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摘要：

超越过去的政治纷扰，你现在作为港大校长，对于港大未来的愿景有什么想法？

2017年我来香港前，当时的社会生态和现在很不一样，斗争很剧烈，大家互不相让，而校长则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但这也是港大前几任校长都经历过的。

我当时对香港了解不深，经分析后我认为，就好像每件事背后都由不同维度构成，如水平方向的X轴和垂直方向的Y轴，如果大家都只想在X轴上面挤来挤去，针锋相对，就会忘记还有另外一个维度。

所以2017年，我就在思考，如何将这些在X轴上互相厮杀的能量引流到Y轴，从更高视野争取更大空间，消除原有的内耗。

这不只是一个左和右的问题，也不仅是社会学、政治学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因为一旦社会有更高的追求，在经济状态和政治状态上都需要有更高的追求。

在2019年，我会给一些访客播放一段视频，内容是一个欧洲家庭主妇在切肉丝，突然两只鸟来了，一下子发生争抢。

主妇便又给这两只鸟第二个、第三个肉丝，但它们却都置之不理，依旧执着于争抢。这个情形就是，两只鸟都只能看到眼前微小的利益，完全忘了还有更大的天空，这两只鸟也因此互相成为彼此的囚牢。

所以你觉得香港大学是另外一个天空，你想通过香港大学的改革和实践，为香港社会带来新的回应？

香港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港大一开始的初心即是“为中国而立”，对于当时的殖民政府来说，能有这样的想法还是不简单的。

如今，港大是世上最国际化的大学之一，去年也获泰晤士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学排名全球第一，我们的学生来自90多国和地区，老师也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教学语言是英文。

疫情之前中国有一位部长曾到访视察，他指港大的科研方式是中国没有的，管理方法是与国际一流学校更接轨。

香港不能靠旧产业

这背后点出香港的学术和科研优势。过去，香港被称作金融之都、航运之都，但面对国际变化，香港也面临很大挑战。

香港不能单靠旧产业，要开始想怎样发展新的，比如我们香港大学医学非常强，我们的研发会带动新的医疗技术、新的药物，甚至新的医疗产业。

或比如港大的数据科学（data science）就请来伯克莱加州大学的知名教授马毅来领衔学科建设。

要成长新的工业，就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香港的发展怎么发展，第二个是香港大学怎样配合香港来引领香港。对于第一个问题，香港要解决房屋问题，而香港不是没有土地的。

还有香港工业的景观（landscape）要多元化，要有医疗技术、人工智能、能源技术这些新的方面。

例如我们港大就有一位教授，他发明“空调不用电”这个技术，用一种薄膜覆盖在玻璃上，降低室温，不用再开空调。而这系列的技术实际上就能改变整个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的方向。

作为在中国成长、在美国工作生活总共29年的科学家，你对于中美科研文化有什么看法？

中美是本世纪两个最重要的科研力量。过往就是美国第一，美国的高校同时也是中国部分科研人员的摇篮，中美在长期的科研中有很紧密的合作关系。

但这从2018年开始就慢慢改变，开始有对立的政治局面。

中美作为两个最大的科研力量，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生态体系，两方的较量与国家发展的方向都是息息相关的。

就我个人角度，要回答的是怎样做好香港的科研。中西文化有很大差异，也导致科研方式的差异。

中国人爱好和平，讲求中庸，不倾向于针锋相对，但其实科学有时需要相互批评、相互指责的精神，这一点西方人就做得更好。

但中国文化也有好的一面，会带来更好的合作精神，当然这可能会带来一些人情关系、裙带关系的影响，所以两种文化各有长处。

其次，比较公平的科研资源的分配是很重要的。不仅是中国，可能东方人都有些急功近利，做什么事都要快速得到回报，但这就不利于源头创新。

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发现万有引力，但牛顿当时是想不到，万有引力会成为几百年后造出飞机、大炮、轮船的基础。这一点在东方社会经常会被忽视。

“赚快钱”的思维也反映在我们的科研中，我常常将源头创新比喻成长江源头，要注重源头创新，源头有水，下游才有水。因此，首先就要在源头做“天马行空”的事，到长江下游的苏州、上海一带才是收成果实的时候。

那香港的创新环境如何？

香港的源头创新、基础理论的研究环境跟大中华地区比起来是相当好的。最近美国的研究评价机构“research.com”选取24个学科来评估各个国家的研究水准，他们在物理、化学、社会学、法学等24个学科中选取全球最顶尖的科学家进行排名，在24位中国排名第一的科学家中，有12位来自香港，其中又有6位来自港大，所以仅我们港大一所学校就占四分之一。

基础学科领先全球

这意味着香港在基础学科领域的研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是香港在做源头创新的优势，我们的研究方式是与西方顶尖的学校相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就比较高。

具体来讲，我们也会给到研究人员更大的学术自由，不会要求教授们明年一定要搞一个成果出来。我们是尽量隔数年才考核一次，尽量给科研人员更多自由的空间去发展。

作为顶尖科研人员，你认为什么样的环境才有利源头创新？

这涉及到管理问题：如果校长整天盯着教授有没有新成果，要不要去评奖，研究者自然会受影响。

这个影响就是行政的干预。有些大学受名誉诱惑，比如到评物理学院士时候，行政部门就会要求大家去报名，甚至为了这个事情，这些研究人员这几年就不做其他事了。

但他们本可以十年磨一剑，做很深的学问，为了一个帽子，一个利益，或上面掉下来任务只做一些短期的研究，这会倾向于只看到短期见效的成果，这样做学问就不能长久，十年磨一剑的事就比较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创新总比别人慢半拍，其实现在中国政府投入很多，但大多数最顶尖的科学家在忙这些短期行为，但西方包括香港总有一批人在想长期的事。

当然，90%的人最后做的长期项目是做不出成果的，但只要有10%的人能做出来，只要有一个乔布斯，有一个比尔·盖茨，就可以使一个工业诞生，也只有首先发明新产业的一方可赚尽利益。

就像苹果公司与郭台铭的富士康。台湾的代工厂20万工人加上印度的，可能就赚约10%的钱，90%的利润是2000个工程师在硅谷做设计。

这个道理讲出来人人都懂，但是做起来就晚了，因为科研文化这些东西不能像搞公司，你付我10块钱，就一定保证有个产出，尤其在关系不好时、卡脖子时，这就很容易被卡住。

但有一些基础研究，你只要把它攻关，就是完全打开另一个场面，完全打开另一个维度。

你可以介绍一下具体港大现在整个创新有哪些新的措施吗？据我所知现在有新请来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不只是化学的，我们现在正推动HKU 100计划，聘请全球100位杰出人才。说到“人才”，我想要区分一下“人才”与“人材”。

所谓“人材”就是要求他要马上有用处，是短期行为，但若想发展好的工业，你要有思想，要有高度的要求。社会中总要有这个源头创新的一批人。

不能把每个人当做螺丝钉，做个木材一样的事，所以应该是“才华”的“才”，不是“木材”的“材”。

香港需行业顶尖者

我们香港常常讲要“抢人才”，实际上香港需要的人才是行业顶尖的人，这样的一个人能比1万个人，我们缺乏的始终是拥有战略眼光的引领者，顶尖人才本身就能带一个研究团队，我们香港需要这样的人。

顶尖科学家能带动一群人，因为他的思维和维度完全不一样，会带来新的碰撞。我们就有一个国外来的学者，他入职的这个专业本来是比较死板的，大家就像工厂里工人做活，每年出两篇文章。

他来之后就教大家想更高的问题、更好玩的事，科学上面一下子就把他兴趣带上来了。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潜能的，但必须要这些人有机会去试，而这些人就会起到催化剂作用。

HKU 100计划目前吸引50多位人才，还会继续下去。这样的规模在亚洲其他学校目前是很少见的。

除了这位新到任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我们还吸引3位斯坦福的院士、麻省理工的一位非常年轻的正教授、耶鲁法学院的教授、还有伯克莱的教授，都是来自顶尖学府。

这还包括宾州州立大学一位非常年轻的助理教授，堪称“学科superstar”，我曾为了吸引他来港大，开车来回8小时，就为了请他和太太吃一顿饭，争取见一面。

还有就是要尽量减少行政阻力，让他们专心科研，把内部行政框条尽量简化。其实港大还遗留很多殖民时期的传统，改革起来难度很大。

但在这5年中，我们进行改革，效率提高，学校也焕然一新，否则就算能吸引人才，也留不住人材。

张翔小档案

张翔，1963年出生于江苏南京。

1985、1988年从南京大学取得物理学士、硕士，1989年赴美留学，1996年获伯克莱加州大学博士。

先后担任宾州州立大学助理教授、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副教授及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

他在2008年研制的隐身衣被《时代》选入年度10大科学发现，2014至2016年间出任知名的劳伦斯伯克莱实验室材料部门的总监。

2018年接任香港大学第16任校长，并已获续任5年到2028年。

2019年，张翔伯在克莱加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关于“卡西米尔效应”（Casimir effect）的工作被《物理世界》评选为2019年“10大突破”之一。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