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埃·香奈儿晚年仍在战斗着，她漫长的人生就是一场巨大的战役，一场让她赢得了财富缔造了时尚帝国的战役。钢铁般的意志，强大的生存本能，向生活复仇的无尽渴望，让香奈儿在变得家喻户晓的路上所向披靡。为了提高她的传奇地位，她对真相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著名的楼梯镜面反射出了她波澜壮阔的一生，展现出了一生都投身于一场大战的女人的不同面孔，带给这个曾经可怜的孤儿唯一属于她自己的东西。

身为身体欠佳的织布女工和不良商贩的女儿，加布里埃·香奈儿于1883年8月19日在索米尔出生，尽管她的生活不稳定，但她仍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她从早唱到晚，在横穿中央高原的市场和集市上嬉闹。他们给她取了个跟她爷爷的金丝雀同名绰号 菲菲。1895年的2月5号，她逍遥自在的生活结束了，她妈妈珍妮死于支气管疾病，她爸爸阿尔伯特抛弃了他的五个孩子消失了。

2岁的小香奈儿，在她妈妈的表亲家里做儿童女佣——当时大多数身无分文的女孩都是这种可悲而平庸的命运。

香奈儿跟另一个叫保罗·莫朗的作家说她在奥弗涅长大，生活在磨刀的喧嚣声中。她把自己描画成了一个愤怒且果敢的小孩，

她被迫为她未来的嫁妆做刺绣，基础缝纫知识的学习烧起了她的怒火。

几年后，香奈儿做了个冒进的决定，她拒绝了一门安排好的婚事，逃婚了。像多年前她父亲那样，彻底消失了。这是一种非凡的性格力量的首次表现，这种力量将使她能够开创新的命运。

香奈儿二十岁时，在小镇的一家服装店工作，为了出人头地，即使要卖笑调情也在所不惜。她在一个肮脏的酒吧碰运气，大胆的年轻女性可以在那里约会，她们以此补充收入。

命运让她与一个叫巴提安·巴勒松的男人相遇，这个年轻富有的驯马师邀请她去他巴黎郊外的庄园，他经常在那里招待一群朋友，多是贵公子、女演员和情妇。对于香奈儿来说，这是她摆脱困境的唯一机会，她毫不犹豫的跟着他，这将是她走向自由的通行证，她独特的魅力使每个人着迷。

香奈儿学会了像男人一样横坐在马鞍上骑马。她陪着巴勒松去了赛马场，这个男孩子气的年轻情妇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把她当作他的新马童介绍给别人。 香奈儿开始利用赛马间隙做帽子，之后卖给那些嫉妒她不寻常风格的女演员们。

香奈儿很快吸引了一位经常和巴勒松在一起的英国马球运动员的目光，他叫亚瑟*博伊尔*卡佩尔，双方都是一见钟情，巴勒松故意视而不见，一段三角恋开始了。比起情人，卡佩尔更有一副皮格马利翁的灵魂。他鼓励香奈儿去工作，提供时尚建议。

终于来到巴黎，对香奈儿来说这就是她要来的地方，在这里，女人们，时装设计师和女演员，都在为女性解放开辟道路。时年26岁的香奈儿没有时间再浪费了。如果她想摆脱情妇的身份，正是此时，一到巴黎，她就开始做一切可以引起注意的事情，让*科克托唤起了她的风格。

“她一到巴黎，人们很疑惑这个神奇的英国女人是谁？因为她穿着博伊尔*卡佩尔的旧风衣和一顶男式宽边软帽，去过马赛场。”

在一家很有名的女帽店培训后，香奈儿在巴勒松单身公寓的一楼店以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家帽子店。她的方式很简单，从批发商那实进便宜且款式简单的帽子，再添加两三道褶边最后以高价出售。

所有卡佩尔和巴勒松的旧情人都涌向她的精品店，想要看看这个让两个情场杀手的意乱情迷的有趣女帽商。为了结束这一整个巴黎都在议论纷纷的局面，巴勒松静悄悄地退出了她的生活，由卡佩尔资助香奈儿，在她的皮格马利翁的建议下，她租下了位于康朋街的一间低层公寓，距离香榭丽舍和旺多姆广场只有几步之遥，这些区域到处都是顶级时尚店的顾客。

1914 香奈儿将这场战争当作一种信号，一个丑恶的时代结束了，女人们穿着丑陋的衣服，用着像帕拉贝尔牌的束腰带。高高隆起的胸部，突出的臀部以及收紧的腰部——那就是那个时候女人们的穿着。

香奈儿用汗布裁剪出了她的第一件无胸装，她低价拿到了大量的轻质针织布料库存，再以丰厚的利润出手，她的作品在名流中炙手可热，此时德军正在逼近他们的避暑家园。

“这位女士带来了新奇的视角，就像是一种在别处都没有呼吸过的新鲜空气。这是女性的解放，不仅仅因为摘掉了束胸衣，剪短了头发，是因为她们独立的生活方式，她们的随心所欲创造了一种风潮。”

1916年香奈儿铁腕领导了一个大约300名女性雇员的团队，33岁的她最终达到了财务自由。她把偿还卡佩尔的债务当作一种荣誉。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香奈儿赢得了她的第一场战役，解放之战。

休战一年后香奈儿有了一辆劳斯莱斯和一个司机，她还在比亚里茨买了一栋豪华别墅，在那她开了第三家精品店。她的成功使每个人都晕眩，她的声誉跨过了大西洋。每个人的嘴边都挂着香奈儿这个名字。

与香奈儿不同，卡佩尔无法让自己打破社会常规，最终在战争结束后与一位贵族结婚了。香奈儿与他分道扬镳，她凭惜自己的成功结识了一些耀眼的新朋友，很快这些人把她带到了上流的巴黎生活。 这位来自康朋街的小女帽商，现在掌管的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时装公司。香奈儿成为了渴望和她一样独立的英气勃发的女性的楷模。她们剪短了头发，做着男人的举止，财富可以让她角色对换。从此，香奈儿成为了艺术的赞助人和心灵的破坏者。

她情人的名单越来越长，不断地与那些她仰慕的或者赞助的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来往。毕加索、斯特拉温斯基、诗人皮埃尔·瑞福迪、编舞者佳吉列夫。

与知识分子精英的交往，不久便为她打开了通往了贵族阶层的大门。香奈儿先与罗曼诺夫大屠杀的幸存者迪米特里文兹建立了联系，之后她又与英格兰王储——未来的爱德华八世有过短暂的恋情。永不满足的香奈儿换男人的速度比时尚的变化还要快。

为举办援助战争服务军团的优雅时装展，威斯敏斯特公爵借出了他的房子，知名的伦敦上流社会成员也提供了支持，而香奈儿女士也因此横渡英吉利海峡，将她丰富的巴黎剪裁经验用在了英国布料上。威尔士亲王退出后，他的封臣之一威斯敏斯特公爵出场了。 1924 香奈儿现在在伊顿堂住了下来，一处位于柴郡一万多英亩的房产上的低调临时住所。如果这对情侣没在接待室接待客人，你可以在欧洲境内属于威斯敏斯特的众多狩猎处的任意一处看到他们。香奈儿喜欢这种户外生活。

在苏格兰，香奈儿给温斯顿·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然而，香奈儿永远不会成为公爵夫人，丘吉尔本人也向公爵表明了这一点。香奈儿永远不会被英格兰宫廷接受，这是惨痛的一课，她曾经的情妇身份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但不要紧，如果她不能掌管英帝国，那就建立一个自己的王国。

她让自己投身在工作中，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严格管理团队上。大萧条之后，香奈儿打破了她的极简主义美学，为顾客设计了更精美的系列。

1932年，全巴黎人都蜂蛹至香奈儿的别墅，来欣赏她的奢华珠宝首系列，并试图能看一眼她的新男友保罗·艾里布，一个有着花边新闻的插画家。1935年，艾里布就在香奈儿眼前因心脏病死去，香奈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和好战。

1936 当法国民族战线的人群，潜入香奈儿的工作室，她大声反抗。三百名工人在康朋街举行罢工纠察。他们要求按周付工资、带薪休假、规范的工作日程以及劳工合同。愤怒之下，香奈儿立即把他们都解雇了。他们霸占了房子。香奈儿屈服了，暗自发誓一有机会就要复仇。

香奈儿之所以屈服，是因为她的新系列时装秀的日期很快就要到了，这是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刻。这意味着埃尔莎·斯基亚帕雷利，那个可恶的外国时装设计师，推出了一系列新奇的服装，与香奈儿朴素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抢走了她的客户。 当斯基亚帕雷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时，香奈儿对这个女人的蔑视变成了仇恨。在一场化装舞会上，香奈儿邀请斯基亚帕雷利与她共舞，对她进行了考验。香奈儿的动作是那么巧妙熟练，她的衣服一下子在吊灯下着火了。美国版沃格杂志的编辑贝缇娜巴拉德记得这是件很有趣的事。

常年住在丽兹酒店套间里的香奈儿，能在几步之内密切地关注着她的时装店，同时与巴黎和欧洲的精英密切交往。她分享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想法，其中最显贵的莫过于她的邻居，前爱德华八世，现在的温莎公爵。他在退位后与一位离过两次婚的平民结了婚。这对夫妇定期与希特勒通信，甚至在1937年拜访了他。 香奈儿分享了他们对这个好斗的小胡子的男人的迷恋。她把希特勒当做抵御她最恐惧的共产主义的壁垒。至于他针对犹太人制定的法律，香奈儿并不在意，尤其是她这时也在忙着和她一个生意伙伴皮埃尔威斯尔摩的商战。这位犹太实业家拥有一个化妆品分销网络，从1924年起，他生产和分销香奈儿的香水。起初，香奈儿对他是信任的，这个男人在商界的口碑一向很好；再者，他们都热爱马术。对于只给她香水公司10%股份的合同，她也觉得无关紧要。

事实上，香奈儿很精通计算。当她的十指算不过来利润时，香奈儿认定是她的搭档克扣了她的钱。她雇了一个律师来查账，尽管并没有什么结果，但查账损害了他们的关系，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三十年的冷战。

1939.9.3，法国再次宣战，所有人都以为这次冲突只会维持几个月，人们依然在开心地生活着。皮盖和朗万分别推出了名为“私密服务”和“休假”的作品，他们夸耀这说当警报来袭时，可以将珠宝和文件装入大口袋带入防空洞。

时装设计师巧妙地通过媒体传达了明确的信息：漂亮的同时也在爱国，因为时尚就是关于技术的，这是一个必须被保留的行业。

然而香奈儿并不爱国，她选择了放弃。她解雇了三千名女工，并关闭了自己的时装店。只有香水店还在营业，以保障她的舒适生活。

1940.6，像其他几百万法国人一样，香奈儿避开了正在入侵的德国军队。 “6.14，德军侵占了巴黎。马恩的奇迹没有重现，凡尔登也没有。” 到了1940年秋天，巴黎人已经从最初的恍惚中恢复过来。尽管国防军每天都在游行，他们还是回到了正常生活中。香奈儿重返巴黎查看她的香水店，也为了解救她的孤儿侄子——他在被动员后于战争初期就被逮捕入狱了。于是香奈儿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黑暗的时期。因为幕后有人试图操纵她。德国情报部门对她在伦敦的权力关系产生了兴趣。他们暗示她有可能释放她的侄子。 1941.7纳粹的主要情报机构防卫队收编了香奈儿，他们引导香奈儿坚信自己在帮助德军寻求与英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共同点。她的第一个任务是测试她的人脉。她被带到了马德里。在那里，香奈儿必须从英国大使馆处联系上丘吉尔并得到去伦敦的许可。任务完成后她回到巴黎。1941,11,11，她的侄子被释放。 同时，香奈儿的香水公司被列为了犹太公司，并暂时归维希政府管理。香奈儿撤掉了所有店铺防止它们落入其他人之手。皮埃尔威斯尔摩在战争初期离开法国前，参与了反犹太人的法案，并与长期合作的商业伙伴，一位名叫菲利克斯埃米尔特的航空实业家，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1941年初，这位阿里乌斯派信徒菲利克斯埃米尔特，买下了威斯尔摩在香奈儿香水公司的股份，并伪造了董事会会议记录。香奈儿断言埃米尔特就是个幌子，香奈儿香水仍是一家犹太公司。

1942年同盟国在北非登录后情况转变了，德国军官开始怀疑希特勒是否能赢，一些军官寻求通过谈判找到结束战争的办法。香奈儿手打了另一个求助请求，让她去会见党卫军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希姆莱的得力助手谢伦伯格将军，谢伦伯格让香奈儿返回马德里给丘吉尔写信，没有花太长时间，香奈儿到达后不久就被揭穿了，她空手而归。

1944： 在巴黎解放后的日子里，公民们进行着快速而野蛮的审判，残忍地对待和羞辱女性，嘲笑他们，并给她们贴上“敌人同一战线的合作者”的标签。想到衣橱里的骷髅，香奈儿害怕还会再发生什么事。每个人都知道她和一个德国军官的情事，她尝试通过向涌向她在康朋街店铺的美国士兵分发免费的香水瓶来转移注意力。

当法国抵抗军逮捕香奈儿时，她跟他们走了，她的朋友兼芭蕾舞演员谢尔盖.里法尔说，她面色苍白但很庄重，就像女王上断头台一样，她是这次事件的见证人。经过短暂的审讯，她意外地获释了，有人怀疑丘吉尔插手了此事。谨慎起见，她选择流亡瑞士，希望就此被遗忘。尽管如此，她仍与纳粹情人谢伦伯格将军保持着联系，从将军出狱到死，她一直在资助他。

1946年，香奈儿在防卫队的档案被送交法国司法当局，香奈儿被怀疑是敌人的间谍，并被列为逃亡者。她一回到巴黎，就被传唤到法官面前，审讯持续数小时，香奈儿断然否认一切，法院的判决结果是香奈儿不知情，1949年1月28日，她所有为敌人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都被撤销了。当她的商业伙伴皮埃尔.威斯尔莫返回法国时，他重新掌控了香奈儿香水公司，威斯尔莫造瑞士拜访了香奈儿，宣称他已开始在美国生产和销售她的香水，也会将销售额分一杯羹给她，他建议15000美元作为一个最终全盘的解决方案，香奈儿很生气，怀疑自己实际上会赚数百万美元，她宣布香水之战再次打响。

在律师的建议下，她推出她在瑞士做的改进的新版香水。畅销款5号被他朋友改名为超级五号，它很快在高级时装天鹅绒般高贵的环境中以及美国奢侈品报货公司中引起骚动，损失惨重的威斯尔莫认输了。经过各自律师的长期谈判，香奈儿赢得了香水大战，她在过去的销售中获得了32.6万美元的专利税以及未来销售额的2%，每年总计100万美元。

最后，我是个有钱人。她这么跟她的律师说。

香奈儿赢得了所有战斗的胜利，但她已经在准备新的进攻。

1953年7月，法国议会投票通过了战时合作的最终大赦法，香奈儿终于可以重返法国家园了，她渴望与战后声名显赫的时装设计师较量，排在帮手的是克里斯蒂安.迪奥，他摒弃了她所有的理念，将紧身衣重新带回了时尚界。

接受新的挑战，设计她15年来的第一个新系列与1954年2月5日推出，美国版沃格杂志的记者注意到法国媒体正像等在老鼠洞前的猫一样等待着这一消息，香奈儿的新作品与那个时代的品味完全相反，素净、流线型、舒适，这完全是一场灾难。她的新系列被称为“1930年代的落伍之作”。

香奈儿全力以赴投入这场战争斗，尽管法国人对此嗤之以鼻，但美国媒体支持她，其中一件是香奈儿的系腰带的米色针织衫配的是宽水手帽也是出自香奈儿，大水手帽上饰有海军蓝和白罗布纹带，机场时装秀之后，香奈儿创造除了她的杰作，被载入史册的一套齐膝长裙的花呢套装，因为这套衣服，香奈儿开创了一种新的制服——称它为女士战甲更合适。它带来了永不过时的造型，时髦又适合任何场合穿着，花呢套装结束了人们对高级套时装的看法，这也是香奈儿回国后一直为之斗争的结果。

香奈儿西装大卖，电影明星喜欢、第一夫人穿着它、纽约第七大道的裁缝师们仿造它，香奈儿没有组织仿造者——75岁的她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胜利，但这是一场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从今以后，她将独自一人站在战场上，她所有的密友科克托、巴勒松、威斯敏斯特都逝世了，新闻界对香奈儿报道的兴趣越来越小，尽管记者可能处于礼貌而参加每一个新系列的展览，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她的新的竞争对手，库雷热现在正引领着时尚革命。香奈儿总是被少数的马屁精包围着，事实上，香奈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独。

1971年1月10日，香奈儿驾鹤西去，享年88岁，她的最后一个系列将在两周后展出，观众和记者都前来向这个女人致敬。几个月前，她得到的还只是一种模糊而无聊的尊重。

香奈儿葬在瑞士洛桑，她的坟墓横跨了至少四块地，永保安宁。

我记下了她告诉我的关于幸福的话：