对”也就无从下手了。

2、价值领域的第二个特征

“价值领域”的第二个特征是“脱钩”。一个价值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并不意味着其他价值领域也会取得同样的成就。欧洲的宗教领域日益衰颓，但在经济和智识的领域突飞猛进。

郁老师认为，“脱钩”包含了韦伯的一种隐而不发的批评，即反对简单的线性、进步性的史观。六种不同的价值领域和合理化方向给人类历史的解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3、元价值消失--对现实的基本论断

无论是价值领域的“内在法则性”还是“脱钩”，都离不开“元价值消失”这个对现实的基本论断。而这不仅是欧洲的问题，也是全球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该问题源于文化结构中发生的变化，具体表现为：（1）自然法陨落。许多“不言自明”的道理被瓦解，例如只能由异性组成婚姻。这意味着很多传统资源不能再被用于解释其他价值领域，因而不能够担当元价值。（2）目的论式微。许多古典哲学都带有强烈的目的论思维，认为世界并不是完全机械的，每个个体和人具有内在价值。通过“自然之梯”，目的论论证可以推出最终目的。人的实现具有不仅限于自身的，更高的意义和价值目标。然而，达尔文《物种起源》彻底埋葬了目的论。

05.“价值领域”的当代意涵与设问

1、当代价值领域冲突的表现和正确认识

在当代复杂的全球语境中，我们必须要明白价值冲突并不是地域性的价值冲突。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价值冲突仅仅是区域性的价值冲突。根本的价值冲突则是由价值领域出的划分的每个文化的内在裂痕，一个从每个文化自身产生的“内在的巴别塔”。 价值领域的冲突不仅具体表现为一时一地的问题（同性婚姻、女性问题），而是根本上价值领域内在的、持续的摩擦和冲突。

2、反思的理论资源

价值领域理论也给当代提供了许多反思的理论资源。首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元文化论是否过于乐观？在各民族内部都存在文化内在裂痕的情况下，是否真的能有一个元价值让大家“美美与共”？其次，尽管理论中的“价值领域”势均力敌，然而在现实却并非如此：经济和政治的力量相对比较大，它们不仅成体系，还具有极强的渗透性。经济和政治渗透到其他价值领域中去，导致其他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最后，分化是否可逆？反分化的过程是否可能？套用“诸神之争”的比喻来说，是诸神中的一位神意图夺回主神地位。在当下，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体现了试图使宗教的价值领域重回高位的努力。

3、价值理论对现代人自我理解的影响

我们究竟应当做全面的人还是完整的人？这是现代人对自我理解的两个极端。马克思面对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化提出“全面发展”，而韦伯或许会接着发问：“在哪个价值领域发展”，他自己答案大概会是智识和政治。从现实角度来说，一个浮士德式的选择，只能在六个领域中挑选一个。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迫的。想要占全，只会落空——正如韦伯所说，这是人的“日常智慧”。

文案丨王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